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0月12日讯】89．激进、暴力革命、

（王怡：《盎格鲁萨克森的胜利》）

如果说17世纪是理想的年代，19世纪是自由的年代，那么20世纪则是一个极端的年代。许多国家一度陷入“民粹主义的道路”，把主权象征性和整全性的转交给人民，并把抽象的人民在意识形态捧为新的君主。这种来自抽象概念的纯粹性藐视整个传统，也藐视身在传统之中的每一个有血肉的个人。因此多半会导致一条激进的革命以及不断革命的方向。

激进的字根含义是挖根即推倒重来，典型体现在法国大革命中。法国大革命中的最有力量和干劲的激进党人——雅各宾派自称为卢梭的信徒，国家拥有至高无上的控制权和镇压权——通过洗脑实现思想控制，通过刀枪实现人身控制。柏克直言无忌地揭破了这场以抽象人权为号召的革命的本质，就是普遍的无政府状态和普遍的砸烂一切的无法无天的暴力。

在柏克看来，革命的本质就是革命的暴政，如最负盛誉的雅各宾首领罗伯斯庇尔所言：“革命政府就是要以自由的暴政来对抗专制。”也就是说，革命是以一种更为严酷的暴政替代革命前较为宽松的暴政。这也是革命的真正的危险。革命者自认为掌握了可以重建社会、重建道德的最新的哲学理论或政治科学，这种包括了道德与世界政治真理的完美性理论足以成为构建新体制新人类的基础。而这种漫无边际的哲学原则既不是以往经验的结果，也从未经受过实践的检验，把一个具有伟大文明传统的民族轻率地交给这种狂人的设计进行不负责任的试验，实为人类有史以来自我毁灭性的荒唐之举，违背了政治学的“万德之中第一美德——审慎。”

柏克说：指导政治改革的理论应以经验为依据。在巴黎哲学家的意识形态信条支配下的法国大革命是“对整个社会的摧毁和瓦解。”它所颠覆的不仅仅是法国的旧王朝旧制度，而是在漫长岁月中由无数智慧累积而成的欧洲文明的社会、道德和政治程式。这场哲学革命所产生的是“最不安定、最冒险、最不虔诚、最暴烈和血腥、最虚伪和邪恶、最大胆和放肆的共和国。”

柏克视文明和文明秩序为神明之物。人类文明及秩序是长期进化的过程，是无数代人智慧的结晶。因此，凭借政治手段改进人类境况必须逐步进行。法国大革命的领袖人物是一批对国家治理没有任何实际经验的道德政治家和浪漫文人，“他们完全不认识他们所那么喜欢加以干预的世界，他们对其中的一切事物都毫无经验，却以那么大的信心在论断它们，他们一点都没有政治，而只有他们所激起的感情。”在他们的头脑中既没有合理而美好的事物的样板，而且由于习惯成自然的缘故，他们也逐渐失去了思索那些事物的兴致。

这样，作家们就敢于更大胆创新，更热爱那些普遍的思想和体系，更蔑视古代的哲理，更相信他们个人的理性……。他们无知者无畏，所有的改革方案都出自启蒙作家浩繁的抽象著作。

简洁的说，宪政主义绝不是“反革命”，宪政主义只是反对“社会革命”。尤其是以暴力手段进行的社会革命。用圣鞠斯特的话说，“在人民和敌人之间，除了断头台就没有别的”。我带着一种恐怖的心态认识到，民众所要求的是对国家整个法律和风俗习惯的同时和系统性的废除。我知道，这是世界上曾经发生过的最危险的革命。

柏克在英国的制度下土生土长，这一制度到他手里就成了哲学。他把这个制度蕴含的真理一般化。这个真理就是民族习惯，按照先辈经验朝前走——是发展而不是创新。柏克认为，革命或改革所面对的政治问题不是抽象权利问题，而是权力是否滥用与权力的运作方式问题。英格兰历史演进的最大成果是宪政制度。英国光荣革命并未确立新的立国原则，而是重申了中世纪《大宪章》以来的宪政原则和自由传统。英国宪政之基石，一为财产权，一为人身保护权；保障财产权与人身权少受国家侵害的宪政管理，是权力制衡。他们都尊重宪法，尊重宪政传统，有节制的权力之争是英国统治精英的可贵品质，也是英国宪政成长的原动力。

“妥协是政治的灵魂”。这就是平衡政体的意义。自由是通过平等的限制来实现的。自由存在于不同势力对垒的夹缝中，倘若一支势力消灭了其他的势力，自由就没有安身之所。自由如果不“与和平和秩序相联系，与市民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的风俗习惯相联系”，自由就决不会长久存在。

柏克并不反对一切革命，革命应是“有思想的和善良的人们”反抗无法忍受的并无任何改进希望的暴政的“最后不得已的办法”，因为革命是自由的敌人，“每一场革命不可避免地都含藏着某些邪恶”。任何人都无权把活生生的人类当做试验品。“进行革命是一种首先需要作出解释的举动，进行革命打破了国家的古往今来的状态，从事如此激烈的运动要有非同寻常的理由。”

（李郁：《柏克的传统》）

托克维尔认为，在走向民主的社会，人民追求平等的激情往往强于自由，在特定时期，人民追求平等的激情可能达到狂热的程度。“追求平等的激情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力量，凡是想与它抗衡的人和权力，都必将被它摧毁和打倒”。人民往往对平等作平均主义的理解。根本不可能让穷人认识到使富人贫困化并不符合穷人的利益。恰如托克维尔所言，“人对自由的爱好和对平等的爱好，实际上是两码不同的事情。”平等和自由容易互相混淆，平等的进步并不必定是自由的进步。人民“希望在自由之中享受平等，在不能如此的时候，也愿意在奴役之中享用平等”。

