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1月2日讯】凡是像本人一样，从小做“黑崽子”，长大做“反革命”，看够了亲戚鄙夷的眼神，有过熟人相遇假装不认识的体验的人，大多会对哈维尔和布罗茨基这一场争论产生兴趣。

贝岭先生在其《哈维尔与布罗茨基之争》一文中，介绍了前捷克总统哈维尔和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俄国流亡诗人布罗茨基的笔战。那是1993年，哈维尔在《纽约书评》上发表了《后共产主义的噩梦》一文，布罗茨基写了一封很长的公开信，质疑哈维尔的见解，由此引起一场直指人心和人性的精彩笔战。

这场争论的导火线，由哈维尔的一个小故事引起。哈维尔说：“记得曾有一段时间，我的朋友和故旧总会在街上避开我，虽然我自己从未那样想过，但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把我看成他们的良心，如果停下来和我交谈，就会感到不得不为自己没有去反抗那个政权而道歉，要么就要向我解释为什么他们没有那样去做，亦或是以宣称反抗无论如何也无济于事来为自己辩护。对警察可能跟踪我的恐惧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另一个原因，和我交谈会使他们的处境变得复杂。与其如此，不如就不走近我。这样既可以省去不愉快的对话，同时也避免了可能随之而来的迫害。简单地说，我成了这些朋友的一种不方便，而对于不便最好避开为是。几十年来，民主世界最主要的噩梦是共产主义。”

简言之，哈维尔认为朋友故旧曾经回避他，是因为他们心里有歉意，因此感到尴尬为难，或者担忧自己也遭到迫害，由此归结出：这一切都是共产主义的祸害。

这就是布罗茨基所不能接受的了。思想更为敏锐，对人性认识更为深刻的布罗茨基，尖锐地讥讽哈维尔说：“在我看来，总统先生，你那出名的礼貌，在这里，似乎没有为你的事后聪明带来多少益处，你真的敢肯定人们当时回避你，仅仅是因为出于尴尬和担忧──潜在的迫害，而不是因为他们想到那个制度表面上的稳定而瞧不起你？你真的敢肯定他们之中没有人把你当成一个被监视的、厄运将临的人，在这样一个人身上浪费太多时间是愚蠢的？……难道你没有想像过他们在黄昏时分对他们的妻子说：‘我今天在街上看到哈维尔。这下够他受的了。’”

布罗茨基这番话，道出了一个无情的现实：人们并非都像哈维尔所想像得那样，把被共产党当局监控的反抗者视为“良心”，因而产生那么多赋予人性的温情感受：歉疚、尴尬和担忧，他们更可能有对反抗者的轻蔑，甚至是对失意者的幸灾乐祸。

这样的人性黑洞，就不是只拿“共产主义”做替罪羊，所能完全掩盖的了。布罗茨基因而一针见血地对哈维尔指出：“人类的邪恶永远如此。地理名称或政治术语提供的不是一个望远镜或窗子，而是我们自身的影子：即人类消极潜力的影子。我们在世界这个部分于超过三分之二世纪里发生的事情之广度，是不能以一个‘共产主义’就可以勾销的……你所指称的‘共产主义’是人性崩裂，而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是一个人类问题，是我们的种类的问题，因而也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本性的问题。”

在笔者看来，这两位文学大师的辩论，涉及到一个人性善恶的哲学问题。哈维尔总统把他的那些回避他的同胞想像得很善良，有点接近中国孟子的性善说，即“人皆有恻隐之心”，也来源于西方哲学家康德的说法：“每个人都有道德感。”

而布罗茨基作为一位特立独行的天才诗人，对人性持一种深刻的悲观主义态度，这种态度源自西方哲学对人性本恶的确认。曾经是苏俄制度下的“文学囚徒”，对政治迫害有过切肤之痛的布罗茨基，希望捷克的前政治犯哈维尔诚实面对人类天性中的冷酷。

但布罗茨基说的只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即人类永远的邪恶，他没有看到，哈维尔对共产主义异化人性的这一指控，具有其特殊性的意义。用刺刀和谎言维系的共产党制度，造成了人类精神上的红色恐怖，极大地摧残和腐蚀了人性，助长了人性之恶。哈维尔所遭遇的事情－－捷克人道德上的屈从和冷漠，这种共产党国家中人民中产生的“平庸的邪恶”，是与其制度有一定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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