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0月1日讯】* 军队大院烧鞭炮贺江全退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胜利闭幕”。全会没有透露出任何政治体制改革的意向，唯一的“亮点”便是江泽民“自动”辞去中央军委主席一职，终于“全身而退”。九月十九日上午，居住在北京西山附近的北大教授们，听见旁边军队大院里传来阵阵鞭炮声——懦弱的知识分子们只能把对江泽民的厌恶掩藏在内心或私下的言谈中，而军队则有更大的勇气表达他们对“江核心”的怨恨。

江虽然无法像邓那样随心所欲地垂帘听政，但其影响力至少还将保持两三年时间。江不会像朱镕基、乔石等人，一旦卸职便完全不问政事，在公众生活中“杳无音信”。虽然已是“强弩之末”，但他还会竭力在外交、安全、军事等领域发挥影响。正如《红楼梦》中《好了歌注》所云：“闹哄哄我方唱罢你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一个戏子的谢幕并不意味着“优孟中国”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为“后江时代”的中国乐观。

* 江胡之争只是权力之争

江泽民告别政坛，并获得中共中央全会的“高度评价”——“从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的大局出发，江泽民同志主动提出辞去他担任的党和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这充分体现了他对党和国家事业的深谋远虑，也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名真正共产党人的宽广胸怀。”中国自古以来就不缺乏写作此类把肉麻当有趣的文字的御用文人。我没有兴趣探究这样可耻的文字出自何人手笔，我感兴趣的问题是：江会主动辞职吗？

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在专制制度下，权力就是生命，权力就是财富，权力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而失去权力意味着立即失去这一切。在专制制度下，所有的“政治智慧”都集中在如何获得和掌握权力上。因此，无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还是胡锦涛，都被锻炼成运用权力的大师，也都是权力囚笼中身不由己的囚徒。江绝对不会“主动辞职”，如果不是海内外、党内外、军内外的压力大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他一定还会赖在宝座上不走。比起“党和国家的事业”来，个人在媒体和国际舞台上出出风头更重要；在考虑到儿子江绵恒的前途的时候，江哪会有“共产党人的宽广胸怀”呢？江绵恒无才无德，就因为是江泽民的儿子，短短几年间就在军界、科技界、商界和政界八面玲珑、青云直上。他的个人资产究竟有多大规模，“不足为外人道也”，但相信比大多数“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上的富豪们要多得多。此次军委调整，徐才厚升任军委副主席，以其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电子工程系毕业的学历，胡显然要徐负责军内的技术更新，而这个领域一直是江绵恒的禁脔。虽然外界认为徐是江系人马，但在新的权力格局中，徐必然会向胡效忠，并与江绵恒发生冲突。

中共十六大以来，海内外舆论一直把焦点对准“江胡之争”。从萨斯危机到台湾大选，从开发东北到宏观调控，从孙志刚之死到蒋彦永获释，诸多政治经济领域的事件均被放在“江胡之争”的背景下解读。无疑，很多人认为，江代表保守的毒瘤，胡则代表健康力量。然而，在我看来，“江胡之争”背后并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分歧。换言之，在坚持一党专政这点上，江胡二人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他们的纷争不过是赤裸裸的权力之争而已。因此，我不同意那些有意无意夸大江、胡之间的差异的看法，或者是企图挑动两者之间“火并”的话语策略。

如果说八十年代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任总书记与元老们的分歧，确实是“中国要向何处去”的根本性分歧，是改革派与保守派、民主派与专制派的较量，是康有为、梁启超、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及其爪牙们的较量；那么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江胡之争”，仅仅是一种单纯的“争权夺利”。对于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公民来说，江长达十五年的统治实在是太长、太痛苦也太耻辱了——我们如何应对子孙们的追问：“你们怎么能够在一个戏子的统治下度过青春时代？”所以，出于“两害取其轻”的考量，人们不得不对胡产生更多的期许。在我看来，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错觉，说得刻薄一点，这是“被虐狂”企图减轻个人痛苦的梦呓。

