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1月3日讯】鲍彤对赵紫阳的评价

“党内党外，了解八十年代历史的人，有真诚之心的人，不可能不敬重赵紫阳——发自内心的敬重，被压在心底的敬重。”——鲍彤《咫尺天涯念紫阳》（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04年5月）这段对已经失去自由十五年的赵紫阳先生的评价，引自鲍彤先生写于“六四”十五周年前夕的文章《咫尺天涯念紫阳》（以下简称《念紫阳》）。这是鲍先生第一次专门撰文谈及他的老上级赵紫阳先生。

众所周知，鲍彤先生曾经是赵紫阳的政治秘书、十三大中央委员，可以列席政治局会议，可谓赵紫阳非常信任和依重的下属。也正因为如此，六四血案后，鲍先生是唯一被判刑七年的中央委员，可谓“六四”头号政治犯。出狱后，鲍彤先生已经变成了著名的民间持不同政见者，尽管遭遇到准软禁的迫害，但他仍然不畏恐怖地发表自己的政见。

我之所以首先谈及鲍彤对赵紫阳的评价，一是因为鲍先生的回忆令我信服，他的资历和人品就是这种信服的保证；二是因为鲍先生在八十年代、八九运动和六四后的言行令我尊敬；三是因为从赵紫阳重用鲍彤的用人之道中，也可以见出赵紫阳当政时的开明度已经非常之高。

除此之外，鉴于某些对赵紫阳和鲍彤之间的关系的指责，我也要驳斥那些诸如“赵紫阳错用书生”、“鲍彤是书生论政，免不了幼稚激进”等等指责，起而捍卫赵紫阳和鲍彤对八十年代改革的杰出贡献。事实上，当赵紫阳达到权力高峰而表现出张扬之时，鲍彤作为赵的首席智囊所起到的是降温作用。比如，据吴国光在《赵紫阳与政治改革》（香港太平洋世纪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中记述：在筹备十三大期间，赵紫阳鉴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在政治改革上的巨大效力，也想取法戈氏的“公开化”口号，准备在十三大提出“政治开放”。然而，鲍彤却认为：目前中国的政改还仅仅处于“训政阶段”，如果过早提出“政治开放”的口号，会误导人们联想到开放党禁和报禁，进而开放司法和选举，而目前的现实不可能允许这些开放。所以，十三大报告不要提出“政治开放”的口号，而还是只提赵紫阳的另两句话更为稳妥，即：“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让人民讨论。”激进的“政治开放”议题，遂被暂时搁置。

对社会转型作出巨大贡献

在八十年代那个激动人心的改革时代，赵紫阳对中国社会转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担任四川省委书记期间就深得民心，当时流传甚广的“要吃粮，找紫阳”的民谣就是明证。他来北京之后，先在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总理时期，全力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和思想解放运动。后来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就为中国的政治改革营造出最宽松的气氛，并于十三大报告中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七项措施。用鲍彤的话说：赵紫阳时代的中国，虽然还没有民主制度，但在思想文化上却充满了民主气氛。

赵紫阳与胡耀邦一样具有人道主义同情心，他有戈尔巴乔夫式的对共产制度的灭绝人性的认识，主要来自于其父辈的悲惨遭遇。戈氏的岳父母一家受到过苏共的迫害，赵紫阳的父辈在四十年代末中共的土地改革中遭受了迫害。这种浸满了家族血泪的意识启蒙虽然残酷，但是正因为残酷才能深入骨髓。也正是这种残酷的启蒙，成为他向往现代民主社会的重要内驱力，使他在改革开放中以悲剧英雄的形象结束了政治生命。

在此意义上，我决不认同赵紫阳在八九运动中的表现完全是政治投机并且是失败的投机的评价。我相信他在八九运动中的作为，主要发自内心深处的道义支撑和对历史潮流的远见，否则的话，便无法解释从他主政四川到出任总理再到就任总书记，其执政大方向一直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

