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1月3日讯】自由民主发源于西方，但并不是某种文明的专利，而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理应由所有人共同分享，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

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美国都不是完美的国家，但它至少是最富理想主义和使命感的自由国家。在美国，基于道义理由而不惜付出巨大牺牲的传统，奠定于《独立宣言》所宣示的原则中，践行于华盛顿时代的独立战争中，完成于废除奴隶制的林肯时代。

在美国的自由传统中，既有费城制宪时的妥协先例，也有决不向邪恶势力妥协的杰作，二者共同受制于新教伦理所提供的超验信仰和英国自由主义传统共同铸就的普世正义。为了自由秩序的长远活力，自由政府甚至会做出暂时有损经济效率和稳定秩序的决策，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林肯政府不惜陷入可能导致国家分裂的南北战争，也要做出废除奴隶制的决策。正如英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家阿克顿在评价美国为废除奴隶制而进行的南北战争时所言：那是一场“南方的利益”与“北方的信念”之间的战争，是《独立宣言》中的人人平等的价值诉求与歧视性的特权利益之间的战争。废奴主义者的伟大正义感是勿庸置疑的，实现普遍自由的道义理由，不仅高于种族利益即南方的白人奴隶主的利益，甚至高于国家统一的利益。因为，废奴主义者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并存着自由制度和奴隶制度，即便具有形式上的统一，实质上仍然是分裂的，正如爱默生所言：“我看不出一个野蛮社会和一个文明社会怎样组成一个国家。”（参见阿克顿：《自由与权力》，侯健 范亚峰译，冯克利较；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P174－181）福山也认为，正是这种人类一家的共同命运感，才使“一个人可以为一个他并不属于的阶级打抱不平。例如，美国内战前激进的白人废奴主义对奴隶制表现出的愤怒，全世界人民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愤怒，都是这种精神的体现。在这些情况下，愤怒的产生都是因为感到愤怒的人相信他们是人类，即因为为种族主义牺牲的人其价值没有得到认可。”（法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 许铭原合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P196）

换言之，林肯的伟大，不仅在于他的《葛底斯堡演说》，为人类留下了“民治、民有、民享”的珍贵思想遗产，更在于他敢于对抗整个南方白人奴隶主的意志，甚至不惜通过战争来废除奴隶制。林肯道出了废除奴隶制的自由主义箴言：“给奴隶自由就是保障自由人的自由……我们将要么高尚地挽救，要么卑鄙地丧失人间最后一丝最美好的希望。”为此，林肯甚至绝决地宣称：“如果上帝的意志要（这场战争）继续下去，一直到奴隶们250年无偿苦力堆砌起来的财富全部毁灭，一直到鞭挞流出的每一滴血都用剑血来偿还，那么3000年前人们所说的‘主的判决是真实的、正确的’这句名言，现在仍然可以沿用。”（林肯于1865年3月连任总统的就职演说）这就是来自新教信仰的美国式理想主义精神——普世道义。

当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走出“孤立主义”，而成为反法西斯阵营的领袖之后，美国在外交战略上的最高国家利益就是保卫和扩大自由。二战结束后，美国基于保卫和推广自由民主的国家战略，其外交政策的主轴，反面是遏制共产极权，正面是向世界推广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及其制度安排。北韩战争、保卫台湾、越南战争、与前苏联的军备竞赛及“和平演变”的交往策略，皆是美国为实现这一全球战略和捍卫国家利益的具体行为。在这一点上，二战后美国的历届政府的对外战略没有根本的区别，甘迺迪和尼克森没有区别，克林顿和小布希也没有实质区别。区别只在于实现这一战略的具体策略而已。

20世纪50年代初，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提出了著名美国外交战略的总方针：“寄和平演变的希望于共产党的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身上。”当时的西方世界是把共产主义作为一种践踏人类文明的野蛮制度对待的。根据杜勒斯的这种战略，西方对第一、第二代独裁者治下的共产国家，采取全面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防范和遏制。60年代，甘迺迪总统对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在古巴布置导弹的强硬反击，美国在太空领域的急起直追以对抗苏联的优势，都是以美国为首的自由西方防范和遏制共产极权国家的的标志性事件。当极权国家的第一、第二代独裁强人相继死亡之后，西方对东方的围堵、防范、遏制的效果也随之明显凸现。于是，西方对东方的外交战略便开始由对抗的围堵为主转向接触和遏制相配合的和平演变，对第三、第四代独裁者统治的共产国家采取政治上的对话和经济上的合作，促使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和平演变，以便达到最终“把共产主义扔进历史的垃圾堆”的战略目的。（美国前总统雷根语）。

美国参与国际事务的历史，再次使我相信：无论是宗教意义上的“人的救赎的可能性”，还是世俗进化论意义上的社会向善的可能性，皆需要通过人的努力逐步把“可能”变为“现实”，也就是世界秩序越来越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所以，历史进步的方向首先是道德的，其次才是理智的政治的技术的。因为，不同政治制度的建立与维系，无一不来自不同的道德诉求；理智及其科技进步的后果，也无一不与特定的道德目标密切相关。只有自由主义的普世原则才会对政治提出反机会主义的道德要求，而其他类型的政治所遵循的道德，无一不是机会主义的道德，也就是“成王败寇”、“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反道德”的道德。

