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2月18日讯】不同品质的增长

一些国人夸夸其谈乃至无限陶醉的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其各个组成部分并非同质的，而是具有不同的品质。对一个确定的GDP增长而言，当某一部分人的GDP增长不以损害任何人的利益为条件，而又能带动其他人的利益增长时，就是一种优良的GDP增长；相反，当一部分人的GDP增长以损害他人的利益为条件时，就是一种恶劣的GDP增长。如果恶劣的增长损害的仅仅是其收入在平均值之上的那部分人，其恶劣的程度不过是以损人利己为特征的一般性的恶劣而已。如果恶劣的增长损害的是其收入在平均线以下的社会贫困阶层的利益，其恶劣的程度就特别严重，具有缺德的性质；因为这种所谓的“增长”不仅从绝对值上增加社会的痛苦，而且使社会动乱因素增长，最终会导致社会灾难，甚至出现毁灭性后果，因而它损害的是全社会的利益。我们的选择当然是鼓励优良的GDP增长，抑制恶劣的GDP增长，消灭缺德的GDP增长，无情地揭露它，与之进行不懈的斗争。

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由缺德性增长产生的社会问题特别严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露和批判的就是这种情况。他谴责资本“每个毛孔都充满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的谴责泛指所有的资本，未免有失偏颇，但专指缺德性的恶劣增长，却是一针见血。

本文并非一般地反对GDP增长，而仅仅是反对恶劣的GDP增长，特别是坚决反对缺德的GDP增长。

说到缺德的GDP增长，可谓多矣，用“罄竹难书”形容恐不为过。

牺牲劳动者安全的增长

继今年十月二十日河南大平煤矿爆炸导致一百四十八人死亡，河北省沙河市一个只有九名矿工作业的小铁矿失火，竟然造成了世间罕见的“火烧连营”式矿难，吞噬了至少六十八个鲜活的生命。十一月二十八日，陕西省铜川陈家山煤矿又发生了特大瓦斯爆炸矿难，一百六十六名工人惨死井下。从有关报导中得知，这些可怜的工人月工资只有九百元，他们不仅被剥夺了在安全条件下生产的权利，而且被剥夺了依法休假的权利，而投了人寿险的死难者从保险公司仅仅得到六万元的赔偿。幸亏这是轰动国内外的特大型事故，其赔偿牵涉到国家的面子问题，自然比一般性的事故要“好”一些。但能“好”到哪里去呢？有消息说，一条人命的赔偿额不过4.464万元而已。事故频发的根本原因，是劳动者的生命太不值钱；而劳动者的生命太不值钱，并非是他们生来贱命，而是因为他们的生命价值被化作缺德性的GDP增长；或者换一种说法，他们的生命被缺德性的GDP增长吞没了。

写到此处，青年杂文家陈仓先生为我发来一篇《为人命设立百万赔偿底线》的文章，说出了我想说而没有说出的话：

在道德败坏，漠视人的生命权、健康权、休息权和人格尊严的工矿企业，在金钱至上，“用钱可以摆平一切”的经济领域，强调“加强领导，加强管理，加强监督制度”既是空洞的，也是天真幼稚的；强调“以人为本”、“人文人本人性精神”是荒诞的、更是徒劳无益满C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加大草菅人命的成本，为人命加价。一个人要活下去，每月应有二百元的“低保线”，一百年生存成本为二十四万元；工作三十年，每月平均挣二千元，干三十年应得七十二万元，加上各种“净福利”、文化教育投资、抚养费和赡养义务，一个正常人的生命至少值一百万元。因此，安全事故死伤一人，最低赔偿线应为一百万元。随着人民生活水准和文化教育的提高，一百万元的赔偿底线继续上浮。设立一百万元的赔偿底线，不仅仅是用钱财对事故受害者及其家庭的补偿、救济和安慰，关键是用经济手段强化工矿企业经营管理者对员工生命的敬畏，强化全社会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尊重，使广大弱势群体的生命权得到应有的关怀和保护。

