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1月26日讯】在用人方面：

一是用人取向昏聩，轻浮，混乱，而又剧烈摇摆。崇祯帝在位期间，时值乱世，急需任用敢于任事的，能干的办实事的官员，崇祯帝却重用王永光，闵弘学，高捷这样的忌功妒能的空谈之辈，特别是宠信温体仁这样一个一件实事干不成，惯以妒贤忌能中伤为能事之徒为首辅，重用其长达八年之久53，其例在崇祯朝竟空前绝后，可见其用人取向的极度昏聩。在人才选拔方面，他对考察对象，“一言和则加诸膝”54，委以重任，限时责成，稍有失误，则重刑惩杀，以至于“诏狱累累，犯者不绝”。崇祯帝用人的急乱和苛暴，把明朝自嘉靖以来形成的积极任事敌不过消极议论的歪风扇动到极致：一方面大臣们越来越不敢任事；另一方面利用皇帝的刚严苛暴，进谗言打击政敌异己的做法大行其道。崇祯帝用人的严重错误，使他自己成了大臣们内斗中打人的棍子。

崇祯帝因为用人的昏乱，造成了他在调查，考虑极不周全的情况下，他轻率地将明朝选拔任用人才的制度作了许多改动，结果不仅解决不了原有的问题，又衍生出许多新问题，吏治更加混乱。时值国家危难之秋，明朝国家机器不仅发挥不出救急的功能，反而又生出内耗的危机，进一步自损元气。

二是重用没有实际经验的人。崇祯初年，山西造反农民的势力并不强大，农民领袖那时也不可能有大的野心，此时采取招抚政策，如果处理妥当，是完全有可能在早期以较小的代价，化解农民造反的危机于雏形。崇祯帝也采取了招抚的政策，但他却任用杨鹤为招抚事宜的负责人（三边总督）55，力主以招抚解决农民造反危机的杨鹤是文人出身，满腹经纶，座谈论道是一把好手，但是他不会用兵打仗，也没有解决实际政治问题的经验。起初，他虽然招抚了大部分造反农民，但却没有下一步安置措施，以致“招而不抚”。他书生气生气十足的在城楼上设御座，令受招的农民跪拜发誓，然后宣布赦免其死罪，令各归故里，非常的迂腐和荒谬56。因为实际情况是：农民正是在家乡没有饭吃，才聚集起来造反。受“招抚”后依然没有活路，农民必将再次造反。接下来的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招抚的越多，造反的越多，“招抚”对农民失去了吸引力，更因其“招而不抚”，是本来是“德治”的招抚措施，反而变成了纵虎归山，养寇为患，大大增加了今后解决问题的难度。

可见，丧失化解农民造反危机的最佳先机，不能不说和崇祯帝重用没有实际经验的人有关。

三是重用自己更本不了解的人，甚至用这些人负责重大的关键性事务。历经洪承畴，卢象升，王家桢及杨嗣昌数年的运筹及围剿，到了1637年，明末造反农民军已濒临绝境，照此惯性下去，这时皇帝即使不问不管，王家桢彻底肃清农民军也只是时间问题。偏偏在这关键的时候，崇祯帝却等不及了，又要换人。收了贿赂的杨嗣昌向皇帝举荐两广总督熊文灿。

熊文灿在任上时，曾用招抚的办法解决了沿海的海盗问题。但是他在军事上一窍不通，根本不会用兵打仗。更何况，对明朝，农民军的力量和威胁远在海盗之上，已经不是用招抚之道就可以轻易解决的。

本来，崇祯帝对这个熊文灿也是既不了解也不放心。按照“疑人不用”的古训，这样的人最好别用，更何况是用在这样关键的位置；实在要用，事先也应该尽可能仔细的调查了解。糟糕的是，考察熊文灿一事，崇祯帝一不亲自面试；二不委派如洪承畴，孙承宗这样的老成持重，才识卓越的大臣代为考察；三不多听取熟悉熊文灿的其他官僚的意见，而是仅仅为排了一名太监进行暗访57。

由于生理上的缺陷，太监们往往心理和人格不健全，再加上太监往往文化素养很低，因此太监的调查是非常不可靠的。

熊文灿虽然好吹嘘，却并非无自知之明，得知皇帝的意图后，他慌忙提出“五难四不可”，竭尽全力进行推托，明摆着一副不能胜任的狼狈相，崇祯帝却硬要勉为其难的让这个“疑人”去担此生死大任。

