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2月16日讯】一个女人和一个种族
北明长大了﹐长大成了一个女人。我这里指的是精神生命的北明﹐指的是女人的智慧和智慧的女人。
成熟的女人是一块玉石﹐在痛苦中浸泡过的玉石﹐痛苦并没有使她破碎﹐而是使她趋于完美﹐因为那痛苦已化入玉中并成了血纹﹐所以她是一块与一般的玉迥然相异的世间奇玉﹐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对之有鉴赏力和识别力的。
北明多才多艺﹐很难说她最具哪方面的才能﹐她是个好的歌唱家﹐也是个好的文学评论家﹐还是个好的美学研究者甚至历史研究者﹐同时也是个好的作家。而且还不应忽略﹐她在广播艺术﹑舞蹈﹑话剧﹑歌剧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在这些方面﹐无论她朝哪方面去发展﹐包括电影﹑电视﹐我猜想都绝对入流。但她主要是个作家和学者。读了她的书﹐我认定她是个极有才气的作家﹔听了她主持的广播节目﹐你会发现其中有一些可以堪称“经典”﹔而听了她的CD﹐你也绝不会怀疑她具有专业歌唱家的水平﹐上帝赋予她多种多样的天赋﹐使那种方方面面都极其平庸却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只有蒙羞的份﹗她的表现力如此广泛﹐她唱哪一类歌曲都可以。后来我才听说﹐她还学过意大利歌剧﹐但你让她唱一般的抒情歌曲﹐足以同三十年代的周旋和台湾的邓丽君乱真﹔而让她唱民歌呢﹐那声音里散发阳光﹑泥土和水的气息﹐并且脆生生的﹐与郭兰英和彭丽媛迥然相异。我由此想到她的父母﹐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最大奉献﹐就是生出了这么一个女儿﹗就象北明生出了一个令她和先生宝贝得心疼的妮妮﹗
不管别人怎样看﹐在我的眼里﹐北明是个丰富却不复杂的人﹑柔弱却又充满阳刚的激情的人﹑成熟却又同城府和世故绝缘的人。她的精神生命的丰富是一种单纯的丰富而不是芜杂的丰富﹐如果用花朵来比喻北明内在生命的斑烂和青春年代的美﹐你从她身上感觉的绝不是哪一种花的特色﹐她既有玫瑰花的火热或浓烈﹐也有月季花的淡雅与清馨﹔既有郁金香的迷人的浓郁﹐也不乏牡丹花的富丽﹐而且还隐隐透出一股空谷幽兰的味儿。她的精神具有一种综合的却不是单一的美﹐纵使如此﹐这些比喻都尚未对她有一种本真的抵达。因为无论北明的内在人生的灵视﹐还是美学﹑哲学﹑宗教﹑诗歌的颖悟和素养﹐都使她的精神世界具有某种超凡脱俗的东西。我这里想借用秋潇雨兰计划去匹兹堡写的一部作品的名称用来形容她﹐那就是“莲花”﹐而且是宇宙终极意味上的“终极莲花”﹐这也是秋潇雨兰的心性和向往。女性的形体之美也许不同年龄段有不同韵味且各各相异﹐但内在生命之美也许会息息相通而不是相斥的。万法归一——众生最终都会走到一起来﹐包括所有脱尽尘思俗念﹑终于弃世间执著于身后的人。
由于一个偶然的机遇﹐我曾亲眼目睹过北明练功﹐她整个荡尽一切世俗功利和政治暴虐投置的阴影﹐完全呈现出一种清明﹑澂澈的舞蹈姿态。她的双手和身子全处于滑动状态﹐传出风的曲线和水的波纹。不仅如此﹐她整个人就仿彿化成了滑动的风和水。她的身上﹑手臂和指尖上无处不见淡雾?移和阳光闪烁。从练功中的北明﹐我看不见也感觉不到任何社会政治的含义﹐甚至也看不见﹑感觉不到任何宗教意味﹐它只是一种既超越政治也超越世俗宗教的宇宙生命之舞。动态中的北明却呈现并传递出一种纹丝不动的静态。我正是从这种宇宙生命心灵之大“静”中看见了长腿的美国女舞蹈家邓肯化身其中。但北明不是邓肯﹐她的舞姿中我感觉不到美洲大峡谷和大瀑布的灼热﹑粗犷的线条﹐而是神秘东方云山雾海的清凉与吉祥。这里面有隐而不见的东方国画与诗词的神韵﹐也化入了中国式的狂草书法飘逸和柔韧的线条。是的﹐动中入静和静中显动的北明化入圆融与饱满的“无”﹐却以纷呈的舞姿在书写生命。她的每一姿势的变化﹐都是东方狂草书法的流线﹐整个生命是一幅变幻不息的完美的条幅或横幅﹔每一个流变窜动在一起的字似有似无地释放出常人无法识别﹑也无法解读的宇宙的奥义。而此时此刻的北明如一部打开的奥义书﹐我是它的瞬间的诗的目击者。
我同北明少有接触﹐但我却花了大量的时间阅读她的已出版和未出版的几乎所有的文字。在阅读中﹐我有一个感觉﹐仿彿这些文字密布北明全身并且流动不息。在她所有的作品中﹐最引起我共鸣甚至惊喜的首推北明的一部处女作《史前意识的回声——中华民族生命流假说》﹐这部书1989年在中国大陆出版﹐那时候北明才三十三岁。此书的主编之一为方鸣﹐另一人是原《河殇》作者﹑现居美国的谢选骏﹐他也是我的好友。这本书印得不多﹐相信能读到它的人也很少﹔但我感觉﹐即使读到它的人﹐也少有人真正读懂了它。这是对人类“史前意识”的注目﹐使北明跃出了当时乃至现在一般人精神意识的水平线﹐这是北明式的一次创造性发现。
人类特别是中国人类的史前意识是什么﹖它以后何以在东方大地上演变为延续几千年的大一统的封建精神文明并被其取而代之﹖这种社会文明的两极性质的转化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远古时代赤足裸身的精神生命的回声在哪里﹖它有何种可能性衍化为现代意义的人类人文精神﹖北明既是问题的提出者﹐也是问题的回复者﹔既是率先发现问题的人﹐也是丰满阐述问题的人。她提出的是一种超越时空的猜测和假说﹐也是一个涉及文化人类学﹑社会生物学的问题。她以高屋建瓴的精神视野﹐穿越历史时空的直觉与想象环视我们这个星球特别是它的东方﹐审视东西方生命的不同运动形式﹐由此提出中国式的“循环互补”的历史模式与西方的“平行互补”的历史模式﹐以及两种不同的历史模式的生物性与文化性之间的差异。在这种比较文化研究中﹐北明骇然发觉性格和行为方式世世代代温柔﹑惇厚﹑中和的中国人﹐竟曾有过与自已生命状态截然相异的远古先人﹐他们与阴柔﹑中庸反其道而行之﹐充满狂浪无羁﹑高蹈自由的感性浪漫精神和阳刚之气﹗这是一个种族早已丢失﹑断裂的初民精神气质﹗北明感觉这种丧失久远的遗风在当代似有某种意义和某种程度的重现和回归。其实﹐北明的感觉与其说是一种社会人文精神的客观现状﹐不如说是北明的生命深层心理的由衷渴盼和期望。北明的独具原创性的史学观念的形成﹐既源于生命直观的把握﹐也基于她对多种人文学科的综合研究。无疑﹐北明关于史前意识和我们种族生命人文精神流程的论述﹐是一大被时间和历史忽略的创举﹐她的书是一本关于中国人类集体生命流的奇特假设﹐也可以说是史前中国人类历史可能性的终极描述。
