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夏至八八年春期间，袁红冰和陈坡同一批部长、省长级官员建立了程度不同的私人关系。站在这种关系之上，他们已经可以接近地注视共产党官僚集团权力的冰峰之巅了。但是，接近的注视并不等于踏上了峰巅，也不足以实现他们试图在政治危机发生时，直接摇撼集权政治核心的设想。不过，八八年桃花盛放时节，情况有了转机。

一天下午，内蒙古高原上刮来的风沙使北京的天空变成了迷茫的灰黄色。袁红冰住所的门突然被撞开了，陈坡像一团飞旋的风沙闯进来，他眼睛里兴奋的闪光灼热得似乎要把眼镜镜片都融化了。他高声说：“我见到了胡德平。我是借着为编写‘文化大革命’词典进行采访的名义去见他的，他同意明天和我们谈一次话！”

袁红冰激动地站了起来。他知道，胡德平是胡耀邦的长子，现在任共产党中央统战部秘书长，而同胡德平建立起政治关系，就意味着获得了直接接触胡耀邦的可能。望着陈坡像流浪汉一样落满沙尘的头发和面容，袁红冰忽然产生了一阵冲动，想要短促而有力地拥抱一下这位生气勃勃的战友的肩头，尽管冷峻的个性使他没有那样做，但是，他的心已经拥抱了。

袁红冰和陈坡对如何同胡德平谈话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袁红冰认为，第一次谈话要着重观察胡德平，以对他的灵魂做出判断；谈话的内容要只限于表达对胡耀邦的尊敬，而不涉及更深层次的政治问题。陈坡同意袁红冰的意见。第二天，他们按照约定的时间，走进统战部胡德平的办公室。

胡德平表现出纯朴动人的平民作风，完全没有一些高级官员子女那种缺乏灵魂内在感的、浮华的傲慢。他个子不高，头发稀疏而憔悴，虽然戴着高度近视眼镜，可是，仍然使人觉得透过厚厚的镜片能够真切地触到一个诚实、善良而又稍显软弱的灵魂。他有些口吃，说话时唇边的皱纹会忽然变得像裂缝一样深刻，并下意识地显出痛苦的神情。一眼就可以看出，那是精神的痛苦，而不是物性的痛苦——产生于物性挫折的痛苦，虽然有时会令人怜悯，但却有一种洗不净的污浊感；刻在精神上的痛苦，尽管让人黯然神伤，然而却有一种沉重的诗意。

在第一个注视中，袁红冰就确信，胡德平是这样一种人——他可能不愿意说出某些话，但凡是他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会带有真实的心灵的印记。因为，袁红冰感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不会虚假的、极其干净的生命。

虽然胡德平谈话也比较谨慎，不过，诚实的天性还是使他无法完全掩饰住对专制政治的厌恶。他神情激动而痛苦地谈到，连台湾的国民党政权都已经开始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可是，共产党内却仍然有人要因呼吁政治改革而获罪。从胡德平的谈话中，袁红冰看到了他内心深处的民主良知的灿然闪光。

那天离开胡德平的办公室后，袁红冰立刻决定，要尽快用锐利的真诚击碎隔在他与胡德平之间的谨慎的屏障，以实现灵魂与灵魂的碰撞——一定要碰撞出金色的火花。一个星期后，袁红冰和陈坡发电报把柴治国招到北京，并同胡德平约定，一起进行一次谈话。谈话的地点，订在袁红冰和离异的妻子杨晓冰住过的房间中。

