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1月27日讯】不论过去还是现在每一个中国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孙志刚。

只有十天，却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十天。
　　
　　一年多以来，我从来不愿再去想起这段痛心疾首的时光，我差不已经快将它忘记了。我也一直寄望于我们的政府有朝一日能发现情况，及时废除某些不公正“恶法”。但是，孙志刚案件的发生，让我无法沉默。如果你们读了我今天写下的经历，你们就会知道，孙志刚案件的发生绝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的必然。虽然，在中央的强力关注下，孙志刚也许可以在天瞑目了。但是，我相信，某些明显违反的宪法、践踏人民合法权利的地方“恶法”一日不废除，这个世界就还会有更多的孙志刚、李志刚、王志刚……许多天的思索之后，我决定鼓起勇气，重新拾起这段黑色的回忆，哪怕受到某些势力的打击报复，也在所不惜。　　
　　
　　 1.收 容
　　　　
　　时间给我开了个玩笑，我进北京收容所的那一天，正好是“三八国际妇女节”，2002年3月8日。否则我肯定记不起来这个“光荣的时刻”。
　　
　　我是因为卖艺被收容起来的。北京动物园附近地几个地下通道里，有很多卖唱、画像、设计签名的青年，我那时就是其中一个。我且不为自己辩护什么卖艺不等于乞讨，什么外国大街、广场、公共汽车上卖艺的歌手乐手比比皆是，因为人家讲，我们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嘛。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国情”会被广泛地当做借口。不用辩护！活该我也认了！—-我又嘴臭起来了，还是少说道理，接着讲故事吧。
　　
　　那时正值“两会”召开期间，我知道“两会”期间都盘查得比较紧，所以平时也很少去地下通道唱。但是，我们搞音乐的人，往往都有很强的表现欲望，所以总是想找机会唱歌。虽然，很多卖唱的兄弟也的确经济困难，如果挣的钱多一些我们也会很高兴，但是喜欢在人们面前唱歌才是最重要的。几天没出去唱歌了，我又忍不住了，背着吉他又去了地下通道了。
　　
　　说起来有点大言不惭，我其实算是在通道里碰见的几十个兄弟姐妹（遇到过一两回女的）里唱得最好的歌手吧（弹得不算最好），所以以前警察遇见我的时候，总是格外开恩，一看到警察来，我不是像别的兄弟一样赶快跑，而是假装没看见，更加用心地表现我的歌声。警察听见唱得不错，也就对我不凶，很多时候也不管。有一回几个警察还跟我开玩笑，让我唱一首“罗大左”的歌，让我摸了半天脑袋。
　　
　　恰好这天我碰见两个朋友，于是三个人三把吉他在那里合作。警察来的时候，一个兄弟在唱，我们都看见警察了，但是我想让警察知道我们不是瞎捣乱的，是在认真做艺术（有点理想主义）于是鼓励这个兄弟说“唱好点”，可偏偏他的嗓子不争气，警察过来大骂，“妈的，看见我们来了还TMD瞎吼！把他们收起来！”看来我的“土办法”不灵了。
　　
　　在大街上众目睽睽之下被警察凶狠地赶上收容车，我第一次体会到那种丢脸的感觉。我的心里，仍然在倔强地问自己：“错了吗？没错！我是在做艺术！”
　　
　　后来我们被拉到动物园附近＊＊派出所，在路上我的一个朋友不停地用手机向外面联络。因为我们知道，只要在送到收容所之前，如果有人来派出所，用几百块钱是可以赎出去的。
