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1月3日讯】中国进入WTO，需要履行WTO的条款。而其基本的一条是同等的“国民待遇”。因此，中国需要废除所有歧视压迫农民的不合理法规和政策，让农民平等地享有公民权利。
“国民待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与国际性问题。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第17条、《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第3条、《1947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3条及《关于金融服务承诺谅解》C条等都专门对“国民待遇”作了清楚的规定：即一国家之内所有人拥有同等的权利与地位。WTO阐释为：“每一个成员国给予其他成员国国民的待遇不得低于本国国民”（《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第3条）。那么，当中国度过了与WTO组织签定的保护期之后（最高为八年，最终不超过12年），中国给予其他WTO成员国的“国民待遇”，是以中国“农业人口”为标准，还是“非农业人口”为标准？50多年来，中国一直实施双重“国民待遇”。
1、“国民待遇”是一个国家的生态环境
“透明度”和“国民待遇”是WTO《最后档》对其成员国的最基本要求之一。其中“国民待遇”尤其重要，是指所有人、企业、国家参与国际经济、贸易竞争，需要一致的公平准则。没有公正的“待遇” 准则，就没有自由竞争，一些国家的经济和资源就将被某些“特权”垄断。而要保证“国民待遇”的行使，那就必须有“透明度”。没有“透明度”，“国民待遇”的平等公正就不能保证。
新中国创国之初，说是铲除不平等，但同时却制定了人类社会最不公正的制度：户籍制。到21世纪，中国现今依然对之沿袭。“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城镇人口和非城镇人口”，一个国家无端制造出两级分裂和对立。这种不平等不公正，几十年给中国绝大多数人，特别是数亿农民带来了，带来了悲惨命运。现在中国进入了WTO，如不改革，这种不平等不公正的双轨待遇也将给世界秩序带来灾难。中国对所有国民是实行同一待遇；还是双重待遇？ 二者必择其一。中国必须取消双重国民待遇，才能正面纳入国际社会，否则将是对世界秩序的破坏。
2、“户籍制”中国国民的灾难
中国实施了50多年不公平的 “非农”和“农业” 的户籍制度，给中国超过80%以上的农民带来了长久的灾难。“农民权益保护”根本所在，首先是国家需要取消此歧视压迫农民的户籍制度。2003年2月21日，四川省宣布：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区别，建立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这一新制度的实施，是中国进入WTO的重要举措。
2002年12月1日新华网电：“从12月1日起，分布在北京市石景山区50个自然村的所有农业人口户籍，一次性变更为城镇居民。”有社会学家说，这是中国实施统一“国民待遇”的试点，在今后几年内，中国将取消“农业户口”与“城镇户口”的区别，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加入WTO所承诺的“国民待遇”问题。据知江苏、浙江、广东等省都在加紧实施户籍制度改革，解决中国国民待遇不公平的问题。
WTO成员国公民来中国进行经济贸易，要求有与中国公民有一样的“国民待遇”；而中国公民去美国、欧洲等地进行经济贸易，能有美国人、欧盟公民同样的“国民待遇”吗？在WTO规则的理论上，中国人、美国人与欧盟人应该享有完全同等的“国民待遇”。但事实上并不可能，仅“免签证”一项，就让中国人进入世界如同翻越“三座大山”。而现今9亿农民，甚至还不能像城市居民一样，在同样的规定下，合理地得到他们的护照。中国百姓走向世界路途遥远，难于登天！
3、什么是“三农”的根本问题
据资料显示：中国吃财政饭的政府官员有800万（乡级以下的村官不在此数字之内，有数字预计，中国此类村官超过3000万），另外还有政府和各级事业公务员2500万人要供养。按13亿人口计算，中国平均26个公民负担1位政府官员。这3000多万官吏，寄生在民族肌体上，吸取精血，他们是农民贫困的主要原因。而尚若不再供养他们，他们就可能将中国置于新的混乱和灾难。
要解决中国农民50多年遗留的历史问题：(1)、取消歧视限制农民的法规政策。使农民享有和城市居民相同的“国民待遇”，实现公民权利平等；(2)、“免除农民所有税费”，特别是各级地方摊派的苛捐杂税，让农民真正有50年一遇的“修养生息”的环境和机会；三、减少中国政府的构架层次，剔除乡、镇以下“村官”阶层，使农民的血汗回归农民。此三条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之根本。