历史对北明来说﹐与司马迁迥然不同﹐非记事﹑非编篡﹑非记忆﹔而是人类学的佐证﹐人类学的起点和终点﹐北明命名为“人类学史学”。司马迁奠定了中国正史体例﹐其编年纪事性质为以后包括《二十四史》在内各个朝代所承袭。正史之外﹐有杂史﹐也有不登大雅之堂的野史。杂史包括笔记体﹑回忆录和学术著作﹐某些小说﹑戏本﹑诗词歌赋也被划归其中。这是一种东方式的表现方法和史学现象。实录﹑记事进而演化为考据﹑义疏和训诂﹐流于繁琐的勘误和补遗。至此﹐史学已毫无思想和精神可言﹐成了文献﹑资料的汇编和堆砌﹐注定日趋贫乏和衰微。
史学﹐在希腊意为调查和探究﹔在中国即指记事﹐这是东西方不同的史学观念。
人类混沌初开的时期是神活世界﹐其中只有神﹐而无活动中的行动着的人﹔这种神话和传说中的历史﹐北明称它为人类的前历史。前五世纪的希腊﹐历史从神回复到人。中世纪﹐历史再度成为神的光辉的投射与外化。文艺复兴时期﹐人类摆脱基督教文化的制约﹐回首远古希腊文明的澂澈与清朗﹐历史充满了对自由的渴望和创造的激情。到了近现代﹐狄尔泰﹑克罗齐出现﹐指历史沉浸在黑暗中﹐在新的现实需要的光照中﹐它才有可能被重新发现并确立它可资利用的不同价值。罗素偏重强调历史的偶然性与个人性﹐以为历史中最值得人们珍视的东西﹐是与个人而不是与社会有关的。而柯林武德认为史学的对象即思想﹐历史就是思想史。汤因比和施本格勒则提出﹕历史表现为人类的文化形态。总体上也许可以这样说﹐西方史学与中国史学的最大区别﹐前者更关注人﹐后者更偏重纪事。历史并非孤立发展的﹐它与自然科学的交互渗透﹐为人探照自身奥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光源。人有生物性和文化性两大基本特征﹐对人类的研究因此区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人是精神性和肉体性﹑理念和欲念兼具者﹐既仰慕神﹑上帝﹑先知﹑超人﹐也从未走出动物界自己所属的品种和类别。北明说﹕“人的理念碍于欲念而无法彻底﹔欲念碍于理念而失之自然。”它的位置在神与兽两极的摆荡之中﹐和两难的选择之中。生命是一个复杂﹑矛盾的分裂体。人类生命潜能与历史表象互为因果。对人的重新审视﹐必须以多重学科交叉为其基础前提。
人类历史上演着一幕幕不尽相同又惊人类似的“史实”﹐从而构成人类浩瀚历史的表象﹐然而﹐起主导作用的人类的生命潜能﹑即心理原素却始终不变。人类相互分裂和排斥的生物性和文化性构成人类生命内在的搏动﹐这一搏动以各不相同的方式构成各不相同的生命动律。生命动律通过心理原素的结构和行为的方式作用于历史表象﹐并在其运动中形成历史模式。由此北明发现中国和西方历史模式各自相异﹐一为“共时对峙型”﹐一为“历时消长型”。前者为西方式的“平行互动﹑平行互补”﹔后者为中国式的“循环互动﹑循环互补”﹐形成各不相同的两大文化圈。不同于西方的是﹐中国人类生命的生物性和文化性为相互背峙﹐而不是彼此对峙﹔其生命动律表现以逃避的方式完成。中国人类的感性与理性二重心理原素不是共处在同一心理空间﹐而是分处于不同的心理时间的层面﹐纵向展开它们之间的压抑和限制。北明认为﹐这是一种此起彼伏﹑轮番更迭﹑严重丧失心理平衡的消极对峙的心理结构。由于其心理原素是轮番主宰浅层的心理空间﹐中国人类的行为方式﹐在单位历史时期内大体上就呈现单一性的色彩﹐趋于平静和稳定。这样的生命动律﹑心理结构﹑行为方式中﹐整体的历史就呈现为此起彼伏的“历时消长型”模式。中国人无论面对自然﹑社会及人的命运﹐都相信风水轮流转的运势﹐这个“运势”本质上就是“循环”。当每次循环到来时﹐社会畸型和心理变态就无可避免﹐死水一潭中就会发生隐秘骚动﹑进而剧烈动荡乃至天翻地覆。北明预言﹐中国当代就处于这样一个周期性历史蜕变时刻。
北明对“历时消长型”的民族心理意识的分析﹐既不同于弗洛依德﹐也不沿袭李泽厚。它同弗氏的“三层意识说”的区别在于﹐北明在其论述中所提出的“种族集体无意识”﹑“民族潜意识”﹑“民族显意识”这三个概念及其所指对象不是个体﹐而是群体﹐是指对整个种族或民族的精神领域的探究。其次﹐北明的“种族集体无意识”与弗氏的“无意识”或“潜意识”仅管同处精神构成的最深层﹐但弗氏立论的基础是“泛性欲主义”﹐而北明为社会生物学。她仅管同样认为性欲确乎存在于个体无意识中﹐并不否认这种被压抑的“里比多”与显意识之冲突造成深刻的人类精神现象﹐但她并不认为它是唯一的无意识内容。而持自己独异观点的北明﹐其“种族集体无意识”内容包括生存条件﹑乃至适者生存及遗传变异的生物生理本能对初民及其后代血裔心理定势的影响。最后﹐弗氏的精神分析是展开在“共时性”基础上﹐其三层意识从一开始就共存于同一精神时间﹐并且其位置和关系都不存在嬗递演变的过程。北明却将它们纳入“历时性”的发展过程之中﹐这三层意识最初分别都以显意识的方式进入民族心理﹐只是随着历史的推演才依次向意识的中层和深层沉淀。或许有人会问﹐那已经沉入精神最深层的无意识﹐在新的沉淀层压迫下来时到哪里去了﹖北明认为封闭沉淀在无意识领域的心理能量未经释放便永远不会消失﹐一旦达到饱和便会冲决压抑喷发为显意识。人类意识的演变﹐既有渐变﹑量变﹔也有跃变﹑嬗递。大幅度释放的心理能量的火山爆发式的跃变﹑嬗递﹐北明视之为民族生命心理嬗递。
