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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烟花爆竹响彻德国天空

德国之声报道：年底那些天，德国的超市开始将烟花爆竹摆上柜台。由于安全消防规定的限制，店家只允许在店堂的货架上摆放最多100公斤的烟花爆竹，这可就辛苦了售货员们，他们不得不在店堂与仓库之间疲于奔命，不断为很快就被抢购一空的货架上货。

中国爆竹出口火爆，但爆炸事故频频。就在不久前的12月30日10时左右，中国辽宁省就又发生了一起烟花厂爆炸重大事故，致使厂房全部炸毁，几十人在事故中死亡。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炮工厂，农村地区有很多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烟花炮竹工厂和作坊，有不少农民干脆就在自己的家里制作炮仗。近几年来，中国每年都有数百人在烟花爆炸事故中伤亡。

中国大陆平民维权难

BBC在“透视中国”节目中报道：

当二零零四年新年钟声响起的一刻，中国大陆有一百一十一部法律法规同时实施，其中国家级法律法规五十二部，地方级法律法规五十九部。中共执政五十多年来，第一次有如此众多的法律法规在同一天实施。据了解这些法律法规中，对公权权力的遏制，维护公民权益，当推公安部的二百零五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中国大陆的警察权已经成为很严重的公权滥用领域，不受制约的公权权力，必然导致权力滥用现象。根据《规定》，首次明确提出尊重当事人人格尊严，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等。

面对滥用公权，平民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往往采用上访的方式。中国大陆有信访制度，国务院也颁布了相关的行政条例，但信访制度与那些正常的纳入法律程序的制度不一样。中国政法大学知名行政法专家马怀德教授认为，信访制度是一个好的救济制度，可帮助百姓解决很多现行其它法律不能解决的问题，但在程序上是有问题的。它不像行政诉讼、行政复议等制度，不管怎么判决，最终都会有一个结果，而信访制度本身并不会必然产生一个结果，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按理说，公民如果认为政府的某些决策不对，可通过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解决，国家也有相关的赔偿制度，不用千里迢迢跑到省会和北京上访，但由于地方政府对平民的法律救助不够，而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制度的可操作性又太低，所涉及范围过窄，很多案件根本就不予受理。

据悉，中国最高层信访机构，每年接待和接受的上访人群和信件不下100万。北京的火车南站，是进北京上访者最集中的地方，人称”上访村”。被称为”农民代言人”的李昌平，在推出《我向总理说实话》后，日前又推出力作《我向百姓说实话》，成为中国书市一大热点。 “上访村”常常引发李昌平许多思考。改革开放以来有2000多部新法律，农村乡一级有了法庭，但上访的人越来越多，而通过上访能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却越来越小，民间的怨情到哪儿去申？李昌平说：”上访本来是合法的，但很多地方动不动就对上访者采取拘留、关押、判刑的非法手段。法呀，就像一个魔方，这会不会造成上访者走极端呢？无数的上访者，为捍卫100元的权利，却要付出1万元的代价，逼得很多受害着成为肇事者，维权者成为违法者。

旅英女作家薛欣然的新书“中国的好女人们”

德国之声报道：

这本书的读者目前大部分是女性，但出版社并不认为这只是一本女性读物，因为在德国书市上虽然不乏中国作家的作品，但大部分是小说类，不能直接反映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而旅英女作家薛欣然真诚、写实的协作方式为德国人提供了一个了结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女人生活的机会。

本书作者薛欣然，于1958年生于北京，父母在文革期间被打成反革命，她本人也在劳改场生活了五年，后来在解放军的洛阳外语学员学习和工作了12年。 1989年她来到河南人民广播电台主持午夜谈话类节目“清风夜话”。在这个节目中，她通过读者来信和面对面的采访，走遍了中国大地，了结到了中国各个阶层的女性不同的经历和故事。1997年她奔赴英国，在英国的所见所闻，还有她心中积存的那一系列故事，促使她于1998年动笔开始写“中国的好女人们”这本书。

在这本书中，她讲述了一系列不同社会背景、不同遭遇的女性的故事，令德国读者倍感惊讶。在中国有象卫慧那样的所谓新新人类，不顾一切地追求西化，追求各方面的解放，但也有很多女人，仍象五百年前一样生活，为她们的子女和家庭牺牲着自己。她的书想让人们学会尊重这个古老女人的现象，而不是指责她们的无知和乏味。

薛欣然说：“如果你富有，爱别人很容易，如果你贫寒，艰辛，还懂得爱别人，这才是真正的风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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