有此三条中国的农民问题方能解决，他们才能走向富裕。若中国9亿农民富裕了、壮大了，中国加入WTO就将成功。倘若中国农民的生存得不到根本改善，那么中国的未来就危在旦夕。
4、中国农民所受不公正的“待遇”
（1）、农业户口。国家实施的《社会保险法》、《社会救助法》和《社会福利法》等法律，却不包括这9亿多农民， 因为他们是农业户口。此致使农民没有任何由经济、社会支援的生存保障，自生自灭。他们没有任何社会福利：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失业救济，没有退休，不能贷款，连孩子读书都要收“教育附加费”。（2）不合理税收。农民要交“三提五统”：“三提”为公积金、公益金和行管金；“五统”为教育费附加、计划生育费、民兵建设训练费、乡村道路建设费和优抚费。此外还要交公粮、农业税、土地税、特产税、屠宰税等等，而各种摊派更是名目繁多。而所有这些税费，“非农业人口”都不用承付。农民是中国最贫苦阶级，却也是赋税最沉重的阶级。经济学家计算，中国每一“农业人口”，每年比“非农业人口”至少要额外多付出500元“法律”之外的各种税费，而中国农业人口有9亿多。三、限制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中国各省、市政府实行的“暂住证”制，用以限制农民进入城市。但“暂住证”根本即违背宪法。许多地区，如广州、深圳、东莞等城市，“身份证”可以不要，而没有“暂住证”却要遭处罚。此导致国家法律、行政混乱，国家统一性丧失，国中有国。而各地方政府，借“暂住证”乱收费，敲诈农民。如广州每人年“暂住证”260多元、深圳高达320元。若按每人年300元计算，深圳政府每年由外来农民身上收取1000多万。此外，农民进城尚有无数杂费要交，比如：城市增容费、公益建设费、人口管理费、就业管理费、计划生育费等等，五花八门；而孩子上学更是要额外收费。而农民在城市没有“暂住证”，即被作为游民，被驱赶、遣送回乡，甚至遭殴打、拘捕。孙志刚事件是例证。
5、中国农民的政治与社会权利
中国第八、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数据统计公布：中国农民9亿多人口，占全国人口80%以上，但全国人大代表中农民代表只占8.2%。即使不说这些代表是官方指派的，仅这微小的比率也表明，在中国农民没有政治和社会权利。9亿多农民在中国几乎没有他们的声音。两位安徽作家写了《中国农民调查》，之所以震惊社会，因为50多年来，中国从来就没有农民的声音。中国农民不是今天才这样生活，50年来他们从来如此，甚至更悲惨，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被关注。因为他们被划于社会之外。对中国农民尚不是国民权利、待遇平不平等的问题，而是在中国他们有没有人的基本权利，他们属于不属于社会，是不是国民？50多年来，中国指的“失业人口”、“居民消费”、“社会福利”等等，都是中国9亿多农民（人口80%以上！）之外的事。中国只有3亿左右“非农业人口”享有社会福利和保护。困难的“非农业人口”尚有交通补助、副食补贴、社会救济、最低收入标准等等，但这些与农民从来无关。实质而言，50年来农民在中国不过是农奴而矣。
结束语：
在全球的市场经济法制社会，“国民待遇”体现国家、社会的公义程度和法律秩序水准。中国9亿多农民，50年来得到公正的“国民待遇”；其说明中国落后之程度。诚然，20年来中国的经济有了飞跃发展，但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带来的是什么？是不是使农民的处境更低下？城乡更对立？农民更无依靠，更被排斥在社会之外？20年“改革”以来，“特区”和“沿海开放”政策，实际是把中国9亿多农民彻底“边缘化”了。
中国加入WTO，是一个契机。在中国的土政策之外，WTO为世界建立了具有法律地位的“国际规则”。中国通过纳入“国际规则”而改变自身社会的不合理不公正。在WTO所建立的“国际规则”中，平等的“国民待遇”是最基本的一条，它是一个超乎种族、国家、宗教、文化差异的普世人权标准。其是世界和个国家经济、法律、社会秩序的基础。中国进入WTO，首先需要接受、履行平等“国民待遇”的条款；而这就意味中国首先需要废除种种歧视压迫农民的法规和政策，给9亿农民公正平等的“国民待遇”，使他们堂堂正正地做人，享有中国公民的所有合法权益。
－－转自《人与人权》2004年1 1月2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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