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2月30日讯】把“政党”比喻为“母亲”，实际上是用文学语言为“政党的孩子”之说提供了理念上的根据。不幸的是，这种文学抒情被泛政治化，仿佛它不再是隐喻，而是来自某种历史客观性。在这种莫名其妙的母子关系中，显然，被刻意强调的不是“母亲”对“孩子”抚爱的道德义务和法律责任，而是强调“孩子”对“母亲”的感恩，以及伤害“孩子”的某种不容置疑的合理性。与家庭孝道的生物合法性不同的是，这种国家孝道得以建立必需一个特殊的前提，那就是要求“孩子”通过文学想像来“坚信”这种恩情是先验存在的。当然，这一政治说教并不仅仅是为了得到“感情”的满足，其主要目的在于培养接班人，在于把这种接班“意识”变成孩子的自愿行动，从而捍卫世俗利益的永久延续。
小传统与大传统
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开启了政治对教育的入侵，也开始了把孩子转化为“国家的孩子”的现代史。当然，这一中国古代的儿童工具主义传统是一脉相承的。但在革命的年代，这种教育安排也基于培养战争工具的紧急需要。这是孩子历史中一次新转折，它意味着孩子得到了一个虚幻的监护人的同时，也拥有了一只真实的母狼。
1927年，蒋介石就提出要实施“党化教育”。1931年，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57次常会通过了《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把“党化教育”具体化，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成为学校课程和教学实践活动的指导思想，并对有独立精神的民间学校予以查封停办，同时建立了严格的言论检查制度。接下来，国民党在1934年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彻底取消了教授治校的制度。
值得欣慰的是，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受到了当时知识精英激烈的反对，尽管这种反对更多是基于对“科学”和“自由”的热爱，而不是出于对孩子在国家范围内被客体化的不满。
蔡元培先生是坚决抵制“党的孩子”这一教育“理论”的著名人士之一。他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党派或各教会的影响。教育是要个性和群性平均发达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杀个性。例如，鼓励人民亲善某国，仇视某国，或用甲民族文化，去同化乙民族。今日的政党，往往有此政策，若参入教育，便是大害。”（《大学精神》P124）教育家任鸿隽先生在1932年6月的《独立评论》上也撰文揭露党化教育的危害：“党化教育是什么？切实说来，不外下列两个意义：（一）把党的主义或主张，融合在教课中间，使他渐渐地浸灌到学生的脑筋里去。（二）教育的事业，由党的机关或个人去主持，使他完全受党的指挥。”他最后不无讽刺地总结说：“有了‘党化’，就没了‘教育’”，或者，“要有‘教育’，就必须除去‘党化’”（《大学精神》P127-129。）但是，“反对无效”是中国知识分子一种近代宿命。国民党的失败，从本质上说，是拒绝一切反对的这种精神的失败。它的“党化教育”的一个政治结果是，“党的孩子”纷纷投奔延安，或者成为城市自由运动的主力。
50年代开始，新国家全面学习苏联的“教育科学”，或者说，“确立了马列主义教育学说在我国教育学中的指导地位”。1959年由多家单位组成的上海教育学编写组编写了《教育学》，该书称，新中国的教育要“以毛泽东教育思想为惟一的指导思想，以党的教育方针为红线……”（《20世纪中国教育学科的发展与反思》P169。）这种激进主义思潮经过“文革”愈演愈烈，一直到改革时期才开始得到一定的反省。但是，观念的变革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泛政治化的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保守势力的教育理念之中，因此中国教育改革是一个远远未尽的事业。
90年代中期以来，教育改革特别是语文教育改革的讨论热情日益高涨。其中，教育过程中的泛政治化的问题是批评者关注的主要对象之一。如，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富仁先生对语文教育的批评是：传统语文教育“是大人教小孩子说话：我教你说什么话，你就说什么话。比如文化大革命中，小学一年级第一堂课就让孩子学‘毛主席万岁’这句话。实际上这句话是最难懂的。因为‘毛主席’这个人虽然可以从电影和照片上见到，但‘主席’是干什么的？‘毛主席’为什么‘万岁’？这么小的孩子根本不可能理解。在他的心灵感受中产生不出这样的语言来。”（《教育，我们有话要说》P105）事实上，60、70年以前，就有教育家提出过“宣传不是教育”（潘光旦）的思想。任鸿隽先生也曾抱怨说：“老实说，教八九岁的小孩子们，去念什么‘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关税自主’的教科文字，不但不能得他们的理解，简直于小孩子们心灵的发展有重大的妨害。”