托克维尔指出，法国大革命的重要教训之一是法国人民追求平等的意志远远超过了对自由的关注，平等感情压倒自由感情，其后果是革命本身从无奈的反叛变成道义的目标，而革命很少尊重个人自由，革命崇拜武力，盲目相信中央政府至高无上的权威， “没有充分准备的人民自行动手从事全面改革，不可能不毁掉一切。专制君主本来可以成为危险较小的改革家……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只有从自由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美德才是持久的美德。（李郁：《民主的前途》）

美国的“劳动节”

（丁林：《劳动节春秋》）

今天是劳动节，美国的国定假日。不过这可不是我们过的五一国际劳动节，而是每年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一。这一春一秋两个劳动节，都是起源于十九世纪末的美国。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呢？

到预定的那一天，1886年的5月1日，芝加哥的很多工人迫使雇主让步，争取到了八小时工作制，但是在更多的工厂里，企业主和罢工工人形成了互不相让的对峙局面。1886年5月3日，工人集会，警民冲突中，警察向麦考米克机器公司的罢工人群开枪，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无政府主义者号召第二天在草集广场集会抗议。

5月4日草集广场的集会一开始是和平的。当最后一个演讲者还在台上的时候，人群已经开始解散，广场上只剩下二百来个人，这时候却开来了180多个警察，命令集会解散，开始驱赶工人。就在这最后的时刻，不知什么人向警察扔了一颗炸弹，当场炸死1个警察，还有6个警察后来死于医院，有70多个警察受伤。

警察立即向工人开枪，随后袭击了工会领导者的家，数以百计的人被逮捕，恐怖一时笼罩芝加哥的工人区。受打击最重的是无政府主义者和左翼社会主义者。

8个最活跃的无政府主义者受到起诉，他们被指控犯下了谋杀罪并被判处死刑。1887年11月7日，其中的4人被处以绞刑，1人在狱中自杀。当局将这些人的遗体交给他们的亲友安葬。他们的葬礼是芝加哥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送葬队伍，几十万人列队路旁为草集广场的烈士送葬。在安葬他们的墓地里竖起了纪念碑。

这是典型的矛盾回圈激化的”革命前夜”的图景。在人类向工业时代迈进的时候，这几乎是各地的普遍景观，因此也产生了顺应时事的革命理论。

所以，对于激进无政府主义者和左翼社会主义者来说，1886年发生在芝加哥草集广场的事件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它象征着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利益和企业主利益的不可调和，它象征着工人阶级除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别无出路，只有这样它才能争取自身的解放，摆脱被奴役被剥削的命运。1889年，在巴黎召开的第二国际首次代表大会决议，每年的5月1日是国际劳动节。

以后数年里，一个叫自得的工人经常在工人集会上演讲，还游说地方政府救济失业工人。在那个时代，彼得走的这条路可不轻松。他被看作是一个捣乱者，常常自己就没有工作。1881年，他搬到密苏里州的圣路易市，组织召开了芝加哥木工大会，成立了全国木工工会，他成为美国木工兄弟会的总书记。

彼得的木工工会成为一个样板，成立工会的风潮席卷美国。工厂工人，码头工人，到处都组织起来要求保障劳工权利：八小时工作，稳定的有保障的工作职位。彼得和其他工会商议，要设立一个劳工者的节日，这个节日定在七月的独立日和11月的感恩节的中间，让工人们在这四个月的辛劳中多一天休息和娱乐。这就是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一。

1882年9月5日，第一个劳动节大游行在纽约举行。两万工人穿过百老汇大街，他们的旗帜上写着：”劳动创造了所有财富”，”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娱乐”。游行过后，他们举办野餐，吃喝歌舞。入夜，他们放了焰火。 庆祝活动立即传播到全国。每年到这一天，工人们纷纷用这样的办法来庆祝自己的节日，表达自我觉醒的意识，要求劳工权利。十余年后，1892年，美国联邦国会立法确定，这一天为联邦劳动节。

劳联主席贡佩斯也曾经清醒地说，”那个炸弹不仅炸死了警察，也炸死了我们后来几年的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运动。”他把草集广场个别人对警察的暴力事件，并不看作是”革命的正确途径”，而是刚起来的工会运动受到的第一次沉重打击。

在美国工会运动早期，人们就逐渐意识到，在劳资冲突中，政府的干预，立法和司法给各方留下的活动空间，对冲突的结果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争取妥协，争取双嬴，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唯一对所有的人都有利的结果。一方全嬴，一方全输，长远来看，没有胜利者。

理想与现实

美国革命和美国宪法对旧世界的震撼是无比巨大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真正敲响了旧制度的丧钟。这似乎已是无争议的历史结论。在美国的创立阶段，有一种令人惊异的奇特景象，对美国和人类命运的影响是深远的。1776年《独立宣言》时期的签署者们是一批信奉天赋人权的激情洋溢的理想主义者，而1787年制宪会议的代表们则是一些冷静的洞悉世态人情的现实主义者；“他们出奇地保守”。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转换，似乎是自然完成的。在革命时期是无私无畏的斗士，在制宪时期则是保守审慎的立法者。战士之后便是立法者。战士志在破坏，立法者专于建设，但两者都有功劳。这可能是美国革命功德圆满的重要原因。应该说，这是美国人民的幸运，也是人类的幸运。（李郁：《宪法的生命》）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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