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1月19日讯】

政治危机

一，一党专政体制下的制度性腐败已经使中共官僚集团完全黑社会化。

制度性的腐败，简而言之就是把腐败作为官僚的生存方式，任何拒绝腐败的官员将不可避免的要被踢出官僚体制——因为一个廉洁的官员对于他周围的一群腐败的官员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威胁。这种逆向淘汰的必然结果就是：在这个官僚体制中，有政治理念和社会责任感的官员越来越少，而醉心于攫取权利和金钱的政治流氓则是越来越多。在1989年之前，中共的官僚体制之内还有以赵紫阳和胡耀邦为代表的开明派与以邓小平和陈云为代表的保守派之分，且不论他们之间政治理念和治国策略上孰对孰错以及是否牵涉到派系之间的权力斗争，有一点我们必须承认的就是他们中为数不少的人还是拥有起码的政治理念和社会责任感。然而89年之后，开明派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已经不复存在，保守的政治力量完全统治了中共政坛，并且日趋腐朽没落。随着中共制度性腐败的愈演愈烈，不择手段的巩固和扩大自身的权力并且不惜以损害民众和民族利益的方式来谋求自身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成为了中共官僚普遍的行为方式。

中共官僚利用职权大肆侵吞国有资产、搜刮民脂民膏，同时秘密将财产转移到海外，一有风吹草动就携款潜逃或移民到其他国家。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播发消息指出：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卷50多亿元公款在逃。以上仅仅是根据被立案调查的案例所得出来的数据，加上那些没有立案或没有暴露的，实际出逃或移民海外的腐败官员的人数和携卷的金额要大的多。北京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1997年以各种方式非法转移至国外的资金总金额为364亿美元，1998年为386亿美元，1999年为383亿美元， 2000年中国资金外逃高达480亿美元（超过当年外商对华投资总额407亿美元），而实施这种转移的主体正是中共官僚。

中国目前已经有数以百万的中共各级官员及其亲属潜逃或移民到了海外，靠掠夺中国民众用血汗创造的财富过着挥霍无度、穷奢极侈的生活，形成了一支不断膨胀的“海外腐败兵团”——越来越多腐败中共官僚将卷款潜逃或移民作为逃避法律制裁和政治恶果的首选方式。正如何清涟女士所言：“由于这种另类‘退出机制’的存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两大精英集团的成员不必与本国人民共同承受必将到来的各种社会危机，共享严重污染的生态环境。对于统治集团来说，剩下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尽量维持眼前的政治社会稳定，将目前政治体制所赋予的权利资本的作用发挥到最大，保证自己最大限度的攫取财富，积累‘退出’所必须的本钱。”20

制度性的腐败和退出机制的存在，使得中共官僚对于中国民众的压榨达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其行为模式已经黑社会化。中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 的解释应当同时具备以下特征：１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２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３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４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我们参照以上中共对于“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特征概括，来考察中共官僚集团的特征：

（一）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中共官僚集团；人数多达5000万以上；该集团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而且等级制度森严，有比较系统的选拔和惩罚制度。

（二）通过行贿受贿，欺行霸市，侵吞国有资产等有组织地违法犯罪活动和经营国有企业，收取保护费（税金），攫取权力租金的方式获取经济利益，具有超强的经济实力，控制中国社会绝大部分的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以支持中共官僚集团对中国民众的残暴掠夺和压榨。（1）在中共的倡导之下，行贿受贿已经成为了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而且为了给中共官僚创造寻租机会，不惜牺牲民众和国家的几十倍甚至几百倍于租金的利益（例如国有资产的流失，许多天怒人怨的公共工程的上马，像三峡工程，国家大剧院，还有无数其它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和房屋拆迁项目）；（2）从80年代至今，每年都有1000万以上的国有资产被中共官僚集团所侵吞，造成了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3）为了掩盖罪行，维护自身的利益，中共垄断电视、电台和报纸等传统媒介，并且耗费大量的社会资源来严密监控互联网。