“党化教育”的目的是把孩子塑造成意识形态的工具。《礼记•学记》：“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教学”是手段，目的在“君民”。“党化教育”的目的在于把“君民”的社会成本降到最低。但是，在这种教育的影响下，对孩子成了严重的伤害。其结果是，如果意识形态是暴力主义的，孩子就被训练为疯狂的野兽，如果是极权主义的，孩子在成长为暴徒的同时也成为驯服的家畜。
在“党化教育”中，“传宗接代”的说教变为“接班人”的说教，虽然后者愤怒地将前者谴责为腐朽没落的东西，但二者实际上来自相同的文化土壤，而“母狼”对孩子的利用更加组织化和不人道。这种教育对人的不尊重所根据的逻辑与“传宗接代”的逻辑是完全一致的。让孩子为老人或成人的主义或事业接续香火不仅是不道德的，也没有任何合法性。
当然，“党的孩子”和“父母的孩子”之间也存在争夺“继承人”（接班人）即争夺儿童方面的冲突。党国利益鼓吹利权主义，而家庭利益则鼓吹利家主义。这种冲突有一个共同点，即“党”和家庭都没有尊重儿童的个性和天性；都没有把儿童当做人，而是当做工具：对“党”来讲，儿童是继承“主义”或者为国争光的工具，对家庭来讲，儿童是养老或者为父争光（通常表述为“耀祖扬宗”）的工具。因此，中国儿童的成长过程是相当艰苦的，他们一开始就接受这种相互矛盾的、不受平等尊重的、没有自我人格的教育，在“忠”与“孝”的竞争中，人的个性成了牺牲品。他们在“学校里的官方谎言和家庭里的非官方谎言”（布罗茨基）之间无所是从，他们感到一切都很虚伪，他们感到幻灭。所以中国人的思想历程都经历了三个阶段：因痛苦而绝望，因绝望而麻木，因麻木而“成熟”。于是出现了“人生季节的颠倒”（周作人），出现了孩子的令人吃惊的市侩主义。
世界上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学生有这样强烈的“教育意识”，也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的父母对孩子持有如此强烈的精神寄托。这种“工具意识”背后可能是出于对死亡的共同恐惧。它们都想“长寿”，如果肉体腐烂就企图让精神流芳百世，孩子不幸成为“载体”。我一直不明白，这个如此实用主义的民族，何以“意淫历史”的观念那么强烈，而企图“把自己托付给历史”的人竟然如此的层出不穷？或者真是因为这个理由吗：“愈是无聊赖，没出息的角色，愈想长寿，想不朽，愈喜欢多照自己的相，愈要占据别人的心”（《鲁迅杂文全编》P.355）？工具意识是对孩子肉体和心灵的共同霸占。
对孝道的批判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我们也许应该同时意识到，８０多年前那场思想运动同时也是新孝道的始作俑者，“主义”和“现代国家”被置于“四纲六常”的位置，孩子们的天空多了一个跪拜的目标。从此，“个人的胜利”还没有开始就“失败”了，一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天安门事件意味着：母狼就是母狼的时代，也是母狼终结的时代。
在现代极权国家里，“国家”的人格代表是“领袖”，因此在那里，领袖进一步取代国家和政党，成为孩子的人格化“母亲”或“父亲”，而且，他有高于母亲和父亲的更高权力，可以为了自己的目的让孩子杀死父亲并向母亲吐口水。当他“万岁”未果死去的时候，他的后继者还要迫使他的臣民像送父亲一样为他送葬。更恶劣的是，在这送葬的队伍里，在追悼会的哀乐中，总是有幼儿园的孩子在模仿大人们肃立，尽管孩子连死是什么都不清楚，更不用说认识那个画面上的人了。
“领袖的孩子”自然是领袖的工具。如果这个领袖是战争狂（如希特勒），那么，“领袖的孩子”就成了战争工具。如果这个领袖是一个独裁者，那么“领袖的孩子”就成了政治暴徒（如毛泽东）。如果领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如江泽民），那么“领袖的孩子”便是清一色的年轻名利之徒。
很久以前，在斯巴达，为了得到健美的后代而实行严厉的优生制度。儿童一生下来，就要送到市政厅元老委员会检查。如果儿童生得不好看，体型不端正，不健康，委员会就拒绝接受。病的或畸形的则摔入粪池，任其死去，毫不怜惜。儿童7岁以后由国家进行13年的军国主义教育，除了军事训练外，还训练儿童对外国人、对不信任的人说谎，鼓励盗窃，鼓励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外国教育史略》P43。）我怀疑，斯巴达对儿童的训练方式可能受到了原始社会驯服野兽的启发；我也怀疑，希特勒们的“教育理念”是否也同时来自斯巴达模式的启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在惊魂未定之中一直被一个问题所困扰：那些野兽般的德国青年士兵、那些魔鬼般的年轻纳粹党徒是从哪里来的呢？事实上，他们就是“元首的孩子”，是“元首思想”哺育的产儿。元首的“教育思想”由三部分内容组成，第一是教育的军事化；第二是鼓励个人崇拜和种族主义，第三是灌输敌人意识，进行仇恨教育。元首“成功”了。
