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0月9日讯】“放逐”之于人生，乃是一件非常痛苦和不幸的事情，古往今来，获罪于统治者，不见容于当世而遭受“放逐”厄运的忠臣义士，骚人墨客可谓多矣！“放逐”几乎成了文人的宿命。身遭“放逐”而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文化名人当数屈原。《史记．太自公自序》“屈原放逐，着离骚……”另据《史记．屈原列传》载，楚怀王听信佞臣上官大夫靳尚谗言“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放逐”对于屈原个人来说是极大的不幸，但却促使他写成了光芒四射的不朽名篇《离骚》。司马迁在为屈原作传时已遭受腐刑，他的悲愤心情可见于《报任安书》中：“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抑郁而谁与语？”此时的司马迁内心深处早已自我“放逐”，而同“伟大统帅”汉武帝彻底决裂了。他之所以忍辱负重地活在世上完全是为了要竭尽全力去完成一部历史钜着，他说：“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司马迁更以被纣王拘于羑里而演《周易》的文王；厄于陈蔡而作〈春秋〉的孔子；遭遇放逐而着《离骚》的屈原；晚年双目失明而着《国语》的左丘明；惨遭酷刑，被砍断双脚而完成《孙子兵法》一书的孙膑；遭遇秦始皇放逐迁蜀而写成《吕氏春秋》的吕不韦；囚禁于秦，而写下《说难》、《孤愤》的韩非子以及发愤写作歌咏而成《诗三百篇》的古先圣贤自期。他最后对这位叫任安的朋友说道：“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迄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着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太史公司马迁在这里和盘道出了自己忍一时之辱而重万世之名，待知已于千载之后的远大抱负及高尚情操，读来催人泪下。司马迁同屈原有着相同的遭遇，穷愁著书，实有同心，他为屈原作传，其文便似离骚，凄怆婉雅，令人唏嘘欲绝。
西汉的贾谊，洛阳人，十八岁时，以能诵读诗书，善文章，为郡人所称誉，时称贾生。廷尉吴公将他推荐给文帝，文帝将他任为博士，后迁太中大夫，但却遭到老资格的先朝故臣周勃、灌婴等人的排斥，被贬谪任命为远离京师的长沙王太傅，后又迁任为梁怀王太傅。贾谊是天才的文学家，更是卓越的政论家，他曾多次上疏，批评时政，建议朝廷运用“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办法，削弱地方诸侯势力，巩固中央集权，主张重农抑商“驱民而归之农”，力主抗拒匈奴。当其贬为长沙王太傅时，尝渡湘水，作赋以吊屈原，盖亦以自谕也。贾谊之被贬谪，对他来说，就是“放逐”。贾谊因梁王堕马薨逝，悲伤哭泣，仅活了33岁便跨鹤西去，真是可惜得很！倘不因遭遇“放逐”，贾谊未必会早逝，其后来的成就，不知更会达到怎样的高度呢？
西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堪称是一个“自我放逐”的群体，“竹林七贤”身处司马氏专制极权的高压统治之下，为了躲避政治迫害，佯狂装疯，息影林泉，常于竹林下酣歌纵酒，借酒浇愁，以酒避祸……即使如此，七贤中的嵇康还是被听信谗言的独裁者司马昭杀害了，嵇康临刑前弹奏的那一曲慷慨激昂的《广陵散》在中国上空和文人心中回响了将近两千年。据《世说新语．雅量》载：“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靳固：吝惜固执意）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因了嵇康临刑索弹《广陵散》，才使这首古典琴曲名声大振，可以说《广陵散》是因嵇康而“名”起来的。
在中国文化史上，实行“自我放逐”，自我解放最有名的人物恐怕要数西晋时期的大诗人陶渊明。据史书记载：“渊明为彭泽令，郡守遣督邮至，吏白当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乃自解印绶，挂冠而去，作归去来辞以明志。”“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这段精彩文字是作者的人格写照及心灵独白，故被后世的评论家点评为“高风逸调，晋宋罕有其比。盖心无一累，万象俱空……”如此高超的人生境界，古今少有人能够达到。陶渊明的名篇佳作，大多完成于他辞官归里自我“放逐”之后，如“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勿违。”