在经济改革方面的贡献

众所周知，在经济改革方面，赵紫阳的主要贡献是：在价值观念上终结了毛式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力主“放权让利、企业松绑和精简机构”。在经济改革的具体操作上，一九七九年的“扩大自主权”、一九八二年“减税让利”、一九八四年“利改税”、一九八六年“企业承包”和一九八八年“股份制试验”，特别是他亲自树立的“温州模式”，历经二十多年经济改革的考验，今天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主导模式，为中国改革奠定了市场化与私有化的方向。然而，与邓小平为首的跛足改革派相比，赵紫阳对中国改革的最大贡献则在政治改革方面。由于中国体制的高度独裁化和政治化的特征，文革后，中共高层有关改革的决策，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思想解放，事实上都是政治决策。具体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决策，当“邓、胡、赵”三驾马车运行顺利时，邓小平于一九八六年发表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着重于提高行政效率的目标，以改变“权力过于集中”和“权力缺少监督”的局面为手段。也就是从中央和地方的分权入手，克服官僚主义，实行精简机构和改进作风，尽快把经济搞上去。

大刀阔斧进行政治改革

对于当时的政治改革，赵紫阳自己的叙述与鲍彤的记述基本相同。赵紫阳在六四后曾透露：“关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八九年‘六四’前我曾经探过邓小平的底，当时邓小平的意见是：一、允许党内存在不同的派别；二、可以开放报禁，允许发表对领导人的批评意见，但是批评一定要合法；三、绝不能搞‘三权分立’。这就是邓小平的底线。”（见《赵紫阳披露中南海内幕》）

有了邓小平的“尚方宝剑”，在政治上远比邓小平目光远大和心胸开阔的赵紫阳便开始大刀阔斧的政治改革。按照鲍彤的说法就是：赵紫阳的政改，“着眼点是国家的长治久安”，是建立“民主政治，形成人与人之间的良好的关系，从根本上铲除再闹文化大革命的条件。”然而，在赵紫阳向邓小平提出政治改革的总体设想时，邓虽然点了头，但也道明要坚守的底线：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不搞西方式的三权分立。

可以说，在政治改革方面，赵紫阳的观念、人格和贡献，即便在中共内部的开明派中，也无人能够与之媲美。邓的政改不准搞西方式民主和三权分立，而是“要保证效率，这是社会主义优势，不能丢。”反对高层权力相互制衡是邓的一贯思想。而在这点上，赵在政改上的基本思路恰恰是权力制衡，从改变权力的高度集中入手，才能走向以法治代替人治的宪政，政治决策也才能科学化和合理化。在此问题上，赵紫阳不但与邓小平等元老有分歧，与胡乔木和邓力群等毛派有分歧，甚至与胡耀邦也有分歧，而更接近于戈尔巴乔夫的政治风格。比如，赵紫阳在政改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仍然在一九八九年的新年茶话会上做出承诺：在中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要建立这样的制度：“可以保证让选民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按照个人的意志投票。国家重大决策和立法，是经过广泛协商对话，有些则经过全民征求意见后，由人民代表组成的权力机关决定的。”

据陈一咨回忆，赵紫阳曾两次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一次是谈及在一九八四年还极为敏感的价格改革时，另一次是在一九八六年九月谈及政治改革时，赵紫阳对调任中共中央政治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的陈一咨说：“政治改革要提上日程！”“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很难深入。”“政治改革比经济改革更艰难。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参见陈一咨：《再谈“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赵紫阳精神——兼贺赵紫阳八秩晋五寿诞》）

无怪乎，就连中共元老叶剑英也曾向邓小平和陈云赞扬赵紫阳说：“紫阳同志是一个非常讲究党性原则的干部，他不仅具备我党高级领导干部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而且，他的个人品德很好，不整人、不落井下石，多年以来，任劳任怨，是一个奋战在第一线的好同志。”

使“反自由化”运动半途而废

胡耀邦在台上时，中共高层在政治改革上的分歧主要集中在胡与邓之间；由于胡耀邦和赵紫阳在防止个人崇拜、反对“清污”等方面是一致的，所以，在胡下台后，政治改革上的分歧只能出现在赵和邓之间。胡耀邦被迫下台，赵紫阳接任总书记，同时兼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实质上是既管党务也管经济，所面对的局面极为复杂。但是，他还是巧妙地顶住了，非但没有扩大“反自由化”运动，反而使之不了了之。在中止“反自由化”的问题上，赵紫阳首先用“反自由化最后就是反改革开放，反到你的头上”的理由说服了邓小平，之后就在怀仁堂的会议上明确表示反对“反自由化”的扩大化。据鲍彤回忆：“左派们已经提出了‘拨乱反正’的口号，想乘机把‘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越刮越大，刮掉改革开放。紫阳举重若轻，五月三十日在怀仁堂找了主管意识形态的、左中右各种观点的大约一千名左右负责干部开会。紫阳作报告，问大家，‘把经济搞乱了，谁负责任？’会后讨论，左派们谁都不敢负责任，不敢应答。‘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无疾而终，经济改革继续发展，政治改革反倒提上了议事日程。”