其实，如果恨其吹牛，完全可以另外责罚。这个昏君脾气却大得诡异，为了与一个庸臣斗气，似乎毁掉大明江山也在所不惜。

第四，崇祯帝用人上荒唐失策，又突出表现为“用人而疑”。相比较而言，洪承畴是最受崇祯帝信赖，且信赖的时间最长的一位任事的大臣。洪承畴老谋深算，老成持重，战功卓著，且谨小慎微，因此他避免了众多的猜忌，中伤（就像袁崇焕所遭受的那样），并且深受皇帝的信任。仍至在其被俘投敌之后，崇祯帝仍坚信其阵亡，并一度亲自为之主持祭祀仪式。可见，皇帝对其宠信之深。

可是，崇祯帝对这个自己最信任的人，他的信任又到什么程度呢？

1641年，清军围锦州，崇祯帝任命洪承畴为蓟辽总督，赐以尚方宝剑，统帅北方八总兵的十三万军队，救援锦州。这次会战，明廷倾尽了能征善战的军队，满清更是空国而来，双方谁都输不起，明朝的形势还好一些，因为满清非胜不可，明朝只要不输就行，只要不输，满清的日子就很不好过。

洪承畴很善于用兵，他非常清楚双方的强弱点：明军野战能力差，但配备有先进的火器，防守能力强，粮草补给较好；清军凶悍善战，机动性强，但火器少，攻城能力弱，粮草补给较困难。因此，他将大军集结一处，以重兵护卫粮饷辎重，步步为营，以守为战，稳步向锦州推进。洪承畴打算以逸待劳，把清军拖的疲惫，挫其锐气，在伺机进攻。因为清军经不起持久战，所以洪承畴这种打法是最令满清绝望的，在多尔衮的打援攻击被明军强大炮火击退后，皇太极急得吐了血58。敌人无计可施，一筹莫展。

这时候，崇祯帝制要放手让洪承畴去干，自己哪怕不理朝政，在宫中寻欢作乐都没有关系，明军击败清军，至少迫使清军从锦州撤退，只是数月可待的事情。偏在这时候，崇祯帝怀疑起洪承畴来了，似乎认为洪承畴有畏敌避战的嫌疑，总之是认为他这样打不行。他听信当时的兵部尚书陈新甲的意见，以为再不速战，粮饷的筹措将发生困难。
其实，筹措粮饷主要是陈新甲的责任，陈新甲有怕但当负责任之嫌。崇祯帝一边倒的听信了陈新甲，他也不想想：明军的粮饷困难，清军的粮饷更困难。彼起决定性地击败满清这一重大目标，筹措粮饷的困难又算得了什么？

于是，在关键时刻，这个昏君对洪承畴大力掣肘，他严限催促洪承畴速战速决59，去走那条与清军硬拼送死之路。他似乎觉得自己比久经战阵，功勋卓著的洪承畴更高明。

洪承畴本是个谨小慎微，老于世故之人，又有袁崇焕惨祸之鉴，对暴君的命令哪敢不从？

崇祯帝的用人而疑，愚蠢地处处掣肘，多次断送着明朝的生机。

崇祯帝“用人而疑”最极端的例子莫过于冤杀袁崇焕。这个残暴的事件，不仅给明朝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也充分表现出崇祯帝在待人方面的轻浮，狂躁，极度的昏聩和无分寸。

崇祯元年，刚刚即位，年轻气盛的崇祯帝重新任命袁崇焕为辽东经略，并赐给他尚方宝剑。袁崇焕没有忘记此前熊廷弼孙承宗（一死一遭排挤）的前车之鉴，请求皇帝不信谗言，疑人勿用，用人勿疑60。崇祯帝站起来严肃地说：“你不要疑虑，朕自有主张。”

袁崇焕又耐心地向他讲明：以臣之力，戍全辽有余，防众口不足。因为臣一离京城，就无异于在万里路外，最怕有人嫉能妒功，那些人即使不以权力掣臣之肘，也将以一轮乱臣之谋。愿陛下任而专一，信而不疑，只要看大局是成是败，不必指摘一言一行。须知，守边将官责任既重，别人对他的私怨亦多，所说的事愈是有利于国家，往往就于是不利于他个人。陛下需要特别防备敌人施用反间计，这是最叫守边将领畏惧而又无可奈何的61。

从这些话可以看出，袁崇焕是很有先见之明的，他从自己被阉党排挤的教训中，觉察到了明朝的一个重大政治弊端，即做实事的人敌不过袖手指摘的人。他有言在先，要求皇帝做出“用人勿疑”得承诺。对此，崇祯帝慨然应允。从表现来看，崇祯帝对袁崇焕十分信赖，俨然一幅豪爽重义的英主姿态。