　　
　　在派出所，一个民警一边问我们的情况，一边做笔录。问有什么证件，我来劲了，我有啊！我有身份证暂住证教师证（来京之前我做了三年小学教师），还有一个采访证（做过某报的特约记者，但是不是记者证），我的证件是最齐全的！不管用！因为我不是本地的教师和记者！傻了，当笔录递到我手里，让我签“同意”的时候，我迟迟不肯下笔，直到一声厉喝传入耳中，我才战战兢兢地签下自己的名字，并乖乖地按上手印。
　　
　　终于没有盼来任何救星。当收容车往昌平区开动的时候，我的心只剩下一点点不可能的希望。车上除了我们三个唱歌的，还有另外两个人，一个是街边卖烤红薯的妇女，一个是做小买卖的男人。
　　
　　　 2.大 院
　　　　
　　车一直往北，出了清河有一段车程，就到了收容所。门牌我记不准确了，大概是“北京第二收容教养所”。从外观看来，收容所还挺漂亮的嘛。车开进南边的一个小院，下车登记，也就是警察向收容所交接。一下车我张大了嘴，院里大概有两三百人呢！而且还有各个派出所的收容车源源不断的开来。我看见里面有不少女的，有人悄悄说她们是干那行的。
　　
　　 “蹲下！”“两只手放在头上！”“＊你妈的！动作快点！排好队！”原来有不少保安手提警棍在协助警察管理。谁的动作慢了，要被拳打脚踢，或者吃棍子。
　　
　　在登记点登记有点意思。让你站在一个摄影仪的下面，只听“嚓”的一声，大概我的光辉形象已经留下了吧。我这个人不爱照单人照，以前跟学生、同事都照合照习惯了。这次免费来了一张。这时里面窗口问：“你叫什么名字？”这次不敢贻慢，立刻脱口而出。
　　
　　然后我们被带去存放物品。在收容所里，包裹行李、手机、贵重物品都存上，身上也不许带上超过100块钱的现金。然后我们来到一个很高很厚重的大铁门前面，因为这时我们旁边已经没有女的了，我想这就是收容男号的地方吧。我们被命令蹲下，在那里等候开门。
　　
　　门开了。我们被命令依次进去。在进门一霎那，我顿时惊呆了！！！
　　
　　很大的一个院，院里黑压压地蹲了好多人群，分成好多堆，每一堆大概有四五百人，总共有两三千人吧！院的南边是警察办公的两层小楼，北面、东面、西面都是两层楼，每层都很高，阳台边全部用很粗的钢铁棍子焊成密封的铁笼子！这些铁笼子里，还有许多许多的人从里面伸出手来，或是把头挤在两个铁棍中间，茫然地望着铁窗外面！院子里人声鼎沸，楼上和院中央的加在一起，大概要有四五千人！
　　
　　进去先要搜身。两个保安戴着透明的塑胶袋，对我们全身上下进行搜查。我那时有一个寻呼机，没有存放，因为我想知道哪些朋友找过我。可恨的保安拿过我的寻呼机，将电池取下扔在垃圾桶里。后来，“聪明”的我花了十元钱“买”回了这节电池，这是后话。
　　
　　我们进去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五六点钟了，大家正在吃“饭”。人群是按照地域分的，我那两个朋友是河北和东北的，被分在西南角上的一大堆人里。而我因为是四川的，被分在西北角上的一大堆人里。一进这群人，听到浓浓的家乡口音，感叹四川真是人口大省，这么多兄弟遭此厄运。
　　
　　我去向管理我们这堆人的警察报道。从现在开始，我对于这批批受苦受难的兄弟们一律不再称为“人”，改称“盲流”。因为在收容所里面，无论是警察还是他们的走狗保安，统统吆呵我们为“盲流”。我这个“盲流”去向警察报道，警察正在忙着训“盲流”，很不耐烦的让我去院里的一推大桶里拿吃的。我走过去一看，生平见未所见，只有在革命教科书里读到过！那几大桶黄色的粗得不能再粗的玉米面做的烂窝窝头！我摇摇头，回到警察旁边说：“我不吃了。”警察喝道：“去那边蹲着！”结果第二天我就后悔了，这又是后话了。
