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月3日讯】一、失踪的章节

前天，朋友寄来两本书，分别是本尼迪克特· 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的中译繁体本和简体本。两本的译者是同一人，芝加哥大学毕业的台湾学者吴睿人博士，繁体本是台湾时报1999年版，简体本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令人惊讶的是，两本书虽然收录了同样的译者导读和译后记，2003年版也并没有增加任何原作者或译者的新的说明，简体版竟平白无故地比原书和台湾版都少了一章。原来全书的十一章，只剩下了十章，原书的第九章被全部删除了！

怪不得台湾版置于书前的目录页被上海世纪挖空心思地放到了译者导读一文的后面——读完确属精彩的导读以后，也许读者就不再像刚买新书时那样过于注意目录的排列了，有英文能力的读者也会忽略这一似乎“不显眼”的误差。事实上，译者的导读也没有逃过上海世纪的“刀斧手”，台湾版里最后一段就台湾情况而发的感慨议论就完全消失不见了。

比较前些时候闹得沸沸扬扬的希拉莉· 克林顿回忆录译本遭删减的事件，这本书的作者不过是一个学者，绝对没有克林顿所享有的政治地位和财富关系网；译本所据英文修订本是由独立而且规模不大的沃索出版社出版，也比不上克林顿身后的大书商。即使是和苏绍智曾经提到的人民大学出版社擅自删减篡改任赜等人翻译的阿马蒂亚· 森的名著《以自由看待发展》相比，也缺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光环和作者即将访华的时间压力。因此，这个案例得到媒体注意和受到境外商家压力的机会都十分微小，恐怕这也是为什么上海世纪居然放手删掉了整整一章，且不说这么一来，原书首尾相接的论述风格也被完全破坏了。

本· 安德森的这本书初版于1983年时，全书一共只有九章；1991年出修订本时，以附录形式增加了两章，成为十一章。因此，第九章原本具有全书结语的作用，再次回到第一章起始处提出的问题：七十年代末柬埔寨、越南、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爆发的局部战争究竟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提出了什么样的挑战？作者因而在第九章里以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经验为例，提出一个新命题：被“模式化”的“革命”和民族主义在传播转移过程中，受到官方领导阶层利用，并因而走向与人民的对立。事实上，第九章作为结语，特征之一就在于其篇幅很短。可是，正是这样扼要而尖锐的分析不能见容于中国目前的思想控制制度。

很显然，这里的删减已远远超出苏绍智所说“禁用词”清单的控制范围。更重要的是，从人民大学出版社和译林出版社的经验来看，这类审查并不是由中宣部直接插手，而是各个出版社、甚至是出版社的编辑个人已经内在化的“适者生存”的直接效应。笔者倾向于将目前仍在继续恶化发展的这类社会现象看作是1999年夏天镇压法轮功以来的直接后果。

二、从何而来，向何处去？

必须承认，对翻译论著这样随意的删减，是自“五四”以来前所未见的新现象。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不但中央编译局保持了追求精确翻译的传统，不因一时政治形势的得失而在译品中做手脚，那些参与“黄皮书”、“灰皮书”翻译出版的专家学者们，也无一不保持了追求信达雅的职业操守。设若翻译作品可以因一时的政治需要而削足适履，马恩列斯的著作恐怕也难于过关。可以说，当时的出版业虽然一直受到严密控制，但仍然保持了相当程度的专业水准和职业道德。

也因此，1979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版业得以积极参与八十年代思想界的复苏过程，在大专院校仍处于缓慢更新换代之际，成为吸引活跃知识分子的中心点。“读书无禁区”的口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丛书编委会”成为当时“文化热”的重镇也与此有重大关系，就是在古典文学研究等并未进入“文化热”话语的领域里，出版界也成为挖掘并提出新课题的带头人，远远走在院校和专业研究机构之前。八十年代末开始升温的翻译热潮或有经验不足和水平不够的问题，却没有不尊重甚而有意删改原作的弊病。实际上，当时很多涉足翻译的青年人，都在翻译过程中如饥似渴地汲取原作的精神，先有学习的热望，然后才有翻译的动力。官方对翻译作品，固然手忙脚乱地希望能严格控制选题，但在具体翻译出版过程中，基本上是以“读者应当以批判精神阅读”之类说教性导读来控制，实行的最多不过是贴上反面标签“以供批判”。“外人”著作的完整性，仍然受到朝野共同的尊重。