诗中的这个“愿”字，表达出作者终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理想与追求的崇高意愿。陶渊明的另一首被王国维赞誉为达到“无我”境界的名作“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陶渊明诗歌以“似朴而实华，无意超妙而自然超妙，不事雕缋而自然精炼”（以上数语见《马一浮集．诗学篇》）的艺术境界高踞中国诗歌艺术顶峰位置，他的最上乘的作品全系“自我放逐”，远离名利场，贴近大自然后创作出来的，假如陶渊明是一位乐于仕进，汲汲于钻营干禄，长年被名缰利锁羁绊着的“利益集团”圈内的活跃份子，那他绝对写不出那么多超今迈古的优秀作品，后世便不知道中国有一位陶渊明，中国文学史上便少掉了一颗亮星。“自我放逐”让陶渊源明失去所有捞钱争名的机会，却让他创造出一大笔可与日月争光的精神财富。千载而还，与陶渊明同时代的许多达官贵人早就“与草木同腐”，无人知晓了，而陶渊明的音容笑貌，精神气韵却一直存活在后世读者的心中……“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唐代大诗人李白亦未能逃脱“放逐”厄运，“安史”乱起，两京陷落，玄宗逃往蜀中，永王李璘受命为江陵大都督，经略南方军事。当永王水师东下到达浔阳时，三次征召李白。李白在国家危难时刻，认为“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抱着“誓欲清幽燕”的平叛志愿，参加了永王幕府。他天真地认为这是“安社稷”、“济苍生”，报效祖国的好机会。正当他自比谢安，高唱“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的时候，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了。此时肃宗李亨已在灵武即位，尊玄宗为太上皇，并下令李璘回蜀中。李璘刚愎自用，不从命，肃宗即派兵讨伐。李白尚未弄清事情真相，永王部下已成鸟兽散。李璘被杀，李白也被系浔阳狱中。经御史中丞宋若思等营救，才得以出狱，但不久又被判流放夜郎。欲报国而反获罪，故令李白痛心疾首。幸于乾元二年（七五九年）遇朝廷大赦，李白行至白帝城获释。此后，直到谢世，李白便再也没有报效祖国和进入主流社会的机会了。
与李白同时代，但却比李白晚出生十一年的唐代另一位大诗人杜甫也是在长期的“放逐”生涯中停止了歌唱的。李白比杜甫早逝8年，同为“放逐”，由于所处时代不同，杜甫蒙受的人生苦难远远超过李白，李杜作品的差异点应该多从这方面去进行比较研究才是。杜甫第一次遭受“放逐”是在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上书救房琯，引起肃宗震怒，差点被投入大牢，幸遇“宰相张镐救之获免。”乾元元年（758年），杜甫以左拾遗官职出任华州司功，由中央官吏贬为地方官吏，这说明他已经退出政治中心，实际上是“放逐”生涯的开始。据《杜工部年谱》载：乾元二年，春，杜甫“自东都回华州，关辅饥，七月，弃官西去度陇，客秦州，卜西枝村置草堂，未成。十月往同谷。寓同谷不盈月。十二月，入蜀至成都。”杜甫从弃官度陇到入蜀出峡长达10余年的岁月里，身经丧乱，目击时艰，过的完全是一种飘泊动荡、衣食无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对于诗人来说，这其实是实质意义上的“放逐”。其间，杜甫曾经有过一次返朝为官的机会，据《杜工部生谱》载：“广德之年，公在梓州。春，间往汉州。秋，往阆州。冬晚，复回梓州。是岁召补京兆功曹不赴。”不是杜甫不赴官，而是吐蕃入侵，道路未靖，拖着家小，无法前往，“草木变衰行剑外，兵戈阻绝老江边”，“行路难如此，登楼望欲迷。”杜甫只好抱着“此身那老蜀，不死会归秦”的愿望在成都住了下来。战乱使国家民族遭受空前浩劫，诗人个人也蒙受了难以想像的苦难，“宁为太平犬，莫作离乱人！”这可不是任何诗人能够吟唱出来的句子。“国家不幸诗人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杜甫曾经深刻地进入政治生活，“放逐”生涯使他更加深刻地进入群众生活，在充满艰辛颠沛流离的境遇中，杜甫找到了发挥创作天才的道路，入蜀以后，杜甫的诗歌创作在原有的成就上逐渐进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王安石语）的最高境界，最终被尊为中国的“诗圣”。杜甫身经“安史之乱”，遭遇了“放逐”生活的种种磨难，这是他个人的不幸，但是却成就了他的诗歌艺术，这又是杜甫最大的幸运，也是中国诗坛永久的骄傲。
唐代遭受“放逐”厄运的著名人物还有提倡“古文运动”的文学大师韩愈和柳宗元，韩柳二人同在朝中为官，他们既是挚友，又是知音。韩愈性秉直，居官不改其性，故屡遭贬谪，他的那首有名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诗便写于“放逐”途中。