北明同李泽厚的民族文化心理“积淀论”也互为区别﹐李泽厚的“积淀论”总体上强调历史的继承性﹐包括同一历史时期和不同历史时期之间的继承。北明认为﹐“积淀论”在同一历史时期内﹐适宜解释其内部各阶段之间的文化心理的积累渐变﹔但不能解释从人类产生至今为止的所有历史文化心理变化现象。相异于“积淀论”﹐北明的“民族心理嬗递”论的总体立足点是放在“跃变”﹑“质变”的否定性变化方式上。人类文化心理类似生物的缓慢进化﹐有时会出现“突变”﹐并非永远以“积淀”的渐变方式发展。北明的观点可视为与“积淀”说互为补充﹐填补它在不同历史时期之间人类文化心理论述的理论性局限。顺便说一句﹐北明的论述总体上是属于文化艺术理论范围﹐较之同时代的谢冕的诗评和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人微言轻”的奇女子北明﹐其几近湮灭无闻的超前的精神意识﹐对整个时代而言﹐具有真正的先锋意味﹗其次﹐“积淀”说强调在同一历史时期内﹐各朝各代审美趣味﹑文化心理的因果联系和变化﹐北明则强调它们的相对稳定性﹐但她所指的稳定性是指那一历史时期的总体特征。部分之和不等于整体﹐各朝各代的特点是有机整体的代表。北明指出﹐封建文化总体上的温柔惇厚﹑中庸平和﹐决不因李白个人狂放不羁的浪漫而变质﹔儒学历经后世的不断演变﹑发展乃至修正﹐也冲淡不了它的“实用理性”的根本骨血。北明关于“民族心理嬗变”的论述是指基于宏观把握基础上的总体特征的跃变。
北明提出艺术是民族心理的表征﹐是生命形式的假想实现﹐她宣称﹐艺术对缺乏艺术感受和领悟能力的人不存在。每一个时期都有自己的代表性艺术样式﹐揭示出不同时期生命的主要形式。对艺术而言﹐北明断言﹐艺术的题材﹑内容所反映的客观对象不是也不能决定风格﹔艺术的样式﹑体裁﹑艺术家的生活经验包括艺术家的写作技巧﹑包括艺术家的性格不是也不能决定风格﹔从艺术创作的客体到创作主体﹑即艺术品和艺术家的诸多方面都不是也不能决定风格。决定艺术家的风格的是艺术家的心理态势﹗这是北明的论述﹗也是北明的创见﹗正是在这一点上﹐她的心灵敏锐程度远远高于她的同时代人﹗而心理态势在生命个体中独立于文化﹐主要由遗传气质所决定。风格是生命形式的直接转换﹐是艺术家的心理态势的外化﹐是超越实证和计算的宇宙生命精神神秘的模糊之“数”。沿引北明的原话﹐那就是﹕“艺术家的心理态势﹐超越艺术样式﹑题材﹑技巧﹑生活经验和性格特点﹐表现为艺术的内在形式——力度的强弱﹑节奏的快慢﹑张力的大小﹑弹性的紧松﹑韵味的曲直﹑色彩的明暗﹑真力的多寡﹑意绪的疏密﹑质地的软硬﹑风骨的虚实。艺术品由此产生雄浑或淡泊﹑自然或绮丽﹑高古或典雅﹑豪放或飘逸﹑劲健或清奇等风格。”这真是真知灼见﹗这样的论述异常犀利﹑不同凡响﹑力透纸背﹗是包括许多男人在内的平庸之辈无从感悟﹑传达和独立发现的。北明是个智慧的兼具多种才艺于一身的一流的女性。北明表示﹕“个别艺术风格证实个别艺术家的心理态势﹔整个历史时期的总体的艺术风格向我们表征着那个时期人类总的心理态势。”
北明视神话为一个种族整体心理的流露﹐它是史前初民纯粹心灵的产物﹐是史前种族集体无意识的依凭﹑投射和外化。原初神话远离现代人多重复杂的心理层次和空间﹐其中没有思想观念的疏导﹐没有抽象思维的指令﹐而是初民原生心态的最直接﹑最真实﹑最自然的表露。中国原生神话未经历代文人梳理﹐仅散见于一些古藉。神话越接近人类社会的文明﹐越失去其原生态色彩﹐它的伦理﹑政治﹑现实成分越重。中国史前孕生的神话中神祗众多﹐盘古﹑伏羲﹑女娲﹑神农﹐各自独立﹐互不相干。而上天入地﹑神通广大﹑主宰万物﹑集威仪和权力于一身的主神——上帝的出现已经是奴隶制社会之后。不同种族的原生神话决定于其先民气质和心理遗传特性。希腊神话中主神宙斯高居奥林匹斯山巅﹐统率万物和大小诸神﹐并构成上下制约﹑相互关连的神系﹐折射出其初民的集体观念和服从意志的心理制约﹐不足以同没有主神和神系的中国原生神话相比较。中国原生神话无主神披露中国初民既相异于西方初民﹐也不同于中国本身封建文明时期社会整体意识的心理特性。也就是说﹐中国远古初民既具有自由﹑独立意识﹐也显示出个体生命风骨﹐超越一统天下的清规戒律﹐天生不受任何人为制约的个性﹐这是他的羸弱的后代子孙身上所罕见甚至荡然无存的。从中国原生神话的初民个性风骨﹑独立精神﹐反过头来看中国整个封建时期的帝王系统和专制体系﹐又鲜明地反衬出西方人的后裔较之中国先民的子孙百倍强烈的个性意识和主体精神﹗东﹑西方人性朝相反的方向发展并形成巨大的反差﹐在今天的中国人中﹐独立意识已经凤毛麟角﹐特别是“诗人”更少见远古蚩尤的叛逆天性﹑心理气质和生命骨血的真传﹐阴柔﹑圆滑有余﹐而雄强﹑阳刚不足﹗我以为﹐发现东﹑西方初民心理气质的差异﹐发现中国远古初民感性﹑浪漫﹑高蹈自由﹑狂放无羁的生命气质﹑并以此为参照联系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现状进行比较﹐从而全心身入静﹑倾听东方史前意识在现当代中国大地上最初或可能的回声﹐是北明心灵的伟大渴望﹗也是她对现当代精神领域的一大无可置疑的奉献﹗
西方神祗都有完美的人形﹑且具七情六欲﹐不离人间烟火﹔而东方神祗怪异﹑凶猛﹑狰狞﹑丑恶﹐具有超越自身甚至天地万物的自然局限的神力。这揭示出中国远古先民天人合一﹑物我交融﹑人兽万物同源的超自然心态﹐挣脱存在束缚的生命充满动物崇拜色彩﹐诸多形像都是牛头马面﹑龙身鸟首或半人半兽。希腊人是一个重实际﹑轻玄想的民族﹐相信他们的神话是真实的历史﹐他们的求实精神意识发展而为严谨的科学精神和实证方法。而中国神话是中国初民天生心理气质和恣肆汪洋的伟大梦幻和想象﹐其精神抵达超现实的空间和层次﹐有万千尚待破解和揭密的宇宙奥秘深藏其中。中国人的神话非史实﹑也超现实。中国古代先民具有极强的个人意识﹐和独往独来的行为方式﹐其神祗表现的正是个体生命价值或个人英雄主义﹗与其后来绵延的子孙务实﹑稳定﹑老滑﹑世故的世俗精神恰恰形成两个极端。鲁迅和胡适曾断言中国初民朴实而不富于想象﹐北明对此持有异议﹗怀疑此立论是否有反映中国文人学士自身精神性格缺憾之嫌﹖﹗中国初民原生神话丰富与自由的想象﹐与西方比较独具自己强烈的东方神韵﹐其远古独立和自由的精神﹐领各民族风气之先﹗北明以为﹐若考虑到黄河流域和地中海沿岸地理﹑气候﹑环境的巨大差异﹐这种气质上的自由特色更见鲜明。在北明眼中﹐希腊初民是“正常的儿童”﹔而中国先民是“野蛮的儿童”或“早熟的儿童”。这种“早熟”﹐表现在初民以降﹐“神话从神转而帝﹑从兽转而人﹑从幻想转而实际﹑以怪诞转而柔美。”而人类就其本质而言﹐却仍然只是我们这个星球上的“两脚兽”或“四肢动物”﹗今人与原始人相似多于相异﹐其动物本性毫无本质性变化。人类几千年前才走出图腾巫术的阴影﹐告别身后的荒芜和野蛮﹐有什么理由非要虚饰以“文明”或“文化”的衣衫﹐裹住自己赤裸的身躯﹑远离自己脚下的泥土﹐而不是赤足裸身如初民漫步生命的伊甸园呢﹖人真是世间所有生灵的主宰和上苍唯一的宠儿吗﹖北明发问道。