　　
　　秩序有点乱，警察在“盲流”群里面找几个“盲流”出来做“带班的”，这些“盲流”出来之后也挺神气，忘了自己也是被收容进来的，跟警察保安一样喝斥着大家，不听话的就施以拳脚。大家不敢多说话，两手放在头顶上，蹲得整整齐齐，偶尔有胆大的在窃窃私语。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这时，一批“盲流”被吩咐从楼上往院中央搬被子。被子很快就堆成了一座座小山。这些被子不但又破又烂又脏又臭，而且又短又窄，我庆幸我长得不很高。这时，警察宣布，两个“盲流”一张被子。我的天，怎么办，我又不认识别人，叫我怎么跟别人一起睡？
　　
　　幸好，有一位兄弟挺面善的，我们俩互相点了点头，就咱俩吧。然后就是排队抢被子，有的想多抢被子的，被狠狠地扁一顿。
　　
　　我们被要求去西边二楼的两三个屋子里睡觉。和抱被子的兄弟一起，随着滚滚的“盲流”，我们进了一个屋子。屋子大概有三十平米，里面的三分之二用木板搭成一个平台，高出外面二十公分吧，大家就睡上面。很快，大家听话的依次躺下了，这么一个屋子里，就密密麻麻的躺了一百多号“盲流”！总之，挤得不行，躺下去就不能动了，别人的臭脚就正好在你嘴巴旁边，那也没辄，还有“盲流”没地儿躺呢。
　　
　　警察走了，大家可以说话了。我们屋里有四川、陕西、甘肃、宁夏的同胞，其中又以四川的居多。大家问起相互的情况。有干厨师的，有做杂活的，有搞装修的，也有上班的白领，或是自己做小买卖的。里面倒是有少数跳来跳去很烦的那种人，但是大部分人都是老老实实的本分人，靠挣几个小钱寄回家养家糊口。很多都是因为没有暂住证或者没带暂住证出门被收容的，可是有的人本来是有暂住证的，但是被警察撕掉，并无耻地问道“你还有没有？上车！”还有一兄弟说，他在家做饭的时候被人家上门查证扭走的，他说他走的时候来不及关炉子，恐怕炒菜的锅已经成废铁了？问起我来，大家就奇了，我不光拿出了暂住证，还拿出了教师证，采访证？大家用狐疑的眼光看着我，你怎么会进来？我笑而不答，心想我被收容才是名正言顺的呢，人家北京市人大立的《北京市治安收容管理条例》里面，专门收容我这种“流浪乞讨人员”，你们打工的都是“两会”的替罪羊而已！大家说你不会是来暗访的记者吧。我摇摇头，心想，我当年做的什么特约记者？那是一家号称中央级经济类报刊，嘿嘿，可是生存困难，要拉效益，而我说穿了就是给人家企业做软广告的那种，说起来我都惭愧。实在问得我没办法了，我说我嫖妓给带来的。我心想，看来我还算“正宗”的“盲流”？
　　
　　 “吵什么吵！给我睡觉！” 警察出现在门外。后来，我见过他们安的监视器，每个屋子的情况他们都很清楚。
　　
　　在这样的夜晚，谁睡得下去。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体会到人身自由被无情地剥夺。高高的墙上有窗户，那是用两层铁棍做的窗户，没有人可以逾越的。再说，后面据说都是玻璃渣、铁丝网，也许还有警犬，听“带班的”说以前有人跑过，但是只要你一跑，是绝对会被打得半死的或者是死掉的。在这样一个地方消失，是没有人知道的。因为，陪我们进来的只是一张写着姓名和住址的小纸条。明天将是怎么呢，我们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虽然我们都互相安慰的说“收容不是犯法”，我甚至还跟大家说“收容”是“收留救济”的意思，可是连我都为这种骗大家骗自己的言论感到羞耻：谁愿意被强迫停止工作，被这样“收留救济”呢，被强制遣送回家？吃的是什么？睡的是什么？真正犯法的犯人还有床位呢？我看着空空的屋子，寒风凛冽的窗户，我想要是冬天，这里面的同胞们是怎么度过的。我爱自己的祖国，“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囯共产党”是我曾教学生的内容。可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优越性”正在被某些势力滥用，用做压迫无辜人民的工具。几千年了，中国人还是喜欢窝里斗。
