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2月24日讯】毛泽东是中共历史上“成功的王伦”，他精通“水浒传”，学了不少强盗怎么当皇帝的招数，这就是红太阳升起的秘密……

被中共文艺理论批评家李希凡们吹捧成农民起义赞歌的“水浒传”，其实是一部描写造反作乱的强盗教科书。早在明崇祯年间就有山东饥民李青山模仿“水浒传”重演宋江的故事。清太祖努尔哈赤也是靠“水浒传”起家的。但是从“水浒传”中学到最多东西、获利最多、取得最大成功的，无疑是毛泽东。

据当过毛秘书的李锐先生的研究，毛早年“常读不厌”的书中便有“水浒传”。到一九五O年，当时五十七岁的毛还记得“水浒传”第六十五回的回目是“托塔天王梦里显圣，浪里白条水上报冤”，并兴致勃勃的拿起书来为汪东兴朗诵了这段故事，让汪佩服得不得了（“汪东兴日记”）。临死之前，仍念念不忘“水浒传”，号召批宋江、批投降派。可见此书在毛心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毛泽东是 “成功的王伦”
如果把毛泽东和“水浒传”中的王伦作个比较，便发现毛王之间有颇多相似之处。不同的只是毛成功了，王失败了。因此，也不妨把毛泽东叫做“成功了的王伦”，把王伦叫做“失败了的毛泽东”。

白衣秀士王伦是“水浒传”第十九回“林冲水寨大拼火，晁盖梁山小夺泊”中的主角。据林冲介绍，王伦只是一个乡下穷书生，连秀才都考不上。靠了杜迁擡举才上得梁山，当了水寨头领。可惜此人不但无大量，更兼妒贤嫉能，心术不正，语言不准，难以相聚。王伦受柴大官人资助，赊给盘缠，互相间交情非浅，可柴大官人推荐林冲上山入伙，王伦居然诸多推托。到了晁盖、吴用和阮小二等来投奔时，王伦又故态复萌，想拒晁盖等于“革命队伍”之外，因此激怒了林冲，一刀便把王伦“拼火”了。

一部中国历史就是“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历史，就是“胜者为王败者寇”的历史。毛吸取了一切寇的失败教训，借鉴了一切王的成功经验，所以毛成功了。从井冈山寨直爬上北京的金銮殿，不管叫土匪，还是叫强盗，只要他成功了，他就是王，就做得“太祖高皇帝”。

李希凡们说“水浒传”歌颂了农民起义。其实梁山好汉中根本没有一个是农民，有的只是兵痞、狱卒、刀笔吏、流氓团伙、乡村无赖、神棍、猎户、渔霸、破落地主、失意军官和落魄文人。这些好汉，有的是主动落草，有的是被裹胁，有的是犯案潜逃而藉以安身。他们“风高放火天，月黑杀人夜”的追求也仅仅是“论拜分金银，大碗吃酒肉”罢了。

中共闹革命之初，仍旧是梁山泊模式。中共湖南省委派往湘赣边界巡视的杨克敏在一九二九年写给省委的报告中就承认：参加中共党组织的农民中包含有许多帮会分子，副县中共党员三四百人，“多洪会中人”。（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3页。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香港。以下简称“红太阳”）刚被开除出党的原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则指所谓“红军”，由第一军至第十军大都是土匪、溃兵、大刀会众、无业流民。其主要活动也就是杀人放火、内哄、拼火，与梁山的好汉们无异。

“湘鄂赣边之第五军，主要是彭德怀部之变兵和王佐、袁文才等之土匪，农民几乎是没有。彭德怀骂王佐等是土匪，王佐等骂彭德怀是军阀，现在彭已火拼了王佐等的‘红军’，逃散后王佐等的‘红军’已树起反共产及彭德怀的旗帜。”（任建树等：“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第17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中共革命是太平军翻版
“陈独秀之所以反对中共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也就是认为革命应该像欧洲那样，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不能离开城市、离开工人阶级而到农村去与农民相结合。否则共产党就会‘农民意识化’，革命就会像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那样没有胜利的希望。”（唐宝林：“陈独秀全传．初稿提纲”）

真是不幸而言中，中共的革命就是红巾军、太平军的翻版，毛泽东也和朱元璋、洪秀全并无二致。洪天王未出广西就开始封王，毛在闽西就一边和贺子珍非法同居，一边表示“喜欢和爱”曾志，到延安更大做皇帝梦。

毛在延安整风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一方面固然大大有益于中共的发展壮大，另一方面却为中国传统的独裁专制的因素大规模浸润中共正式打开了大门！使原来就深受农民造反传统影响的中共，更加显现出农民化的色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种双重作用，在中共以后的历史和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历史中都得到充分的证实。（“红太阳”第182─183页）