九十年代翻译出版业的第一次受创是在商业化大潮中。随着留学人口的不断增加，与境外出版物的接触越来越普遍，对翻译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屈从于商业压力和市场压力；犹如晚清古典文学的时代忽然遭遇了上海小报勃兴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合击，九十年代大众化译品的蜂拥而入冲击著文学和学术著作翻译中的信达雅传统。只是随着时间的推进，市场逐渐分化，我们才恢复了对文学学术译著质量回升的希望。不过，值得重视的是，很多重要的“中国学”著作，包括与官方党史建国史有极大出入的研究，却也都是在这一时期翻译出版的，质量相当不错，也没发现有什么删节或抗议。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高校与科研单位的对外交流日益频繁，中外学者同室释疑答问已是寻常景象；在这种情况下，控制外来思想的压力，一方面变形为允许“畅所欲言”但却不许面向公众（包括学生）的会议，另一方面，则越来越集中于出版业。与此同时，爱国主义旗号下膨胀的自卑自大混合心态与高校和科研单位里的政治控制与体制改革，也参与影响了人文社会学科日益繁多的对外交流，其中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海外的特别是从大陆出国的中国研究学者，被迫进入自我监控程序，回避冒犯“东道主”。这种状况，在近年已发展到几乎一切领域，针对一切境外人员，这也是为什么2003年春访华时坦率直言的德国总统会成为“例外”的原因。

对中国政府的言论控制政策来说，资本家的默多克和经济学家的森没什么不一样，外国首脑如克林顿、布什与外国学者安德森也没有根本差别。如果默多克能跟我们妥协合作，外国元首的言论可以习以为常地删减，森和安德森又有什么了不起，凭什么一定要尊重他们的每一项论述？在这里，人类社会中追求与探索的精神被彻底践踏；对思想文化作为人类共同资源的爱护，以及发展并积累这种人类共同精神财富的努力都被一概摈弃，唯一留下的，不但仅仅是政治需要，而且仅仅是如今这个毫无理想毫无远见的一党专政政府在民族国家旗号下一时的、眼前的政治需要（更确切地说，是当今统治集团在保护自己经济利益基础上的政治需要），比起十年、二十年前都已经是大大的退步。

三、癌变的起源

与此同时，随着新闻出版业以往集中计划体制的瓦解，控制的手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至少关涉到三个主要因素：出版印刷业的市场化改革；互联网发展的影响；对法轮功的镇压。当局在放弃对新闻出版业经营责任的同时，不断寻找新的途径实施思想舆论控制。一方面，不但书业分化不足仍然存在，而且在后现代式的全球市场压力下，书、刊、报、网的界限日益模糊。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对新闻类长期监控的传统政策方向并未改变，而中国的网络在2000年前后有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对政府控制“反动言论”的方式进入“关键词”阶段起了决定性作用，并将“禁用词”控制方式推广到了印刷出版业。有“中国特色”的互联网发展和商业机会与政治压力相结合，造成对书业界职业伦理边界严重的侵蚀和破坏。

与此同时，发生了对法轮功的镇压。这一持续至今的事件对中国社会文化生活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使得以上所说的各种因素在社会各层面发生作用时，都能够及时方便地找到代理人。

与1989年后艰难生存、顽强挣扎的国内民运（如《和平宪章》、民主党建党等）不同，法轮功在遭镇压前已经拥有大规模的基层信众。如果说此前全国各地对民主人士的监视还是直接联系到北京的国家安全部，地方部门的紧迫感一般都会因“北京来人了”而增强，那么对法轮功的镇压则改变了这个基本的监视镇压格局。以大规模民众动员方式展开的打击法轮功运动，一是与法律手段相结合，二是鼓励互相揭发，三是以经济惩罚手段强迫社会各界加入至少是消极的合作。