（三）以暴力、威胁或者以栽赃嫁祸、捏造罪名等手段，依靠中共的警察、军队等暴力组织无数次的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1）从中共建政以来，中共官僚集团就不断实施国家恐怖主义，滥用国家暴力残害群众和有良知的知识份子以及任何威胁到中共极权统治的组织和个人，比如反右、文革、镇压“六四”学生运动。据《华盛顿邮报》记者邵德廉的推算，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中国因饥饿、迫害和枪杀而死亡的人数可能有8000万或更多（21），而其中大部分是被中共残忍迫害至死的。（2）自1997年以来，中共以莫须有的罪名，肆无忌惮的迫害“法轮功”学员，其手段之残忍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3）面对国际社会要求改善人权的压力，中共政权屡屡利用政治黑牢中关押的异议人士（如王丹，魏京生，王有才等），以挟持本国公民的方式与国际社会进行人质外交。（4）而近几年来，对于上访民众的大规模组织化的镇压和迫害则是中共官僚黑社会集团“末日疯狂”的真实写照：中共地方政府派出大批鹰犬对上访人员进行围追堵截和公然绑架，而北京当局对于上访群众却是麻木不仁，甚至于指使警察对上访群众进行殴打或逮捕，污蔑部分上访群众是精神病人，或捏造罪名把一些上访者投入监狱。例如，2004年8月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法警将正在高院上访的59岁老汉王元顺殴打至死，而该法警至今仍逍遥法外；2004年9月十四届四中全会召开期间，为了营造“稳定”的氛围，中共绑架了数以万计在北京的上访民众。（22）

（四）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并且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和纵容，称霸全中国，在整个中国的所有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和重大影响，严重破坏了中国社会的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和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自然和社会生态环境。（1）中共官僚集团肆意践踏宪法和法律，利用中共控制下的传媒和政法系统包庇和纵容违法犯罪行为；（2）中共官僚集团对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内的几乎所有行业形成了严密的控制；（3）中共官僚集团始终将自身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作为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依据，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会不惜牺牲民众、国家和民族的利益：a.以残酷掠夺和破坏自然资源的方式来促进经济增长，不惜以牺牲中华民族的生存基础为代价来维护中共的专制统治；b.通过毁灭整个民族、社会的良知和道德秩序来削弱民众的凝聚力和反抗意识；c.分化和瓦解中国社会民众，通过“分而治之”的手段来维护中共的统治（例如不允许任何独立非政府组织的存在；实施的劫贫济富的政策，收买所谓的“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d.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中央继承了中共“卖国求荣”的传统，大肆出卖国土和民族尊严（例如1998年印尼发生大规模残暴的反华骚乱，无耻无能的中共政权以不干涉别国内政为由坐视不理，甚至没有进行谴责； 1999年江泽民与叶利钦签定《中俄全面勘分边界条约》 将总面积约三百四十四万平方公里的国土（相当于一百多个台湾岛的面积）出卖给了俄罗斯（23）。）

由此可见，中共官僚集团已经具备了中国刑法所界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所有特征，而且是当之无愧的超级黑社会性质组织。当前，中共官僚架构的维系依靠的不是宪法法律，不是政治纲领，更不是责任意识，而是如同维持一般的黑社会组织成员之间关系一样——进行赤裸裸的利益交换。由于中共官僚集团具有其它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不可比拟的实力，它对中国民众和中华民族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和灭绝人性的残暴，足以让其它所有的黑社会组织都自愧不如。

二，严重的两极分化和绝对贫困问题以及中共政权统治合法性的丧失，正在促使中国民众走上武装暴动的道路。

马克斯．韦伯概括的政权合法性有三种：１传统性，这种政权的合法性来源对传统道德和教义的尊崇和继承；２领袖魅力型，基于政治领袖个人的魅力和英雄色彩；３法理性，这种合法性来源于人民的选举和当权者对于宪法、法律的遵守。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政权的合法性——政绩型：依靠政治和经济建设的成就，改善民众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来赢得统治的合法性。

中共是依靠领导农民起义，颠覆中国的传统文化、道德和统治秩序攫取政权的，因此不是传统性。在建立政权之后，中共拒绝自由民主的政治理念和民主选举制度，而且肆意践踏宪法和法律，当然也就没有任何法理可言。毛泽东依靠土地改革，在建立政权的初期使多数农民的经济地位得到提高，并且依靠成功的舆论欺骗，使普通民众产生了自身的政治地位获得提高的错觉，纵然毛泽东在其统治期间犯下了许多滔天罪行，他仍然使无数的中国民众为之顶礼膜拜；邓小平则是依靠其军戎生涯，打倒“四人帮”以及平反文革和“反右“的冤案，开启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同样也借助于舆论宣传，为自己赢得了不少的个人魅力，而且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相对于毛时代而言大部分民众的生活状况都有了改善。因此，借助成功的舆论欺骗，毛时代和邓时代的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兼有领袖魅力型和政绩型两种性质。