真是这样吗？

非也！实情完全相反，不到一年，崇祯帝即自食其言，完全抛弃和否定了袁崇焕，其出尔反尔，背信弃义的做法，令人膛目；

崇祯二年十月，皇太极率十万军队出其不意地从内蒙古入长城，连下京东四城，直逼北京62。探得军情，袁崇焕率两万关辽军千里驰援，他正确预判了皇太极的进攻路线，因此得以率九千骑兵抢在后金军支前抵达北京，安营扎寨，修筑防御工事，以化被动为主动，更有效地迎击凶悍的女真铁骑。

按照明朝的制度，北京不是袁崇焕的防区，要移军北京需事先奏报皇帝，可是事情紧急，要完成报批的手续再发兵救援，至少得拖延一星期以上，届时，北京城恐怕已被女真军攻破了，危急时刻，袁崇焕凭着尚方宝剑所赐予他的先斩后奏权力，“擅自”入援京师，可以看出，他这样的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的冒险做法，完全是出于对朝廷的忠心。

崇祯帝是怎样信任袁崇焕的呢？

袁崇焕军到时，一些正事干不了，惯以妒贤嫉能，说三道四为能事的大臣，乘机散播袁崇焕通敌的谣言。对这样的一面之词，崇祯帝居然越来越相信，他拒绝了远道而来的袁军入城修整的请求。

皇太极来攻时，袁崇焕在广渠门外早已严阵以待，他披盔戴甲，亲自冲锋陷阵，率军与后金军激战大半个白天，自己险些阵亡，但终于打退了敌军。

袁崇焕为国家浴血奋战，可是崇祯帝又如何“信任”他呢？广渠门之战的第二天，崇祯帝下令开德胜门，让明军满桂部入城修整，却拒绝袁崇焕部的入城休整请求。

如果说，崇祯的第一次拒绝袁崇焕入城是出于谨慎，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在袁军以实际行动英勇抗敌之后，仍然不信任袁崇焕，就是一种偏听偏信，判断力昏聩的表现了。

关于袁崇焕军队投敌的指控，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破绽，那就是：一支已经叛变投敌的军队，怎么还会同敌人殊死搏战呢？这几乎是一个小孩都能明白的常理，不知崇祯帝为什么对此视而不见！？

偏偏在崇祯帝对袁崇焕失去信任的时候，皇太极因为屡屡受拙于袁崇焕的军事才干，在战场上对袁已无计可施，恼羞成怒，使出了反间计的最后招数。

八旗军这次入关，在北京附近抓获了两个明朝太监，皇太极决计利用这俩名太监。一天夜里，皇太极指使两员部将，故意在关押着这两个太监的营账外面用汉语大声“私语”：袁崇焕是我们的朋友，他和皇上（皇太极）早已商量好了，这次要逼迫明朝皇帝在北京城下屈辱订盟。然后，他又授意部下，故意纵容这两个太监逃出军营63。

崇祯帝听了这两人的急报，完全信以为真了，他认为：袁崇焕投敌叛国已经铁证如山。

这两个太监的情报及来历，不可靠的地方同样是明显的：

其一，若袁崇焕真和皇太极定有密约，当属最高军事机密，部将怎么会知道这个机密？

其二，以八旗军军纪之严明，怎么会在俘虏营外谈论军事机密？手无缚鸡之力的太监，怎么能够从军营轻易走脱？

其三，当时的八旗军几乎清一色的满人或蒙古人，通用满语，两个汉人太监怎么听得懂后金军部将的议论？如果他们是用汉语在汉人俘虏营外议论军事机密，这不是很蹊跷吗？

“袁崇焕投敌”问题上这些明显的，重大的纰漏和疑点，居然丝毫没有触动崇祯帝（哪怕能使他耐心一点也好）。下一步，他就迫不及待地以商量粮饷的筹措为名，骗袁崇焕脱离部队进入北京城，就在皇宫中将其抓住。

抓捕袁崇焕的经过，本身就有一个与袁崇焕投敌说相悖的重要细节：奉皇帝之召后，袁崇焕只带了祖大寿，立即入宫觐见。在召见袁崇焕之前，崇祯帝针对袁崇焕军队，已经有两次拒开城门的行为，其怀疑态度是很明显的。要是袁崇焕真的已经投敌，一个心中有鬼的人，怎么会在皇帝已经明显对自己表示怀疑的情况下，没有任何防护地去到那锦衣卫遍布的皇宫中直面皇帝呢？以袁崇焕的出色才干，他要是真的投了敌，这点防范之心都没有吗？

这又是一个不难理解的常理，不知为什么它又未能打动崇祯帝，哪怕是使他就此多问几个大臣，多问几个勤王军将领也好。

至此，崇祯帝完全毁弃了当初对袁崇焕的“用人不疑”的承诺 ，也全然不顾当初袁崇焕要他提防反间计和身边小人的提醒，在只有不可靠的“人证”，全无物证并且有诸多相悖事实的情况下，判了袁崇焕大逆之罪64。