从当年“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食分五等、衣着三色”到今天以权谋财、以权谋色、瓜分国有资产、垄断党国权力，难道不是一脉相承吗？

内哄、拼火，在中共内部历数十年而不衰，也正是“农民起义军优良传统的发扬光大”。一九三O年彭德怀拼火了王佐、袁文才，一九五九年，彭德怀本人也就给毛拼火了。

“‘红军’”中写林冲大拼王伦时说，“王伦见头势不好，口里叫道：‘我的心腹都在哪里？’虽然有几个身边知心腹的人，本待要来救，见了林冲这般凶猛头势，谁敢向前。”结果王伦心窝里吃了林冲一刀，便身死在梁山水寨亭上。毛泽东一定十分留意这“心腹”二字，所以毛终其一生都在经营“心腹”，紧抓军警特，丝毫不肯放松。

利用心腹消灭异己
毛在江西苏区时的“心腹”是李韶九、曾三和刘士奇等人。毛依靠李韶九等实行“赤色清乡”、“赤色恐怖”，在“肃清红旗下的奸细”的名义下，大量杀害“异己”，清除潜在对手。（“红太阳”第1─54页）

到延安后，毛撤换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并把保卫局更名为方面军保卫局，派心腹王首道为局长（“红太阳”第89页），把保卫局变成自己的御林军。毛让王首道同时领导中央军委机要科、保卫局机要系统，将原来由邓颖超负责的党、军队、秘密工作等全部机要通讯系统通通置于自己的严密控制之下。

康生一九三七年从苏联回延安后，积极投靠毛泽东。特别在支援毛江结婚这件事情上，一举获得了毛的完全信任，成了毛重要的心腹打手和保镖。康生一九四二年所担任的职务就有：中央机要局局长，中央情报部部长；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党和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主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书记处书记。（“红太阳”第475页）可谓位高权重、势焰熏天。但是毛只是在某些方面重用康生，让他发挥作用，同时限制他对其他领域的染指。例如毛并不容许康生插手毛和史达林、共产国际之间的电讯联系；不容许康生涉足军队系统和边区保安处。而且在康生身边安插李克农、曾三等不同山头、不同背景的干部，用以制约和防范康生。一九四九年以后，毛一度将康生投闲置散，八大时还降格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毛使康生明白，“毛永远是他的主人”。

毛泽东以邓小平压刘少奇
毛泽东比王伦高明的地方，就是毛不但有强有力的“心腹”，足以保证自己的安全，不被别人所拼火；而且有办法防止“心腹”成为威胁自己的潜在对手。再如刘少奇，作为毛泽东的密切合作者和可靠“心腹”，在延安整风中帮助毛打倒了亲苏派和经验主义派，把毛推上了“红太阳”的独尊地位，刘也因此成了中共党内仅次于毛的第二号人物。为了防止刘这个第二号人物成为威胁自己安全的潜在对手，毛很快采取了许多防范措施。

一九五四年毛把邓小平由西南局调入中央，任中共中央秘书长，随后又使之与林彪一起进入政治局，一年后邓成为六常委之一，并任书记处总书记。本来是七大政治局委员的彭真一直排名在邓小平之前，如此一来，邓小平的排名和权力竟越过了彭真。这就是毛为刘少奇集团坐大，以邓来压彭的重大决策。

一九五四年九月的政治局会议，毛把刘少奇排斥出中央军委，同时被排斥的还有周恩来。刘周本来都是“七大”选出来的中央军委副主席，但毛可能借口刘周已参加了政府工作而不宜再在军队任职务，而把他们请出军委会。接着在评定军衔过程中毛又施展了一个政治手腕，把刘再次排斥出军队系统。本来军委总干部部已评定毛为大元帅，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为元帅，但毛却坚辞大元帅军衔。据宋任穷后来的回忆：“毛主席听完汇报后说，你们搞评衔是很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一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依我看呀，现在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评军衔为好！他问少奇同志：你在部队里搞过，你也是元帅。少奇同志当即表示：不要评了。他又问周恩来、邓小平同志：你们的元帅军衔还要不要评啊？周邓都摆手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毛主席又转身问过去长期在军队担任领导工作后来到地方工作的邓子恢、张鼎丞等同志：你们几位的大将军衔还要不要啊？几位同志也都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孙大洛：“毛泽东权术史”）

历来有许多人都把毛不接受大元帅军衔当成是毛的“伟大谦虚”，但从后来的历史来看，毛此举只是在于防范刘而剥夺刘对军队的领导权所玩弄的权术而已，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成为永远无人可以挑战的“王伦”。

