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1月26日讯】 其三，在人事方面，他不知人，不善用，疑人而用，用人而疑，反复无常，言而无信，偏听偏信，推卸责任，虚荣虚伪，苛暴凶残……几乎犯尽了用人待人之大忌，丧尽了士气人心。

在做人（己为君之道）方面：徒有小德而无为君之大德。

崇祯帝非常勤政，常常天不亮就开始办公，晚上批阅奏章直到深夜，他也没有沉醉于声色犬马当中，他在位期间，皇宫中很少举行宴乐。比起历代明朝皇帝，再吃穿住行方面，他都是最节俭的44。

崇祯帝的勤奋和节俭，在其即位之初，当然为大臣们树立了最好的榜样。但是当时明朝的腐化，奢靡，颓废的风气不是短时间形成的，不可能一下子改变。而且，要在化解当时面临的危机的前提下，才谈得上移风易俗。所以，崇祯帝以上作风之“德”，只是“小德”。能够化解危机，维护明朝统治之“德”，才是“大德”。崇祯帝恰恰是一个有小德而无大德的人。

表现之一：己所不欲，强施于人。

明朝崇祯期间，时逢大饥荒，农民大规模造反和满清入寇，为应付危机，国家的财政困难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崇祯时期，明朝由于两线作战，每年的军费开支高达百应两千万两以上（万历初年国家随处不过四百万两左右），国家财政已经入不敷出45。由于财政困难和腐败，军饷不到位的问题当时时常导致明军内部骚乱哗变。宁 远这样的国防重地，欠饷达四个月之久46。袁崇焕杀了几个为首的军官，暂时平 息了局势。可是军饷迟迟不到，兵士又哗变。朝廷一次又一次的欠饷，袁崇焕提出了 发“内帑”的建议。“内帑”是皇帝私家库房的钱。崇祯皇帝有没有钱呢？信史上记载：李自成攻破北京后，府库清单所列，府库存银三千七百万两，金数千万两，而户部仅银四十万两、捐银二十万两47。可见国库之虚，而皇帝的私家库房还是很充足的钱。

当时的危机，急需要崇祯帝挺身而出，果决慷慨的把皇家的钱拿出来救危解困。如果那样做，势必极大地鼓舞人心士气，皇帝以身作则，也会有效地带动百官为国家捐钱。

但是，对袁崇焕的建议，崇祯帝很不高兴，不愿把自己的钱拿出来（直到李自成攻占北京城在即的时候他才拿出了一些自己的钱，但为时已晚）。

作为君主，国家危亡在即，应当倾尽所有的救国为先，自己破费又算什么？只要江山保住了，今后有的是聚财的机会。不知崇祯帝在这个时候有什么好舍不得的？

退一步来说，爱财私心，人常有之，皇帝舍不得出钱就罢了，可是他又作出了更蠢的事情：他自己不肯出钱的同时，却再三逼迫大臣们出钱。为了逼出银子，他甚至把老资格的大臣投入监狱。直到李自成军兵临城下时，他一度还是不愿把自己的钱拿出来，反倒发起了最后一轮逼迫官员捐银的“攻势”：48 他下令说，因外饷不至，太仓久虚，各官务必要捐赀助饷。最初的结果，应者寥寥，太监王永祚、王德化、曹化淳各曹化淳各捐5万两，大学士魏藻德竟只捐了500两。见此，崇祯帝竟顾不得自己九五之尊，向皇亲、太监讨起钱来。他派太监徐高去向嘉定伯、周皇后之父周奎求捐，诏云：“休戚相关，无如戚臣，务宜倡自10万至5万，协力设处，以备缓急。”周奎说：“老臣安得多金？”徐高一边哭，一边哀求，周奎还是那两个字：“没有。”后来勉强捐了1万两。太监王之心最富，崇祯帝面谕劝捐，王之心捐了1万两。

大敌当前，这样的做法无异于自乱人心。这是崇祯帝走的最后一步蠢着。面临迫在眉睫的危机，为凝聚人心，崇祯帝决不能再逼大臣们要钱，而应挺身而出，果决慷慨地将皇家的钱拿出来奖励士气，安抚臣下。如果他那样做，充分的调动起北京的人心和士气，凭借北京高大坚固的城墙和西洋大炮，守住北京城，等到吴三桂援军，以扭转战局，或许还有一线希望。事实上，李自成之攻取北京，使得自于明朝官员的献城。同样是北京保卫战，抵御满清时打得英勇顽强，遭遇李自成时却没有像样的战斗，这不能不说与崇祯帝的政策失误有关。

崇祯帝的劝捐引来一片怨声。大臣们纷纷的离弃了他，一些人投向李自成，平日里他最倚重的太监，几乎全部背叛了他。有的太监题诗墙壁，称“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

有的太监甚至给农民军通风报信，另谋明主。奉命戴罪守城的太监曹化淳还阴阳怪气地说：“(魏)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49直指崇祯帝连魏忠贤都不如，是将大明弄到亡国地步的罪魁祸首。朱由检传谕收葬魏忠贤遗骸，曹化淳并不领情，暗地里却串通来日开门投降。国舅周奎，甚至不让皇帝进自己家。崇祯帝可谓是众叛亲离。