接下来，崇祯帝没有给他非常可能的判断失误留一点补救的余地：他丝毫不记念袁崇焕创设宁锦防线，两败后金军（击毙努尔哈赤），在明军对女真人战绩一败涂地的晦暗当中，独创了光辉的功绩，他在奸贼温体仁的盏惑下，竟然残忍骇人地将袁崇焕这样一个难得的人才千刀万剐处死！

史料记载，袁崇焕在被押解刑场的途中，竟然被残忍疯狂的北京民众（被以崇祯帝为首的朝廷误导所致）蜂拥而上，“咬穿肚腹，直达内脏”……

真是残忍至极，背信弃义，刻薄苛暴昏聩到了极点！

笔者相信，如果上苍有灵，因为袁崇焕的惨死奇冤，一定会抛弃崇祯帝和他的明王朝。

事实上，袁崇焕以赤胆忠心反遭惨杀，对明朝士气人心的打击非常严重。

当时明廷的众多大臣，并非都和崇祯帝一样头脑不清不楚，孙承宗，洪承畴，华允诚等人都是能够审时度势的明白人。对于袁崇焕的被定罪，绝大多数大臣都缄默不言，声言袁崇焕有罪的主要是温体仁一人。

这表明，大多数大臣并不见得认同袁崇焕有罪说，之所以他们不敢公开为袁崇焕辩护，很可能是出于明哲保身的考虑：奸贼温体仁身为首辅，又深得皇帝信任；崇祯帝惯以猜忌自用为能事，且已经先入为主，认定袁崇焕有罪；

冤杀袁崇焕，等于是彻底杀死了大臣们积极任事的风气。袁崇焕被错杀后，明廷的有才干的大臣再也不敢积极任事：孙承宗心灰意懒而辞职，洪承畴因拘谨而才干无所施展；杨嗣昌因畏惧责罚而自杀身亡65。

崇祯帝虽然昏聩糊涂，老百姓也容易受蒙蔽，但对于袁崇焕的忠勇和睿智，一线的军人们不可能毫不知情。当时各地来北京勤王的部队很多。袁崇焕下狱，导致各路兵马军心大乱，再加上欠饷和指挥混乱，山西和陕西的两路援军都溃散回乡，成为李自成等“流寇”的骨干。最清楚袁崇焕为人的，当然是他亲手打造和统帅的明朝关辽军，这是明朝最精锐的部队，史料记载，袁崇焕被抓的当晚，城外其所部将士哭泣怨愤声彻夜不绝，有些兵将还望城上扔石头，骂奸臣，接着，他的助手，关辽军的副总祖大寿悲愤得带兵奔山海关而去，拒绝为昏君卖力66，后来还是靠袁崇焕在狱中写信劝慰，才勉强继续效忠明朝，但他从此队皇帝失去了信任，后来崇祯帝数次叫他到北京面君，他都推脱不去，生怕这个昏君加暴君会拿他作袁崇焕第二。67

袁崇焕的无罪被杀，对于明朝整个军队士气打击非常沉重。从那时开始，明朝才有整个部队向满清投降的事。明末，能征善战的兵将十之七八出自关辽系部队：祖大寿（吴三桂之舅），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吴三桂，满桂，赵率教，曹文诏、曹变蛟、等都是。都是能战善战的将领，麾下都是令清军头痛的悍卒健士。这些都是袁崇焕亲手，或其战略下培养出来的精兵强将。明朝所有军队中，也只有这些军队，能够与与满州人（女真人）正面搏战。这些部队军心动摇和叛降，对明朝的军事实力的严重打击，可想而知。

总之，崇祯帝在做人，用人上的严重错误，严重地打击了的官员的积极性和对他的忠心，使得他和臣属之间日趋离心离德，统治集团的人心，士气，凝聚力，迅速瓦解。

综上可见，崇祯帝以其在执政上的全面失策，亲手将明朝推向了灭亡。由于他愚蠢的拒绝迁都，而且他在自杀前，对接班人的问题，以及对身后的明朝问题，没有任何交待，因此他的“殉社稷”实际上变成自暴自弃，在还有生路可走的情况下愚蠢地自杀，这等于是帮着敌人走捷径地消灭明朝。因为崇祯帝的不负责任，当时还领有关内大半河山的明政权顿时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根本无法有效地组织抗击满清的南侵（这是南明不能像南宋拖住金国那样拖住满清的重要原因）。

可见，崇祯帝的严重错误造成的恶果，造就了成全甲申大悲剧的完备的现实条件。因此可以说，崇祯帝是甲申大悲剧的头号责任人。

200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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