“反自由化”运动之后的赵紫阳主政时期（从他代理总书记到他下台），政治空气的宽松、思想交锋的活跃和言论尺度的开放，都达到了改革二十年之最，说多元化社会的开始出现，是一点也不过分的评价。“反自由化”运动没有波及全国，没有影响经济改革，被整肃的党内自由派和知识分子也没有完全失去人身自由，甚至在民间还很活跃，方励之、刘宾雁等人的自由化言论在国内外得到更广泛传播。这一切没有赵紫阳对极左派的遏制和对自由派的开明是不可想像的。

赵紫阳对开明知识分子的保护，鲍彤曾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一九八七年夏天，某些左派以“中纪委”名义起草了对若干位党员的处分决定草案，建议开除一些“自由化分子”的党籍，提交常委们批准。社会科学研究院马列主义研究所所长苏绍智在被开除之列，罪名是他“不承认马列主义是科学的科学”。鲍彤回忆说：“紫阳问列席的中宣部长：经典作家对‘科学的科学’持什么观点？中宣部长从座位上欠身起立，支支吾吾；同时列席的有两位老理论家，不约而同，似乎碰巧都没有听见，紧闭嘴巴，不帮年轻人解围。紫阳说，‘既然没有弄清楚，常委怎么能批？不要闹出笑话来。你们这些决定，今天不讨论了。’（接着，中纪委的一位负责人要我转告紫阳，中纪委没有受理、没有起草这些处分决定，……）这件事之后，在中央办公厅安排的常委议程上，从此没有“理论案子”了。”

体制内外的良性互动

赵紫阳时期最著名的体制内智囊机构，就是在鲍彤主持下的“三所一会”。这一机构不仅是经济改革的，也是政治改革的主要设计者。而且，通过这一高层决策的智囊机构，体制内和体制外之间的良性互动，社会各界对政治改革的参与，达到了相互驳难相互渗透相互汲取的平衡。据当年在“三所一会”的人士回忆，十三大结束后不久，赵紫阳就责成其智囊机构研究如何化解社会突发危机的对策，智囊们提交给赵的报告中已经把“建立政府与社会各界的定期对话机制”作为重要措施提出。也正是从那时起，体制内外的对话、协商与合作已经开始，八九运动中的几次对话，显然与此相关。

事实证明，赵紫阳所重用的主要智囊大多数具有开明取向，也都深深地卷入了八九运动，并在六四后受到了严酷的整肃，大多数人失去了体制内的位置，许多人被关入秦城监狱，其中，鲍彤、高山、吴稼祥等人被判刑。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前中央委员鲍彤，他在出狱后变成了坚定的民间持不同政见者，残酷的政治迫害非但没有使他沉默，反而使他通过不断的发言，彻底与血腥政权决裂，毫无保留地公开了自己的自由主义政治立场。

言论尺度的开放

在赵的权力达到高峰期十三大前后，赵紫阳在一系列敏感问题上的表态，大都有气魄有胆识且言词尖锐。据吴国光记述：一九八七年二月，赵紫阳听取了温家宝关于“党政分开”的专题汇报，赵当即指出：自由化也好，不正之风也罢，二者都压制了人民积极性，根子在于“我们党的领导太绝对化，每个党委书记就是绝对权威，一个单位一个太上皇”，而解决这一大问题根本办法就是“要搞直接民主”。

在赵紫阳的支持和保护下，紧随着“反自由化”运动的半途而废，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出现了更为自由的气氛。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最为开放，变成讨论政治改革和新闻自由的主要阵地，其言论的大胆和尖锐，讨论的开放和热烈，达到中共执政五十年之最。北京民办的“北京经济科学研究所”及其《经济学周报》，也成为当时最活跃的民间思想园地，对民间精英具有极强的凝聚力。一九八八年三月，赵紫阳提议将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改名为《求实》。即便这一名称变化巧用了邓小平对“实事求是”的强调，但在当时的气氛下，没有足够的政治胆识，也断断不敢作出更名决策的。

政治改革已经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热点，中西方文化的大辩论也由专业刊物走进了中央电视台等大众传媒。赵紫阳还专门会见了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和张五常，通过赵紫阳的肯定性姿态，两人的自由经济思想成为当时政府幕僚、知识界和民营经济界的热门话题。