尽管，自二战以来，知识和技术有着迅猛的发展，但是如果人类失去了正确的道德方向，知识和技术就将被权力化。知识被用于意识形态的包装、灌输、鼓动和欺骗，技术被用于强权控制的精密化和无界化，类似希特勒的极端种族歧视及其种族大屠杀，类似史达林和毛泽东的极端阶级歧视及其阶级大清洗，就将不可避免。托克维尔说：“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可能变得富裕、文雅、华丽，甚至辉煌，……但是我敢说，在此类社会中是绝对见不到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而且我敢肯定，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而没有公民的18世纪法国，追求铁血式平等的法国，才会有血腥的大革命和革命后的专制复辟（《旧制度与大革命》P36）

谁也不会忘记：二战前夕的德国，曾经是工业发达、知识普及和文化出众的国家，也是路德、康得、歌德和贝多芬的故乡，希特勒的上台也是来自民主选举。在希特勒执政期间，更创造了不错的经济效率（失业率下降，经济、特别是工业的增长迅速），建造了世界第一条高速公路。冷战时期的前苏联，其尖端的航太技术和核武库并不比美国逊色，甚至在某些方面领先于美国。即便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一穷二白且饿死了几千万人的中国，经历过镇反、三五反、反胡风、反右、文革等人权大灾难的中国，也能建立起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更能有“两弹一星”的高科技成就，成为核俱乐部和航太俱乐部的极少数成员国之一。苏联与中国作为风靡半个世界的共产制度的代表所取得的经济成就，让许多西方左派成为史达林主义和毛泽东主义的信徒。然而，也是在这些国家中，发达的科技、工业和文化，现代政党制度和民主选举，统统服务于实施邪恶统治和疯狂屠杀的暴政，法西斯极权对人类发动整体性战争，共产极权国家对自己的人民进行一场总体战争。极权者的杰作就是堆满白骨的奥茨维辛和古拉格。特别是共产极权的统治长达半个多世纪，以再造共产新人的试验为号召，在世界范围内实施国家恐怖主义的统治，在欧洲的前苏联和东欧诸国，在亚洲的北韩、越南、柬埔寨、缅甸，在美洲的古巴……不仅是针对平民的大规模的镇压和屠杀，而且是全面的经济破坏和道德废墟。这绝非科学技术和工业体系本身的错误，而是迷失了道德方向且丧失道德感的悲剧。正如哈维尔所言：“这不是科学本身的错，而是科学时代人们狂妄自大的错，明明不是上帝的人偏要去扮演上帝的角色而导致残酷后果。”（见《政治与良心》）所以，技术和政治的进步是否能够改善人类的生存品质，关键在于人类在道德上的抉择是否与之同步。只有道德及其真理才能为政治提供为善的正当性和不可战胜的力量。

我相信，在国际关系中，现实主义的技术主义的国际观和相对主义的文化观，是一种为了“和平共处”和“国家利益”而容忍道德上的残忍和政治上的野蛮的新蒙昧主义，它不是缺乏知识的理智蒙昧，而是缺乏良心和勇气的道德蒙昧。正是这种新蒙昧主义的容忍，撕裂了作为人类共同家园的地球村，造成人类生存的悖论：一极是对人之尊严的尊重与保障，另一极是对人之尊严的羞辱和剥夺（比如，萨达姆之下的伊拉克有多处万人坑，据估算曾经活埋了30万异见人士；金正日之下的北韩劳改营内，关押着至少20万异见者；中共治下的监狱里，仍然关押着上千的良心犯，中共政权对言论自由的压制之严厉，仅次于北韩、缅甸等独裁国家），二者之间如何和平共处？一极是作为联合国宪章基础原则的保障和尊重人权，另一极是不问是非曲直地尊重各国的主权与文化传统的国际规则，独裁国家正是在主权规则的庇护下，对内践踏人权与实施国家恐怖主义，二者之间如何互不干涉？正如西方早期历史上的白人享自由和黑人受奴役之间如何和平共处？现在，这种自由人和奴隶共处的历史已经受到普遍的唾弃，被称为“野蛮、原始、可耻的制度”，不仅是自由国家的自我谴责，更有独裁国假装出义愤填膺的姿态。

这种撕裂造成的悖论，其残酷和野蛮远甚于南北之间的巨大经济差异。因为，现代意义上的贫困，绝非单纯的资源匮乏和供给不足，而更多的是制度贫困导致的权利贫困和尊严贫困，即人类不同的群体在尊严拥有上的巨大不平等和在权利分配上的严重不公。

如果按照相对主义思路而选择现实主义外交，就等于认同人类被强权分为三六九等的不公正现状，人类中的一部分自由人容忍人类中的另一部分人陷于尊严丧尽的受奴役境地；也就等于否定了人人应该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的正当性，任由某些独裁国家以主权为借口来践踏人权。如此现实主义的最终结果，就是摧毁人们对自由的向往和对自由制度的信任。

二战后世界历史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东西对峙的冷战中渡过的，也是西方国家重回自由主义和非西方国家争相走向自由的历史，引领这一历史方向的无疑是自由美国。新世纪伊始，恐怖主义向自由美国再次发出严峻的挑战，世界也正在美国的领导下奋起应战。9•11恐怖袭击再次告诉人类，在人类走向自由的漫长过程中，自由的敌人远远没有改邪归正，但自由终将战胜奴役的未来并不会因此而变得暗淡，全球化的恐怖主义不过是自由力量必须克服的障碍之一，正如人类对自由的坚守和追求曾经克服过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一样。

自由民主发源于西方，但并不是某种文明的专利，而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理应由所有人共同分享。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没有人不愿意过上免于恐惧的自由生活，而那些“拒绝把自由给予他人的人，自己也不配享有自由。”（林肯语）

2004年10月18日于北京家中

－－转自《人与人权》2004年1 1月2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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