　　　　
　　 3.血腥的事实
　　　　
　　总算迷迷糊糊睡着了，后来天终于亮了。因为没有早饭吃，要等到中午。每天要下去集合三次，列队，点名，然后又回到楼上。肚子实在饿坏了，从昨天中午到今天中午，我一天没吃东西了。午饭，照例是又烂又臭的窝窝头，一人两个，不许多拿。说实话我连多拿的兴趣一点都没有。但是我第一次吃得这么香，我后悔昨晚拒绝了可爱的窝窝头。不过，我看着别人有塑胶碗盛着白菜汤喝，我就问别人是怎么回事？别人说你去买个塑胶碗啊，五块钱一个。后来我才看见，这里面有人推着小车在铁窗外卖东西，外面五毛一根的火腿肠这里两块，外面七毛的速食面也是两块一袋，薄薄的塑胶碗五块，还有一些五块的东西，我记不得了。我想这卖东西的肯定也是某某处长科长的亲戚吧？
　　
　　我很担心有朋友或家人呼我，我最担心的是他们。他们找不着我会疯掉的。我们不可以在大院里乱走，只能规规矩矩地蹲在那里。于是我找到我们那里一个“带班的”。我拿出十块钱，请他去昨晚那个垃圾桶帮我找那节寻呼机电池。这家伙竟然敲我要二十块。我急了，说你要就要，不要就算了。于是他成功地帮我找回来。其实，我知道，我是不能回电话的，就算知道有谁呼过我我也没办法，但是我还是想知道。这是否是我人生第一次“行贿”？
　　
　　在这个大院里，我见识了许多只是在电影里面才能看见的血腥镜头。
　　
　　我的另两个朋友关在西边的一楼，正好在我们的楼下，而我们第二天就转到了北楼。他们屋里的一个东北“盲流”，言词间顶撞了管他们的保安，后来不知怎么地，那保安提起手中的警棍，狠狠地对着他的脑袋劈了下去，那“盲流”顿时捂着血淋淋的脑袋蹲了下去。饶是我那个一米八五的高个子朋友，也给吓呆了。
　　
　　我们集合吃饭的时候，正好在东边的楼下。东边的一楼里关押的是老少病残，那情形看着实在让人恶心。缺胳膊少腿的、看不见路的、老得走不动的、地上爬的、烫伤了的……实在是看着心酸。最可恨的是，最小的是约莫只有三、四岁的小孩！还算收容所的那帮人有点最后的良知，让他们吃得比我们好一点，馒头。当我们看见那个最小的小孩，伸着嫩嫩的小手，把馒头喂到那个瘦弱得要死的老爷爷口中时，很多人的眼泪都止不住了。
　　
　　我不想去仔细回忆这些黑暗的时光里的每一分钟，如果那样，我想我可以写一本书。我只是想说，其实，在收容所里的绝大部分人，他们都是多么的善良，他们没有违法犯罪，他们只是为了打工求生为了养家糊口。就算有人违法犯罪，他们应该去的是法庭和监狱。我在想，在北京这样1400万人的大城市，没有暂住证的恐怕有一两百万人，他们是否都是“盲流”，是否都该到这里给关押起来呢？
　　
　　寻呼机响个不停。是高个子的女朋友。呼了很多遍，后来才知道，她都快给急疯了。我从北楼二层隔着的铁栏向高个子招手，差不多十多分钟了，他才看见。他靠近隔着他的铁栏，我们离了有二十来米。“你女朋友呼你！”他侧着耳朵，“听不见！”“你女朋友找你！”“啊？大声点！”望着下面向我看的警察和保安，我又不敢吭声了。我怕死。等保安转过身去，在嘈杂的人声中，我又喊起来：“＊＊＊呼你！”
　　