“第三帝国的教育，按照希特勒的规定，并不限于在课堂里进行，而且要在各级青年团中进行斯巴达式的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希特勒首先以年龄大小给儿童设立了专门的组织系统。6 到10岁的孩子参加青年团当学龄团员，10到15岁的少年儿童则参加德国少年队，女孩子有德国少女队。希特勒的“青年团”吸收15到18岁的青年（参见《第三帝国的兴亡》（美）威廉－夏伊勒 着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6年8月版 P.118、246。）希特勒是很重视女童教育的。从10岁到14岁的女孩子参加“少女队”，18岁的时候她们参加女青年团，到农村进行一年的下乡锻炼。希特勒对少女进行军事训练，并灌输纳粹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信条，特别是强调女人为国家生儿育女的“道义责任”：为战争“生产”士兵，为和平生产人丁。也就是说，希特勒对女童的重视是对生育工具的重视。
希特勒向儿童灌输个人崇拜是和灌输种族主义精神一起进行的。而对希特勒本人和日尔曼精神的寡廉鲜耻的吹捧伴随着对其他政治人物和民族的谩骂与仇恨。纳粹学校思想教育的“重点是希特勒的种族理论”。在1933年，德国纳粹政权发布教育法令，就鼓吹“日尔曼文化”的优越性，“欧洲历史是亚利安人的作品”。在纳粹德国，生物学的主要内容是种族科学，目的在于宣传反犹主义。纳粹党把现代史当作实施法西斯主义教育的重要手段，学生从中学习纳粹的领袖及其语录和基本信条，“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领袖”。他们认为：“宣传和教育是一码事。”他们重申：各国青年属于元首，是希特勒的孩子。所有的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上课都要力争高呼“希特勒万岁”。在意大利，学生被告知，“意大利承担着把美、正义、科学教给其他民族的使命。”“法西斯原则不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天才墨索里尼发出的。”党化教育在这里更加登峰造极。“1937年的公务员法案规定，教师必须是‘党所支持的国家的意志的执行者’”“在教师们的讲课中，都对历史大加歪曲，甚至到了荒唐可笑的程度。把德国人捧成主宰种族，把犹太人说成是世界上万恶之源。”（《第三帝国的兴亡》P.241、242、243。）这种教育理念充分体现在孩子加入“少年队”的宣誓誓言中：“在代表我们元首的这面血旗面前，我宣誓把我的全部精力和力量贡献给我国的救星阿道夫．希特勒。我愿意而且时刻准备着为他献出我的生命，愿上帝帮助我。”
当然，除了希特勒元首以外，这个世界还有其他元首也精于此道。中国作家冯至谈到了战时日本的小学教育时，也为我们描述了类似的画面：在日本，教师经常带领学生去刚刚结束撕杀的战场，命令孩子们任意抚摸那些残缺的尸体，以增强他们的胆量（《自由呐喊》P.278）。这种可怕的教育不仅缔造了可怕的士兵，也缔造了可怕的母亲。当东史郎“远征”中国出发时，他的母亲送给他一把匕首，并对他说：“你高高兴兴地去吧！如果不幸被支那兵抓住的话，你就剖腹自杀！因为我有三个儿子，死你一个没关系。”（《东史郎日记》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9年3月版 P.5。）
苏联的教育是怎样的呢？让我们看看一位苏联流亡者对自己的学生时代的回忆：“在学校里，苏联的影响开始在我身上留下烙印，我变得爱国了，为在少先队担任工作而感到自豪，深信一切好事都是随着十月革命而来的。从幼儿园起，每天就是这么对我和我的同学进行灌输的。我们的老师和少先队辅导员不断提醒我们，我们生在一个普遍富裕、人类有史以来最好最幸福的社会里。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但我们应对敌人和资本家保持警惕，他们想把我们现有的一切拿走并奴役我们。我们受到的教育是，为了共产主义，必要时准备用生命保卫祖国。”（《与莫斯科决裂》（苏）阿－舍甫琴柯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7年版 P.62－63。）
红卫兵——一个案例
无论是把孩子变成战争工具，还是政治暴徒，仇恨教育是必不可少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这样说，没有仇恨教育，世界大战和文革都不可能发生。仇恨教育把孩子变成捍卫元首利益的野兽，使孩子杀人时不用闭上眼睛，使孩子对他人的命运和感情漠不关心。
英国作家奥威尔在《1984》描写主人公温斯顿在邻居家的一次经历，他谈到一个小女孩一边蹦跳着一边叫着“要看绞刑！要看绞刑！”。仇恨教育内含一种自我拔高和与权势保持一致的心理暗示：“我”在价值上高于“敌人”，“我”有权对敌人专政；我和“咱们”是一伙，“伐异”是手段，“党同”是目的。这种心理由于其二元论的思维特点，它特别容易被幼稚民族和孩子所接受。何况在两难选择中，谁不愿“你死我活”呢。同时，“少年队制度“的不幸还表现在：在人类的童年就培养等级意识，组织内部的流动性使“红孩子”拥有一种紧迫感和优越感，而这种优越敢需要通过对其他孩子的攻击来不断论证。而希望进入这个队伍的孩子则更希望疯狂地谄媚“辅导员”和攻击他人来显示效忠。把孩子的世界划分为“先锋队”和“后锋队”显然是荒唐的和不人道的，如果不是别有用心的话。
