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大旗:最后的北京(之一)

易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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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0月22日讯】一、

枪声仍在响。远或近。

天空惨白。北京的夏季仿佛是从那个大凶大煞的日子开始的,苍穹于是一直颜色惨淡,间或揉进几股浓黑的烟柱,好让那尸布一样的天幕分出层次来。

“—-不要走近窗户!”每家每户的大人都反复警诫,如同吓唬小孩的鬼怪故事。而恐怖的超神传说倏地变成了现实。

不同军种、兵种的精锐团队在空寂无人的大街上跑过或操过。他们互不相涉,更互无联络。广场已攻陷,反抗已扑灭。他们仿佛只是在竞赛士气,暴喊着“一――二――三――四!”的操令和吼着军歌,对民心似铁的北京人进行精神战。当然,他们毫不犹豫地对任何一个可疑的影像开火,或者干脆无目的地朝天鸣枪,以强化“六四”数日以来笼罩首都的战时气氛。

门户紧闭,窗帘低垂。每家每户都如此。

于是再也看不到钢盔的攒动和刺刀上闪烁不定的金属光泽,犹如看不见枪膛里精密而狰狞的来福线。事实上,没有人能目睹那撞击、起爆、旋转、迸射的物质运动的瞬间,只有那尖厉而干燥的音频,不时撕裂着人们的耳膜。这种生疏的音波忽地成了北京人生活的轴心。

这就是死亡。它和每个人都那样近。

自八国联军兵燹至今,北京城间隔了九十年才得以温习这呛人的硝烟味。光阴荏苒,北京人已丧失了应付战乱的能力。更何况,历史角色的转换实属匪夷所思,围城一月并发动总攻的不是凶横的外寇,而是中国军队。几多死难者直到他们的肉体被灼热弹头洞穿的一刹那,仍不敢相信取去他性命的是自己的同胞。

第四天了。

我们一家三口困缩在一个房间。临街那个房间已不属于我们,从窗缝强袭进来死的气息,把那个房间掠走了。

曾经激沸的热血降到了冰点。六月四日血与火之夜,我那股视死如归的勇气已彻底崩溃,仿佛不曾在暗钢色的刺刀前高亢地喊过、豪迈地唱过;不曾在弹雨中挺立过、奔跑过。我只是对着四堵墙壁发呆,绝望、怯懦,像一只偷生的蝼蚁。我甚至不再屏息潜行到住宅临街的一面,偷偷掀开一角窗帘窥视天安门广场。那里已没什么可看,连升腾数日的浑浊烟柱都已熄灭,只有直升飞机在列成方阵的坦克群之中频繁起落。

曾令我的心志如此昂扬过的地方已化为一块巨大的血痂,色泽渐渐变黑。

唯一可做的事是反复调校收音机的短波频率,捕捉外部世界的每一束电波。“抗议”和“谴责”且不去管它,特别筛选出“哗变”和“起义”之类的只言片语,来膨化自己的幻想,用来填补被炮火洞穿的思维空洞――每个人的脑际都蓦地有了这样一个弹孔。

神迹并没有降临。

我们一家三口,就这样卷缩在兵祸沉重的阴影下。

大军破城之日起,我八岁的儿子已经同全北京城的孩子一样,不再背起书包上学。儿子不曾从这意外的“假期”里得到丝毫快乐。他首先失去了自己的空间――临街的房间本是他的领地,却被“戒严”了。从木樨地到复兴门都有朋友打电话来,哭诉那些无坚不摧的虎狼之师,挥军攻城时向街道两旁的居民乱枪滥射。现代科技的成果是墙壳越来越薄而子弹穿透力愈来愈强,不少人竟是在寝室里领受无妄之灾。特别是木樨地,那一带的人家当晚彻夜蹲在地板上不敢直腰,子弹嗤嗤斜穿上来击中天花板,灰沙四溅,粉尘弥漫,如同战争影片用滥了的噱头。

就这样过了四天。

儿子不知做什么好。他从直觉里知道不可以去碰那部买了不久的电子游戏机,便把所有藏书都搬出来,从《西游记》到《安徒生童话》,没一册能翻倒廿页以上。弥散于大气中的惊悸与死亡气息,和神话世界根本不能相容。然而,他才八岁,完全无法理解窗外发生的一切。看见儿子百无聊赖而又不敢多言的样子,当妈妈的哭了。这几天来,妻子动不动就淌眼泪。

对窗外的一切,我们大人又能理解多少?

妻子仅下过一次楼,拐进楼后面的胡同。那里贴着墙根瑟缩蠕动着一条人龙,是抢购食品的居民。店铺拉上铁闸做生意,不再有进门选购的权利,只能把种类名称报上――如果店里还有货的话。

连库房里年深月久的、罐壳已见锈斑的罐头都抢购一空。酷似一部灾难片的细节,陪衬角色就是惊惶的老百姓。

自然,有交头接耳、有呜咽抽泣和高声的咒骂――只是在胡同里。

近在咫尺的大街则是另一番景象。路面残留着被坦克冲决的路障,大小车辆焦黑的尸骸、砖石、碎瓶子、血渍、委弃的旗帜……没有行人,只见高度戒备的军队在巡逻。商店重门深锁,叩门光顾的只有怵目惊心的弹孔。