从鲍彤讲述的另一个关于电影的公案中，更能见出赵紫阳对思想、文化、艺术的开明态度。鲍彤说：电影《芙蓉镇》引发出党内的激烈争论，于是，一位书记处书记请赵紫阳裁定。“紫阳说，我们‘看’电影，不‘审查’电影。如果要我们‘指示’，我们只好从此不看电影。”鲍彤评价说：“于是又开了风气：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不管文艺作品的审查。”

政治改革方案的出台

鲍彤回忆说：一九八七年，中共召开十三大，赵紫阳正式出任总书记。“会后，他健步走到记者群中，接受自由采访。一位外国记者问他，上任后准备干什么？他脱口而出：‘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赵紫阳要求政治改革应该成为中共十三大的主题。为此，政改办召集了党政军以及经济、文化、外交、新闻和各省市的诸多领导人与专家研讨政改，先后召开过三十多次内部座谈会。在如此多的研讨会上，除了吴冷西等个别人的反应冷淡外，绝大多数与会者皆充满热情，提出大胆的批评与建言。与会的绝大多数高级干部都认为：中国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是党的权力太大太集中，所以政改就必须从批判权力高度集中和改变“以党代政”体制入手，进而逐步实现用宪法约束党权、党权在宪法及其法律的范围内行使的宪政。在研讨会上有人举例说：党权已经达到了荒唐的程度，北京火柴涨价一分，也去请示中央政治局。所以政改要遵循天赋人权、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的方案进行。

有人质疑“党的权力来源”，比如陈毅之子陈晓鲁就曾在讨论会上说：中共经过“武装竞选选上了”，但选上之后却变成千年王国，“滥用了人民给的权力”。陈的发言得到了不少人的赞同。时任统战部部长阎明复估计“反对党”将会出现，主张现在就着手制订“政党法”，为将来的多党制准备好法律框架。也有人对“政协”的合法性提出质疑，认为宪法中没有“政协”的地位，因而在中国现行的法律框架下“政协”属于“非法组织”。所以，制定新闻出版法和结社法，也都在讨论中得到关注。

有人质疑“党的经费来源”，认为执政党和民主党派的财源由国库开支，既不合法也不合理。有人主张应该用增加党费与国家补贴相结合来解决党的财源问题。赵紫阳在这个问题上的发言，以强调党决不能办企业和公司为主，他认为党办经济实体的流弊比“党吃国家”还严重。

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给予了极大关注，他认为戈氏改革所导致的社会发展，特别是在思想理论的解放与制度改革的立法等方面，对中国的改革颇有启发。针对邓力群所说的“多数人的专政就是民主”，赵紫阳反唇相稽说：“专政是民主的保障，但不是民主。”

赵紫阳主政期间，他不仅宽容、保护了自下而上的要求政治改革的民间激情，而且在中共十三大的报告中，推出了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方案。赵紫阳所做的十三大报告，不仅确立了经济改革的市场化方向，更主要的是提出了七项政治改革的措施，这已经是中共执政五十年来，发自体制内的政治改革最强音了。其中的精华部分就是开启多元政治的党政分离和建立民主法制的社会秩序。

但是，由于在现实推行上的党内阻力过大，特别是“党政分开”的改革遭遇上至中央下到地方诸侯的强力反对，在六四前就难以有效实施。对此，赵紫阳的评论可谓一针见血：党政分开之所以遭遇巨大阻力，乃在于这项改革在根本上冲击了“既得利益与权力”。所以，有人甚至语带讥讽地说：“改革改革，最后拿党来开刀”。加之邓小平钦定的硬闯物价关严重受挫，经济改革引发的利益再分配和腐败问题已经成为社会不满的凝聚点，遂使政改陷于停滞状态。赵紫阳也只能回归低调，收回西方模式的政改，而让政治体制改革服从于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即反对腐败、保证廉政和公民权利，为经济改革的继续深化创造条件。

赵紫阳还开创了政治局不干预司法的先例。据鲍彤回忆：“作为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的我，在记忆中，赵紫阳任内，政治局、常委、书记处，没有办过一个‘案’，没有讨论过一个政治犯的案子，一个也没有。”

正如当时处于权力中心的鲍彤所言：“中央开了不管判刑的风气，不因理论整人的风气，不审查文艺作品的风气，在全党所起的示范作用，不言而喻。”