90年代知青一代和红卫兵一代似乎开始了文化反省，但在这场半吊子忏悔中，这样一种辩护被谈论：“我们即使错了，但我们是纯洁的，是基于理想主义的热情。”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理论。理想是否纯洁我们先不论，退一步讲，即使是基于理想主义的热情，就可以做恶并有理由自我宽恕吗？事实上人类的很多苦难都是这种“纯洁”造成的。
“兵”显然是“敌人意识”的产物。“红卫兵”既然是兵，就必然有一种战斗意识。不是存在敌情而“兵”，而是“兵”需要敌情。于是，孩子们有一种天真的也令人啼笑皆非的“警惕性”或“敌情意识”，比如，他们经常能从猪偷吃“生产队”的玉米而发现“敌人的阴谋”。文革时有多少孩子把他们的父母当作“阶级敌人”是完全出于这种“敌人意识”的培养。
红卫兵是敌人意识炼成的，这为它的残酷提供了对善良的心理免疫力。
仇恨教育的核心任务是谎称敌人的存在，并致力于发现和确定敌人，然后消灭之。敌人不被当人来看待，他的生命和尊严是没有价值的，“敌人”的价值就是“人民”被无条件地毁灭——宽恕只给人民，底线不给敌人。如何确定“敌人”？大体上说来，人与人基本上没什么不同。那么，“敌人”就只能经常是从与“我”一样的人们中制造出来。按“契卡主义”的逻辑，“谁不跟我们一道，谁就是我们的敌人。”（《摆脱克格勃》（俄）瓦－巴卡京 着新华出版社 1998年8月版P16－23。）根据法西斯主义的逻辑：“谁是犹太人，由我决定。”（《希特勒的追随者－戈林》古一多－克洛卜 着 海南出版社 1999年6月第一版 P.67。）康生确定敌人的方式犹为独到：“你长得那么漂亮，不是特务，谁是特务？”
如何对待“敌人”？纳粹海军上将邓尼茨说，对“不跟我们一道的人”只有简单的这句口号：“靠进，瞄准，击沉”，并且“要铁石心肠”（同上）。戈培尔博士的敌人观是：“犹太人是拉圾品，与其说是社会问题，不如说是临床问题……同情和怜悯是完全不合时宜的。”（同上，P.56、62。）。中国的戈培尔姚文元先生则在日记中写道：“为什么不枪毙一些反革命？专政毕竟不是绣花！”
深受这种敌人意识的培育的红卫兵把上述“待敌之道”讲得最直接明了：对待敌人就是要“刺刀见红”，就是“杀杀杀”，“对待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文革时有《造反歌》云：“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1966年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在该年第11期《红旗》杂志上发表的那篇文章尤其可视为代表：
“我们既然要造反，就由不得你们了！我们就是要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爆破筒、手榴弹（感谢上帝他们还未控制核按钮）一切投过去，来一场大搏斗，大撕杀。什么‘人情’呀，什么‘全面’呀，都滚一边去！……你们 不是说我们太狂妄了吗？我们就是要‘狂妄’！……你们不是说我们太粗暴了吗？我们就是要粗暴！对待修正主义怎么能缠缠绵绵，大搞温情主义呢？对敌人的温情，就是对革命的残忍！你们不是说我们太过分了吗？…我们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上，再踏上一只脚！”
“斗争、斗争、再斗争！”“决不相信持久的和平！”这是法西斯主义的政治信条。它可以解释法西斯青年是如何像蝗虫一样扑向世界的。而“就是要……”这个公式也是经典的，但已经撕开了伪善的政治面纱，如此蛮不讲理地理直气壮，将意味着政治暴徒要横空出世了。
“敌人”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不承认蒙难者是人。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既然对方不是“人”，消灭和侮辱他是完全在情理之中的。
文革中蒙难的作家杨沫曾感慨说：“现在有些青年人怎么变得这样了啊？有的女孩子比男孩子还凶狠，可以用皮带抽死人。‘八•二三’打萧军、老舍的就都是些梳着两条小刷子、身穿绿军装、腰束宽皮带的女中学生。”（《名士自白－我在文革中》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邓瑞全主编 1999年1月版P.457。）
我不想伤害受害者，也不想掩盖我对文革受难作家的同情。但是，作家们是否有过这样的反省，尽管这可能不是“主要原因”，但是，您的作品是否宣传过敌人意识和仇恨精神呢？是否意识到了在“敌人政治”中每个人都可能沦为“敌人”呢？而这些普普通通的青年，不过是践履敌人意识的工具而已。仇恨教育等于鼓励孩子犯罪，孩子的兽化是“夺过鞭子揍敌人”这种教化的结果。这正如一位明智者所说的：“如果一个国家鼓励犯罪，那么‘普普通通的人’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也能够变成罪犯。”（《希特勒的追随者》P.20。）