尚未陷落的是胡同。那里是战时消息的交流中心;是掩护学生撤走的秘密通道;是不畏死的抵抗者的游击走廊。

在六月六日,我曾目击一群士兵鸣枪狂追几个平民,从前门追至供电局,逃跑者拐入我这幢大楼后面,隐没进胡同里。士兵冲至,才拐弯便犹豫止步。眼前和他们对峙的一边是迷墙一般的高层公寓,另一边是错落的四合院和幽深的胡同,每扇门户都紧闭着,门后面是石头一样的沉默。士兵们商量几句什么,威胁性地放两枪,退走了。

显然,这些千里勤王的官兵从未进过北京,他们只是在《解放军画报》上认识首都的。六月四日之前几次失败的行动,失散掉队的官兵都找不到自己的驻地,他们甚至没有北京市区的地图。戒严部队指挥部或是无意让各路人马配合协调行动,竟没有派出公安干警、武警、卫戍区的人手给远道开拔而来野战军指引路径,而更愿意让他们各自为战。说到祭出和老百姓有“鱼水之情”的军队传统,请北京“老乡”当向导,那是想也不要想!

四十年前往事已矣,当日北京万人空巷,箪食壶浆,夹道欢迎人民解放军和平入城的历史佳话,竟被四十年后的一夜枪炮击得粉碎。

人民创造的历史和帝王创造的历史是如此不能相容。

人民毕竟被击溃了,最后的“战壕”――经纬纵横的大小胡同,终究会被橐橐靴声踏平的。

二、

电话铃又响。

这些天来,它响个不停,半夜里也得爬起来接电话。国难当前,昼夜的概念已失去意义。北京城交通断绝,邮电停顿,加急电报一夜之间激增数万份而无人派送。传媒只剩下广播电台和电视,电波和荧屏翻来复去都是《中国共产党告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书》,还有戒严部队指挥部的第X号紧急通告。唯一的人际资讯传递管道就是电话。连日来哪怕彼此不太熟悉的人都互通电话,打听不同城区的战况。

这回来电的是《人民文学》的主编刘心武。他告诉我,他妻子刚看见同住一幢大楼的丛维熙、邓友梅、张锲提着行李钻进了作家协会的轿车,奔机场方向去了。妻子也劝他暂时离开北京避一避。刘心武说他晓得那三位同行是去深圳“创作之家”避风头,他也想去南方小住,却不欲与那三位“扎堆”,以免日后大家牵扯出说不清的麻烦。他问:如我也想离京,可否给他在那边作些接待安排?

我告他:已有两位朋友来电话相约南下。真到了那边,接待之类是小事,问题是怎样才能离开这座凶城?刘心武沉默一阵,说:“我试试看,也许有办法弄两张机票。”电话挂断。

我妻子知道刘心武太太的态度,也劝我先返广东。北京眼下兵连祸结,再演变下去谁也估不透还有什么事发生。妻子让我等局势稳定了再回来。

我无言以对。要是能走,北京城不知多少人逃难去了。北京往南的铁路交通已连日断绝;北行火车据悉只到通县。全国最大的铁路交通枢纽――北京站,已彻底瘫痪。至于飞机场,那边的情势我完全不知,从刘心武住的安定门去机场,或尚可通行,而从我这里前往,则要提着脑袋上路,行经前门、崇文门、建国门等几个血泊未干的杀戮战场。如今在那些地段子弹就是王法。我从电话里得知,建国门已由坦克列阵,立体交叉桥上上下下重兵布防,处于战时状态,炮口所指,已不是胆敢作飞蛾扑火的悍民,显然是严防更大的事变。

远的不说,从我这幢公寓楼向东,不能走出三百米以外。那里,攻陷广场的部队把原先民众设置的路障加固,架设多挺机关枪,摆开了镇守天安门广场的第一道“擅越者死”的屏障。在戒备森严的工事后面,曾经喧响过地动山摇的呐喊,旌旗蔽日,蔚为壮观,令气象萧森的紫禁城九重龙凤阙黯然失色。转眼翻覆,狂飙般挥舞的手臂和仆倒的身影,已化为浮雕,凝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被烟火熏黑的汉白玉基座上。而偌大一个广场,已变成全世界最大的战时兵营。

番号庞杂、兵种各异的三十万大军虎踞京师,时局严峻而又扑朔迷离。其时我和许多人一样,隐约觉得满城硝烟之中掩盖着种种可能的变局――那意味着一场兵燹,于这个创伤累累的民族来说,绝非幸事。

若然当局就此一战胜定,其后的手段自是不言而喻。五十日震惊朝野的全民运动,清浊立判,对那些铁了心下杀手的政治老人来说,“党”和“政”已不足倚,唯有“军”可以拱卫这座危城,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北京最权威的声音将是枪栓的铮响。

预料之中的大搜捕、大清洗已迫在眉睫。

我并没有将所有凶兆都告诉已被惊悸和愁苦所压倒的妻子。屠城次日,我前后致电两位可断定有大麻烦的朋友,其家人简短答曰:“不在。”然后挂断。我再打过去,一开口先报姓名,对方才吐出富于暗示性的一句:“他离开北京了。”

这是警讯。我能不能离开北京?之后又何去何从?

我一夜无眠。

(待续)

作者为中国作家,现居美国

--转载自《观察》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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