而江核心与赵紫阳主政时期相比，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其执政环境都优于赵紫阳时代。但是，江核心在政治改革方面非但没有丝毫进步，反而出现了倒退。这就不能不让人怀念胡耀邦、赵紫阳时代。

八九运动中的悲剧命运

据鲍彤回忆，赵紫阳在八九运动期间的重大决策过程如下：胡耀邦追悼会后，赵紫阳提出三条建议：“一，追悼活动已经结束，应该劝学生复课；二，组织协商对话，解决学生提出的种种要求，力求缓和矛盾，不可扩大矛盾；三，避免流血，只要不发生打砸抢烧，就不应该采取强制手段。这三条，常委没有人不同意，邓小平也表示同意。紫阳访朝，李鹏送行，李问赵‘还有什么事情？’紫阳说，就这三条。人们从当时播放的电视新闻可以看到这样的镜头：紫阳上了火车，隔着车窗，向李拱了拱手，也许在说‘拜托’吧。”

赵紫阳访朝回来，学生运动因“4.26社论”而升级，赵紫阳于五月三日发表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讲话，民间的反应是相当正面的，紧张的局势开始有所缓和。接着，赵紫阳又在五月四日的亚银年会上发表讲话，提出了“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据鲍彤回忆：“这一原则性的主张，其他四名常委中三人（包括李鹏）说好，一名不说话的常委，当时也没有说‘不好’；列席常委会的国家主席和人大委员长都赞成；学生赞成；社会各界赞成。在这个基础上，五月八日常委开会，十日政治局开会，批准了赵紫阳提出的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开展社会各界协商对话的具体建议。人大委员长召集副委员长开会，全体积极支持这一建议。事后，军委主席邓小平本人，也当着国家主席杨尚昆的面，告诉总书记赵紫阳：‘都同意’。”

能够印证鲍彤的记述的史料，还有赵紫阳在六四后的自述：他访朝前提出的三点方针，获得了邓小平及大多数元老的同意，也在政治局常委之间达成了一致。赵回国后，坚持认为邓小平支持“4.26社论”是八九运动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事后，邓小平的子女也曾打电话给赵紫阳，希望赵在五月四日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会议的讲话中，能够突出“邓小平关心青年成长”的一面。赵的纪念五四讲话和亚银讲话也都得到邓和多数常委的肯定，所以才有五月十一日胡启立去《中国青年报》召开关于新闻改革的座谈会，传达赵紫阳的讲话：“开放了一点，游行作了报道，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了一点，风险不大。”“面对国内人士人心所向，面对国际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与《中青报》新闻人的对话，与此前袁木等人和学生的对话完全不同。袁木等人出面的对话，非但没有缓和当时的对立情绪，反而激起学生和知识界的更大不满。而胡启立出面的对话则在知识界和学生中产生巨大的正面影响，成为八九运动期间的官民良性互动的象征性事件。赵紫阳在自述中还透露，在实行军管的问题上，最初，邓小平及李鹏、姚依林坚持军管，而杨尚昆、乔石和胡启立则持反对意见。后来，中共高层五月十七日在?H小平家里开会，杨尚昆、乔石都临时改变了立场，胡启立态度N。

赵紫阳对执政者的道义压力

也就是说，在八九运动的全过程中，从反对“4.26社论”到“亚银会议”讲话，赵紫阳一直以宽容和理性的姿态，保护和支持大学生的民主热情，主张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以对话的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在实行戒严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他是在完全无望的现实条件下，以放弃政治前途和党内特权来坚持自己的道义立场，亲赴广场向学生们道歉，以实际行动践行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誓言。在中共执政五十年的历史上，当政权与民间发生重大冲突之时，赵紫阳作为执政党的总书记，居然公开抛弃政权立场而站在民间立场一边，这种道义姿态的确前所未有。可以说，在大陆的制度环境下，八九运动中的赵紫阳，为了推进政治改革和避免流血，已经竭尽全力了。他的姿态对想在大变革时代有所作为的执政者来说，既是一种启示也是一种道义的压力。

在六四后十五年的软禁中，赵紫阳仍然相信“现在经改遇到的所有问题，都是未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造成的。不过，政治体制改革在一九八七年后就一直没有再向前推动过。……六四在中、短期里不会平反。但是我相信，历史总会有一个说法，终会还其自己的本来面目。”

这段话，大概可以作为赵紫阳对自己在八十年代末期的政治作为的自我鉴定吧。

二○○四年十月十七日于北京家中

──转自《争鸣》2004年11月号(//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