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0月20日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田溪报导)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评述节目，我是田溪。请听专题评论– 胡温的新权威主义 第二集–克服恐惧心理，还政于民。
所谓执政能力的建设，是在务实方面回应统治合法性危机，实际是处于守势了–
王怡：而且我们最大的四中全会他提出了今年的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所谓共产党的执政能力的建设。他的执政能力看他公布的文件来讲，他的执政能力大概还有三个到五个方面。这些执政能力我怎样来理解的呢？实际上他跟江的三个代表一样，他实际上也是共产党回应他的统治合法性危机的一个处理方式。因为江的三个代表，很显然他是在一种传统的思维之下，就去弥补共产党的意识型态基础，而先给一个可以说是虚实方便的统治合法性危机的一种回应。那么今天他提出这个执政能力的东西，我觉得他也是在，应该说是在务实的一方面，对于政治合法性危机的一种回应。因为执政能力的背后，我觉得他实际上就是所谓政局合法性的一种分化。
因为有一种说法就是说，那么我共产党凭什么来统治你们呢？以前他们凭一个意识型态的基础，我有一套奉天成运的说法，我是天生的，在马克思时代的意识型态里面，我是天生的领导阶级，我天然的有这样的统治学，那么这个不断的修补到江的三个代表。另外一种证明自己统治合法性的增生的方向就是所谓的政绩。我为什么可以统治大家呢？因为我统治的很好！在我的统治之下，社会比较繁荣，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就是所谓的政绩合法性，通过这个来应对统治合法性的危机，和民间要求政治改革、要求政治民主化的这样一种回应，实际上他已经处在一种守势了。所以我把执政能力的概念，看作是政治合法性他的一种分化。
那么从他回应的方式，从他回应的途径来讲的话，我觉得有进步的就是说，他是在务实方面进行回应，他不仅仅是在虚实方面进行回应。可是我们看到所谓执政能力，他对政治合法性概念的分化，他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权威主义的特征，也就是国家权威主义的特征。他的执政能力建设里面最重要的一种执政能力，就是要提高共产党掌控整个国家政权的能力，这是他最根本的一条。那么这个里面包括掌控，或者是整合各种社会力量，整合各种思想，这样子一种执政能力的提高。那么，很显然他的国家权威主义，或者是九十年代以后国内的理论界的新权威主义，或者是市场经济家的权威的这样一种模式。我觉得非常明显的，胡温他们走的是这样一种模式，就是国家权威主义，或是新权威主义这样一种模式。这个跟我们所设想的政治形势改革民主化的启动，我觉得是恰好相反的。
中共很难主动放弃其统治地位，在危机面前选择了权威主义策略–
王怡：我觉得他恰恰是因为看到了种种的危机，就刚刚我说，他实际上是对危机的一种回应。在我们看来你最正确的一种回应的方式，就是你敞开政治民主化的大门，像市场一样，从垄断走向竞争。但这个对共产党来讲，他很难主动放弃政治上的垄断地位的。共产党，其实我觉得胡温呢，也并没有愚蠢到认为自己是处在一个天下太平，或太平盛世的入口，他也知道自己是处在一个危机的关口。可是在应对危机的策略方面，他们选择了国家权威主义这样的方向。
权威主义加市场经济的道路，有成功的例子，但都发生在小国。政治改革、政治民主是大国转型必须要走的道路–
王怡：权威主义的道路在后进国家转型里面，有一些成功的例子，新加坡就很典型。但我们注意到这些所谓成功的例子都有一个特点，他都发生在小国。没有一个像中国这样，中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帝国，他有一个非常深厚的专制主义这样的基础，而且有太辽阔的疆域。而且今天地方之间，从经济、文化到政治，各种利益的欲望，利益的冲突也非常的悬殊，非常的强烈。在这样子的大帝国下，用权威主义的道路来完成一个现代国家转型的成功，其实我们看其他国家的例子，没有这样的例子的。所以我是同意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政治民主，尤其是一种像中国走向一种利宪主义或是联邦主义的这样一种政治改革或政治民主的道路，那么这是大国转型必须要走的道路。因为如果说一个国家非常小的话，那实际上有这种可能性，像新加坡，他可能会在某一种家长制的，权威主义之下，但是他的经济上可能又是一个原照指数的，因为它可以在经济上右，但是在政治上左。那我们不排除在一个小的疆域之内，由于某个强权人物，包括各种机缘巧合下，也可能会完成这样一种转型。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来讲，我觉得这种机会几乎是等于零的。因为任何非民主的政体，他的这种政治权威，都是所谓的魅力型的，属于超凡魅力型的。那么这种超凡魅力型的这种非民主的权威，李光耀在新加坡，那么在新加坡转型腾飞的几十年中，他的这种超凡魅力型的非民主的权威呢，他是处在一个全盛时期。可是今天对共产党来讲的话，显然他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了。也就是说整个中国民间、包括中共党内，或者相对的宽范利益上的体制内，对江的这种厌恶之情，应该说中共八十年历史上没有的。没有一个中共的党魁，他的个人所谓超凡魅力型的这种非民主权威，他的消减达到江今天这种地步的。到江来说的话，这种魅力型的政治权威，已经到底点了，就像股市一样已经跌平了。我觉得如果说在八十年代，如果说是在邓小平的时代，他有可能会走这种道路。我们不敢讲他会不会成功，但是在江的时代到今天后江的时代，我觉得这种可能已经完全没有了。
中共超凡魅力型的非民主的权威达到最低点，只能向民主化改革吸取新的政治权威–
王怡：所谓超凡魅力型的意识型态型的这样一种政治威权，已经不是全盛期了，已经跌平了。那么你就只能像另外一种新型的政治权威，就是民主化。通过政治民主化的改革，来吸取新的一种政治权威，来支持你这个政权的一个正当性和合法性。这个我觉得从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从中共他自身的这样一个所谓超凡魅力意识型态型的这样一种政治权威的消减过程，而他今天出现了一种亏损和跌平的状况，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走这种所谓国家新权威主义的道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危险，而且几乎是没可能走的通的。
统治集团承受能力的底线比老百姓更差，内心的恐惧感更大–
王怡：实际上如果他想赢得民心的话，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但是这个地方，我觉得有一点就是他内心的恐惧。共产党他自己，包括他的党魁，他心里的承受底线，实际上可能比老百姓还低。刚才我提到共产党他权力交接，为什么会这么漫长？这里面也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样一种非民主化的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之下，不但是每一个老百姓他没有安全感，他内心会充满恐惧，他对自己的未来，生活会恐惧没有安全感。也包括共产党内的特权阶级，他们高高在上的，在这种体制下，不是说被压在下面的没有安全感，在上面的就有，在上面的他也没有安全感。为什么江交权给胡会持续两年多到三年的这么一个慢动作？那实际上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江的内心，包括胡温的内心，他们在这过程中，他们各自是有恐惧的，没有安全感的。甚至民主化实际上就是一个交权的过程，这个交权过程他需要有一个信用体制，他需要整个社会的恐惧，整个社会的安全感，他的信用体制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我觉得他最后才能发生。今天民间要求胡温来做掌门也是一样的，他也要这个保证，他实际上也是交权的，但是他不是把他交给体制内的下一任党魁，他要把他交给老百姓，还政于民。他也需要这样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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