研究人类史前意识﹐特别是对中华民族生命流的探究﹐是北明初试锋芒的一次精神冒险。神话是她攀沿的绳索﹐比较是她检测的方法﹐以此透视中华民族远古祖先生命基因﹑考察民族心理素质﹑发现原始初民本真的生命意识和与身俱来的天然的自由。在对史前神话世界的探访和跋涉中﹐北明不由质疑并大声发出询问﹕在千年封闭心理积淀的稳态结构之下或之外﹐我们是否遗忘了什么﹑丢失了什么﹑失传了什么﹖﹗我们是否忽略了还有别的有待于我们发现和发掘的什么﹖﹗我们在大书特书封建文明的光辉灿烂的遗产时﹐是否也应挖掘万年以上的种族无意识的心理积淀层﹐和至今无人提及也未引人注意的混沌初开的中国史前初民前文化精神﹖﹗人类的文明是以史前的种族存在为先决条件﹐种族的特质是民族特质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对人类文明的直接描述﹐如果忽略了史前神话的存在﹐都不是人类及其不同种族特征的基始描述或终极描述。史前生命绚丽之极﹐是我们种族生命精神的支撑和立足的磐石﹐它不应被我们无视﹐更不应被我们置于遗忘。在我们未来生命的历史进程中﹐它必将成为唤醒大中华灵魂浩渺持续的伟大回声。“何以灿烂的中国封建文化必然没落﹖何以当代意识骚动不宁﹑多重丰富﹑丧失稳态﹖何以外来文化具有巨大冲击力﹖”北明频频发出呐喊之声。“牢牢把握中华民族史前生命形态这块‘基石’﹐将是揭开中华民族生命——历史之谜的关键。”
兽皮。石头。洞穴。树巢。尘垢。逐一消失。青铜时代来临。放浪形骸的初民生命形态﹐受到封逮大一统的精神文明巨大的冲击。原生神话的本真面貌隐去﹐原始生命形态和大自然的荒蛮背景消失。神怪成了脱尽自然气息的人帝﹐行使人间权力的帝王取代了诸天众神﹐感性浪漫的精神让位给了理性实用的追求。被阉割的原初神活﹐在青铜的新的物化形式中留下余音﹐青铜器上的饕餮纹饰﹐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原生神话。翻天覆地铺开的秦始皇兵马俑﹐书写苍茫和巍峨的万里万城﹐骚乱的楚辞﹑拙朴的汉石刻和浑厚的汉象砖﹐无不显示原始氏族社会在封建时代来临时频于解体和初民心理态势的最后的峥嵘。继之而起的秦汉文艺崭露头角﹐以力度之美成为封建文化灿烂的表征。北明指出﹐这是由来已久的一种普遍的错觉﹐其实﹐秦汉阳刚之美﹐正是原始心迹的遗风﹐是远古初民浪漫心理经久不衰的力的体现﹐是史前原生神话落霞最后的回光返照。绚丽之极﹗浓烈之极﹗由此揭开千年封建文明的新的历史帷幕﹗
青铜时代﹐是“破”的时代﹐即史前意识的逆反期。
春秋战国﹐是“立”的时代﹐是封建文化的建设期。
在史前与封建交替裂变时刻﹐感性与理性循环互补的两种不同生命形态完成第一次跃变。继之儒家文化随之出现和封建体制由此确立﹐民族生命在一个新的层次上达到新的平衡。
殷商时期﹐多神崇拜转化为主神崇拜﹔到了周朝﹐原始礼仪进而规范为“周礼”﹐史前辉煌的光影逐渐暗淡﹐感性浪漫遗风日趋远逝。接着春秋战国来临﹐在“礼崩乐坏”的背景上﹐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文明这才呈现出新的曙光。这是一种以理性为基础的文明而不是以感性浪漫为基础的文明﹔是一种在“循环互补”中递次断裂﹑嬗递﹑跃变的文明﹐而不是循序渐进﹑平行互补的文明。如果一切都是在另一种情况下发生的﹐那么中国文明就不是今天的样子而是另一种样子﹐中国文明的历史就可能从头重写﹐数千年至今我们就可能不会笼罩在专制体制严酷的阴影中﹐而是沐浴于自由﹑民主的阳光﹗这断裂过早发生﹐由此整体上改变了中国文明发展的性质和方向。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特殊性在人类学中的意义与中美洲玛雅文明相似﹐被称为“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然而﹐在文明的继承中﹐古中国却有与古希腊文明循序渐进相异的方式﹐这一方式不仅是对原始文明的背叛和对初民历史的断裂﹐而是整体上改变中国文明发展的方向和异化了今天中国文明可能的面貌。这是一个全然的意外。它导致了中华民族精神气质的内伤。这种对远古文明的历史性断裂﹐延续至当代阴魂不散﹐演化为今天空前绝后的意识形态强加﹐在文化艺术领域直接和变相全面实施和重演精神施虐﹗
民族理性对中国而言是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它在古往今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具体实践和运行。将这一民族理性生命形式对中国社会和民族心理施加影响和具体实践的是中国的儒家﹐而它的代表人物是孔子。不言鬼神的孔子﹐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的出现意味着重新内塑民族心理性格﹐和民族道德﹑伦理﹑信仰观念的规范和确立。如果当时不是孔子这么一个人出现﹐而是另外一个与他心理性格截然相反的一个人﹐也许整个中国就不会世世代代有千千万万﹑大大小小的孔子﹐而是另一种民族整体精神生命的承传﹖﹗但恰恰是孔子﹐而且只能是孔子﹐中国人除此别无选择。历史选择了封建﹐封建选择了孔子﹐孔子选择了理性﹐而理所当然地成了儒家的代表﹐并成功地把远古初民精神意识从民族心灵中清除﹐从而完成了整个民族从感性到理性的历史性的沉重转型。从此﹐阳刚失落于阴柔﹑狂浪萎缩于中庸﹑自由奔放蜕化为循规蹈矩﹑不能越雷池一步﹗这种理性形态的精神生命﹐日趋被阉割﹑进而萎缩﹑退化﹐民族整体性格从史前的高蹈混沌﹑自由奔放扭曲为软弱﹑功利﹑自私﹑萎琐﹐发展至近代终于全部暴露中国国民天性的年深月久的全部劣根性。我想生活在今天的国人也会强烈地感到生命自由的备受压抑﹐而越来越多的年青的一代都会从心灵中呼唤远古阳刚﹑浪漫﹑自由的民族天然性情的现代复归。
