【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2月31日讯】看了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的力作“九评共产党”，特别是反复看了九评之三“评共产党的暴政”及九评之七“评中国共产党的杀人历史”，感触良多。这两评好象是写我的家史家事，一件件尘封了数十年的血泪家史又涌上心头，挥之不去，夜不能寐。于是通宵达旦，写下了以下的血泪回忆：
据我家族谱记载，我的先祖原是山东省白马府人氏，于宋朝年间(约1503年)，宋将狄青奉宋帝宋佑宗之命率兵三十万南下平蛮，我的太祖随军征战，平蛮后按宋帝“屯兵化蛮”的旨意，落户广西桂南一带生衍繁殖。后有福田、福申二公迁居邻县，成了我的祖先。
我的祖父秉承祖业、勤奋持家、置田买地建宅，成了当地小富。虽然不是大富大豪，但在1949年前日子还是过得相当富足和平稳。可是到1949年共产党建政后，我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家破人亡成了我家的真实写照。
“解放”后，祖父首当其冲，被划为地主，1952年土改时被斗致死 。当时先是被没收了所有的田地家产，全家十几口人被赶到邻村的一间不足30平方米的茅草房中。共产党指使贫下中农日夜斗争祖父，逼他讲出金银财宝的埋藏处。祖父说财产已被没收分光，房屋也被分了，哪里还有埋藏的地方？但民兵和贫下中农不信，每天都把他斗得死去活来。其中斗他最狠毒的是同村一名叫万功的小青年，每天都变着花样斗他，让他赤腿跪碎玻璃、双腿上木棍夹板然后在上面猛地踩压。每当听到万功来的脚步声，祖父便惊恐地大叫：“亚功来了，救命啊！”，可是周围都是民兵及看热闹的小孩，谁敢救他？随着万功在木夹板上的狠踩，祖父便发出撕心裂肺的呼救声，一些无知的小孩也学着踩踏取乐。经不住这些恐怖的叫声，祖父的继母、我的80多岁的曾祖母冼氏在隆冬季节跳到右江投河自尽身亡。我的祖母劳氏亦于次日跳江自尽，但由于身穿一件破旧棉衣浮在水面被人发现而救起。祖父则三天两头被押到县城及乡镇大会来回批斗，最后一次在批斗回村的路上气绝身亡。押送的民兵便拖着他的未冷的尸体一直拖到村口，才通知我的三个叔叔去收尸。我的叔叔们去收尸时看见祖父的双膝盖上下的白骨头已外露，阴森可怕，浑身上下都是伤痕累累，没有一块好肉，令人惨不忍睹。叔叔们只好含泪用一张晒谷子的破竹笪卷起自己的父亲，草草埋葬。
土改时，我的父亲和二叔分别在省城和县中学当老师，1953年土改后因在老家已无房居住，我母亲及二婶便各携子女投奔省城和县。我父亲和二叔虽然避过了土改的灾难，却未能逃过文革的浩劫，我父亲、母亲、二叔、四叔、六叔均在文革中被活活打死。
我的父亲是一介文弱书生，一生均在读书–教书–读书–教书中度过，从未参与过祖父家业管理；他总是与人为善，从不讲一句粗活，是走路都怕踩死蚂蚁的那种人。我父亲在当地读完中学后即到南武师范学校读书中专，毕业后回家乡当小学教师，后又当了乡中心小学的校长。1945年他考上桂林广西师范学院教育系，1949年毕业后即在省城中学当教师。我母亲是乡间少有的读过中学的女子，嫁给我父亲后亦在乡间小学当了三年的教师，后因我们姐弟的相继出生，才辞了教师回家务农。所以我是出生于教师的家庭，尽管我祖上是地主，但在1946年我祖父已将田地拆分给了六个儿子，每人分得约3亩，各人自立门户，自食其力。我母亲及叔婶都是务农的，并非是某些共产党书上所写的地主子女都是不劳而食，在土改时亦未划定他们的阶级成分。
我父亲历经了思想改造、向党交心、反右等运动，因他为人谨小慎微，倒也相安渡过。1957年他因患肺结核处于半休半讲课状态，学校领导视他为负担，逐渐减少了他的课时，最后竟不让他上课了，先是让他保管学校劳动的农具，后又让他看学校的大门口，成了个看门的。由于农具时有丢失，调皮学生时有强行通过校门逃学，引起了领导的不满，说我父亲什么工作也做不好。到了1964年四清运动，四清工作队发动教职员工写大字报揭发校领导的四不清问题。和1957年的反右运动一样，工作队要引蛇出洞，便在大小会议上引用了党魁毛泽东臭名昭著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诡计，承诺“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政策，并规定了每人要写大字报的数量。