而依靠帮助邓小平镇压“六四”爬上了中共政权顶峰的江泽民，除了擅长吹拉弹唱、卖弄风骚以及结党营私、中饱私禳、卖国求荣以外，在治理国家上则是一塌糊涂，贻害无穷——在许多民众眼中，江泽民不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暴君，而且是中共畸形的政治舞台上最大的政治小丑。就是在江泽民执政时期，中共官僚集团完成了黑社会化的进程，中国的自然和社会生态环境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经济增长的成果被少数的政治和经济精英所掠夺，而沉重的自然和社会代价则由中国的绝大多数普通民众来承担。中共的残暴统治已经引起了中国民众对中共官僚、政府和法律的不满和反抗，对于多数中国民众而言，江泽民领导下的中共官僚集团对于中国的统治已经不具有任何合法性基础。

从1993年至今，由于新的冤案和腐败案件层出不穷，而大部分旧的冤案和腐败案件没有得到及时公正的处理，中国信访和上访的事件总数在不断增加。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中国民众主要是个体以信访和上访的方式向政府反映他们所受到的冤屈，以及表达对政府和官僚的意见和不满，希望完全依靠中共体制内的力量来寻求正义、维护权益。九十年代中期之后，越来越多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民众已经从对于中共的幻想中觉醒，走上与中共进行抗争的道路——罢工、游行示威、围攻腐败的基层政府机构，抵抗中共暴力机构人员（公安、武警、军队等）的事件此起彼伏，愈演愈烈。

肖唐镖（江西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主任）在《二十余来大陆农村的政治稳定状况——以农民行动的变化为视角》一文中指出：“据中央政法委员会研究室的调查，近年来国内“群体性事件的现状与特征”表现为：“参与人数增多，规模扩大”；“涉及范围广泛，工人、农民参与突出”；“行为激烈;对抗性加剧”；“有组织倾向明显，波及力强”……,另一项研究表明，从1997年起我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开始大幅度飙升，1993年发生群体性事件（绝大部分是民众与中共进行对抗的事件）8700多起，1995年发生1.1万多起，1997年则上升到1.5万多起，1999年剧增3.2万多起，而2000年1月至9月就突破了3万起。”（24）　《华盛顿邮报》援引中共刊物《瞭望》的官方统计数字指出：2003年，以上所称的“群体性事件”总共发生了大约五万八千起。从1993年到2003间，群体性事件平均每年增长21％，而且从总体趋势看，增长的速度在上升。

2004年，中国民众与中共进行群体抗争的事件就总体而言，在规模、组织倾向和激烈程度上比以往的事件要明显增强。例如10月底到11月初，因为不满赔偿条件，反对修建水电坝，四川汉源县将近十万的农民和少数学生参与了抗议和示威行动，并与当局派来镇压的上万名公安、武警和军队发生对峙和流血冲突。这是中国自89年六四以来，中国发生的最大规模的抗议示威事件。10月18日，重庆万州四五万市民冲击政府大楼，焚烧多辆警车及消防车，当局动用了上千防暴警察进行了镇压，而该事件的起因仅仅是一个小事故：一位挑夫，不慎让扁担碰到一个女人，而女人的丈夫将挑夫的腿打断，并扬言自己是政府官员可以花钱买命，从而触怒了围观的民众。万州事件以及不断发生的民众围攻中共基层组织的事件，表明中共的腐败和残暴已经深入人心，中国部分地区已经形成了发动暴动的民意基础。

愈演愈烈的民众与中共的对抗事件已经说明中共官僚集团与中国民众的矛盾逐渐达到白热化程度，许多中国民众已经丧失了对中国法律和中共政权的信心——中共官僚集团正在迫使越来越多的民众不得不依靠暴力来维护权利、寻求公正。而且在持续不断的汹涌波涛下面，中国社会正在酝酿着一场惊涛骇浪——大规模的武装暴动！

中国在短短的二十几年时间里就已经从收入比较平均的国家变成了贫富最悬殊的国家之一，占人口总数仅15%的以中共官僚特权阶层为主体的富有者，占有了85%的社会总财富（25）。2003年，中国官方所承认的中国社会基尼系数（26）就达到了0.45, 如果考虑到灰色和黑色收入、隐形财产以及大规模财产转移的问题，实际基尼系数要大于0.45,超过了 0.4的贫富差距警戒线水平。而且以中国在过去二十几年时间里的贫富差距发展状况来预测，不出10年时间，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将达到0.6的危险水平，这也就意味着从理论上讲，不出10年中国就将处于随时可能发生民众暴动的社会状态当中。