柳宗元在文学和政治上均属改良派，他在顺宗时，积极参预以王叔文为首的改革派，入内政与议事。宪宗即位，废除新政，打击革新派，叔文败，柳宗元亦受牵连，坐贬永州司马，放浪山水间，以诗文自娱，写下了享誉文坛的“永州八记”等系列精品诗文。十年后，柳宗元被召还长安，旋即复出为柳州刺史，这一次的“放逐”竟让柳宗元客死他乡，仅享寿四十七岁。宗元先生才高寿短，殊堪叹息！他在柳州推行善政，留下光照千秋的政绩，州人感其德，以神事之。宗元先生在诗文方面的成就，尤以“放逐”期中所作为高。
与韩、柳同时被白居易称为“诗豪”的著名诗人刘禹锡也同韩、柳一样，一度成为“盛世逐臣”。刘禹锡同柳宗元一起参加了中唐永贞年间那场夭折了的政治改革，结果一同被“放逐”到远离京师的蛮荒之地，但他却能顽强地活了过来，晚年回到洛阳，仍有“马思边草拳毛动”的豪气。他的那首脍炙人口的名作《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笛赋，到乡翻作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正是诗人晚年的心灵写照。在流放巴楚间长达二十余年的“放逐”生涯中，刘禹锡有机会深入民间了解基层群众的喜怒哀乐，学习民歌俚语，发而音为诗，便成绝调。刘禹锡在此间创作的大量的《竹枝词》堪称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株奇葩，给中国诗界吹来一股清新的空气，清代学者胡震亨对于刘禹锡仿效民歌所作的乐府小章是这样评价的“开朗流畅，含思宛转……运用似无甚过人，却都惬人意，语语可歌。”清代另一位诗评家吴乔在其所着〈围炉诗话〉引贺黄公（裳）的话说：“梦得佳诗，多在朗、连、夔、各州时，作主客（郎中）后，始自疏放。”诗人在仕途上的不幸，却造就了他在诗歌创作上的有幸。假使刘禹锡是一位在宦场上一帆风顺“无灾无难到公卿”的人，那么，他即使能诗，亦不过是一位极其一般的诗作者而已，决不可能成为中国诗坛上的一颗亮星。
刘禹锡的好友，可与李杜并名的中唐大诗人白居易也与“放逐”结下不解之缘。白居易是继杜甫之后的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对文学史上的重大贡献为首倡“新乐府运动”。“新乐府辞”为白居易提出，所谓新乐府，就是采用新题写时事的乐府式诗歌。新乐府专门“刺美见（现）事”属于针砭时弊的“讽谕诗”范畴，即所谓“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宗旨。早期的白居易在仕途上可谓春风得意，元和十年（815年），盗杀宰相武元衡，白居易认为这是一桩“国耻”，于是，上书请捕贼，当朝权贵怒其越职奏事，造谣中伤，群起而攻，遂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得罪当局的真正原因，还是他写的那些讽谕诗深切地击中了权贵者的要害。白居易亦自谓：“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被贬谪到江州的白居易唱出了《琵琶行》这样的千古绝唱，流传之广，几近家喻户晓。为了避开“牛李”权力争斗的漩窝，白居易力求外任，不做京官而做地方官，在做过、杭州、苏州刺史之后，复求“置身散地”，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这其实乃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自我放逐”。
与白居易齐名，积极参预“新乐府运动”的大诗人元稹亦难逃“放逐”厄运，元稹虽官至宰相，然其仕途，却是坎坷不平的，他一生中曾先后被贬为同州、越州、鄂州刺史，最后卒于武昌节度史住所。
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北宋古文运动领袖欧阳修先是因直言论事贬知夷陵，后来被朝庭召还。庆历中，欧阳修任谏官，又因支持范仲俺，要求改良政治，惹恼了皇帝老倌儿，再次被贬知滁州，他的那篇有名的《醉翁亭记》，便是被贬谪到滁州任太守时期所作。
具有多方面艺术才能的北宋大文豪苏轼（东坡），称得上是一位“放逐专业户”了。他在神宗时任祠部员外郎，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而自求外放，与汲汲于跑官求升迁辈作风迥异。他于是改任杭州通判，知密州、徐州、湖州。苏轼后又因作诗”谤讪朝庭“而罪贬黄州，他的名作《前赤壁赋》、《后赤壁赋》便是在此间作的。哲宗时，苏轼曾任翰林学士，这期间又曾出知杭州、颖州等，他最高官阶做到礼部尚书。然而，终是命途多舛，难逃“放逐”宿命，而且是一次比一次遥远，最后被贬谪到广东的惠州、海南岛的儋州、真正是被流放到“天涯海角”了。东坡先生晚年有幸北还，可惜次年便病死于常州，这一次的“放逐”，使他再也没有重回京师和返回故乡的机会了。