为完成任务，父亲忘记了57年反右派的教训，经冥思苦想，竟鬼使神差地写出了一张揭露校党支部书记李某在与人打麻将时常高喊“反攻大陆”的大字报。没想到他这一张大字报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李某对父亲恨之入骨，总欲对他除之而后快。1965年到了四清后期，李某得到了“解放”，当时要精简机构，我父亲自然成了精简的对象。四清工作队先是找我父亲谈话，要他自动退职，答应每年工龄给一个月的退职金，当年父亲的月工资是61.72元人民币，如同意退职即发给约900元的退职费。我父亲考虑到退职后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除我姐姐、哥哥已工作每月各有30多元的工资外，还有我在读大学，弟弟刚上高中，妹妹在读初中，几百元钱有什么用？于是我父亲便拒绝了自动退职。“请酒不吃吃罚酒”，此举惹恼了李某和四清工作队，他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找不出他的楂子，便想在他的历史上找毛病。于是在随后的“清理阶级队伍”中，李某和四清工作队指派了学校党支部副书记、团委书记梁某到父亲家乡去调查，后来据说梁某在县的“敌伪档案”中查出了我父亲竞选过县议员的材料，便如获至宝。1965年4月3日的晚上，梁某通知我父亲去参加全校教职工大会，会上由四清工作队宣读了一份市局四清工作领导小组勒令我父亲退职遣反回原籍的文件通知，其理由是父亲隐瞒历史问题及工作表现不好。不容我父亲申辩半句，便将他赶出了会场，父亲便突然莫名其妙地被勒令退职了。随后他便失去了人身自由，由梁某安排数名学生手持木棍棒对我父亲的住所进行了监管。当时我母亲还在市某医院我姐姐家中带二个幼小的外孙，毫不知情。第二天梁某到医院通报了我父亲被勒令退职遣送回原籍的事，要求医院配合也把我母亲赶走。于是医院领导找我姐姐要户口本，谎称要查对户口，我姐不知有诈，老实交出了户口本。下午他们还户口本时对我姐宣布我父亲已被勒令退职遣送回原籍，他们已擅自将我母亲的户口迁回老家，并强行带走了我的母亲与父亲一并关押。
1965年4月5日是传统的清明节，不知是否是天意，那天凌晨电闪雷鸣，狂风暴雨倾盆而下。在天刚亮的暴雨中，梁某带着几个手持木棍棒的学生，冒雨将我的父母亲押送至汽车站，由梁某亲自将我的父母遣送回老家。至此，党棍梁某将我的父母押上了不归路。
梁某将我的父母亲交给了生产大队干部，他未经我的父亲同意，便擅自将我父亲被勒令退职获得的900多元退职金中的一半即450元交给了大队，说是交给大队作安家费。对这笔退职费，事前我的父亲毫不知情，只是在梁某交给他余下的450多元时才知道。我父母回到老家，已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地，大队干部根本没有给他安家，将他推给了他的亲弟、我的二叔的儿子家。我的二叔家是个破小的泥房子，根本无法住下。二叔儿子亚文只好在他的茅草厨房外再为他们搭建了一小间极为简陋的茅草房。就是这一间根本无法遮风避雨的茅屋伴随了他们三年，直到他们走上黄泉路。
4月5日的一场大暴雨拆散了我的一家，是日下午，我的姐姐来到学院找还在读书的我，告诉了我父母亲已被押送回老家，弟弟和妹妹已被赶出学校，我一听犹如晴天霹雳。我面对着昨夜被暴雨吹倒的片片夹竹桃花，无声的泪水长流，不知弟妹如何安顿。幸好医院幼稚园一好心的扬老师介绍了一间市房管局直管的不到9平方米的单间，月租5.30元，我的弟妹才有了暂时的栖身之地。我的姐姐受此株连，同年被医院扫地出门，与我姐夫一起被下放到桂北的一个县医院，从此再也无法回到南宁。
父母被赶回老家后，父亲开始写材料申诉，他坚决否认了在县城竞选议员一事；对勒令书中的“工作表现不好”结论，他认为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这些都是学校强加于他身上的“莫须有”罪名。他要求为他平反，并退回450元的血汗钱。他的申诉如同泥牛入海，从无回声。
