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雨山：解读胡锦涛的“九一五”讲话

戴雨山

更新 2004-10-16 11:51 PM 人气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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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0月16日讯】德赛自来同命运，圣功王道怎分开。
忏除犯上无君罪，齐到金刚法会来。

党权为重国权轻，破碎山河万众惊。
弃地丧权非细事，庙谟密定两三人。

垣墙属耳党先生，士气消沉官运亨。
闭户闭心兼闭口，莫伤亡国且偷生。

自来亡国多妖孽，一世兴衰过眼明。
幸有艰难能炼骨，依然白发老书生。

中国仍然是妖孽横行

以上是中共第一代核心陈独秀一九三四年被关在国民党监牢里写的五十六首《金粉泪》中的四首。

时间过去七十年了，让我们看看当年被陈独秀所痛斥的“亡国妖孽”，于今天是否仍在，是否多了还是少了？

最近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所发表了一份名为《二○一○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对九十八名政府和非政府专家的调查与咨询》的报告。专家们把二○一○年的中国社会风险归纳为十项：就业问题、三农问题、金融问题、贫富问题、生态与资源问题、台湾问题、全球化问题、国内治理问题、信心和诚信问题、爱滋病和公共卫生。

看来，今天的中国仍是妖孽横行，问题成堆，到处绽露出破败景象，更甚于国民党时代。

中国共产党步中国国民党后尘，同样实行以党治国，从签订中苏边界条约、放弃对日索偿、搁置钓鱼台岛和南洋群岛主权，直至指定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人选，都是“两三人”甚至一个人决定。老百姓除了接受压榨和奴役之外，没有一点政治权利，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也没有一点保证。

今年九月十八日，重庆江津古桥村在野蛮拆迁中，一个三岁的男孩陈良被倒塌的墙壁砸中、活埋而死亡。

九月十五日辽宁朝阳市以拾破烂为生的六十一岁贫农李向云，因所租的小屋被拆，既得不到赔偿，又被干部追讨房租，走投无路而自杀身亡。

可是，刚戴上中央军委主席顶戴的中共总书记兼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竟大言不惭地宣称：

“五十年来的历程充分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体现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能够保证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讲话》，2004年9月15日）

事实与胡讲的正好相反，中国人民包括广大的中共党员在内，作出巨大的牺牲，经过长期的斗争，推翻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权，结果得到的却是比国民党更凶恶、更残暴、更贪婪、更无耻的中共专制统治。

如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能真的像胡锦涛所说的那样，“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一九五七年就不会有五十五万民族精英被打成右派分子而备受折磨和杀害；一九五九年就不会有三百八十万党内外优秀分子如彭德怀等人被打成右倾分子而使国家被拖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就不会有四千万人饿死的“三年人祸”；就不会有二千万人被迫害致死，一亿人被株连的“十年浩劫”；就不会有用坦克车和达姆弹对付学生的“六四事件”；也不会发生数十万法轮学员被镇压的群体灭绝罪行。

如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能真的像胡锦涛所说的那样，“动员了全体人民以国家主人翁的地位投身社会主义建设”，那么，五十年了，中国就不会为一千美元的GDP而沾沾自喜；就不会有数以千万计温饱无着的贫困人口；就不会有多达二亿的文盲、半文盲。

人大制度不能保护人民

如果人民代表制度真的像胡锦涛所说的那样，“保证了国家机关协调高效运转”，就不会出现胡自己所承认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滥用职权、贪赃枉法”的现象会到“严重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形象、严重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的地步；就不会有四千名贪官卷走五百亿美元；“伟大的”首都就不会??集着几十万上访伸冤者而成“冤情之都”。

如果人民代表大会真的像胡锦涛所说的那样，“维护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那么就不会有台湾问题；就不会又“疆独”，又“藏独”的，到处忙于扑灭反抗的火头。

俄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说，沙皇尼古拉总爱说“我们”，其实他代表的只是他自己。

看中共天天把十三亿人民挂在口边，什么“两个务必”呀，“三个代表”呀，新三民主义呀。实际他们就像尼古拉一样，也只是代表他们自己──一小撮专制资本主义买办分赃集团而已。

胡锦涛亲政伊始，就一棍子扑杀了几代中国人民和知识分子对政治制度改革的希望。胡说“历史证明，在中国照搬西方政治体制的模式是一条走不通的路。”公然伪造历史，谎言欺世。

学习西方才有政治清明

自袁世凯称帝、各地讨袁军兴以后，在中国实行的都是“军政”，临时约法、天坛宪法草案、曹锟宪法，都不曾实行过。国民政府于一九三二年决定起草宪法，到一九三六年正式公布“五.五宪法”，准备行宪，由于抗战爆发及以后的国共内战，“宪政”又成泡影。“照搬西方的政治体制模式”──三权分立、五权分立，根本就没有实行过，怎么就说是“走不通”呢？