同被称作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秦观一生中也是屡遭“放逐”，沦落天涯。黄庭坚是一位在散文、诗词、书法等方面均取得很高成就的大家，他开创的“江西诗派”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黄庭坚在宋哲宗旧党执政时期，擢作国史编修官。其后新党复起，他便屡遭贬谪，最后客死于广西宜山的住所。
秦观是婉约词派的代表人物，他在贬官“放逐”期中的作品，风格与李后主相近。“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钭阳暮”表现出在政治上失意后的无可奈何的心情，此二句词被王国维赞誉为“自成高格”“有我之境”的名句。秦观亦因绍圣初年，新党执政，连遭贬斥，被“放逐”到十分偏远的雷州去了。公元1100年，徽宗即位，秦观得以召还京师，是年7月他从海康启行，辗转月余，始达广西藤县。时天气燠热，秦观因中暑染疾而卒，终年53岁，不因“放逐”，秦观享年或不止此，又因“放逐”，成就了他千秋的令名，他在“放逐”途中所作的那些哀感缠绵的词章，不知打动了多少读者的心弦！秦观同苏东坡的关系在师友之间，当苏东坡从海南放归行至广东郁林地界，忽闻秦观死讯，当即仰天大哭道：“少游死了！世间还能找到这样的人吗？”这真是斯文同骨肉，惺惺惜惺惺。谁知次年东坡先生也同秦观一样，客死于“放逐途中，秦观两年前与东坡话别时填写的《江城子》词，遂成绝唱：“南来飞燕北归鸿，偶相逢，惨愁容。绿鬓朱颜重见两衰翁。别后悠悠君莫问，无限事，不言中。小樽春酒滴珠红。莫匆匆，满金钟。饮散落花流水各西东。后会不知何处是？烟浪远，暮云重。”
有明一代遭受“放逐“的士子亦复不少，最值得一提的人物有两位，即作为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文学家的王阳明（守仁）先生。王阳明虽然功业盖世，学问包天，仍免不了遭受“放逐”的命运，他的那篇有名的《瘗旅文》，便作于罪贬贵州龙场驿丞时期。
大学问家、诗人杨慎是古今文人遭遇“放逐”时间最长的一位。明世宗嘉庆3年（公元1524年）37岁的杨慎因参预群臣“议大礼”并成为其中的首要人物而触怒了十分专横的世宗，两次遭受“廷杖”酷刑且被投入大牢，险些丧命。世宗最后将杨慎贬谪到云南永昌卫，终身不许返朝。嘉庆38年（公元1559年）杨慎以72岁之寿，卒于戌所。他的“放逐”生涯长达35年，去时尚属丁壮，殁时已逾古稀，有生之日，终不见返，悲夫！现在我们读到杨慎先生的《星回节》诗“忽见庭花拆刺桐，故园珍树几燃红。年年六月星回节，长在天涯客路中。”以及他临死前不久写的《感怀诗》“七十余生已白头，明明律例许归休。归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为滇海囚。迁谪本非明主意，网罗巧中细人谋。故园先陇痴儿女，泉下伤心也泪流。”这些诗句，感人肺腑！我们相信，定是作者蘸着血泪写成的。杨慎先生著述宏富，雄视有明一代，其主要著作均是在“放逐”期间完成的。先生长期废居边隅，奔走旅途，使他有机会接触穷乡僻壤劳苦大众的生活，为他的作品注入了新鲜血液，边疆风物和西南山川的雄奇瑰丽，前人足迹及歌咏所不至者，吾国诗史之缺页，正待他的如椽大笔去填写。“放逐”使杨慎先生遭受了无穷的磨难，却成就了他的名山事业，使他的名声“不废江河万古流”，这便是历史给予杨慎先生的报偿。
清季以外族入主中国，依靠的是武力征服。清初三先生，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均曾参加过反清复明的爱国活动，失败后，拒绝同满清权贵合作，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三先生分别实现了彻底的“自我放逐”，或息交绝游，闭门著书，或隐居山中，笔耕不辍，清初三先生给后世留下一大笔精神财富，他们的名字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满清贵族为了进一步加强统治，防止汉民族反抗，从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始，便不断颁布禁止文人结社的明令。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始，更是“定例究查”，用今之语言解释就叫“严密追查反革命案例”。于是，震铄古今的“文字狱”作矣！其间构陷入狱，株连受刑，流亡放逐者不可胜计，给中国文化史抹上一层浓浓的阴霾。文字狱当系另一重大题目，兹故略而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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