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 在不绝于耳的爆竹声中， 我把自己囚禁于不算狭窄拥挤的单位宿舍的斗室里， 品着茶，等着两个因为路远而不得在寒假里回乡的小朋友和我共进晚 餐－－几包速冻饺子和一些素菜－－并观看电视新年晚会， 一边心里惴惴地， 唯恐其失约， 一边写这无聊的文字以派遣寂寞。寂寞我应该是不怕的， 但是成为了生活一部分的寂寞， 因为习惯了， 并不常常感觉到， 唯有聚会前的等待和散席之后的空旷， 才最令人感到百无聊赖。

这是我连续三年不和家人一起过年了。 长期的异地客居使我养成了“每逢佳节不思亲”的怪僻。 越到万家团圆的时刻， 我越喜欢独处一室， 顶多找两三个可以毫无顾忌地大唱大笑的朋友， 备几样简单的吃食， 在一起聚一聚。 这也是我的“独一份”吧。

小时候当然不是这样的。 小时候特别爱过年。穿了新衣裳，跟着大人串门，是很好玩的事情。 那时候兴老礼，须磕了头，才能得到压岁钱。 压岁钱到了“块”级，就会把小孩们乐得屁颠屁颠的， 回去放到钱盒里存起来，很久很久舍不得花。

逛厂甸是另一件赏心乐事。小时候没有出过远门，总以为厂甸在很远的地方，因此对去厂甸很重视。现在想起来，似乎只去过一，两次，怎么走的，买过什么，已经全然记不得了。印象里模模糊糊到处是人，热闹非凡。后来上了中学后，才发现厂甸离我住的宣武门外大街，不过二十分钟脚程。

过年时总要买玩具，最喜欢的是空竹。先是买双响的， 好抖。后来又玩单响的。单响的玩法多，可以撒到地上当陀螺转，转得差不多了用线绳兜起来接着抖。这些年空竹好像销声匿迹了。年初二在地坛见有卖，一问吓一跳：十五块一个！十五块钱买回去没练会再摔裂了，不值。

抽嘎嘎儿也是过年里，至少是冬天里时兴的游戏。现在很少有小孩玩了。庙会上有卖的，塑料的，轻飘飘的，肯定不好玩。过去的嘎嘎儿是用木头削成的，越大越硬越沉越好。嘎嘎儿削成后是个圆柱体连着一个锥体，倒过来放着像个蒙古包。尖头上大多镶嵌着一个钢滚珠。 玩的时候用手用力一转，然后用鞭子抽打。又硬又沉的嘎嘎儿抽起来很带劲。鞭子最好是皮的，能抽得嘎嘎响。在嘎嘎儿上用色粉笔随便划几道，抽起来就成了好看的图案。抽嘎嘎儿也有搞对抗赛的，让彼此的嘎嘎儿对撞，看谁的不被撞倒。当然，大的，沉的，重心低的总是赢家。

现在孩子们可玩的东西是发达多了，声，光，电的，自然是嘎嘎儿们没法比的。可是我还是怀念那些土玩艺。现在的玩具是财力的象征，而过去则更多融进了大人们的爱心。我以为肯掏钱给孩子买高档玩具的父母比不上肯为孩子制作一件普通玩具的父母。在我心目里， 用护城河的胶泥做的口哨，用木头削制的驳壳枪和匕首，用铁条焊成的推圈，比起变形金刚和游戏机来要亲切得多，也健康得多。报载有的孩子玩游戏机得了羊角疯。抽嘎嘎儿是抽不出这种后果的，顶多把胳膊抽粗了。现在孩子想要玩具了，开口便是一个“买”字。他们是绝对体验不到自己做一个玩具的乐趣的。当然了，这种孩子的商品意识倒是的确强得多，也算是有失有得吧。

小时候是否去过庙会，不记得了。近几年庙会恢复后，一直想去看看，直到去年才有时间去了趟龙潭湖。去之前别人就告诉我，别去，特脏。去了一看的确是脏得可以，尤其是小吃摊，可以说是脏到家了。乡下来的老年舞蹈队则是绝对不可以走近前去欣赏其化妆。今年又去了趟地坛, 稍好，但是河南来的武术，杂耍和珍奇动物展则不敢恭维。在地坛北门附近路上，一东一西对峙着两个高台。几个穿了和尚黄袍的人站在上面招揽观众。其中一个穿蓝色制服的人手举高音喇叭不停地喊：“一元五角，一元五角，大家快往里走！”在西边这台上则有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脸上胡乱涂着粉红色的妆，瞪着一对机械茫然的眼睛，脖子上缠了一条手臂粗的蟒蛇，在同台人的招揽声中，也并不说话，只是不时地扭动几下身体， 状若迪斯科，并用一手托起蟒蛇的尾巴，向前上方猛然伸出。 观众中或曰：“跟妖精似的。”在珍奇动物展的帆布围子上，画着各种怪模怪样的动物，而且还有神农野人。不多时，一妇人看完展览出来问收票的：“野人在哪儿？”答曰：“那是资料。” 妇人忿忿然离去。

看庙会使我对所谓民俗不再神往了。旅游这玩艺儿，已经是掺有很多蛊惑人心的东西了。开发出来给人看的民俗往往是俗不可耐。景物民风一旦被产品化了，就失去了原有的情趣。这就好比运到动物园里的狮虎，只是一些行尸走肉，全然不见了它们在山林里的风采。放到民俗村里的民俗， 也只是一些没有灵魂的外壳而已。它们可以满足追求皮毛的看客， 却无法满足探求真谛的心灵。

【录后记】此是93年稿。有改动。关于厂甸，昨日竟于梦中梦到一个街道路牌的近镜头， 白地篮字赫然写着“厂甸”二字。 随后又梦见北京宣武门原护城河复原， 水量颇大， 似是引京西水灌注所至。呜呼， 去国六载， 老家只鳞片爪， 犹常常于梦中浮现。是暗示耶？是欲望耶？请问谁人能为我解之？

2001,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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