江是比邓缺乏想象力与改革热情的“中国的勃列日涅夫”——尽管此次全会赞扬其集中全党智慧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又一次与时俱进，体现了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巨大政治勇气与理论勇气”——但这样的谄媚之词无法改变江在民间被当作“笑话主角”的事实。而胡的履历及上台之后若干施政方略都表明，他将继续扮演“中国的勃列日涅夫”的角色。迄今为止，我没有听到胡讲过一句有个性、有人情味的话，他那背书般呆板僵硬的语言，甚至比江的装腔作势还要让人厌倦——江的夸张的表演至少还有某种喜剧效应。

* 中共政权实质是准法西斯主义

胡成为继江之后又一个“三权集中”的领袖，他接下来的行动不会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是获取并巩固江退去之后遗留的权力真空。这可不像在退潮的沙滩上捡贝壳和海螺那么容易。《新京报》发表的社论题为《执政能力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充分表明一党之私利、一己之私利完全压倒了普通民众的意愿和利益。中共已经不具备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的热情，而成为一个奉行现实主义的权力集团。为了维护“压倒一切”的“稳定”（也就是保障特权阶层能够舒舒服服地掠夺和腐败），广大弱势群体将继续受到肆无忌惮的剥削、压榨和凌辱。

胡至今没有透露出一点对民主和自由的兴趣。与对西方世界充满艳羡的江相比，胡对西方相当冷淡和疏离——这既有意识形态的原因，也有个人性格的原因。据一位八十年代曾与胡有过“亲密接触”的人士透露，胡的家中几乎没有什么藏书，他唯一的爱好就是阅读《人民日报》并在上面圈圈点点。这也难怪胡在访问俄罗斯的时候，回答俄国记者“阅读过什么俄国文学经典”的问题时，会脱口而出：“我看过《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是一本斯大林时代炮制的、灌输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低劣的“儿童文学”，今天在俄罗斯几乎没有人知道这本书。如果换了喜欢炫耀学识的江，他的回答大概会是托尔斯泰的《复活》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无论他本人是否真的阅读过。胡的答案在俄罗斯媒体上沦为笑柄。这一细节也说明，胡的学识相当贫乏，其文化结构深受毛泽东时代闭关锁国的制约，其思想倾向远离人类文明发展的潮流。

俄罗斯学者索尔‧舒尔曼在《权力与命运》中指出，苏联这种刻板的极权主义体制有一个基本的特征，就是这个体制中的任何变革只能自上而下进行，自下而上的变革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迟早会被坦克镇压的。试图进行激进的民主改革的领导人，也不可能在这个体制当中达到权力的最高峰，因为这种体制会严格挑选掌握它的人。戈尔巴乔夫是这个体制的人，但他是这个体制由于偶尔疏漏而被推上顶峰的人当中优秀的一员。中国的体制与苏联的体制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中共的筛选体制也曾出过“差错”——胡耀邦和赵紫阳都是其中的异数，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都未能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在吸收了经验教训之后，以邓小平为首的元老们为确保“红色江山不变色”，在挑选接班人问题上慎之又慎。胡是邓“隔代指定”的接班人，说明在邓的眼中，胡与江没有大的差异，都是“一路货色”。胡能够为邓所选中，又在江的治下度过了十三年如履薄冰的“皇储”生涯，他绝对不会在一夜之间突然变成“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姗姗来迟的“后江时代”，并不意味着“胡锦涛时代”的全面启动。胡锦涛拿不出新的意识形态来作为中共这一垂死的“百足之虫”的“强心剂”，他只能继续沿用江时代三心二意的民族主义作为号召，他所倡导的“新三民主义”与“三个代表”一样空洞无物。胡锦涛成不了希特勒那样的强势元首，但中国却在向准法西斯社会迈进。“中美安全评估委员会”中国问题专家乐登（Michael A. Ledeen）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从共产主义走向法西斯主义？》，文章指出：“就像最早的法西斯政权，中国残酷地实行一党专制。虽然和十多年前相比，在民间和媒体上都有了一些各种各样的观点，但是批评那个制度和支持西方式民主自由的声音是没有多少空间的。……就像最早的法西斯主义，中国政府利用民族主义去煽动它的大众，而不是用共产主义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当然，这还只是一种“准法西斯主义”——在信仰完全崩溃的当代中国，无论当权者还是普通民众都只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没有多少人具有法西斯主义的激情和狂热。昔日纳粹帝国的领袖和民众都坚定地把谬误当作真理，而今天中国的领袖和民众都在心知肚明地说谎，说谎成了一种“生存术”。