　　他终于听明白了，明白了又有什么用呢？只会让他更加伤心。我后悔告诉他。他要我告诉他我的银行卡号。据说我们最后会被遣送回老家，他知道我的老家成都离这里很远，遣送回去都要家里人拿钱来取的，到我们那会非常的贵，听说要八百到一千二百块才能赎人。这笔钱要当做运费给北京公安局的。我以前是小学教师，三年后停薪留职来北京想搞音乐，我无论如何不敢想象我的校长、同事、甚至我那满校的学生们用惊讶和疑惑的目光看着我从警车上走下，他们哪里相信在某些地方不犯法也会受到这样的污辱？他们当然会认为我在外面犯什么事了。我怎么去向孩子们解释呢？我曾教他们警察是好人，犯法才会被抓，难道今天要我告诉他们世界某些角落的黑暗？他们这么小……面子丢了就丢了吧，我更不能忍受我妈妈心目中一个从小引以自豪的“三好生”“优秀学生干部”“尖子生”会被警察押送回来！她们无法了解，我不能伤她们的心。我给高个子留下卡号，如果他先出来，就想办法往我卡里寄钱，到时候我自己赎自己。如果我先出来，一定想办法去赎他。不过河北很便宜，只需要一两百元。
　　
　　日子一天一天地熬，在窝窝头、硬地板、臭被子、茫然的眼神中度过。没事的时候，就看看硬木板上和墙上刻的字，上面刻满了骂北京警察、北京人、保安或是＊＊党的话，很多还是挺压韵的律诗。中国人啊，其实是人才济济，其实是最聪明的，只可惜美国的一个流氓都成才，中国却是人才太多了，他们只能干杂活。正所谓官逼民反，这些骂人的打油诗有北京的威逼之下展现了作者的才智，真可惜的人民的才智是没有被好好利用起来。几千年来，我们都在想怎样管制人民，却不知道怎么利用人民，真是莫大的悲哀。我也拿着一小块碎玻璃刻起来。
　　
　　外地人真是多啊。每天都不断有“盲流”被拉进来，每天好几百。喇叭里不时念着一些“盲流”的名字，一个地方的人凑够了一节车厢，就遣送回家。这些同胞欣喜若狂，此时此刻，假如你在场，失去了多少天的自由，宣布你可以出去的一天，你也会把这些可恶的警察当做再生父母的。
　　
　　在这时候，我还抱有一丝幻想。我总希望有人来救我，或者是有正义勇敢的记者来暗访，解救大家于水火之中。虽然我们知道，能够到收容所里来的亲人朋友，不一定有钱就能解救我们，要么有非同寻常的关系，要么就要花上两三千块钱。两三千？辛苦打工的兄弟们，谁能值这个钱？就算救出去，都得把这救自己的亲人骂个半死。
　　
　　不过，我们三个卖唱的当中，还是有一个成功地跑了出去。他是东北人，和高个子关在一起。他借走了高个仅有的几十块钱（还是我给高个的），买通了保安，让他去打了一个电话。据说他老爸的关系挺硬，是军区什么领导之类的，还真把他从收容所接出去了。不过他答应再回来救高个子的事，如石沈大海一般。
　　
　　几天过去了，我好奇怪，我们四川的“盲流”应该早够一车厢了，为什么还不送我们出去呢。后来，我听说，我们四川方面对北京有强硬的意见，说是四川人口本来就多，人又穷，不出去打工吃什么，所以坚决不派人来接。真是钦佩我们地方的领导深明大义。果然，11号那天，我们被集合告知，四川陕西方面没人来接，所以我们比较“幸运”，送到农场去劳动“两三天”就可以出来了，还可以给每天发几块钱工资（后来证实这一切都是谎言）。我们真是欣喜若狂，想到不用家里人担心，自己吃点苦算什么，大家拼算向面前的警察鼓掌，就差跳起来了。
　　
　　 快要走了，大院还不忘给我心里留下点残酷的回忆。
　　
　　有人打东边楼里的老头。那家伙是个“带班的”。那老头根本就走不动，只能在地上爬着喊“打死人啦！打死人啦！”。谁都看不过去，但是谁都敢怒而不敢言。我们已经被驯化和麻木了，至少已经被驯化了。好久好久，来了一个警察，那家伙不再打了。老头趴在地上呻吟着。警察用脚把老头翻过来。“什么事？”老头可怜地哭道：“他打我！”警察狠狠一脚踢过去，“嚷什么嚷？滚到屋里去！”
　　