此时，袁红冰已经搬到圆明园旁安静的农村中居住，不过，他还没有把原来房间的钥匙交给杨晓冰的母亲。这是因为，他不愿意伤这位中年妇人的心。杨晓冰的母亲是建设部的中级官员，她具有满族血统。长期的官场生活并没有抹去那个剽悍的游牧民族遗留给她的善良、净洁的女子天性。她为人诚恳、热情，总希望做一些有益于别人的事，而她的眼睛清澈得像长白山积雪下流出的清泉。她曾给袁红冰以终生难忘的慈母的关怀。对于女儿离婚这件事，她没有讲一句话，可是，离婚后，她经常打电话，要袁红冰去看望她。以前，她看到袁红冰时，清澈的眼睛里总会闪耀起阳光般明丽的欣喜，而现在，袁红冰却从她的眼睛里发现了烦愁的阴影。每当袁红冰想把房间的钥匙交还给她时，都是这双眼睛，这双眼睛里的烦愁阻止了他。袁红冰怕交还钥匙会使这位具有慈母胸怀的妇人产生某种误解，以为他不愿意再见到她——袁红冰想等到时间洗去她眼睛里烦愁的阴影之后，再把钥匙交给她。

谈话的时间订在一天下午两点。袁红冰把双人木板床上的被褥掀开，将从熟食店买来的熏猪腿、烤鸡摆在床板中间，袁红冰和柴治国按照内蒙古牧马人的习惯，盘膝坐在木板床上。柴治国壮实的身体像一只蹲踞的黑虎；袁红冰英挺的身姿如同峭立的冰峰。胡德平和陈坡则坐在床边的两张椅子上，陈坡习惯地伸直脖颈，把身体倾向胡德平，那急切的神情使人觉得，他恨不得立刻扑上去，把胡德平的心从胸膛里掏出来。胡德平仿佛站在峻峭的海岸上，不知是否该跃入蓝色的波涛一样，显露出踌躇不安的神情，而他审视的目光，时时从柴治国和袁红冰的面容上掠过。

显然，这四个人都不屑于讲出庸俗的客套话，而一时又似乎难以进入生动的话题。于是，狭窄的房间里好像凝聚了属于万里荒原的沉寂。袁红冰用牙齿咬掉啤酒瓶的金属盖——由于房间里没有酒杯，他们只好对着瓶口喝酒。在沉默中，袁红冰高举酒瓶，以狂放的姿态仰起长发凌乱的头颅，将一整瓶啤酒倾倒进雄狼怒嗥般张开的嘴里。

“好男儿不必闪烁其词。”袁红冰放下酒瓶，声调刚毅地对胡德平说，他想要说出一句能裸露出他的激情的、峻峭的话，使存在于对话者间的疑虑变得渺小：“耀邦被迫辞职乃是仇视民主的顽固派，为继续满足权力的私欲而发动的一次宫廷政变。如果当时我在耀邦身旁，我会以机枪的横扫，一劳永逸地结束顽固派政变的努力。我愿意这样做的原因只在于，由共产党主动推进政治民主化，将使中国人民付出最小的代价进入民主程序。今天，我们约你谈话，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向你表达这样的信息——只要耀邦不改民主变革的意志，我们愿意成为中国民主变革意志的锋芒，哪怕在第一次进击中锋芒就会折断，也在所不顾！”

“呵——，这个壮烈之士！”胡德平的声音中交迸着震惊和赞叹，说。显然，以前从来没有人用这样锐利的方式同他谈话。他向袁红冰注视了一瞬，仿佛被袁红冰寒光逼人的目光刺伤了似的，垂下了眼睛。然而，只过了片刻，他又慢慢地重新抬起被激动烧成暗红的面容，坚硬地直视向袁红冰的眼睛，这似乎表明了，他也有以真诚逼视真诚的精神能力。

这时，柴治国沉声说：“我们崇敬、关心耀邦，并非因为我们是共产党员、他曾是共产党的总书记，而是因为我们确信耀邦是共产党内民主力量的象征，民主又是中国人民不再承受屈辱、苦难命运的唯一政治出路。请向耀邦转达我们的希望：要保重身体，保持精神的乐观，准备奋起再战。为民主而百折不挠，这是一个正直的国家领导人必须承担的政治道德义务。只要意志不垮，每一次失败、－－一系列失败就会成为重大胜利的积累过程。如果意志崩溃了，失败就是弱者的证明。个人成为弱者与历史无关，但是，民主的意志却绝不能成为弱者！”