大兴惨案可能是这种意识形态激发的残酷暴行中最著名的代表事件之一。1966年8 月下旬谢富治“好人打坏人活该”的指示传达到北京大兴县，该县公安系统向红卫兵提供了管片内“四类分子”的情况。8月27 日至9 月1 日，大兴县13个公社，18个大队，先后残杀“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 人，被杀者年龄最大的80多岁，最小的仅38天，有20户人家被杀绝。（《青春的浩劫》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 P.298。）“帝国水晶之夜”的残酷与此相比也相形见绌。这种惨案远远不是特例，有人统计：“成批杀人之事，各县市皆有。”（《黄河》1999年第2期P.150。）
红卫兵还复辟了“镇反”运动中曾使用过的“强奸刑”。比如，“清华大学一些造反派捉住对立面头头的女秘书时，不仅逼迫她自己念认罪书，通过高音喇叭向全校广播，而且有多名大学生、红卫兵轮奸她。清华大学武斗结束，工宣队进校，在住人的教室里，多次发现用过的避孕套。”（《青春的浩劫》，P.215。）据说有的地方还鼓励强奸黑五类的女儿和妻子，意在通过“反强奸”来报旧社会的“阶级仇恨”。研究文革的作家王毅先生还谈到了“革命群众”和“革命小将”吃人的野蛮：“广西许多地方流行在光天化日之下脔割肢解‘牛鬼蛇神’等活人，然后煮食分食的最野蛮暴行。仅在广西武宣县，被吃者就达到百几十人。其中被吃肉后砍头的1 人，挖心肝的56人，割生殖器的13人，全部吃光（连脚底板都被吃光）的18人，活割生剖的7 人。”（《北京文学》1998年第九期。）
普通人堕落为凶手不仅出于对敌人的恨，也出于对自身工具角色的默认，“我只是一个工具，一个集体的零件”，工具的价值是“使用”，是牺牲。因此，仇恨教育必然配套一种集体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不断告诉孩子们他们的价值是为集体献身，同时，集体主义教育还因其“法不责众”的逻辑鼓舞了对“异类”的行凶。“在纳粹党的德国，小学校门前常常有这样的标语：‘你是无，集体是一切’……在这样的集体里人人都没有个性，人人都觉得自己是无，人人都可以做些不负责任的事，尽量发展他的残暴，终归是谁负责任呢，是那个抽像的‘集体’”（《自由呐喊－冯至》P.278。）最疯狂的集体主义教育是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教育，它因“合群的自大”（鲁迅）和自我拔高即使导致灭绝性的杀戮，却让凶手从中体会一种优越感和可赦免性。
仇恨教育往往还大树特树杀人英雄，歌颂暴力和杀人者，向凶手移情，让孩子们学习。中国历史书和中国文学所树立的英雄绝大多数是“砍人头如切菜”式的关羽式杀人英雄，或者是杀人不吐骨头式的诸葛亮式的杀人英雄。还给他们修庙供后人膜拜。杀人英雄是“纯粹恶的神话”，“由于它允许人们将暴力和压迫行为合理化，对这一神话的信奉本身就是对恶的纵容。它容忍了恶以善的面目而存在。”（《恶－在人类暴力与残酷之中》（美）罗伊－F－鲍迈斯特尔 着 东方出版社 1998年12月版 P.127。）如果战争故事和战争电影一直是孩子们的主要娱乐项目和思想教育内容，那么在“拿破仑”和“琴纳”之间，孩子只能把前者看作是英雄，他们打算把“像拿破仑那样”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
谁能否认，世界大战和政治杀戮不是仇恨教育和杀人英雄崇拜的恶果呢？那个梳两把刷子的少女，当她施暴之际，她并未觉得自己在杀人或犯罪，她感到自己是在“革命”，她感到自己如何英雄，如何像杀人英雄一样“具有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在“党的孩子”这一观念当中，丝毫没有爱的成分，即领袖对孩子只是在利用，而不是爱。“知青”一代似乎是通过“上山下乡”的“锻炼”才明白这一点的，他们发现整整一代人在疯狂的利用（不排除也存在相互利用）之后被遗弃在“广阔天地”之中。
仇恨教育的目的就是把孩子们被训练成为战士和打手，训练成征战工具。因此它必须控制孩子的个性和自由，开发孩子的人性之恶。换句话说，仇恨教育贯彻这样一条原则：什么好不要什么，毁灭什么，什么坏要什么，鼓励什么。仇恨教育从本质上说，就是对人性之恶的“科学利用”，它通过动员人性的阴暗面来支持政治的罪恶。由于孩子的利用成本较低（更容易同化），自然成为普遍的利用目标。
雇佣孩子当特务是“利用政治”中尤其卑鄙者，因为有识之士普遍认为，鼓励告密是最败坏道德和社会风气的；不幸的是，孩子首先成为牺牲品。
一位深受沙皇告密制度之害的俄国人说：“为了防范危害国家的事情发生，需要秘密员警，政府的金钱造就了成群的密探，他们是从社会各阶层找招募的，在他们当中有将军和男爵夫人，有军官和律师，有记者和医生，有男女大学生……还有14岁的女学生，在辛菲罗波尔，宪兵司令部甚至利用一个中学生，一个11岁的男孩子当密探，赏给他钱。”，他揭露说：“我们的政府广泛利用人类的自私和贪婪，尽量榨取金钱的威力所提供的好处。”（《俄罗斯暗夜》P.308－309。）
最后一任克格勃主席瓦•巴卡京也揭露了苏联晚期的告密制度，在他的回忆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无所不在、无法无天的“国家规模”的窥阴组织。他告诉我们，执行窃听任务的大多是“工资相对较低的、都懂一门或几门外语”的年轻姑娘；人们生活的日常细节也在她们的“听力”范围之内。巴卡京无限感慨：“我真为国家，为克格勃感到可耻”（《摆脱克格勃》P.30。）。