　　一会儿院子中间又闹出一件事来。饥饿的人群排队买速食面之类的东西。卖速食面的人非说有一个“盲流”拿了东西没给钱，而这位“盲流”兄弟连衣兜里总共有多少钱都翻出来了，连交钱时的动作都全部复述了，还是被一口咬定是偷。两边争执不下，警察和保安过来了，不由分说，抓起“盲流”就狠狠地打。打到什么样，我不想多说了，大家自己去想。倒是比孙志刚幸运一些罢了。我在想，他们当然不可能说是卖速食面的人的错，那人是谁，能在这里面卖东西的人都不简单！
　　
　　带着惊恐与愤怒，我离开了收容所大院，去农场劳动。以为自己离开了地狱，谁知却进入了更加黑暗的世界。　　
　　
　　 4.黑暗的农场
　　
　　我好累，是我的心累。我实在不愿再回忆下去了。虽然从11号到18号这8天的农场生活是最漫长也是最黑暗的时候，但是请原谅，我真的不愿再多去回忆，哪怕是冲着这份鼓起勇气向民众告白的责任心，我也只能战战兢兢地写下这片言絮语。
　　
　　我们一行几十个“盲流”，被一个大巴拉着，向离昌平更近的地方前进。看着路边的行人与街道，你不能体会车窗隔绝开的两个世界。他们在车外，是自由的，而在车里的，将沦为奴隶。真是羡慕他们。大家要珍惜自己的美好生活啊。
　　
　　警察告诉我们只做两三天活，工钱我当然不要了，但一想到哪怕累一点，两三天（实际上做了8天）就可以自由了，我还是充满向往的。只是，到了农场，才知道这里更惨。
　　
　　和其他同胞一样，我已经几天没刷牙和洗脸了，任你穿得再整洁，再加上我们迷茫空洞的眼神，此时怎么看都像是真正的“盲流”。8号到11号的这4天里，我不光学会了吃窝窝头，学会了忍受彼此的脚臭，还学会了和别人一起喝从厕所里接来的生水，而这个厕所里，堆积着“盲流”们拉的屎，“盲流”实在是太多了，每天早上的高峰时期，很多屎尿从厕所里漫出来。当然，也学会了忍气吞声，学会了麻木不仁。
　　
　　大巴从公路拐弯，我们看见一个一字排开、长长得横向连在一起的、只有基础结构的两层建筑物，是它隔开了奴役与自由。当大巴从建筑物下面开进去，看见一个望不到边际的农场。这个农场里，有人在挖地，有人在擡木材，有人在修房子，有人在清理如山高一样的垃圾，有人在掏猪粪……不要以为这是一幅美好的田园风光，他们绝对不能停下手中的工作，哪怕是一小会儿，因为有人正拿着各种各样（的确，各种各样）的刑具，在背后伺候着他们。对不起，我忘了，他们不是人，是“盲流”。
　　
　　我们在吆喝声中下了车。奇怪的是，这里没有警察，偶尔来一两个挺着大肚子像当官模样的警察，也是看看就走了。管理这里的人，除了几个保安，你恐怕意想不到，还有几个死囚！
　　
　　我开始以为农场虽然苦点，但是肯定应该比大院好一点，而且不用看见佩着庄严国徽的制服，我也不用害怕。事实证明我错得厉害，幸好我心理反应灵敏迅速，否则恐怕已经吃大亏了。
　　
　　当我看见除了保安之外的人就是一些穿着便服的人，我想他们一定是农场主。我想如果这样的话，他们至少也算是企业家吧。至少不会那麽凶狠的对待我们。所以当我们进到一个屋子的时候，我甚至故做轻松，有说有笑，甚至还敢跟他们搭话。没料到，在我能反应过来的时间里，那几个家伙已经露出了狰狞的面目，喝斥大家迅速在屋子里的后面蹲好，并已经抓住一个“盲流”大打出手了。只因为他离他们最近，所以他成了“杀鸡儆猴”、给我们“下马威”的最佳物件。几个人按住他，狠狠地打，有人从上面砸他的头，所有的“盲流”只能乖乖地听那“砰、砰”的声音。他无力地用两只手护着手顶，又有人用膝盖狠命地顶他的腹部……直到他痛苦地蹲了下去……
　　