* 中国百姓是“不正常的百姓”

英国思想家波普在谈及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民主化中所扮演的角色时指出，戈氏访问过美国几次，看清了那里的真相。戈氏发现民主和自由带给美国社会的蓬勃生机，他希望死气沉沉的苏联也能够像美国一样，这比捍卫一党专制和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更加重要。戈氏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我希望苏联人民能是正常的百姓。”这是他偶尔明确的阐释，意味着他已经看透了事情的本质，知道苏联百姓并不是正常的人民。因此，波普一针见血地指出：“戈尔巴乔夫的价值就在于他了解，苏联人民跟美国人民相比是不‘正常’的。”

自从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以来，中共治下的老百姓就陷入了专制暴政的“捕鼠器”之中，过着极端“不正常的生活”。江泽民时代大大加剧了这种“不正常”——我们都是天安门屠杀的幸存者，我们都是现实苦难的制造者和承受者，用鲁迅的话来说，集吃人者和被吃者于一身。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十五年前那些向市民和学生开枪的士兵本身就是工农子弟，服役期满之后遭到他们忠心耿耿地服务的政权的抛弃。近年来发生在内地和蔓延到港澳的若干抢劫银行和绑架富豪的恶性案件，主犯大都是复员军人。巨大的贫富悬殊所产生的欲望，“劣等公民”的身份歧视而导致的愤怒，乡村和城市平民区中令人绝望的现实，使得这些曾经充当过“钢铁长城”的前士兵们铤而走险。

在今天的中国，“公义”成为稀有金属，“不公义”则成为社会常态。“不正常”的生活使得人人都受到伤害。当谎言无法持续地充当麻醉剂的时候，当纸再也包不住火的时候，当鸩再也止不住渴的时候，暴力便像洪水一样泛滥起来。就在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大肆称颂江泽民“十三年来带领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我在媒体上发现了两则新闻：据《华西都市报》报道，重庆市江津双福镇古桥村发生惨剧，拆迁部门在一块被征地居民迁出前提前动工，巨大的推土机推倒房屋，将屋内熟睡的三岁幼童活活砸死。记者描写道：“孩子的一只小手和半边脸留在泥土外面，场面惨不忍睹。”这个名叫陈良的小孩与一年前在家中被活活饿死的李思怡同岁。这一悲剧说明，李思怡的遭遇在中国绝非偶然。而惨案发生地江津，恰好是中共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的辞世之地。陈独秀正是在江津完成了他晚年思想的巨大转变，由共产主义回归英美自由主义。另一则新闻是：大连某大学的学生李赫为谈恋爱，编造谎言说自己有数百万家产。当谎言被女方的亲人揭穿之后，他丧心病狂地用铁锤将未来的丈母娘砸死，并藏在宾馆的衣柜之中。然后，他谎称自己打了架，要外出几天，带着女孩逃到哈尔滨。直到几天后李? 拿Q捕，可怜的女孩才得知母亲已经被人面兽心的“恋人”杀害。大连由太子党薄熙来经营多年，被中共宣传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双丰收的样板，却发生了这样骇人听闻的惨案。这两个案件只是冰山之一角，却成为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的最佳注脚。

* 胡温体制尚未让人看到希望

胡温及其政治局中的同僚们尚未让国人看到任何希望。江泽民的告别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民苦难的终结。生活在有毒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心灵环境中，中国百姓怎么能够“正常”呢？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谈及法国大革命前夕民众的状态：“由于几个世纪以来，人民几乎独自承受种种流弊的全部重负，过着隔离的生活，默默地沉溺于偏见、忌妒和仇恨中，因而他们被命运的严峻弄得冷酷无情，变得既能忍受一切，又能使一切人受苦。”今天中国民众的状态与之一模一样。当年，法王路易十六没有预感到危机的迫在眉睫，等马车开到悬崖前再想刹车却已经来不及了，马车的惯性将旧制度及寄生于其上的统治者们统统拉入万丈深渊。今天的胡锦涛们有超越路易十六的智慧吗？

——二○○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转自《争鸣》(//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