除了利用金钱，领袖们更多利用荣誉来鼓励孩子告密的不道德行径。史达林主义者尤其善于这种“精神鼓动”。下面的例子非常有代表性：“在拉尔的格拉西莫夫卡村，有一个男孩向当局告发了他的富农父亲。这个男孩叫帕夫利亚•莫罗佐夫。它的功绩被刻在大理石上，使之永垂不朽。”（《史达林时代的谜案》P.130。）
文革时期更残酷，“告发”父母还不行，还鼓励咒骂和毒打父母，而且鼓励的方式还不是荣誉，而是各种威胁。北京有杨氏兄妹与众多红卫兵一起将自己的父母打死，没流一滴眼泪，还高喊“打倒反革命！”（参见《青春的浩劫》P.116－117。）这种疯狂并非个别。利用孩子达到如此的水准，可谓青出于蓝。
不过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领袖也可能利用人性之善来达到政治目的。利用道德热情的基本手段是制造谎言，煽动激情。如鼓励利他主义为权力利己主义服务，鼓励民族主义为极权主义服务，等等。比如，在江泽民式的巨大庆典中，孩子往往被鼓励来做不用报酬的“童工”或叫“义工”。事实上，孩子根本无法理解自己所参与的活动的“重大意义”，他们不过是觉得热闹和好玩。但是，我们发现，有些活动对孩子的体力是一个严重挑战。
此外，就是利用年轻人的“勇敢”。如果说，“用人做牺牲品是几乎所有国家的共同习惯”。那么如何利用呢？就是利用勇敢，这正如贝卡利亚所说的：“真正暴君的出现，总是从控制舆论以支配勇敢开始的。勇敢这东西，要么闪烁在真理的光辉中，要么飞腾在欲望的火焰上，要么表现在危险的愚昧中。”（《论犯罪与刑罚》P50，85-86）在当今世界范围内，希特勒还活在一些人的心中。在世界的很多地方，“元首的孩子”仍然为元首贡献着尊严和生命，无数孩子因此成为“元首战争”的炮灰。在当代的“元首的孩子”当中，可能没有比“童子军”更为引人注目的了。
在两伊战争中，霍梅尼把数千名12到18岁的少年推向前线，这些孩子经过国家教育后真诚地希望成为“为真主而牺牲的殉道者”。“1982年3月20日零点刚过，沉睡中的伊拉克士兵被万炮齐鸣的轰鸣声震醒，在夜色朦胧中，随着一阵阵‘真主’伟大的叫喊声，只见前方成千上万个伊郎‘娃娃兵’赤手空拳地冲向伊拉克苦心经营12公里的布雷区。被触发的地雷隆隆爆炸，一排排血肉之躯倒下后，又一排排风华正茂的敢死队员往前冲，其场面之壮烈，为人类战争史所罕见。”（《目击战争》韩丛耀 等编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P51。）
尽管国际公约禁止15岁以下的儿童参战（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呼吁将这个年龄提高到18岁），但是，曾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主任的萨米尔．巴斯塔认为，全球至少有5万儿童在战场上。而大赦国际的统计资料说，大约有30万少年儿童在非洲和亚洲的战争中“为国”、为“反政府组织”，或为了他们无法理解的目的撕杀，送命。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于 2000年1月16日还发布消息说：“塞拉里昂原反政府武装不守诺言，扣押一万多名儿童服役”。这条消息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负责塞拉里昂事务的官员约汉纳•万•格潘本月14日说，塞拉里昂原反政府武装革命联合阵线和支持前政变领导人科罗马的武装力量目前仍扣押着1万多名儿童为其服役。格潘说，截止到去年6月底，至少有1万至1．5万名儿童在为塞反政府武装服役。去年7月，反政府武装在多哥首都洛美签署和平协定时，承诺释放所有为其服役的儿童。但6个多月来，只有400多名儿童获释。
显然，塞拉里昂并不是孩子陨命的惟一地方，这世界远远没有告别战争状态。不过，即使战争结束了，人们发现，战争给儿童战士的心灵造成了几乎无法治愈的创伤。他们习惯于暴力，成为和平时代的异类。
江泽民时代向传统求援
如果说，“党的孩子”是政治权力对孩子的利用，那么，“文化的孩子”就是知识权力对孩子的利用，在这里，“文化人”打算把孩子变成他的孩子。在江泽民时代，为了使孩子成为党的孩子，由于意识形态的贫困，他联合文化精英希望直接把孩子变成传统的孩子，间接变成党的孩子。江泽民显然是中共领导人中最重视传统文化教育的人——这从江时代中小学语文教材的古文比重的变化上可以看出来。
“文化的孝道”主要内容如下：它把孩子看作是民族文化或传统文化或什么文化的继承人，认为孩子有责任作这文化千古流传的载体，就像一匹马有责任把草料驮到主人指定的目的地一样。在这里，文化成为目的本身，成为最高价值，而孩子成为手段，成为次价值。
我们先看看当今一些文化精英是如何阐述他们的理想的：
北京师范大学的郑敏教授说：现在中国教育有全面西化的危险，孩子“长大以后就整个地倒向西方了，所以，今天提倡弘扬民族文化很有必要。”“我们要从国民教育着手，把它当作国民教育的任务。……让孩子从小就体会到中国文化的美，汉语言的美。只有这样，才能培养真正的爱国主义精神。”他还进一步解释说：“我觉得讲古文，就是讲中国文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21世纪的世界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才不愧称五千年文化的子孙。”