　　接下来这一幕，我永生难忘。我们被强行要求脱掉所有的衣服，包括内裤。理由很简单，看看有没有私藏的东西。那几个真正的流氓一边检查，一边打动作太慢的“盲流”，一边寻找污辱物件。他们指着一个人，下流地说：“＊你妈的！你TMD阳萎啊？”然后是邪恶的笑声。居然，我们这群受虐的人群中也有人笑得出声。我们中国人啊，真的就这么麻木么？
　　
　　轮到我了，我站站栗栗地脱掉衣服和裤子。紧张、恐惧、压抑、愤怒、羞耻的感觉全部涌上来，我无法顺利脱掉裤子。我怕挨打。但是越怕挨打，就越会挨打。他们在我屁股上狠狠地踢了一脚，我被踢翻在地，接着我被抓住头发提了起来，凶狠的拳头落在我的头上、肩上和腹部……
　　
　　我这个“盲流”啊！我们这些“盲流”啊！都默默忍受着。谁也不可能爆发，谁都知道爆发的后果。但是我在想，他们是谁？是谁给他们打我们的权利？后来，我才从保安口中知道，他们是死刑犯，因为有一些关系，就从牢房里弄出来，在这里管理我们，“将功赎罪”，争取减刑。“将功赎罪”？！！打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可以“将功赎罪”？我们这些没有犯法的人需要犯了死罪的人来管理？哪里还有天理？
　　
　　然后我们开始干活，我刚开始干的活是挑瓶子。农场里有许多许多用货车拉来的饮料瓶子，我们的任务就是用改锥刀把瓶盖和瓶圈，以及包装纸迅速地撕下来，然后又开始挑下一个瓶子。看似很轻松的活，但是需要蹲在那里不能起身，一直不停地重复做机械运动，从不休息。而且明明可以坐着，却偏要你蹲着。后面有人监工，动作慢的会被狠狠地打。几乎所有的“盲流”都挨过打。有一次我很不服气，明知道一个保安在后面，我扔瓶子的时候假装没看见，狠狠地砸在他的头上。当然，我的结局大家是知道的，大不了再被打一次罢了。只要你不还手，总是打不死人的。如果你还手，恐怕不死也得半残。
　　
　　这个瓶被剔出来后，就只有一种单一的材质了，然后有“盲流”专门负责把他们粉碎，煮熟，洗干净，最后再挑选一次里面还有的杂质。然后装成一袋袋的料，就可以卖给饮料厂，继续加工成饮料瓶了！同胞们，如果你们喝着可口可乐或是雪碧鲜橙多等等瓶装饮料，请你记得这个塑胶瓶里，有多少在收容所农场里被强迫劳动的同胞的汗水和鲜血！
　　
　　这里吃的东西尤其让人恶心。虽然不再吃窝窝头而改吃馒头了，可是那馒头里故意被人加上黑黑的杂质，如果你能在馒头堆里面找到一块白一点的馒头，算你走运。黑得让人想呕吐。再加上大家洗手的时候因为给的时间有限，从来就洗不干净。哦，有一个好东东，忘了告诉大家！不管在大院还是在农场，白菜汤都是最好的！这个菜汤，实际上就是几片菜叶（当然没洗）做的，但是在这里面，我们确实认为是最佳美味！盛汤的碗从来就没洗过，要说洗，也可以想像几百个碗装在一个盆里洗的效果！对了，可以外加两片黑咸菜。
　　
　　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是最黑暗的日子。不知多少人被打。他们准备好了鞭子，有的戴着拳击手套，穿着军靴，耀武扬威地站在前面。他们拿著名单点名。点到名的站在另一边去。他们点名的声音不大，故意的。凡是没有听到自己名字的，或者反应太慢跑得太慢的“盲流”，立刻会几个人上去围攻。我不想描述具体情节了，总之只听到屋子里重重的打人声和被打的“盲流”们的闷哼。
　　
　　第二天，我极其幸运地被叫去挑料，就是把碎料里的杂质挑出来，而且可以坐着，所以算是最轻松的活。不过在这里，我从保安口里听到的故事更让我胆颤心惊。
　　