为了向社会表明这些措施的必要性，中共当局不惜开动一切宣传工具，攻击法轮功对社会的危害性，而与此相对的正面意识形态，却一直拖到两年以后的2001年才推出一个不伦不类的“三个代表”。以此观察中共意识形态战线的基本战略，很显然，这一轮比起邓小平在1989年以后“发展是硬道理”那一轮来，少了一些内在的自我辩护和应对社会的紧迫感，多的则是“我掌权我怕谁”的狂妄心态。具体立场上的“稳定压倒一切”，也从“六四”后表面上强硬派和民间力量各打五十大板的平衡姿态，转变成绝对化且只针对民间力量的“稳定压倒一切”；而且是在一切小地区小范围，在一切小头目手里都是绝对化且只针对民间力量的、而不管不顾的“稳定压倒一切”。

在这些措施的共同作用下，镇压法轮功很快扩展到严酷打击一切可能的疑问和同情心，同时却豁免所有在“打击法轮功”名义下的挟私报复，给基层施政司法人员以无从监督的借口来滥用权力，这与1989年以后的镇压是有所不同的。不同也表现在意识形态和言论控制上，在统治阶级并无意愿进行正面思想建设、更谈不上积极争取民意民心的情况下，“读者应以批判精神阅读”的标签自然失去作用。（严格说，这一时期的统治阶级更关心自己的经济政治利益，而不是在思想上与法轮功一争高低，这和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初出版“灰皮书”、发表“九评”有根本不同，与邓小平时期以经济改革打政治牌也有所不同。）当“法轮功”作为“禁用词”有可能过滤掉批判法轮功的言论时，“禁用词”则又进一步发展到出版单位对出版内容的自我审查和删节。

正是这些措施的结合，彻底改变了曾经在九十年代中期仍然很有效的“打擦边球”式社会干预的文化环境，在中国社会生活层次繁多的各个方面，既剥夺了无权者利用现存话语扩大权利空间的可能，又为有权者逃避责任提供了几乎无止境的回旋余地。在新闻出版业，这个“无权”与“有权”之分，就落实到了报刊与记者、或是出版社与作者的关系上——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报刊或出版社绝对不愿冒被人举报、打小报告、被要挟受损失的危险，而宁愿冒犯作者译者，以至于开除敬业的编辑记者。而这些，却未必都是在某一中央部门的直接授意下进行的。出版界的职业伦理水平，已经濒临近代中国以来的最低点，虽然仍有很多行内的有识之士在勉力而为，但正视目前的职业伦理危机，已是刻不容缓，而拯救之道，恐怕离不开政府当局对新闻和言论自由的保护，以及切实承担起中华民族对世界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道义责任。

四、一点希望……奢望？

这篇短文始于对一本英文学术著作遭到删改的不平和惊讶，但这并不意味着外文作者就理所当然地应该比中文作者享有更多的保护。仅就笔者零星得来的信息，国内一般作者记者们的困境都远远超出外文翻译著作出版时所遇到的问题。重要的是，本· 安德森和吴睿人的例子揭示出问题的严重程度。作为海外的中国观察者，笔者当然愿意寄希望于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希望政局和社会的进一步稳定能够重建当局的自信心，使其意识到中国的前途有赖于动员全民族的活跃思考与参与，并转向允许知识界思想界不受控制地进行涉及或不涉及中国的探索和讨论。但是，作为关心中华文化健康发展、关心人类共同命运的一名普通华人，笔者又不能不对目前思想言论控制的状况及其长远后果深感懮虑：如果不能坚守一些基本的文化与文明原则，经济正在持续腾飞的中国，是否仍然难免文化思想意义上的“灾难深重”呢？(网路文摘)2003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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