著名的王元化先生则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传统，是不能随意改变的。现在最可怕的就是这一代人对中国文化缺乏了解，传统的东西越来越变成绝学。这跟语文教育也有关系，这些问题应该引起中央重视。”“五四犯的错误不能重复”。
许纪霖先生说：“传统的教育制度，是较有人文性的。……现在这样一个语文教育，整个破坏了学生对祖国语言和中国文化的兴趣，这是一个比任何事都要痛心的事。”（《中国语文教育忧思录》 王丽 编 教育科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第一版P71-75，82-85，90-94。）
这些言论中充斥了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总的说来，这种思想缺乏终极关怀，特别是缺乏对生命价值的敬重。他们谈的所谓教育的目标，事实上恰恰不是最高的目标，仅仅是达到最高目标的手段，而且还未必是最佳手段。
比如，“只有这样，才能培养真正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教育改革的目标不是为了尊重人的精神，而是为了“培养真正的爱国主义精神”。可是，为什么一定要“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呢？这里面还是循环论证，因为要“培养爱国主义精神”，所以要热爱祖国文化，因为热爱了祖国文化，所以才能“培养爱国主义精神”。这等于什么也没有说。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又是为了什么呢？如果回答是为了人的发展，那么，为了人的发展一定要“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吗？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21世纪的世界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才不愧称五千年文化的子孙。”这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教育目标主要是为了让“中国”在世界上有一个显赫的位置，而不是为了让某个孩子获得个体自由。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他有什么必要一定要为那个地球上的位置这一“远大理想”承担责任呢？如果他愿意，他有权为自己的位置而奋斗，也有权对所有的位置漠不关心。孩子有权利成为自己，没有义务一定要成为什么文化的“子孙”。是的，孩子为什么一定要“不愧称五千年文化的子孙”？这又是一个大义名分伪装下的假道德。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传统，是不能随意改变的。”这里没有主语，是谁发布的命令，“文化传统是不能改变的”？元化先生可能会说，“如果改变，那么将……”，总之，结果有诸多不堪设想的内容。然而，这是一个没有任何信息量的假言判断，也就是说，它的结果是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这种观点显然妨碍了孩子的个性成长，因为既然“文化传统是不能随意改变的”，那么孩子只能改变自己来适应这个传统，或与这个传统保持一致。可是，这个“传统”又恍兮惚兮，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让孩子如何去孝敬它呢？“传统的东西越来越变成绝学”，哪些东西变成“绝学”了呢？“之乎者也”吗？“凌迟”、“束脚”也变成绝学了。您是说传统文化“好的一面”，但是好的一面是什么？如果确有，现在也有，何必一定要让孩子跑那么远去背回来呢？“五四”有“错误”，但恐怕不是王元化先生所讲的“错误”。
许纪霖先生说：“传统的教育制度，是较有人文性的。”什么叫“人文性”，不过是“文人性”而已。“文人性”的失落是可痛心的，这种“文道主义”为什么不代之以“人道主义”呢？须知，让孩子们背负“文化复兴”的责任是不人道的。
我知道，三位先生讨论问题是在一个具体语境中展开的，是为了批判一种连古典“人文性”都不如的教育观念，一种杀死了汉语的政治八股文教育。但是，遗憾的是，他们的理想教育目标仍然不是教育的最高目标。
关于古文教育的问题，一直有争论。我是建议在中学特别是小学语文教育中降低古文比重的。反驳我的人有两个理由：第一、古文修辞很美，是作文的基础。第二、为了保存古典文化和民族文化。关于第一点，白话文可以说如果不是更有优势的话，也丝毫不逊色。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一定要孩子付出更大的代价学习早已不在生活中使用了的古文呢？关于第二点，我已经说了，保存文化的目的是为了人，而这第一性的人如果并不愿意为保存文化而牺牲时间，有什么理由一定为这虚假的价值折磨他们呢？按这种理论，中医也需要孩子去继承，为什么不在语文课上开设“中医课”呢？也许，古典汉语只是对于个别研究者才有意义，可以在大学或研究生课程中开设，由学生自愿选择是否愿意为之做出贡献。我当然知道，今天这种争论并不新鲜，在近代就已经沸沸扬扬了。
