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2月14日讯】(亚洲时报记者Andrei Lankov 12月14日撰文)汉城 — 一场缓慢的社会和经济革命正在北韩潜进，并且似乎不可逆转。几十年以来，该国一直在尽一切可能地向理想的史达林主义靠拢。但是20世纪90年代其经济中出现的一些变化已经彻底、也许是不可逆转地改变了这个封闭国家的发展方向。

数十年来平壤一直自诩自己在经济上自给自足，不依赖其他任何国家。这种宣传使一些缺乏判断力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左翼学者信以为真。北韩所谓的自给自足的秘密很简单：从它的盟友苏联和中国那里获得大量直接和间接援助，但从来都不公开承认。尽管莫斯科和北京经常对这种“忘恩负义”感到恼怒，但亦不愿跟北韩撕破脸面，因为这两个社会主义巨人都想与这个反复无常的小兄弟至少在表面上保持友好关系。

但苏联的崩溃使北韩自给自足的神话不攻自破。从1991年起，北韩的经济开始“自由降落”。在1991－99年间，其GNP几乎减半。雪上加霜的是，1996年还发生了大饥荒，约60万北韩人被活活饿死。如果北韩采纳中国式的农业改革，这种悲剧也许可以避免，但这种改革不符合北韩政权的政治利益，因为这将削弱它对人民的控制力。

不过北韩政府还是失去了这种控制力。北韩过去10年呈现出来的迹象清楚表明僵硬的史达林主义开始从经济基础层面瓦解。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中国在70年代末经过深思熟虑后分别通过一系列自上而下的改革摒弃了史达林－毛泽东主义。北韩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不过这种体制是从其根部开始瓦解的，而北韩政府徒劳地试图保持其完整性。

20世纪60年代，北韩是世界上唯一规定市场交易为非法的国家。严格意义上的零售近乎绝迹，因为那时从短袜到苹果几乎一切商品都由公共部门定额分配，付款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形式。个人配额取决于你在这个错综复杂的社会阶层中的地位。在金日成时代，市场上几乎没有任何东西销售，因为在国有经济之外几乎不存在生产活动。

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政府不同，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前，北韩政府连农民在家庭菜园里种些瓜果都不允许，个人自留地只有20－30平方米，连种些红辣椒等蔬菜的土地都不够。北韩政府这么做是有目的的。在许多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农民有更多自留地并且以此为生，因此无意再为国营农场贡献劳力。北韩政府相信，没有自留地，农民就更有精力为国家工作。在金日成建立的这个乌托邦国家，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为国家工作，配给和工资由政府根据其表现来分配。

1969年，金日成不得不承认了这种反市场政策失败。自此私营市场开始慢慢合法化，但仍然限制在很小的规模。即使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市场经济仍被认为不符合“社会主义天堂”。私营市场还是不太光彩的东西，因此它们被推动向城市的边缘发展。直到90年代初，大部分商店仍不敢放开手脚营业，只能偷偷摸摸地藏在居民大楼或高楼大院里。在平壤，最主要的城市市场在东部一个远离市中心的高架桥下。

但1991－95年的经济灾难和随后的大饥荒改变了这种局势。市场之火开始以燎原之势在这个国家蔓延。从1995－97年，几乎所有的国营工厂都停止运作。配额制也不再实行：在大部分地区人们依然收到配额票，但这些票已经不再能交换食品或其他配额商品。只有平壤和一些其他重要地区仍然实行食品分配制度，但执行标准也已经大大缩水。在这种情况下，做点私有买卖的能力和意愿成了安身立命的主要保证。

政府还放宽了对国内旅行的限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每一个北韩人在离开自己的所在地前必须获得“旅行特许证”－到周边国家的一日游例外。但到90年代中期，当局开始对这些非法旅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尚不清楚是有意放宽限制还是士气低落的北韩政府无暇顾及。毕竟，花5美元贿赂警官就可获得这样的许可证。