儒学的文化人格体现为中庸平和﹐是封建大一统社会的主导精神意识。东来的印度佛学﹐清淡寂寞的魏晋玄学都甘居边沿﹔它们对封建理性文化主流﹐缺乏强劲的冲击力﹐只能起到某种程度的缓冲﹑调和作用﹐而使理性主流文化更趋稳固。汉儒经学的衰微﹐引发魏晋玄思﹑清谈之风﹐它虽不失道家境界的空灵和超逸﹐但其几近悒郁的女性化柔态﹐却使其缺少亢奋的激情和上升的力度。其实质是一种被朦胧遮蔹或远未暴露的旺盛生命的荒芜﹐远离史前浪漫感性的心理态势﹐缺乏精神生命的爆发力﹗靡丽雕饰的表象却遮蔽不了骨血的缺失﹗这一民族精神内在的贫血与缺钙﹐至今未有人犀利击穿其深层品格的羸弱与萎靡。这种精神的浮面的表象﹐类似中国当代文化大革命以来最黑暗的年代﹐朦胧诗在专制高压下孕育﹑生发及其最后为体制内部所吸纳。历史真是惊人地相似。
封建文化在唐代抵达空前的高峰﹐一扫魏晋南北朝近乎柔弱的风气﹐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民族精神气韵。北明在对两者进行比较时评说﹕“前者超脱世俗﹐却缺少豪迈浪漫色彩﹔后者不失气度﹐却入世匪浅。”二者都未跳出中庸之道﹐和谐﹑稳定﹐平衡中缺少运动的生命。总体上载道文风的理性张扬颠覆了本真生命感性的喧嚣。唐代诗人在北明看来﹐李白是一位挑战封建传统文化心理的彻底的叛逆者﹐他的诗歌在文学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杜甫的诗铺展了一幅唐代社会现实生活的巨幅画卷﹔白居易是唐代充满入世精神的现实主义诗风的另一位代表。中国文化艺术历史上﹐宋明也是民族心理层次上最为丰富的时期﹐民族心理能量在严谨的规范和约束中得以释放﹐仅管远不是精神生命自由与饱和的表达。宋代散文表述伦理观念﹑议论社会思想﹐风格上承传了韩愈﹑柳宗元的古文。文人墨客﹐多才多艺﹐诗词﹑文章﹑书法皆通﹐如欧阳修和苏轼。其中不乏集儒﹑释﹑道于一身﹐入世与隐逸兼具﹐既通言理又颖悟禅宗者﹐呈现纷繁多元的心理态势﹐骨髓里却渗透理性的汁液。
粗略浏览全部封建人文建构﹐“阴柔”是其总体精神趋势﹔“理性”是其隐形其中的脉纹。其艺术表达主要为两个方面﹕或入世而兼济天下﹔或出世而独善其身。但无论哪一方面﹐都不离“中和之美”﹐这也是封建审美趣味的主要特征。中国文化艺术还有某种潜在性情的隐忍和无奈﹐纵使生命之压抑频临绝灭﹐那表达也不失内敛﹑含蓄﹑柔韧的份儿﹔决不张牙舞爪﹑锋芒毕露﹑咄咄逼人。这不仅是中国人深层心理和精神趋向的自然选择﹐也是东方式的美学境界包括人生意趣和姿态的一大忌讳。冷不会如冰﹐热不会如火﹐而是中国式的两极中和。中国人的内在生命偏静﹐冷热兼容﹑不偏不倚﹐取其中性。一切趋于平稳甚至超稳定而免于震荡。
中国式的“静”﹐主要不是指宇宙的寂静﹐而是指社会的肃静﹐古代昇堂审案衙役举着的牌上写的就是“肃静”这么两个字﹐就是让你鸦雀无声。中国人讲究言说要有分寸﹐禁止随意表达﹐所以自由见于法度﹑规矩﹑束缚﹑制约之中﹐这也是“肃静”的不同表现形式。为此﹐还确立有形和无形的意识形态法庭﹐思想不能越轨﹐精神不能超限﹐以“法”度之﹐违者必究﹐以确保全社会政冶超稳定前提下的文化的安全。
北明也论述到中国古代音乐﹑山水画﹑悲剧乃至实用工艺。关于音乐﹐北明前已指出﹐中国是一个没有纯粹音乐的国度﹐又是音乐无所不在之处。中国音乐早在氏族社会巫术﹑图腾的背景上出现﹐它和中国原生神话命运相似﹐在封建伦理﹑思想﹑政治的阴影中﹐原始音乐的生命的火光时明时灭﹐几成灰烬。这里是指纯粹意义上的有别于后来的中国音乐而言。若论及悲剧﹐北明断言中国没有本质意义上的悲剧﹐只有中国式的非悲剧的悲剧﹔或者说中国戏曲中只有悲情的表达而没有悲剧的精神意识。中国戏曲只是个人坎坷与不幸的哀诉﹐没有社会或个人生命内部尖锐的矛盾和冲突。从古至今﹐只有简单的人物﹑简单的性格﹐简单的心理﹐没有复杂的多层次的精神揭示﹐没有骚动不宁的个体生命心灵的奥秘。平淡的观念﹑木然的理性﹑庸常的政治﹐使中国人在精神层面上远离本真的灵魂与肉体﹑生存与死亡﹑存在与虚无﹐宇宙生命的个体意识和悲剧意识在深层的意义上归于死寂。谈到绘画﹐东西方绘画艺术都离不开感知﹑领悟和直觉。扎根于本土的中国画﹐它的高峰时期在宋代﹐水墨是它的主要表现形式﹐写意是它的内在精神隐函。同其它的文艺形式一样﹐中国画也同样与史前浪漫生命绝缘﹐它主体上呈现的仍然是一种阴柔之美﹔也可以说﹐是一种“弱”的生命形式和心理情态的外化。它表现的是理性﹑中庸﹑平和的民族整体心态覆盖下的隐形的一面。有别于儒学的入世﹑务实的理性精神﹐中国画以水墨渲染的是超然物外的风神和无我之境的意韵。实用工艺兴盛在明清﹐正是源于理性生命苦涩的衰落。陶瓷﹑染织﹑金属﹑漆器﹑器皿雕塑﹐只是人们实际生活的需要﹐一种室内的摆设和生活的装饰。实用工艺在明清成为世俗艺术之王﹐与同期的学术情况同出一源﹐前者为社会审美能力和趣味的下降﹔后者为时代思想精神财富的贫困与匮乏。偌大一片辽阔的国土上﹐人们津津乐道于戗金﹑镂银﹑琢石﹑髹漆﹐在本质意义上是民族精神的萎缩和心理素质的退化﹐也是艺术及其创造精神的整体堕落﹗
从魏晋南北朝始﹐到唐宋元明清终﹐长达两千多年﹐世代奉行温柔惇厚﹑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远古初民浪漫﹑感性﹑狂浪不羁﹑高蹈自由的精神意识﹐从一开始就被断裂﹑偏离和受到整体方向性的背叛﹐从而转换成了后世的现实﹑理智﹑阴柔﹑苟且的性格﹑心态和处世方式﹐这是封建教化和理性精神无可避免的悲剧﹐也是一个民族注定强行吞咽的苦果﹗
