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1月23日讯】针对“看病贵”、“药价虚高”这一不合理、不公正社会现象，2003年下半年我在我们当地征集了500多位群众签名，然后以公开信的方式寄给了国家发改委、卫生部、国家药监局和中纪委，呼吁政府降低药价、制止医院乱收费、启动医改，切实解决老百姓看不起病的问题。国内、外媒体对此事报导后，许多群众主动来电、来信要求签名并声援此事。

公开信是2004年1月14号发出的。此后一个多月我没有感到任何方面的压力。我以为不会有什么问题了。2004年3月上旬的一个下午，我正在上课，学校政教处周主任突然在楼下喊我，说校长找我有事。我下楼后看到一辆挂公安牌照的桑塔纳，心中想“终于来了”。来到学校会议室，校长忙介绍3位客人：随州市物价局张科长、公安局李局长、刘队长。谈话以张科长为主。张科长首先出示了他的工作证，然后非常客气地说“我们听说你搞了一个签名信，作为地方上的物价管理部门，我们想听听你对医疗问题的一些想法以及为什么要搞这封公开信，有什么意见也可以提出来。”我于是告诉他，我本人作为一个病患家属，作为一个“药价虚高”的受害者，对看不起病有切肤之痛。我还注意到社会上还有许多人比我更困难。他们有的得了病不敢去医院；有的为治病不堪重负；有的因病而穷困潦倒。“看病贵”这一社会顽疾多年来没有根本改变。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作为一个公民，我们有权利、有义务把我们遭受的痛苦、和看到的问题表达出来，希望能与政府进行互动，为治理国家尽我们自己的责任。张科长对公开信表示了肯定，并向我介绍了我国关于药品价格的相关政策以及为解决群众看不起病而采取的一些举措。整个谈话是在一种平等交流的气氛中进行的。张科长唯一表示的“不满”是“签名信应该和我们地方上个气”。随行的两位公安局的同志主要问了问公开信都有哪些媒体发表，走的时候他们把我的500多人的签名信复印了一份。他们大概是要鉴定签名的真伪。这次谈话比我想像的要好的多。看来政府没有打压的意思。

4月中旬的一个星期三晚上，我们一家人正在看电视，楼下熊老师敲门：“校长叫你们两人下去一下。”我们下去后，迎面碰上了区教委办公室的一位主任，此人我们较熟。他说：“我们上去谈”。回到我家中后，他严肃而又紧张地说：“你那个事搞到上面去了，海外都知道了，公安局今天在我们那儿搞了一天。”“你今天一定要表明态度，否则就要劳教。”然后，他反复要我表明态度，并说公安局可能马上会找我。我和他讲，国内媒体报导后，香港《民报》等媒体是做了报导，但我认为媒体有报导的自由。从这次谈话我知道他们的态度有所转变。我母亲一直在我家带小孩，当时她又急、又气、又怕，第2天带着我的儿子就走了。

大约过了10来天，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放学后我正走在街上，校长打电话说找我有事。来到会议室，除了学校4位校长，还有2位，一位是教委的曾局长，另一位我不认识。曾局长首先问了我的一些工作生活情况，然后问我最近做了什么事没有。我说：“除了上班，最近在做一些维权的工作。”“怎么维权搞到海外去了？”我说那是媒体愿意报导。这次谈话我比较系统地阐明了我关于维权的观点。维权是针对某一具体事件或某一社会现象，我们所采取的方式都是公开的，都是在法律范围内进行的。我国宪法赋予了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批评和建议的权利。签名信、公开信就是实现上述权利的一种方式。用行动维护自己的权益，既是公民的权利，又是公民的义务。作为维权来讲，我们不把它政治化。我们的行动国内媒体愿意报导，就首先选择在国内。这次谈话气氛很轻松，我又感到乐观起来。只是那位我不认识的同志一脸严肃，我当时想他大概才是真的来摸我的态度的。

过了一个多星期，一个星期四的下午，我刚回家，妻子就哭起来，“你怎么弄呢？他们今天把我找去了，你的材料都整理好了，他们都给我看了，包括你以前写的文章。”“随州常委会都讨论了你这个事，看你以后还搞不搞？”我当时非常恼火，怎么没完没了？难道这点事都容不下？

一个星期后，我接到教委办公室那位元主任的电话：“飞跃，这个事算了，以后要注意影响。好好过日子，把小家庭搞好就行了。”自此我知道我和政府面对面告一个段落了。

应该说在此之前我已经和政府部门、国安部门打了多年的交道，被他们“好言相劝”多次了。这5次谈话，还是有些东西令我感到欣慰：毕竟我还在正常上班、还有继续进行维权工作的机会。

－－转载自《民主论坛》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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