我很赞成陈仓先生关于一百万元赔偿底线的意见。但关键还不是“用经济手段强化工矿企业经营管理者对员工生命的敬畏”，而是强化政府和国家领导人对员工生命的敬畏，要把一个人的生命看得比GDP更高更重要。隋朝大思想家王通先生在社会大乱来临前曾说过：“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就是说，不牺牲一个老百姓的生命换取对天下的统治权。在上帝的天平上，在一个有信仰的国度里，没有什么比人的生命更重要。陈家山煤矿原设计年产一百二十万吨煤，今年十月份就超负荷（工人的劳动力、生产设备、安全设施全面超负荷）地完成了二百二十万吨。铜川市矿务局又下了四十万吨任务，而且金钱开路，完成任务的领导每人奖励四十万元。重赏之下，矿长们当然不顾矿工死活地把他们往死路上逼了！GDP绝不是一个“利国利民”的抽象物，当它成为某些官员私人利益的载体时，它的缺德性就是不可避免的，每个毛孔充满血和肮脏的东西就是必然的。不幸的是，人们视为神圣的GDP增长，早已蜕化成了官僚利益的载体，而成为人民利益的对立物。

强占农民土地居民房地的增长

通过欺骗性的股市，圈股民的钱；通过臭名远扬的“教育产业化”，圈家长的钱；通过“医疗制度改革”使职工“人命危浅”，把职工的病痛和缩短了的寿命变为GDP的缺德性增长。当这些方面的“潜力”已经挖空，胆子更大、规模也更大的圈地运动就以愈演愈烈之势迅速蔓延开来。在农村是低价强占土地，例如陕西省榆林市的山岔湾村，官商勾结以每亩五百元的价格强行“购买”农民一万多亩林地，转手以每亩三十五万元出卖给开发商，导致狼官指挥恶警开枪打伤五十多农民的流血事件。本来，开发商以每亩三十五万元从政府手中买地和从农民手中买地，对于GDP的增长来说是一样的。区别只是，从农民手中买地，政府只能依法收税，贪官无所施其伎，只有农民和国家得好处。从政府手中买地，固然使农民应得的丰厚收入转为政府不光彩的财政收入，但最大的“好处”却是便于贪官污吏浑水摸鱼。结果吃亏的第一是农民，第二是国家。国家多得几个钱何喜之有，最大的祸害是激化了和农民的矛盾，造成了祸延后代的积怨和社会动乱的潜在危险。

土地价格飞涨的直接原因是政府对土地的垄断。每亩土地三十五万元高价，是土地的市场价格加上政府垄断价格的结果。如果让山岔湾村的农民作主，每亩地价不会超过十五万元。但这样以来，GDP就下降了。然而开发商的建筑成本和房产价格也都会跟着降下来。开发商花同样的钱可以盖更多的房子，居民花同样的钱也可以买更多的房子。从表面上看，GDP下降了，但是社会的实际财富却增长了。农民、开发商、购房户都得到实惠，房地产市场会变得真正活跃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税收总额反而会大大增加，并超过由政府垄断地产获得的泡沫价格。但这条能使市场繁荣、人民得好处的路太费事，官员们不屑于或竟不懂得这么干，不如从农民手里抢地更直截了当，尤其是能为自己捞到特权利益。

城镇的拆迁比从土地上驱赶农民更恶劣。翁彪和朱正亮的自焚，并没有使事情有丝毫好转。区别仅仅在于，以前的强迫拆迁只在墙壁上涂一个黑色的“拆”字，现在却要用大字写上“坚决落实拆迁政策”、“充分尊重拆迁户权益”的标语，进行比过去更野蛮的拆迁。只因为城镇的地价，不是几十万元一亩，而是几百万、上千万元一亩。GDP吃人，比“猛于虎”的“苛政”更有过之。