1966中，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开始。红卫兵来抄过他的“家”，但家壁四空，没抄出任何东西，但从此不得安宁。1968年初，在舅舅的冒死帮助下，父母来到省城。我大哥大嫂专程从北京回来看二老，并将父亲带到北京，和他到中央文革接待站申诉。接待站给了他一张转交广西区(省)革筹办处理的文件。父亲带着一丝希望回到南宁。然而此时的广西南宁正是两派大武斗，并且是周恩来、康生钦定的“革命组织”广西联指(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在中央“七.三布告”的授权下对广西422造反派进行灭绝性围剿的时候。他手持的一纸空文根本无法递交给广西区革筹。当时学校已无法上课，我作为两派都不参加的逍遥派亦回了家，与父母弟妹蜗居在9平方米的斗间。7月中，为迎接广西区革委会的成立，广西联指在广西军区的支援下，两次进行全城大搜捕，两次我都“有幸”被捕。第一次是某日半夜时分，广西区党委机关联指(广西区党委正好在我家的附近)闯入我家查户口。我的母亲因无户口首先被捕带走，父亲因睡在门口外的过道而未被查。我的户口在学院，身上只有学生证，但还是被捕了。先让我用一条毛巾蒙往双眼，带到街上集中，然后让被捕的人排成一串，后面的人双手搭在前面的肩膀上，在街上胡乱绕圈子走了好几圈，为的是让被抓的人晕头转向，不知被关押在哪里。后来将我们投入一间私牢。天亮后我朝窗外张望，看见了韦国清在区党委大院内的小别墅，(文革时韦国清家被造反派抄家开放展览，我进过那禁区)，我确定了那是保爱路广西区(省)医院的门诊分部和护士学校，也就是广西联指桃源路片的一处指挥部。我更听到了和我在学院同班同组同一宿舍的黄同学的讲话声音。因他是联指的小头头，虽然与他从无任何过节，但我没说认识他，让他帮助放我出去。他也明知我被关押在旁边，也佯装不知道不过来看我，想必我班的联指兵都知道我被关在那里。我在那里被无故关押了四天四夜，不提不审不问。我因有严重的失眠症，外面高音喇叭整天在广播七.三布告，屋内蚊虫飞舞，尿臊熏鼻，我几乎没得睡过一觉。到第四天的晚上，才让我蒙上双眼提审了我，问我学院422的武器装备情况及明碉暗堡分布，我是逍遥派，当然一无所知。我被打了一拳便送回私牢，第五天才把我放回家。我母亲则被关押在联指设在共和路区工商会所内，七天后才放出来。
我与父母的第二次被抓是在一周之后的深夜，也是广西区党委机关的联指来抓人的，这次我的父亲未能幸免。我们三人一起被关押在南国街电厂大院内，在傍晚时分来了一辆大卡车，将一大批的外地人及我父母赶上了车开走了。车出门口时，我见父母无助地扶着车后门，摇摇晃晃地问我摆摆手，便消失在夜幕中，没想到这竟然是我与父母的生离死别。我于稍后被释放回家。36年了，我眼前总是浮动着与父母生离死别的瞬间和他们无助而晃动的身影。
我父母被关押在广西大学附近的联指集中营内，我三弟曾冒危险去寻找他们，我母亲掏出身上仅有的五元钱隔着铁丝网递给了三弟，留给我们作生活费。舔犊之情，溢于言表。这是父母给我们三兄妹的最后五元钱，从此我们便阴阳相隔。我们曾试图找联指的小头头将他们营救出来，终未果。几天后父母便被遣送回县。
父母被遣送回之日，正是广西区(省)革命委员会在8月28日成立前后，广西联指大开杀戒，在广西全境大屠杀之时。父母回去后便杳无音讯，我写去两封信也如石沈大海，我知道情况不妙，凶多吉少了。因为以前不管到那里，父亲总是会来信的。当时我面临葱忙的毕业分配，1968年10月8日，我被流放分配到了中越边境最穷最山的公社，我的弟妹被赶下乡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们在南宁的家已不复存在。
临离开南宁时，我们对父母的情况一无所知，生死不明。直到1969年新年我回南宁，才从乡下来的舅母和其女儿亚莲表妹口中知道，我的父母已被活活打死，同时被打死的还有我的二叔、四叔，六叔、二姑丈、二舅、三舅及其儿子。除我的父亲留下遗体外，其余均被抛尸河中灭迹，尸骨无存。
对于这一噩耗，并不出我们的意料之外，我们早已麻木。在一党专制的强权下，我们不敢哭出声来，我们惟有忍辱负重、苟且偷生。我们不敢去信乡下询问详情，怕的是给乡下幸存的亲人招来杀身之祸；更不敢回去拜祭父母叔舅的亡灵，怕的是自己送上门去遭到斩草除根；我们是一群沉默的羔羊，不敢提报仇雪恨；我们是不孝的子孙，没能给父母亲人送终。直到13年后的1981年，我才第一次冒险回去拜祭了父亲的墓地。对于母亲及叔舅的亡灵，我只能站在他们被打死抛下右江的地方，望着滔滔东去的江水，大哭了一场，以寄托自己的哀思。