封建理性终至萎缩﹐民族生命失去活力﹐北明预言一个新的历史大循环﹑大转折的周期已经到来﹗她说这是不以中国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它是人类生命自身运动和流变的结果。一个被“理智实用”单一特征主宰的民族﹐在当代朦胧听到了历史的呼唤﹐并且已经感受到了史前生命意识最初回声的波动。这个大循环﹑大转折的重大历史标志就是文化大革命﹗在北明看来﹐这场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革命”是民族心理精神史上变态的怪胎。“革命”无对象﹐“造反”无目标﹐而几千年封建传统价值观念和审美标准被毁于一旦﹐却未见新的时代价值和审美观念的确立﹗这一时期的民族风貌﹐从表象上看﹐是观念意识的简化和生命力度的强化﹐而其本质就是集体受愚和群体洗脑。
整个文革时期﹐只有群众大合唱和集体表演唱﹐毛泽东是总导演。十几亿人完全绝灭个人的声音﹐只有毛泽东的十几亿个分身的声音。举国上下只有一个人﹕毛泽东﹗只有一张画﹐毛泽东画像﹔只有一座雕塑﹐毛泽东塑像﹔只有一种诗词﹐毛泽东诗词﹔只有一种文字读物﹐毛泽东选集及其语录﹔只有一种反反复复﹑不厌其烦的报纸和电视新闻报导﹕毛泽东接见外宾或毛泽东登上天安门。中华文化顷刻化为废虚﹐废墟上只剩下由一个人驾驭﹑主宰的思想﹑言论﹑动作的整齐划一的十几亿木偶。十几亿木偶头脑简单﹐四肢必然发达。简化的思想观念中﹐血肉之躯的力度得到最大的释放﹐倾尽全身之力起哄﹑咋呼﹑高呼“万岁”﹑继而“打﹑砸﹑抢”﹗除此之外﹐这只是一种力的表象﹐只能对自己和别人的灵肉起到双重伤害作用。所以﹐这是一种简单的暴力﹗没有真正的颠覆力和冲击力﹐无涉于全民族的精神真正意义上的变革与解放﹗
北明认为﹐社会价值的判断和心理层次的剖析﹑社会意义的否决与生命潜能的释放﹐各自不同的角度﹐彼此不能混淆。文革虽有百害而无一益﹐却是通过无理性﹑无目标﹑无方向的疯狂动乱使民族压抑千年的生命潜能得以初次释放﹐从而寻找到失却已久的生命的活力。北明这里所指的“活力”﹐是从人类生命的角度而言的纯粹生命的活力﹐而非从社会学角度所作出的社会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北明更关注从文化人类学和社会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待生命和社会历史现象﹐以求更深入地透过事物的表象触及存在的本质。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文革﹐或从深层心理学和社会生物学角度研究文革结论各异﹐北明主要持后一立场并将文革同历史上的农民革命进行类比﹐以为从先秦到晚清历次农民暴动都是源于政治黑暗和民生极度痛苦﹐举旗聚义造反都是迫于饥寒。农民造反目的﹐不是出于什么理想和信念﹐而是为了现实生存而自发组织﹑自觉投入﹑自主命运﹐它的民众运动性质十分鲜明。而文革则全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文革前十几年社会民心趋于稳定﹐历届人为的政治运动﹐也未引发民众造反的民族心态﹐它不是自发的群众运动﹐而是预设的运动群众。农民战争有岌岌可危的现实基础和民众自觉意识﹐而北明认为文革则缺乏这两者﹐它甚至可以说不是执政党的意志或某个统治者的个人意志﹐而是冥冥中民族历史大循环﹑大转折注定的运势不可更改﹐也不可预测。被运动其中的只有莫名其妙的“信念”﹐却绝对没有“思想”。参与者只有热情﹐没有方向﹔只有冲动﹐没有是非。他们是一些“誓死保卫”﹑“坚决捍卫”什么的人﹐痴迷到把“红色纪念章”忍痛刺入血肉之躯挂于胸前以表达“红”心和“忠”心的人﹐但却不是出于自觉“保卫”与“捍卫”甚至不明了为何“保卫”﹑“捍卫”和“保卫”﹑“捍卫”什么﹖﹗较之农民战争﹐这在整体上是完全陷入非自觉心理状态被人在幕后运动来运动去的数以亿计的盲从群体﹐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大规模群氓。
亿万人群整体盲目行动﹐这在数千年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这也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们从未领略过的风骚。这种场面巨大的疯狂和骚乱﹐使人头涌涌﹑铺天盖地的历代农民运动也黯然失色。农民运动有既定的革命目株﹐明确的造反对象﹐并受约束于特定的军规法纪。流为草寇﹑乱行烧杀抢掳者也难免﹐但不占主流﹐而越至封建社会后期﹐这类情况反而越来越少。因为农民运动从根本性质上来说﹐不是假“革命”﹑“理想”之名行政治煽情之实﹔也不是潜在生命能量寻机无制约发泄和群体狂乱﹔而是农民为改变生存条件﹑寻求自身解放的真正的群众运动。而文化大革命则不同﹐被运动其中的“造反”的“革命”群众﹐徒有“革命造反”的愚昧热情﹐却无任何基本行为准则和具体“革命”目标。这种情况下﹐即使没有深层心理中的集体无意识存在﹐也会酿成一场社会动乱﹔因为整个中华民族历史此时正值一个总体性的巨变时刻﹐从生命潜能到心理意识正处于跃变关头﹐早已断裂﹑失传而无从为继的民族感性浪漫生命形式在无理性中突然苏醒。在集体大破坏的痛快淋漓中﹐人们旷日持久乃至无数世代深藏在生命深层的那个“本我”﹐再不堪继续压抑﹐于是肆无忌惮地以“革命”的名义疯狂扩张﹑发泄生命原始的兽性。翻阅文革史﹐就是一部“红卫兵”群体施虐史﹔群体心理病变和畸形变态史﹔现代皇权的红色侍卫们自觉迫害和不自觉受害的荒诞史。