当然，我们也不能走向另外一个极端。长期以来，恭维年轻是国家或政治家领导下自我拔高和低成本确定“群众基础”的经典庸俗表演项目之一。任何领袖都争先恐后地亲小孩的脸蛋和屁股，争先恐后地夸奖年轻人是八九点钟的太阳。这是一种善恶二元论或居高临下思维模式下的自我欣赏与对青年人的勾引。如果我还“年轻”，我想率先声明自己拒绝这种恭维。
青春不是一种特权，青春照样需要反省。特别是在“青春万岁”这种政治神话鼓舞下，青春更可能作恶多端。有专家诚实地指出：“在世界范围内并从历史上看，迄今为止绝大多数的暴力行为是年轻男性来实施的。”（《恶》P.19-33。）青春的真相可以这样来表示：年轻是一道地平线。太阳升起来的地方，或者，也可能是太阳落下去的地方。所以有人深刻地说：“孩子们做过足够多的坏事，伤害或打死其他动物。当孩子们培养起对受害者的同情心时，残暴也就消失了。”（《恶》P.19-33。）
神化青春的恶果是，恭维往往使人自负，失去控制，从而为所欲为。党恭维青春尤其导致这种恶果，因为它解除了法律的约束，“自上而下”的学生政治运动等于宣布了被迫害者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义和团运动和红卫兵运动莫不如此。
“青春的神话”最重要的表现是，党并不真正对“青春”充满它所标榜的敬意，事实上，它赞美青春仅仅是为了“国家利益”。我们可以从两方面的事实来证明这一结论：一方面，当孩子受到伤害但和国家利益无关时，国家对“孩子之死”往往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另一方面，当青春的火光烧向国家时，它惟一的反应是架起水龙头或打开枪支的保险，并实施戒严。这时，青春的神话彻底破产。
我们不需要通过返回天安门广场来论证这一理论。在江泽民时代，层出不穷的“芳林村惨案”同样可以见证江主席与儿童的政治关系。
2001年中新社南昌3月7日消息：6日上午11时10分左右，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潭埠镇芳林村小学一栋两层教学楼因爆炸引起4间教室倒塌，截至6日下午已死亡41人。这是最早国内媒体对这一惨案的报导。3月9日新华社刊登了一篇题为《西万载小学爆炸案真相大白，省政府妥善处理善后工作》的文章。文章指出，3月６日发生在江西省万载县潭埠镇芳林村小学的教学楼爆炸经认定是一起典型的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李垂才已在爆炸中身亡。新华社说，李垂才患有精神病，村里人称其为“癫人”。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对爆炸事件表示“愤怒”。儿童基金会在声明中说，芳林村小学的死亡事件显示中国的童工和学校资金不足双重问题。香港基督教工业委员会最近的一份报告估计，中国大约有500万-850万16岁以下的儿童在工作，这一数字还在上升。童工上升的原因之一就是贫穷地区辍学者急剧增加。中国过去提供九年义务教育，但在90年代初期，政府要让家庭承担更多财务负担。国家媒体承认，中国大约有500万7-11岁的儿童，主要是女孩，被父母阻止上学。中国教育经费仅占国内总产值的2.4%，是亚洲最低的国家之一。其结果，更多的儿童辍学，教师要额外收入的压力更大。发生爆炸事件的万寨县1/5人口在爆竹工厂就业。还有背景报导说，新华通讯社1996年的一篇报导大肆称赞校办企业。报导声称，从1991年到1995年，中小学办的企业收入370亿美元，每年增长33.2%。报道说，全国71万所中小学(占中小学总数的93%)都有校办企业。为了鼓励校办企业，中国政府对它们实行免税优惠，因此引诱地方工厂把生产线搬迁到学校里面。新华社说，中小学不存在童工，校办企业仅仅为了满足儿童的好奇心才接受他们干活。
香港《星岛日报》记者8日晨避开各种困难，翻山越岭赶到芳林村，首先探访了死者李小燕的家。李父在江西火车站打工，至今尚未联络上。李母表示，她育有一子两女，长子两年前因心脏病过世，当时亦是11岁，与小燕同龄。她伤心地说，她一家人都反对女儿在学校做烟花，认为危险大，没想到灾难真的发生了。家里一年来办了两件丧事，白头人送黑头人，只希望政府早日捉拿凶手归案。记者来到死者男童张益家，张母一见记者，就冲前跪向记者，哭着要记者为她们主持公道，不要让孩子白白送命。大爆炸中还有一名儿童失踪，其母因悲伤过度，3月7日曾投河自尽，幸被村民救起。直至8日，该名男童仍未寻获，村民猜测已被炸得血肉粉碎。8日中午时分，有几名官员来到现场，被芳林村民围住，失踪儿子的母亲发疯般便冲上官员车顶，躺在车顶不肯下来，哭嚎着哀求官员还她儿子。还“值得一提”的是，芳林村受害者家属7日要求潭埠镇官员就爆炸事件作出解释，潭埠镇一名姓李的副镇长对惨案的“解释”是：“还不错，就算一种计划生育。”
但是，40多名死难的孩子，谁来为他们招魂？突然失去孩子的父母亲人，谁来陪伴他们度过地狱般的漫漫长夜？而此时此刻，那位曾经在镜头前热烈地亲他们脸蛋儿的江主席在哪里呢？当“国家”自己的脸可能同时被审视的时候，这时乡长、镇长和更高级的有关官员最关心的是孩子的生命尊严还是“国家的尊严”呢？
毫无疑问，“党妈妈”，是我们时代骇人听闻的政治谎言之一。
2004年12月22日星期三
（本文选子拙著《孩子之死》，此次发表时重新做了修订）
──转载自《议报》第17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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