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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辉:从宝马案看不断激化的贫富矛盾

【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月30日讯】哈尔滨市的宝马车撞人案在网上被炒得沸沸扬扬,网民反响之烈,可能超过孙志刚事件。后者借助网路的力量,给政府形成了强大的压力,最终导致恶法的废除。宝马案最终能否给中国社会带来类似的进步,目前尚不得而知。同后者一样,宝马案被社会聚焦,反映了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各种矛盾的不断激化,尤其是贫富矛盾的激化。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人是共同贫穷。1978年后,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改革思路,使中国社会开始出现贫富差别、甚至贫富悬殊。随着改革的逐渐推进,这种贫富悬殊不断拉大。目前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已超过了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贫富矛盾,已经成为当下中国不容回避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宝马案中的当事双方,恰恰代表着社会的贫富两极。一极是拥有亿万财产的富婆,雄居金字塔的顶端;一极是为生计而奔忙的农妇,屈身于金字塔的底部。富婆驾驶的宝马车朝农妇辗去,似乎象征着上层富人对底层穷人的蹂躏。在缺乏正常的创富机制的中国,有多少富人不是依仗与权力的结盟、并对穷人压榨、盘剥而致富的呢?财富并不是一种罪恶,罪恶的是攫取财富的非法和非道德途径。宝马事件中民众的愤怒,表面上指向的是富人,实质上指向的是产生贫富悬殊的不合理的畸形的社会制度。

很早就有人指出,中国只能产生因官商勾结而致富的胡雪岩,而不可能出现因勤奋、智慧而致富的比尔.盖茨。即使宝马案是一起很普通的交通事故,民意对宝马车主作出几乎一边倒的道德谴责,也是事出有因的。在当下体制的中国,“为富不仁”不是穷人对富人的一种偏见,而是一种社会现实。实事求是地说,改革开放的最初一段时期,还是整个社会群体普遍受益的时代。但改革越到后期,随着金钱和权力结合得越来越紧密,受益的群体也是越来越少,广大民众、尤其是农民成为改革后期直接的利益受害者。这种利益的受害,不仅仅是经济的,而且是政治和法律的。比如,在对宝马肇事车主判二缓三的司法裁决中,民众就很难相信司法的天平不向代表权钱一方的宝马车主倾斜。因为,根本就没有独立的司法,司法不可能是捍卫社会正义的公器,而只能成为权贵者手中所摆弄的工具。如果不是相对独立的网络媒体的出现,那无权无势的穷人面对富人以及富人后面强大的国家,才真正地可以说是孤立无援。

如果说,当今中国的贫富悬殊、以及由此而来的贫富矛盾的不断激化,是一种不合理的社会机所造成的,那麽,目前中国同样没有缓解矛盾的某种社会机制。宝马案由一起交通事故演化成一个影响广泛的政治事件,表明,极端的贫富矛盾已使社会走进了一个非常脆弱的危险境地。启动1980年代末遭到停滞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是走出危境的唯一路径。否则,倾巢之下,岂有完卵!一旦国家出现全面的社会震荡,不论是富贵贫贱,都终将无法逃逸。

──转自《民主论坛》(//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