1980年以后，我才敢向共产党有关部门申诉，然而从无回音。1981年我到回老家欲找当年指挥大屠杀32人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后因杀人有功而升任公社党委副书记的XXX讨个说法，未见。我转而到县公安局找了办公室主任，他说：“你的父亲是有罪恶的，平什么反？”就把我赶下出来。我对由中共公安局缉拿杀人凶手，给我父母平反已不存在幻想。其实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广西在文革中的大屠杀是闻名于世的，1984年“处遗”工作中，有人根据广西“文革”大屠杀事件概括道：“杀人之多，全国之冠 ，杀人之惨，历史罕见。”在1968年7–8月间，全广西共杀害和迫害致死达8400多人。 为此中共政权于1982年专门下文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简称处遗)，并派时任司法部副部长(或最高捡副捡察长？)的***率工作组来广西处遗。在广西召开处遗领导干部大会期间，我通过***的朋友向他当面递交了申诉信。这一招果然灵验。估计***下了批示，第三天，正在南宁参加处遗会议的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便带5-6个县官来到我家，向我表示慰问，并承诺回去认真处理我父母的平反问题。在后来的处遗中，我才逐渐了解了我父母叔舅当年被活活打死零碎真相。
1968年7.8月份，我父母被广西联指遣送回县后，正是广西区革委成立前后掀起的大屠杀狂潮。我父母立马成了专政的物件，遭到了隔离毒打批斗。当时广西区革委会已于8月28日成立，也已意识到广西大屠杀的严重性，遂紧急下文叫停，但屠夫们杀红了眼、杀上了瘾，那里还停得住手？县里亦召开了停杀的紧急会议，我父母所在大队的党支部书记XXX和治保主任###参加了会议，但他们回大队后故意拖延时间不予传达，以便能杀更多的人，至使大队仍大开杀戒。当晚我母亲、四叔、六叔被押至生产队晒场，便被乱棍狂打得奄奄一息，见我母亲还没断气，他们用脚踩压她的胸部，并拖入晒场前的池塘中浸泡，我母亲终于断了气息。我四叔、六叔也同样被活活打死。更为可恶的是，他们杀了人，便叫来我二叔的儿子(我的堂弟)亚文及其他死者的亲属，逼迫他们把自己的亲人拖到河边抛入右江中。逼于他们的淫威，亚文等只好拖上自己的亲人抛入河中。据亚文后来说，当时四叔、六叔尚未全断气，但如果不抛他们入河中，他就要马上被打死，他只好违心做了。当晚，我的二舅、三舅亦被打死，抛尸江中。当时大屠杀的总指挥就是大队党支部书记XXX，直接指挥打死我母亲、叔叔的是大队治保主任###。1983年在”处遗”调查中有基干民兵的以下书面证词：
凶残的刽子手—###文革中害死***妻之经过文化大革命初期，我身为基干民兵，当时的大队治保主任###多次口授于我，叫我要***（注：笔者父亲）揪斗后打死并掉入河中。由于出于良心，我没有遵照###的旨意，结果我也和***夫妇一样被关进了大队设立的集中营。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被打得不成了样子，由大队决定释放***之妻回家煮粥伺候***。***妻被释放回家的当天晚上，以###为首纠集本村好多人，对***之妻作了无情的迫害以后掉入河中。可怜***之妻手无寸铁，死于乱棍之下。###这种杀害无辜，私立法庭，杀人如宰一只鸡一样的残忍手段，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为严正国法，我们愿予作证。
*广义(盖手指印)
亲眼目睹出集体工时被###踢倒数分钟后才能起互见证人及当晚开会目睹各队见证人*** ***(盖印章)
当晚***妻被打半死后被迫丢人河中见证人 *杰夫(盖印章)