在当今的中国，少数的特权阶层通过侵吞国有资产，压榨普通民众过着荒淫无度，声色犬马的生活，而数以亿计的底层民众却在生死线上挣扎着。中国政府宣称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已经下降到了3000万，然而这个数字是按照人均年收入低于625元人民币的中共自己制定的标准来划定的（人均年收入625也就意味着人均日消费不足2元人民币，在中国养一条宠物狗每天平均费用都不只2元人民币，难道中国民众卑贱得连条狗都不如吗！？）。 实际上，按照人均年收入低于365美元（约3030元人民币，人均日消费约8.3元人民币）的国际贫困线标准，中国的绝对贫困率远远超过了50%。根据《南方都市报》的一篇文章（27）指出，中国50%以上人口年平均收入在2000元以下（人均日消费低于5.5元人民币，仅能够维持温饱水平）,如果我们把年平均收入低于2000元作为界定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的标准，那么绝对贫困人口总数也在6.5亿以上。

由于造成当今中共社会贫富贫差距悬殊局面的主要因素是中共制度性腐败、机会不均等以及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而且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无法为其中的大多数人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因此处于绝对贫困地位的底层民众往往对中共政权怀有强烈的不满甚至怨恨，一旦时机成熟，许多底层民众就会参与到反抗中共的武装暴动当中。粗略估算：6.5亿以上处于绝对贫困当中的底层民众已经为中国社会的武装暴动准备了1.5亿以上的潜在主力军（28），其中包括了2000到3000万以上的城镇居民；而且，日益严重的大学毕业生失业问题正在为武装暴动准备潜在的中坚力量——中国社会正在逐渐向武装暴动的临界点靠近，而这场武装暴动的催化剂将是经济衰退。如果中国社会继续沿袭江泽民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模式，那么大规模武装暴动将在10到20年之内爆发。

20 何清涟，“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与前景”，//www.tvsmo.com/gb/4/8/3/n615290.htm

（21）曹长青，“不能忘记，不能饶恕——中共建党80年杀人记录”， //www.laojiao.org/essay/article0665.html

（22）伊川评论﹕警察暴力与国家恐怖主义──试评“稳定压倒一切”的法西斯主义色彩，//www.rfa.org/cantonese/pinglun/2004/09/28/commentary_yichuan/；关于在北京的上访民众的悲惨处境，请参阅“谁的眼泪在飞？——北京上访群众的悲惨生活!”,（作者：wfpin ）　//www.xici.net/main.asp?doc=35764848。

（23）天意，“中共南边祖国统一台湾是假，北边国土大出卖以求强是真”， //www.future-china.org/links/rsrch/gsw/smzd20010212.htm；关于中共卖国求荣的传统和事例，请参阅 “慈禧太后赔光，蒋介石打光，毛泽东送光，邓小平卖光”， （原作 芦笛 改写 newwild）， //web.wenxuecity.com/BBSView.php?SubID=mychina&MsgID=57729

（24）肖唐镖，《二十余来大陆农村的政治稳定状况——以农民行动的变化为视角》，//www.gongfa.com/xiaotb20niannongcunwending.htm，“另一项研究”指公安部第四研究所“群体性事件”课题组的《我国发生群体性事件的调查与思考 》，原载人民日报总编室《内部参阅》2001年8月10日，第31期。

（25）殷明辉，大陆普通民众生存环境险恶自杀者呈上升趋势，//www.boxun.com/hero/yinminghui/44_1.shtml

（26）基尼系数：国际上通用的用于衡量一个国家的贫富差距状况的指数，数值在0到1之间，数值越大代表贫富差距越大，

（27）我国贫富差距超国际警戒 民建提出八大对策，//www.china.org.cn/chinese/jingji/291892.htm。（原载《南方都市报》，2003年3月12日版）。中国政府往往喜欢用“购买力平价论”来为中国官方拒绝采用国际通行的贫困标准进行辩护，但是联合国的贫困线主要是针对贫穷国家制定的，对于这些国家而言，货币的官方汇率和购买力平价之间的差别是基本相似的。

（28）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我国15到65岁的人口约占总人口数的70.15%,而男性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51.6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www.cass.net.cn/chinese/s06_rks/rkzl.htm），15到65岁之间的男性人口约占总人口的35%，那么估计占总人口25%以上的18到50岁之间的男性是最有可能参与革命的人群，将6.5亿贫困人口乘以25%，得出的数值是约1.6亿。

（待续）@(//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