这时候他再把自己的钱拿出来，什么都来不及了。己所不欲，强施于人，崇祯帝在处理君臣关系上的严重错误，使得他的最后自救变成了一场自我毁弃，皇帝自己一手把明朝灭亡的时间表，提前而又提前。

崇祯帝之无大德，表现之二：极度地虚荣诿过，为臣下的一点非原则性的过失严惩狠杀，一再上演自毁臂膀的蠢剧。

其中，最典型的是他枉杀陈新甲的事件。

陈新甲是崇祯帝在位期间，最后一位能干的，敢于任事的重臣。他颇有眼光，清醒的看到与满清议和是明朝最好的出路，因此力主议和，并积极的为皇帝着手议和之事。崇祯帝不管情愿不情愿，自松锦之战大败以后，明朝已无力对清用兵已成事实，因此不但同意议和，表现得比陈新甲还着急。

崇祯十五年，洪承畴于所统大军全军覆没后投降满清。松山、锦州失守。崇祯便想和满清议和，以便专心对付李自成、张献忠军。兵部尚书陈新甲更明白无力两线作战，暗中与皇帝筹划对满清讲和。陈新甲在外交上颇为能干，他很快设法活动到了皇太极那里，并且得到了皇太极的信任和积极回应。然而，崇祯和陈新甲不断商议，朝中其他大臣听到了风声，便纷纷上奏，反对和议。崇祯矢口不认，说根本没有议和的事，你们反对什么？崇祯每次亲笔写手诏给陈新甲，总是郑重警诫：这是天大机密，千万不可泄漏而让群臣知道了。该年八月，崇祯派亲信又送一道亲笔诏书去给陈新甲，催他尽快设法和满清议和。陈新甲出外办事去了，不在家，那人便将皇帝的密诏留在他书房中的几上而去。陈新甲的家童误以为是普通的《塘报》(各省派员在京所抄录的一般性上谕与奏章，称为《塘报》)，拿出去交给各省驻京办事处传抄。这样一来，皇帝暗中在主持和议的事就公开了出来，群臣拿到了证据，登时哗然，立刻上奏章反对。皇帝再也无法抵赖，恼怒之极，下诏要陈新甲解释，责问他为什么主张议和，罪大恶极之至。

至此，崇祯帝内心的极度虚荣虚伪仍至阴暗暴露无遗。作为大明君主，他既要和清议和，又不为议和愿承担半点责任。两国议和，一国的君主不承担责任，这算得什么议和？在崇祯帝这种极度虚荣诿过的做法下，作为办事的大臣陈新甲，议和不成功要负罪责，即使议和成功，也难免被崇祯帝诿过于身，杀人灭口。哪有这样混账的道理？

接下来，陈新甲不服（完全可以理解），他的声辩书中引述了不少皇帝手诏中的句子，证明这是出于皇上的圣意。崇祯更失面子，老羞成怒，下旨：陈新甲着即斩决。理由是流寇破城，害死皇帝的亲藩，兵部尚书
应负全责。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陈新甲并非故意泄密。本来，崇祯帝在议和之前，对可能发生的泄密，应该拟定应对之策。更重要的是，即使泄密发生，也不是事关成败的大问题，这时候皇帝只要挺身而出，以君主的专制权力，完全可以把那些糊涂迂腐虚伪的官员们的指责打压下去，成功实现对清议和，力挽明朝于狂澜之中，这，并非不可能。同时，保护了为自己办实事的官员，这种言而有信，言行不悖，以一贯之的作风，又可以挽回自己的威信，大大鼓励朝臣中积极任事之风。

保护和支持陈新甲，本是一举多得的事情，崇祯帝却选择了杀陈新甲以维护自己的虚荣。陈新甲的无辜被处死，不仅完全堵死了明清议和之路，也彻底的除灭了还剩留一点的大臣们为皇帝效劳的兴趣，并且，崇祯帝这样的绝情和枉杀也丝毫挽回不了他自己的面子：皇帝在撒谎，朝臣们已经得知了真相，他们又不是傻子。相反，皇帝虚伪残酷的做法倒令他们寒心。

崇祯帝极度的虚伪与不义，在自己和大臣们之间挖出了一道深深的沟壑，每人再敢跟他接近，因为这已经不是“伴君如伴虎”的问题，而是根本“伴不得”的问题。

陈新甲死后，朝臣中终于再也没有任事之能人。皇帝咨询再大的事情，群臣们多是“相顾不发一言”，即使发言，也是讲套话，不能献一策，不能定一筹。

这种消极的局面，不能不说是崇祯帝一手造成的。崇祯上任之初，有众多的能臣积极为皇帝办实事，可是他们的下场是什么？罢官是最轻的，被杀，被流放，被迫投敌或与敌硬拼送死。这些皇帝的实际效忠者，反而不如袖手旁观者来得安稳，更不如那些正事做不来，专以指责别人为能事的人更受皇帝宠信。

这样混账久了，谁还愿为皇帝一心一意的效劳？赏罚倒错，薄情寡义，虚伪残暴，极度漠视臣僚的利益，甚至视大臣生命如草荠，代表大明江山的崇祯皇帝，不仅不再是支撑明朝的官僚集团的利益所在，反而成了他们的利益的祸害：保护他们利益无方，损害他们利益有劲。崇祯帝在处理君臣关系上的昏聩失策，愚蠢的砸毁着自己赖以为君的统治机器。

200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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