发生在四川省汉源县水库移民区政府开枪打死人的惨案，在新闻封锁下，至今绝大多数国人毫不知情。事情起因于给移民的补偿，只能建原住房面积的一半。而移民的迁徙损失又何只这些？刘邦在长安做了皇帝后，把他老子从沛县的丰邑迁到长安住宫殿，可这位刘太公说什么也住不惯，硬要将丰邑整个搬来长安附近，住着才舒适。临潼的新丰镇就是这么来的。刘太公从丰邑的简陋民居搬到长安宫殿，住房价值提高了何至十倍！但他不舒服，因为对他来说，人文环境这个“软件”的损失，远远大于获得的宫殿价值的“硬体”。照此计算，对移民的补偿，除了人文环境，还有他们的经济环境，统统算上，应该大于十倍才对。但对一个水电站来说，移民的补偿是要计入成本的。补偿额越高，GDP就越低；补偿额越低，GDP就越高。因此汉源的惨案，是GDP杀人的又一血淋淋的例证。由汉源水电站生出的GDP，从娘胎里就“充满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是无论怎么也洗刷不掉的。

从工龄价值克扣出来的增长

在计划经济“低工资高福利”体制下，职工的工龄具有价值的观点，是笔者在十七年前首先提出的。一九八七年的《经济改革》杂志第三期，发表了笔者《关于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改革方案》一文。在这篇文章中，笔者用数学推导的方法，以当时宝鸡长岭机器厂提供的数据为实例，计算出了工龄价值与工资累计额之比为0.3763。工资累计额以一年计算，则一年工龄的价值等于12Ｘ0.3763=4.5156（月工资）。

这个结论的前提是：工龄平均三十五年，退休后平均寿命二十年，银行月利息为6/1000。前两项假设和现在的实际情况基本相符，惟银行利息已远低于6/1000。而银行利息越低，工龄价值就越高。按推导出来的公式，如银行利息由6/1000降至3/1000，则工龄价值应增加2.5%，一年工龄的价值变为4.6285个月的工资。退休时的工龄，随地区和工种变化，以男女平均的工龄而言，一般都少于三十五年，这个事实对工龄价值的影响恰恰是增加而非减少。退休后的寿命也是一个随行业和地区变化的值。但平均而言，退休后再活二十年是符合中国实际的。

结论：每年工龄的价值等于4.6个月的工资，是一个符合中国实际的科学结论。

但许多地方的国营企业，买断职工的工龄往往只按一年一个月工资片面决定，这样做当然拿不出任何根据，不过是官员和商人主观随意的决定罢了。不过这种“主观随意”，却以尽量压低工龄价值，尽量增加商人利润，尽量增加GDP为宗旨。工人自然要尽量维护自己的利益，但他们也拿不出确切的依据，只是凭“活不下去了”的直觉行事。虽然经济科学已经给了他们有力的回答，但不知道这个科学结论的工人们却是“有理说不出”。

把职工每年4.6个月工资的工龄价值克扣3.6月，变戏法似的使之只剩下一个月的工资，是职工陷入饥寒交迫贫困境地的直接原因。由此获得的GDP增长，全然是“充满了血和肮脏的东西”。

以上列举的三项，仅仅是恶劣的、缺德的GDP增长的冰山一角。这样的GDP越增长，人民的痛苦也越增加，不但不值得庆幸，反而令人担忧，简直已成为社会痛苦和未来动乱之源。中国人，首先是中国政府，应及时从GDP崇拜的迷误中警醒过来。目前中国人民的福音，已经不是GDP的高速增长，而是它的下降，是剔除GDP中恶劣的、缺德的因素，使用来铺垫增长的大量资金回到工人、农民、家长、病人、死伤者家属、移民和拆迁户的手中。如果把GDP的增长幅度往下调两个百分点，中国人就有福了。

──转载自《动向》月刊2004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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