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1月4日讯】在今年七一大游行前夕，北京释出与香港民主派沟通的“善意”，香港一些民主派人士也跃跃欲试，体认中共的浩荡皇恩。其后中共主要以特别方式体现沟通的诚意，一是在八一建军节邀请包括民主派在内香港立法会议员参观驻港共军的阅兵典礼，二是邀请包括部分民主派人士的香港名人参加北京的国庆晚宴，并且由中共总书记兼国家主席胡锦涛接见。

让民主派人士观看阅兵，体会“威武之师”的威猛武力，自是对民主派精神上的折磨，因为难免让他们想起六四镇压的血腥场面，所以一部分民主派人士拒绝出席，但是为了避免被扣上“拒绝与中央沟通”的罪名，他们以不同理由“婉拒”；有些民主派人士硬着头皮去，低调而不发表任何意见；但也有的表现出受宠若惊的态度，声称这种活动越多越好；是不是让共军在香港的大街小巷游走，来个“军民鱼水情”是最好沟通之道？

到北京接受领导人会见当然比观看阅兵更加隆重，所以是否“拒绝沟通”的问题出在北京而不在香港民主派身上。因为北京对民主派进行“拣蟀”，看哪一个才有资格到天子脚下被沟通。结果两三百人的沟通大军，香港民主派中，只有“温和”者才与有荣焉。他们包括一向打出沟通旗号，所谓“又倾又砌”（“又联合又斗争”之谓，问题是斗什么？）的民协主席冯检基，还有就是新当选为立法会议员的“四十五条关注组”的四个大律师，他们的专业地位决定了他们文质彬彬的“理性”而被北京“接受”，民主党只有一位资讯科技功能组别选出的单仲偕获邀。两间大学的学生会主席因为准备带请愿信给胡锦涛而被突然取消邀请。胡锦涛会见时，民主派人士被排在后排以示他们在中共领导人中眼中的“九儒十丐”地位。

事后余若薇大律师就抱怨所谓沟通，根本没有他们讲话的机会。中共驻港机构中联办在立法会选举后也接见过“四十五条关注组”的成员，也是各说各话，粤语谓“鸡同鸭讲”。北京的一系列沟通表演，只能说是“沟而不通”。也难为了对沟通充满热诚的民主派人士。

十月十五日，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杨文昌在出席公开场合时亲口说，持有英国护照的四十五条关注组立法会议员吴霭仪，已在三天前获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发予中国入境签证，可随大律师公会访京团，在十月二十日前往北京访问。这是继吴霭仪于九月三十日特批赴京出席国庆晚宴后，再次获发入境签证。当被问及民主派立法会议员何时才能上京时，杨文昌说：“这个问题只要有诚意，都可以解决！”

看来最后的问题就在这“诚意”上。第二天的中共喉舌“文汇报”就发表一篇署名“杨文”的文章“‘民主派’如何表示诚意？”。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名字叫做杨文昌，这篇叫“杨文”的作者是杨文昌的兄弟还是儿女？或者就是“杨文昌的文章”？总之，文章大有来头就是，因为给民主派规范了诚意的标准，还举出了两个样板。

文章说：“只要‘民主派’顺应主流民意，改变立场，沟通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要民主派“改变立场”的资讯是再明确不过了。问题在那个“顺应主流民意”上，民主派在立法会议员的直选上获得六成选票，这个不就是主流民意吗？如果改变了立场，不是变成反主流？也许中共把十三亿被中共挟持的人口也算在内，那的确是“主流”。而具体立场如何改变，文章也写得清楚。它说：“‘民主派’要表示诚意，就应按照‘一国两制’方针，遵守宪法和基本法，尊重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摒弃挟洋自重行为，不与‘台独’势力沆瀣一气，彻底改变对抗立场，这才能显示沟通的诚意。”

问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一党专政”是一回事吗？而内地的社会科学制度果真是“社会主义”吗？为何贫富差距那样大？为何会那样腐败？同样笃信马克思主义的“长毛”梁国雄会认同这些吗？

“挟洋”、“台独”之类，只是中共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彻底改变对抗立场”才是文章的中心。注意“彻底改变”，不但改变而已，还要彻底改变，也就是不但要做保皇党，而且要“铁杆保皇”。呜呼，做了铁杆保皇，还需要同中共沟通吗？听命令不就可以嘛！

于是民主党内部有人要求他们的领导人不应参加支联会，需要分开；支联会常委刘千石也表示十一月份的支联会选举，他无意再竞选常委。偏偏文章举出的两个诚意沟通的样板，一个是刘千石，一个是岑建勋，刘表示不再选了，岑是早就不选，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考验”了。支联会主席司徒华的回应也很不客气。

支联会是根据香港法律成立的合法组织，中共开始在收拾他们了，至少是搞内部的分化。这还是“一国两制”吗？中国这样插手民主派的内部事务，还说香港是“高度自治”吗？民主派能否坚持民主立场，民主派能否不被分化，都是对民主派未来的重大考验。但是无论如何，总有一批坚定分子高举民主大期，继续前进。

——转载自《争鸣》2004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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