　　保安虽然也凶狠，打人从不手软，但是他一个人没人说话也没滋味，所以在监督我们干活的时候有时也找我们说话。当然是我们听他说，不时无奈地奉承几句。他最说得起劲的是如何打人。吹嘘自己可以打好多人（其实大家不敢动罢了）。他问我们这里为什么从来不敢关押东北人。我们答不知道。他说，有一次这里关押了两百多个东北人，晚上东北人在里面闹事，把铁门都踢弯了，想要冲出来。于是大院的警察调集了一批防暴部队，头戴钢盔，手着盾牌，用警棍狠狠地砸那一帮“盲流”，后来这帮“盲流”基本上都被砸到医院里躺着了。看着他那得意的神情，我心里恨恨不已。我在想，有没有死掉的“盲流”。
　　
　　好景不长，后来我被调来干过很多的活，擡木料、锄地、搬砖头……不过到了最后两三天，我又被去调去养猪，具体工作是掏猪粪和喂猪食。这工作真好，因为我们发现，猪吃的馒头又大又白（大院里那帮警察吃剩的），比我们“盲流”吃得好多了！而且，猪圈很臭，那些臭管事的不爱往这边跑。不过，我全身上下都是猪粪。
　　
　　听保安说，这个农场是公安局某局级干部跟人合办的。于是，我在养猪的时候忽然明白一个道理，别问为什么要对外地人收容！别问为什么？如果有一天不收容了，这个农场怎么办？这些工地不都得停工？这些猪仔子岂不都得饿死？看来，在这个北京，人命远不如猪命值钱。
　　
　　有一个晚上，大家正要睡觉的时候，门口发生了一件令人万分气愤的事情。
　　
　　有一个死囚走进来，可能是想借机打人吧。就凶狠地问门口的一个“盲流”：“＊你妈的，你TM看我干吗？找死啊你！”这家伙真是太蛮横了，看他一眼他也发狠！那兄弟没办法，只好说“没看你干吗”。但是语气中可能有一些不服。于是，那死囚对他大打出手，足足打了三分钟左右。这还不够，那人吐了一口痰在自己的皮鞋上，对这“盲流”命令：“把它舔干净！”我的天！！！天理何在？？？！！！　　
　　
　　终于，我的回忆终于跳过诸多事实，艰难地回忆到我们将要离开的时候了。说实话，我一直想早早结束回忆，虽然我还是写下了这么多的文字。收容所里的罪恶—-这是阳光下的罪恶—-实在是罄竹难书。而且我看到，走了多少，收容车又会送来多少。如此反复，中国人，无穷匮也。
　　
　　在我从昌平回家坐300路公共汽车的时候，有一个人丢了钱包，我正要下车却被他拉住。我愤然告诉他，请不要拉着我，我不走，你可以马上报警。这时车上好多人都慌了，问售票员警察来了会不会查暂住证？我也忐忑不安起来，像我这样蓬头垢面，十天不刷牙不洗脸，恐怕谁都会怀疑是小偷吧？如果真去了派出所，先问一句“暂住证呢？”，我是不是又该被送回收容所？
　　
　　我想过写信给中央，也想过写信给著名的《南方周末》。我希望有正义勇敢的记者能亲自去看看。可是，我又想，南周的记者们为了社会公正出生入死多少回了，还忍心让他们去受苦受难吗？我再次天真的把希望寄予我们的政府。
　　
　　所幸，今年过年的时候，我听到中央关于各地必须认真保护民工权利的通知。我以为，收容所寿终正寝的一天不远了。
　　
　　可是，孙志刚致死一案，又给我深深的打击。地方“恶法”一日不废，必定还会有更多的孙志刚。
　　
　　 “非典”来了，收容所里的同胞们，你们好吗？希望所里为了防疫，都能把大家放了！唉，不过，那些猪仔子们又怎么办呢？某些既得势力绝不会让他们的猪仔子狗仔子饿死的！看来，我又天真了。
　　　　
　　今天，我决定，将我这份真实的经历告诸民众。我想，我现在的心情是很沉重的。因为，我在做一个决定。当我刚才看到网上的报道：“城市收容办法违宪三公民上书全国人大建议审查”的时候，我决定鼓起勇气，将这篇真实的文章上交中央领导、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
　　
　　我不知道我是否鲁莽，更不知迎接我的命运将是什么。但我问心无愧。
　　
　　于2003年5月16日(//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