覆盖在柴治国黝黑面容上的雄烈男儿的诚实，以及他那如同在漫天晚霞中渐渐变成深红荒野般宽广、凝重的声调，似乎比他谈话的内容更深刻地感动了胡德平。他激动的神情变得庄重、肃穆了，由于口吃而断断续续地说：“谢谢你们……我父亲精神很好，每天都在读书……几年前，他曾对一个年轻人讲过这样的话，‘只要不坠青云之志，就终会有鹰扬奋飞的一天。’我想，他也会这样要求自己的……。”

因为演说癖长时间没有得到满足，陈坡显得焦灼不安。他在胡德平口吃造成的语言的间隙中，急迫地插进一个问题：“耀邦为什么这样轻易就失去了总书记的职务——他和赵紫阳联手应该足以同那些颟顸的老家伙们抗衡呵！”

如同被迫吞下了一只脓绿色的活蜥蜴一样，胡德平的脸上露出了难以抑制的厌恶而痛苦的神情，激动地说：“别提赵紫阳了……只有王兆国还是个仗义执言的汉子……。”

也许出于不愿对别人，哪怕是自己厌恶的人说出尖刻语言的纯厚天性，胡德平没有过多谈论赵紫阳。但是，从他的神情中，袁红冰仍然明确意识到，在胡耀邦被罢黜的事件中，赵紫阳一定扮演了不太光彩的角色。

袁红冰判断，赵紫阳这样做，不外乎三个原因，一是同胡耀邦思想的分歧，即赵紫阳想在激进的经济改革之后，再实施政治改革，而胡耀邦则要求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同步性；一是出于政治权术的考虑——赵紫阳对胡的命运表现冷漠，甚至在顽固派攻击的锋芒指向胡耀邦时，自己也从背后踹一脚，乃是为了使自己成为唯一的政治明星；最后一种可能的原因则是，赵紫阳在邓小平的压力下不得不如此作为。当然，这三种原因也许是重叠在一起的。

然而，无论如何，袁红冰都感到了悲哀，不是为了胡耀邦，而是为了赵紫阳。因为，袁红冰直觉到，赵紫阳没有在危难之际给胡耀邦以支持，将使他自己处于同权力贵族中的顽固派孤军奋战、楚歌四面的境地——背叛战友者，就是背叛自己——这是刻在铁石上的政治逻辑。

谈话将近结束时，柴治国、袁红冰、陈坡和胡德平之间，已经形成了可以用灼热的手指触摸到的默契。那是一种超出理性的情感默契。胡德平最后表示，今后他们要保持经常的联系，随时交换信息。

胡德平走后，柴治国、袁红冰和陈坡对他们面临的局势进行了讨论。首先，他们认为，胡耀邦的意志并没有因为失败而弱化，而胡德平是一位个性有些软弱，但品质高尚、可以信赖的人。通过同胡德平的关系，已经可以直接影响胡耀邦将来的政治决策；其次，他们意识到，虽然胡耀邦名义上还是共产党决策机构政治局的委员，可实际上他的处境十分困难，难以为他们掌握能对专制政治核心实施直接打击的权力，提供有效的帮助；最后，他们决定，为了在邓小平之后的政治危机中，用超常方式给胡耀邦以强有力支持，他们应当尽快混入共产党中央组织部、宣传部以及担任卫护权力核心任务的武装警察部队一类单位，为此，要和现实中拥有雄厚权力基础的共产党官僚集团顽固派，建立密切的私人关系，使这种关系成为进入他们希望进入的部门的捷径。利用专制权力来摧毁专制权力——这是中国古代兵法中“营粮于敌”的战术原则。

（节自《文殇》第二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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