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1月29日讯】《新京报》以《任何组织不得指定居委会成员》为题较大篇幅报道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稿）》增加新条款，居民自治有望不受干预”的消息。消息说，这次增加的条款包括：“政府不得干预依法属于社区居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指定、委派或者撤换居民委员会成员”、“政府及其有关部门需要委托居民委员会承办的事项，应提供必要的经费和条件”等。诚然，如果从此起步，作为城市最基层的社区能实现真正的居民自治，也未尝不是一个重要的进步，将成为社会迈向文明的坚实基础之一。问题是这样的条款修改即使在字面上通过了，也未必能落到实处，就如《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并没有为9亿中国农民带来真正意义上的自治，一方面选举出来的村委会受制于村党支部，一方面受乡镇政府及其他权力部门的干预，村民自治基本上还是停留在纸面上。依此类推，在党权、行政权无所不在的制度框架下，我们不得不怀疑，无论法律怎样修改，都改变不了居委会作为权力机器上的一个小零件的角色，无法完成社区自治的纸上目标，摆脱权力的干预、控制和颐指气使，其经费来源以及大的制度背景决定了真正的社区自治将是寸步难行。一个疑问就够了，居委会能不受制于中共党支部吗？

即便退一万步讲，在新修订的《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通过并付诸实施后，党支部不再建在居委会一级，不再插手居委会的事务了，居民自治真的不受任何权力机构、任何党的干预，那也解决不了城市的自治问题。社区自治往往只涉及日常生活层面，是从“八小时以外”开始的，是工作之余，权力那只庞大的“看得见的手”完全可以通过单位控制每个人的思想、行为，包括儿童从幼儿园开始都被纳入了这样无所不在的管制中，连生命自治都不能。所以假如真的要实现城市居民自治，而不是欺世盗名、愚弄视听，那就不能止步于“居委会”，停留在所谓的“社区自治”这一层次，而应该从市长民选、城市自治入手。同样道理，村民自治的出路也在于乡镇长直选和县（市）长民选，否则就只是一句空话罢了。

老实说，在中国实行市长民选的条件早就已经烂熟。即使按照专制者及其帮闲者的逻辑，在中国这样广大众民的国家实行直接选举的条件不成熟，那么也没有任何托词可以说在城市实行直接选举是因为条件不够，非不能，是不为也。科恩在《论民主》一书中概括了实行民主需要的物质条件：一是地理条件，自然环境不要为公众的普遍参与带来太大的障碍；同时在环运输、交通等方面便于参加。 二是基本物质设施条件，如投票箱、公文柜、会场、办公室等。三是经济条件，“社会成员如不享有最低限度水平的物质福利，任何社会也不可能指望长久维持自治”。 这些物质条件在城市是毫无障碍的，其他条件如受基本教育的程度、新闻媒介的发展等等也早已成熟。所以要真正推动居民自治，就是开放市长民选，而不是老在“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上做文章，试图永远把居民自治限制在居委会层面，这就难怪居民的参与热情很低了。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