其实，今天台湾的文明、民主、进步，正是实行“西方政治体制模式”的结果；今天香港的社会安定、政府高效、官员廉洁，也是实行“西方政治体制模式”──司法独立、舆论自由、结社自由、示威自由、选举（部分）自由的结果。

不算国民党之“保养教育”，中国人民这个“婴儿”仅仅在中共的襁褓之中就被“保养教育”了五十多年。可怜这个“婴儿”不但不曾成长，反而更加弱小，更加愚昧，更加贫贱，更容易“陷于反革命而不自知”。

五十多年，中国人民的质素不但赶不上俄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和澳门；甚至赶不上印尼、印度、菲律宾、蒙古和尼泊尔。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可以搞普选（香港澳门只有部分直选），中国大陆反而不能，那么中国共产党的“伟光正”体现在什么地方了呢？

中共一面说人民质素低，不能实行民主，一面却压低教育投资，大搞教育市场化，大量地制造文盲。中共是古今中外最大的文盲队伍和贫穷大军的制造者，因为只有无知而贫困的群氓，才有利于专制独裁的绝对统治。可见“坚定不移地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是胡锦涛们永不会兑现的空头支票罢了。

中共完全忘记了他们在抗战时期国家最需稳定的时候，天天向国民政府要求民主、要求还政于民。今天他们却用“稳定压倒一切”来作为扼杀民主、拒绝还政于民的另一个借口，真是厚颜无耻到了极点。

中共用稳定压制政改

“稳定”，可以使中共特权分子井然有秩地卖官鬻爵；可以让他们从容不迫地瓜分国有财产；可以让他不慌不忙地把老婆、子女和财产逐步地转移美加澳纽去。民主最大的危险，就是可能破坏“公仆”们的发财大计和权贵家族的权力世袭、垄断。此所以中共对西方的民主、自由、法治怕得要死，恨得要命的缘故。

虽然党内有许多有识之士如任仲夷、袁庚、李锐、李慎之、钟沛璋等人不断地提出吸引西方文明先进成果，借监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的建议。但中共利益集团不但不肯稍假词色，反而诬之为“资产阶级自由化”。

开放改革二十多年来，除了胡耀邦家族，几乎所有的主席、总书记、委员长的家族中，都会冒出电视机大王、慈善大王、地产大王、电子大王、电力大王、电讯大王、金融大王。这就是“党领导一切”的优越性所在，就是“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的美妙之处。

所以这“人民代表大会”绝不可变成西方的议会。中共不但要对人大实行“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还要通过“推荐重要干部、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把人大紧紧地抓在手里。坚决把人大变成党的工具和举手机器，所以今后几年《新闻法》不会有，《干部申报财产制度》不会有，《防止卷款外逃办法》不会有，《追缉贪官、引渡贪官协定》不会有，司法独立更不会有。这是可以大胆预言的。

但是，共产党凭什么“指挥一切、领导一切、总揽一切”呢？据胡锦涛先生说，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再问，历史是怎样选择的，人民在什么时候选择的？我想胡先生就答不出来了。

中共和胡锦涛先生忘记了：历史也曾经“选择”过嬴政、“选择”过李世民，“选择”过朱元璋，“选择”过爱新觉罗氏，还“选择”过袁世凯和蒋中正。

“历史的选择”翻成老祖宗的语言就叫做“奉天承运”。如果“奉天承运”可以当真的话。历史还会再“选择”共产党和胡锦涛先生吗？

“历史的选择”实际上只是“枪杆子选择”的遮羞布。须知枪杆子可以逞凶于一时，不可逞凶于永远，历史上有无数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人心向背是决定因素

即使，现在的军警特系统比过去严密多了，专政机器即镇压机器比过去强大多了，但是“人心的向背”仍是一个政权成败兴亡的决定因素。苏联东欧巨变前夕，从罗马尼亚访问回来的中共某代表团，仍向中共中央报告：罗马尼亚形势大好，齐奥塞斯库同志威信非常高，人民非常爱戴他。如今传为笑谈。

胡锦涛的乡先贤、宗前辈胡适之先生在一九二九年就曾经说过：

其实今日所谓“党治”，说也可怜，哪里是“党治”？只是“军人治党”而已。为国民党计，他们也应该觉悟宪法必要……为国民党计，他们也应该参加约法的运动。须知国民的自由没有保障，国民党也休想不受武人的摧残支配也。

七十五年以来的历史事实不是已经证明胡适之先生的话是真理了吗？

一九八七年邓小平对美国前总统卡特说：“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多党竞选、三权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动乱局面。”这是邓的强词夺理，真正的“胡说八道”。怕动乱是假，怕失去权力、怕被分权、怕被监督才真。台湾、香港的多党竞选、三权分立不是也天下太平么？

事实上正是邓小平拒绝政治改革，才导致一九八九年的“动乱”。十年改革英名一朝丧，邓作为杀人凶手，将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覆车之辙，胡锦涛先生岂可不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