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0月3日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高山采访报导) 10月1号，中国开始实施49部新的法规和规章，有两部法规分别保护“国家赔偿申请人”和“被盘问人”的利益。其中“公安机关盘问规定”首次明确，在员警的盘问过程中，如果被盘问人出现非正常死亡，将追究有关员警和派出所负责人的法律责任。记者高山邀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王军涛和纽约的《中国人权》主席刘青就中国的酷刑问题进行讨论。

从10月1日开始实施49部新的法规和规章，其中有两部法规我们想提出来讨论。第一个是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审理人民法院、国家赔偿确认案件等若干问题的规定。新法规定就是人民法院在执法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如果侵犯了公民或其它法人、组织的合法权益时，公民、法人、组织都可以向国家提出申诉，要求国家进行赔偿。

记者：王军涛先生，这在中国是不是是一个新的规定？

王军涛：我知道过去中国是有赔偿法规，有一轮这方面的立法高潮是在89年之后。那时一方面邓小平镇压了民主运动；一方面他也知道中国有些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还会有新的民变发生。那时的共产党真的是下了一些功夫，比如说关于上信访、行政诉讼法、申请行政覆议等规定也都在那次出台，还有也包括要制定国家赔偿法。

但是那时有些事情随着局势的变化而完结，共产党的压力减少之后，他们就开始得意忘形，很多事情又明知故犯，而且是更大规模的触犯。我认为在总体社会中有很多的矛盾，都由单位来解决。但是现在这些问题，单位已经从许多的社会管理领域中退出去，已经完全变成由市场来解决这个问题。由市场来解决，但是在中国法治社会不建全就导致了行政干预，比如行政干预和腐败，像公司跟全天交易结合在一起，造成很多官民冲突。

记者：刘青先生，您觉得这是一个民告官的规定，也就是老百姓可以告官，这样的规定对于案件的申诉是不是有帮助？

刘青：我认为这两个新法和规定，实际上在中国从前的宪法和相关的法律中，都有类似的规定和精神，并不是新的东西。比如说从前就有国家赔偿法、行政诉讼法，可以用这些法律来起诉国家政府官员、国家政府对于伤害者要予以赔偿，这当中都有相关的规定。至于盘问的规定也有，不能虐待被关押的人，不能采取刑讯逼供等，这些原来也都有规定。

当然这两方面要单独立法，应该说是一件好事，让这些问题变的更清晰，应该是欢迎的。但是重点不在中国有没有立了新法，有没有相关的规定；是要看中国怎么去保障这些规定，如何贯彻和执行。

记者：王军涛先生，因为您在监狱工作过多年，对于中国的监狱系统比较熟悉。请您谈谈在公安盘问当中，出现非正常死亡的现象，现在的新规定是不是能遏止这种现象？会有所改善吗？

王军涛：我说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在刑事诉讼法刚刚生效的时候，中国就曾经有过严刑逼供禁令，但是从魏京生的审判案开始，这个规定就被破坏掉。但那时的破坏，对政治犯来讲还算是文明一点，像刘青先生他当初坐牢的时间也很长。最主要是在83年就全部被破坏了。

我的看法是第一当各种经济、社会问题比较多，矛盾比较尖锐的时候，会要求比较强的行政干预。因为中国没有比较多元化的制度去平衡这些问题，在现在这个制度下唯有行政干预。第二是中国的行政制度，包括司法制度不太会讲道理，没有比较文明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所以一旦你要他解决问题，他就会用野蛮的方式去控制形势。

记者：刘青先生，刚刚王军涛先生讲了中国的逼供与一场场的严打运动联系在一起，严刑逼供的问题除了有法律之外，用其它方式可否来解决这个问题？

刘青：当然国际社会的一些压力和干预也会有用处的，比如说联合国酷刑报告员，要到中国进行监狱、看守所的调查。中国今年就对监狱、看守所等关押犯人的场所，进行为期一年的整顿。实际上就是因为联合国酷刑报告员要去中国调查，所以才进行这样的整顿。

但是中国所有的事情，不管是建立法律也好，进行整顿也好，很主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的这些法律，如果没有确实可靠的保障，建立的再多，也仅仅是在某些时候能起到点效果，随后又会故态复萌。

(以上根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