种族集体无意识﹐如压抑于深层心理的岩浆地火﹐漫长的种族生存历史中﹐从未有过喷发的机遇﹐也从未死亡。几千年封?地层覆盖﹐使高压贮存的民族阳刚之气趋于超饱和状态﹐一触即发。这是一个具有巨大张力的心理力场﹐圣旨钦定的文革“造反”是引发它的导火线﹐而文化大革命本身却为它的猛烈爆发提供了一次契机。民族史前遥隔无数世代隐形沉淀积蓄的初民意识﹐终于穿越封建中庸的潜意识和近现代劣根性的显意识骤然爆炸﹗北明断言从深层心理学角度来说﹐文革无疑是种族集体无意识的阳刚之气一次能量巨大的释放﹐这是文革得以在一个奉行“温柔惇厚”的中庸之道的民族爆发的深层心理基础。
北明对文革从深层心理学和社会生物学的角度观察﹑研究和剖析﹐其精神视角和观点无疑是独特的。但若从社会政治学的角度看文革﹐我不以为文革是“一场无目的﹑无目标﹑无方向”的盲目大动乱﹔而是一场清醒的﹑预谋的﹑人为设定的“革命”﹐是统治者心术和权术的外化。它不但有目的﹐而且有目标和方向﹐那就是延续专制体制和个人独裁。文革中的民众是被动的群氓﹐其中绝大多数人并无个人具体的政治目的和野心﹐但这个盲目群体的驾驭者却是出于居心叵测的﹐其政治目标清楚﹑方向明确﹐并且急功近利。其政治运作中绝无“种族集体无意识”可言﹐也找不到任何诗化的“感性﹑浪漫﹑高蹈自由”的精神踪迹。社会群体的心理张力﹑生命潜能在文革中得以释放是不自觉的﹐同史前初民的深层心理意识和生命能量的自由舒展和释放在性质上是两回事﹐不可同日而语。史前“初民”和文革“盲众”性质上截然有别﹗史前初民深层生命潜能释放是无害的﹑自我本能的渲泄﹔文革盲民的深层生命潜能释放是有害的﹐是为人所放纵并任其盲目发泄﹑以满足其破坏心理的。前者体现的是自觉的原始自由精神﹐后者纯属盲从和盲目发泄。两者有表象的某种类似性﹐但其深层内质却是相异的。如果我们把初民的深层生命潜能放在今天的历史背景下﹐它仍然是原质的还是变质的﹖把红卫兵们被释放的生命潜能放在史前的时空中呢﹐它的性质会变化吗﹖我想﹐史前初民生命潜能无论在何种时空条件下﹐它仍然是它自己﹔红卫兵的盲目发泄无论是置放史前或当代﹐其性质也不变。生命深层心理潜能是一种相对恒定的生命内质﹐它不因时空条件变化而变化。所以﹐红卫兵与初民生命潜能的自由释放﹐在精神意义上既不是同一性质﹐也不是同一层次。文革并不是一次精神跃变﹐而是一场精神动乱。在文革中红卫兵的行为是兽行﹐其欲望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兽欲﹔反之﹐初民的生命潜能的原始释放恰恰是人行﹐其深层心理基础是生命天然人欲的自由释放。将它们之间相互比较﹐初民生命潜能的表达是纯粹的﹑本真的﹔而文革中红卫兵行为却是畸形的心理扭曲和兽性的盲目发泄﹐在一个文明的﹑法度的社会只具有破坏性﹗个人越欲求从任意自由获得快感﹐越企望在为所欲为中达到空前的慰藉和满足﹐他人和社会越不具安全感﹐所受到的伤害越惨烈。所以﹐文革盲民的兽性﹑私欲的发泄和史前初民的心理潜能的自由释放﹐两者完全是南辕北辙。文革中红卫兵的“社会主人翁”﹑“红色接班人”﹑“世界的希望”﹐完全是人为授予的种种虚幻头衔﹐以利用﹑欺骗和玩弄为前提﹔绝不是一种本真﹑天然﹑纯粹﹑与人和社会无害﹑高蹈混沌天地的生命的自由与自觉﹗
文革也不是“朦胧”的政治热情和个人迷信﹐而是“皇恩浩荡”的顶礼膜拜。文革中“红卫兵大串联”也不能理解为彻底破坏了中国人小家巢居﹑安居乐业﹑足不远行的生活方式﹐是改革开放后旅游之风的先导﹐因而具有历史意义﹗这种“串联式”的旅?只是一种红色暴行的泛滥﹐因而是“兽迹”﹑“兽行”﹐是“丑”而非“美”﹐其中绝对无从感受到人复归大自然的生命交融与和谐。文革也不仅仅是“个人崇拜”﹑“缺乏独立思考”﹑或仅仅是影响了“终身制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这些浮泛历史表象的问题﹐它本质上是专制体制内部危机的暴露。文革之“革命”是个人钦定和权力驾驭﹐它是一场空前的民族浩劫和灾难。从历史和社会学角度看文革﹐北明显然受到某种程度的社会体制条件的局限﹔但文革对于北明而言﹐却主要是将其置于文化人类学和社会生物学的广阔视野进行观照并作出自己独具特色的剖析。北明说﹐我们对初民有文化和文明进化意义上的超越﹐就象现代科技有别于石器时代的生存能力﹔但却不具有生物学意义上和人类遗传意义上的根本超越。人类生理机制和先天素质受人体发育系统惯性的制约﹐使其不因时代发展和生存环境变化而产生变易。今人和古人变化的是心理而非生理。人类的生理特征很大程度上决定人类的情感方式﹐而理智和情感相悖的人类心理矛盾和压力日剧。特别是中国人﹐数千年来长期处于心理和生理双重不平衡﹑不稳定状态﹐这种情况几乎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只要遇有适当的历史机遇﹐随时有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引发盲目和暴烈的破坏性冲动。北明论定﹐这就是产生中国式的“文化大革命”的种族心理基础和生理因素。
人类自由的本质是创造而非破坏﹐文化大革命是人类社会行为的一次整体倒退。但北明所持文化人类学和社会生物学立场和观点﹐视文化大革命为种族无意识的初次解放﹐她所看见的是破坏性行为产生的巨大心理张力和强悍的生命力﹐是压抑和窒息处于饱和状态的人类一次强烈的发泄和解脱﹐也是对萎缩﹑死寂和静止的生命状态的冲击和反叛。中国人必须有另一种生活方式﹐另一种心理性格和人生姿态。文化大革命是历史惯性的一次巨大的反弹﹐是理性制约对感性生命的一次让道﹐是一切传统文化﹑价值系统和行为规范在民族深层心理意义上的一次总崩溃和大滑坡﹗整个中华民族在自我压抑中无可选择﹑无路可走﹗唯有无理性的疯狂和无限制的渲泄﹗文革研究者和一些社会学者看到的是文革肆无忌惮的野蛮﹔北明却不仅如此﹐她对文革的剖析透过社会表象直接抵达的是民族潜在精神意识。就就是说﹐北明并非无视文革的灾难性质﹐而是从文革中民族整体意识的深层﹐隐隐听见了潜伏已久的史前意识的回声﹐感受到中华民族心理特性和审美意识嬗递和跃变的预演和最初尝试。