我的父亲获悉母亲和二个叔叔被打死和抛尸右江之后惊恐万分，于次日凌晨不顾被打得不成样子的满身伤痛，逃出了大队集中营，向下游方向逃命。民兵发现父亲逃走，即派人追寻，终于在三公里外将父亲抓获。民兵把他毒打一顿后用铁链锁住他的双手和颈部 ，将他解押回大队部，改为关押大队小学的一间小屋内，仍用铁链的一头锁住他的脖子，另一头悬挂在窗外，由看守的民兵及看热闹的小孩不时牵拉铁链取乐。我的父亲那里经得起如此残暴的折磨，几天后便死去。可怜我的父亲年青时曾是该学校的校长，年老后竞被折磨死在他曾任教的学校内，终年仅51岁。我的父亲死后民兵通知我三叔和堂弟亚文去收尸，否则便丢入河中。三叔和亚文赶快去收尸，用草席卷起我父亲的遗体草草埋葬，连个棺木也没有。在文革中我家族死去的九个亲人中唯有我父亲留下遗体，其余的八个人则尸骨无存。十三年以后当我去大队小学寻找我父亲死亡的房间时，当年将我父亲置于死地的铁链在木窗台上的拖拉凹痕仍清晰可见。
几乎在我父母叔舅被打死的同时，我的在邻县小学当老师的二叔亦被民兵活活打死，抛尸入左江之中；我的在中学当教师的二姑丈被打死亦抛尸江中；我的远在数百公里外浦北县林场当工人的三舅儿子(我表哥)亦被乱棍打死，死时年仅27岁，与数个同时被打死的人同埋一坑，以至后来平反后根本无法辨认尸骨。
父母叔舅的死于非命，令我家破人亡。1976年1月我的兄长愤然辞去了在北京优越的工作，举家移居香港。我姐姐则在下放桂北后永远回不了南宁。我的弟弟则在插队后留在了黎塘工厂。我们兄弟姐妹从此天各一方，难有聚首之日。而我姐姐终日以泪洗脸，现在年近七十了，仍整天心跳冒汗，步履惟艰，十数次住院，而生化、心电图、心脏彩超等各项检查却未见异常。专家数次会诊结论为心理因素使然。其实这都是父母惨死后给她留下的后遗症。
1983年12月“处遗”后期，县政府下文给我父母平反，文件内容为：“***同志，男，一九一七年七月出生，系****第三生产队人。该同志生前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在“文化大革命”内乱期间，被诬蔑为组织伪政权，想当乡长进行批斗，于一九六八年九月 日被迫害致死，决定予以平反，恢复名誉，所强加给的罪名和不实之词，一律推倒，对株连的家属和亲属一并予以平反，旧的结论书同时作废。”
给我的母亲、四叔、六叔的平反通知除改为“被诬蔑为地富翻案外”，其余全同。每位死者发放给家属“抚恤”金200多元，一个鲜活的生命，连一条猪狗都不如。这就是共产党的“价值观”。
据处遗时不完全统计，仅在该大队，由党支部书记***指挥屠杀杀死的就有32人。***因杀人有功，不久便升任公社党委副书记，后又调任城厢镇党委副书记。在广西“处遗”中，作恶多端、杀人如麻的***被判了十三年有期徒刑。而###及众多的杀人凶手无一被判刑。不久，在广西便盛传“中央派广西处遗领导小组及***处遗面太广，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的流言。果然，在广西处遗时所有被判刑的杀人凶手很快便被全部释放出狱，并回原单位恢复了工作。***被释放后还享受了退休待遇。一场“处遗”的闹剧便草草收场，文革的冤魂又被愚弄了一番。但不管怎样，***先生还是为广西文革被屠杀的冤魂及其家属做了一件好事。
综上所述，我的家庭在土改时被害致死二人(曾祖母和祖父)，在文革时被活活打死五人(父亲、母亲、二叔、四叔、六叔)，亲属中被打死的五人(二姑丈、二舅、三舅及其儿子)，合计被害死打死的达十一人。试想在“解放后的新中国”中，在全中国，有哪一个家族被共产党害死打死那么多人？如果要申请家族被共产党杀人最多的吉尼斯世界记录，则非我的家族莫属。我的家族为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
以上的材料是根据当年我给父母申诉平反的材料及面交给***的控告书中整理出来的，除个别时间、地点、细节可能有误以外，是完全真实的，绝无虚言。基于对自己及证人的保护，我隐去了一些地名和人名。在这里我只是摆出事实，而对共产党的德行，不做出任何评价。因为“九评共产党”己全面、完整、深刻地评价了，我任何的再评价也是苍白无力的。我相信，历史将会对残暴的共产党做出公正的审判。
仅借此文悼念我的在共产党强权下被杀害致死的十一位亲人。
2004年12月25日耶诞节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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