在毛泽东收服悍将许世友、柯庆施、陶铸的手法中，也可以明显看到“水浒传”中“宋公明雪夜擒索超”、“宋公明义释双枪将”的影子。

怀柔政策收服许世友
许世友本是张国焘手下大将，出身少林寺，凶悍无比。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之前后，许世友等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都被安置在抗大“学习”，“揭发、清算国焘主义”。因不堪忍受株连，许等要率领原红四方军人员回鄂豫皖或川陕打游击，但被人告发，并被判死刑。毛在权衡利弊后采取怀柔政策（“红太阳”第385页），演出了一出“毛泽东深夜探死因，许和尚跪地归明主”的苦情戏，从此许世友终身对毛忠心不二。

柯庆施长期在国统区做地下工作，曾为刘少奇所排斥。一 九三九年柯被任命为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成了王明副手，并对王的处境表示过关心和同情，所以柯就被当作王的替罪羊受到批判。一九四三年，中直机关在李富春主持下召开群众大会多次批斗柯庆施夫妇。有一次斗争会竟从下午开到深夜，因柯拒不承认自己有问题，李就宣布柯为反革命分子，把柯捆绑起来。在批斗高潮中，柯的妻子因不堪迫害跳井身亡。正当柯处于绝境时，完全清楚柯与刘少奇之间旧怨新恨的毛泽东向柯伸出了援手。从此柯对毛矢志效忠。延安整风后，柯的地位逐渐上升，和毛的关系日益密切，成为毛制衡刘的重要力量（“红太阳”第sll页），在反“反冒进”中几乎取代周恩来而出任国务院总理。

毛泽东精于贼喊捉贼
陶铸在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七年间坐过国民党的牢，被怀疑是“特务”，更因性格火爆在延安曾与刘少奇当众争吵。当时刘居决策地位，极有可能插手过对陶的审查。陶一九四三年被隔离审查时，情绪极为愤懑，曾暴跳如雷地骂娘。毛也因为知道陶刘之间有怨隙而出手救援陶，使陶得以解脱。从此陶和柯庆施一样，成为毛的死命效忠大将。文革前施是华东局书记，陶是中南局书记，此二人就为毛扼守了东南中半壁江山。（“红太阳”第515页）陶在一九五三年也参与过高岗等人对刘少奇的“批评议论”──毛导演的倒刘未遂政变；一九五九年在庐山会议上积极批彭保毛；一九六六年被毛调入中央，位列第四把交椅，可惜因未能善体圣意而与江青闹矛盾，最终为毛所抛弃。

毛泽东极精于“贼喊捉贼”之道。林彪一九六六年“五．一 八”讲话，透露了玄机：“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

毛通过汪东兴掌握中央警卫团（八三四一部队），通过谢富治控制公安系统，通过康生控制秘密警察系统，通过郑维山、傅崇碧、杨成武等控制卫戌部队，而这些系统互不统属且互为制衡，都只对毛本人负责。即使作了如此严密部署，毛仍睡不着。

跟了毛泽东二十七年的中央警卫团二中队队长陈长汪曾这样回忆毛当年的心境：“文化大革命十年，给我们警卫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有一次我们很紧张，主席无论如何睡不着觉，走到门口问我：‘你们哨兵带枪和子弹没有？有坏人，要提高警惕！’我告诉主席：‘不仅带了手枪、冲锋枪和机枪，子弹也带很多，我带几十个人，能对付一二百敌人。’主席点头表示满意。”活画出毛作贼心虚的脆弱灵魂。

患有田重的被迫害妄想症
外出巡视更是兴师动众，戒备森严。“一九七O年八月初，我随主席再次离京，因为国内环境比较复杂，我挑选了一百名警卫人员一同外出，分乘三列火车。前面三十人负责开路，观察道路两旁情况。后尾车三十人负责安全。主车四十人主管行李和主席安全，我们都配备了手枪、冲锋枪、轻机枪，做了战斗准备，弹药也很充足，有两个基数以上。”（陈长江：“跟随毛泽东二十七年”）

同年在庐山会议期间，“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给我们讲庐山斗争比一九五九年还严重，要我们从各方面提高警惕性，加强警卫值班和哨兵工作，做好防范意外事件的准备。他要我们多读一点马列主义，领会精神实质，时刻防止有人搞破坏，无论发生任何情况，都要确保主席安全，我们设计了几种战斗方案，以防不测。”（同上）

什么“与人民血肉相连的伟大领袖”，简直是个被迫害妄想症患者，是个怕死
鬼。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他手上沾了太多的鲜血，欠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太多
的血债。

综上所述，毛泽东和王伦一样：“无大量、妒贤嫉能，心术不正，语言不准，
难以相聚。”但毛比王伦有才：懂得总结王伦的教训，善于吸收宋江等人的经
验。紧紧抓住了枪杆子，在不断培植许多“心腹”的同时，又不断地防范和铲
除有威胁的潜在对手，消除自己被拼火的危险。

毛泽东成功了。一部强盗的教科书成就了一个旷世的红色大盗“马克思
加秦始皇”，这就是“红太阳”升起的秘密。

转自争鸣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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