对于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余华也曾发表过议论。余华在与一位意大利记者谈及文革时说﹕“那段时间对中国人来说是一场灾难﹐但现在看来﹐它同时也是一笔财富。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今天的我们希望创造伟大的思想﹐把自己从过去中解放出来﹐毛泽东也抱着同样的目的。只是他没有明白﹐中国人民那时还不够成熟﹐无法实现他的理想。”（《我能否相信自己——余华随笔集》。见流传网上的高氏兄弟《余华是无耻还是无知》一文）。无论从社会学﹑政治学还是神学角度看﹐余华的说法显然是不成立的﹔抛开社会政治层面﹑仅从神学角度看﹐毛泽东却不是“真”神而是伪万物主宰﹑伪万王之王和伪先知﹐并且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世间魔头﹑也就是魔鬼撒旦﹗如果从个人角度看﹐我也愿意相信毛泽东有诗人气质﹐他身上不乏远古初民的感性﹑浪漫精神﹐我甚至怀疑这个出生古代楚国地域的湖南人﹐遍布全身的血管里是否骚动着蚩尤的血液﹖但是他个人的诗化心理气质与他的行为后果是极其矛盾的﹐两者不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因为这种感性﹑浪漫的精神气质特征﹐一经扭曲和异化﹐就成了极其有害的政治妄想和狂暴的政治激情﹐也就无可避免地衍化为一个时代的社会暴虐。这已经从他一生中的行为得到证明﹐他一生中所频频发动的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就是他自己为自己作出的无可更改的历史注释。关于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北明与余华的观点在精神表象上似有貌似之处﹐但其实在本质上却有天壤之别。因为对于北明而言﹐她之所以视文革整体上为先民感性﹑自由﹑浪漫的无意识在当代意义上的回归﹐所表达的是一种极其纯粹的重塑一个民族灵魂﹑改变民族心理气质的期盼与渴望﹔或者说是对中华民族历史总体性大循环﹑大转折时刻﹐一次诗化的描述和深心的祝福﹗特别是她所指文化大革命民族深层心理层面﹐十分强调的是其ۚ}坏性爆发﹐而非建设性拓展﹗而视毛泽东为“伟大的理想主义者”的余华﹐其言说对文革和毛都有自觉或不自觉的违心美化和粉饰之嫌﹐同兼具独特历史眼光和超前精神意识的北明角度﹑层次和性质都迥然相异﹐难免不引起同时代人如高氏兄弟者的义愤﹐作为一个正直的社会公民﹐理应尊重时代和历史的真实并勇于维护自己应有的ڐpd知﹖﹗
北明称﹐民族深层无意识心理觉醒受惠于文化大革命。文革后﹐音响艺术在这片音乐的荒漠奇迹般出ۺ{﹐一批音乐艺术作品摆脱文字纠缠﹐以崭新的姿态独立成类。也就是说﹐中国终于产生了成熟的纯粹的音乐﹐中国音乐家开始受到世界注目。在绘画领域﹐传统宁静致远的意境消逝﹐一代美术新潮涌现。绘画作品中﹐色彩对比强烈﹑线条﹑色块冲撞﹑构图充满动感和张力﹐显示了艺术与生活一体化的趋向和生命膨胀扩张的野性的力量。北明也谈到新诗﹐它的总体面貌究竟是阳刚还是阴柔﹖是隐忍﹑含蓄﹑纤和﹐还是狞厉﹑狂浪﹑嚣张﹖它是魏晋靡绮﹑绚丽的遗风在当代的再现﹐还是远古初民自由生命原始的激情和冲动﹖大感性和大浪漫源自生命的纯粹和本真﹐新诗是哪一种生命气质决定于它的血液。中华民族最本质的阳刚之气就是浩瀚的自由﹐在形式玩味和精神内质两者之间﹐我以为新诗更多地向前者倾斜。在对小说的论述中﹐北明谈到了湖南作家群﹐以为他们的文学特色和主体素质具有文化地理学意义上的特征。湖南是楚文化的家园和故乡﹐楚文化是保持中国远古神话和浪漫生命形式最多的文化﹐它直接承传于史前意识﹐是史前意识遭受封建理性文明压抑之时和之后不灭的载体。在面临时代的大转折中﹐我们从湖南作家群体中隐约看到了远古感性﹑浪漫生命的曙光微露。
北明还论及影视﹑舞蹈及造型艺术。各类艺术有平行发展并呈多元趋势﹐共同构成当代人文发展的一个总体的序曲或前奏。她所论及的只是呈现在地面上的一面﹐还有继续压抑在底层的隐蔽的社会精神的巨大的潜能﹐这一面至今未有可能浮出地表并受到公开的发掘和公正的对待。文革引发民族深层无意识觉醒﹐只能就某一层面和某一范围而言﹐因为文革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参与的一场“革命”﹐它包括了天然的“革命者”和天生的“被革命者”两大部分人﹐其中另一部分人包括他们的亲属﹑子女是作为被革命的对象不能参与“革命”的﹔不仅如此﹐他们还是“无意识觉醒”的“革命者”直接伤害的对象﹗作为这一部分人﹐他们自身的“无意识”是否觉醒﹐并不决定于是否“受惠”于毛泽东所发动的文革﹐而是决定于其自身与生俱来的生命的质量﹗中国需要真正的“东方文艺复兴”﹐这种文化艺术的全面复兴不可能受孕于文革这种畸形的母胎﹐它必须借助于性质完全不同的自由的时空条件。在这个意义上说﹐由于体制性的原因﹐史前精神意识的当代回声﹐只是一种尚未在中国转换成“洪钟大吕”的轰呜前的寂静。因为当代历史所面对的﹐并不是新的精神意识在地平线上崛起﹐而是从远古断裂至今的独具自身特征的东方文化﹐其深层内伤从未受到精神诊治并得以愈合﹗
生命运动的形式﹐是文化最初和最终的原因。我们不仅丢失了远古感性﹑浪漫﹑高蹈自由的精神﹐也丢失了《圣经》﹑丢失了整个地球上人类伟大文明渊源的红海文明及古埃及人类的原初文明。人类最早的大迁徙﹐总是朝向太阳昇起的东方﹐朝向原始的太阳崇拜﹐而不是朝向日落的方向。我们是置身东方大地的太阳之子﹗作为一个种族﹐我们将面对什么样的文明和文化前景﹐北明同我们一起寄希望于全球一体化的新的世纪并共同为之默祷。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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