做小生意的浪潮席卷整个北韩，并形成了一种没有货币流通的特殊经济现象。人们成批离开自己的家乡，奔赴那些食品更丰富、实物交易（包括往返于北韩和中国之间走私商品）活跃的地方。妇女们在这股小商品潮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许多北韩妇女都是家庭主妇，因而比男人更有闲暇时间。他们的丈夫继续在工厂上班，但后来连工厂也停顿了，男人们得到的配额票已经不能购买票面价值那么多的商品。但北韩男人仍相信这只是暂时现象，并且不敢轻易丢掉那个吃了几十年的铁饭碗。当男人们正等着“正常生活”的重续，在闲置的工厂百无聊赖地虚度光阴，他们的老婆投入了方兴未艾的经商活动。很快这些妇女赚的钱就远远超过丈夫那点微薄的工资。

飞速发展的市场不只表现在零售业方面。一种新的服务业已经从废墟中崛起：私人小卖部、食品店和旅馆也和市场一同兴盛起来。连20世纪50年代完全根除了的卖淫业也开始复兴，因为一些妇女愿意为暴发户提供性服务。由于没有银行机构提供私人理财服务，非法的高利贷者应运而生。在90年代末，他们向借贷者索要的月息高达30－40％。但这存在很高的风险：国家不提供保护、犯罪分子勒索以及收不回来的“坏帐”。

对于几十年来如此封闭的北韩来说，这简直就是一场革命。这种新的局势削弱了政府控制普罗大众的能力。积极投身新市场活动的人们开始摆脱政府施加了几十年的约束。政府不能给一个小贩升职或降职、把他调到一个更好或更坏的工作单位，或将他扫地出门－尽管大部分北韩人仍然住着政府分配的房子。

新市场的繁荣也使一些北韩权贵遭受了损失。当然，和大部分后共产主义国家一样，许多在新体制中如鱼得水者同样来自官僚阶层。国企的官员和管理者纷纷以各种方式赚外快。这些管理者经常把工厂的产品拿到市场去卖。许多迄今为止还受到歧视的群体在这10年间迅速崛起。获得外币的途径非常重要，而在北韩能获得此类投资资本的有三大群体：日裔北韩人、华裔北韩和韩裔中国人。

日裔北韩人是20世纪60年代拖家带口进入北韩的，其人口已经由当时的约9.5万增至20－25万。这些人在日本的亲戚愿意给他们寄钱。北韩当局对日本裔北韩人的心态复杂：一方面对他们心存疑虑，一方面由于这些人从日本得到的汇款是国家硬通货的主要来源，因此又要容忍他们的活动。这个特殊的群体在受到区别对待的同时也享有一定的特权。当北韩国家控制和分配的旧体制瓦解，这些人开始把自己的资金投入各种风险贸易中。他们中的许多有生活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一手经验，这对他们的投资十分有益。

另一个是在中国有亲属的群体。中国的经济发展意味着这些亲戚也可以向北韩的穷亲戚施以援手。大部分情况下，他们不是通过直接寄钱，而是商业和贸易援助的方式。北韩华人在利用这些新机遇方面具有天时地利的优势。几十年以来，他们成了北韩唯一可以以私人身份去海外旅行的一个群体。就是早些时候，一些北韩华人还利用这种独特的机会在中国打零工赚外快。这些群体突然降临的经济优势颇具讽刺性：几十年以来他们的海外关系一直是他们受怀疑和体制性歧视的包袱，但到90年代，同样的海外关系却成了他们发财致富之本

直到最近为止，政府一直没有在这场改革运动中占据主导地位，2002年大吹大擂的改革顶多不过是对业已存在数年的一种现状的认可。对公共分配体制的正式废除不能算什么，因为这种体制在1995年已经是名存实亡－平壤除外。

但北韩经济确实远远偏离了史达林主义道路。现在北韩政府既没有经济资本，也没有政治意志和民众支援去复苏一个史达林主义式的中央计划经济。这条道路不可逆转，只能向前。史达林主义已经死了，欢迎北韩同志投入资本主义的怀抱。(//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