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月2日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1月1日报导) 2003年中国关闭或整顿了几百家报纸，堪称中共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与此同时，揭露社会弊端和腐败的报导似乎也越来越多。官方媒体还在无法继续掩盖的情况下，一度公开报导萨斯疫情。2003年是中国新闻自由进步的一年还是倒退的一年？请听年终特稿第一部分。

*自由空间有所扩大*

回顾中国媒体2003年走过的路程，旅美自由撰稿人曹长青说，一年来中国媒体整合或成立了17个报业集团，在运作方面更趋于市场化和专业化，媒体的自由空间也比过去有所扩大。而且中国报业媒体面对国际上媒体的激烈竞争，也逐步开始把报纸内容的主要关注点从偏重意识形态的宣教，转移到读者和市场上来。

*大胆媒体前仆后继*

中国北京的自由撰稿人和评论员刘晓波认为，尽管中国当局在2003年查封了《21世纪环球报导》，对《南方周末》领导层进行了大换血的调整，但总的说来，2003年中国媒体的开放程度要比2002年开放一些。刘晓波说，诸如《南方都市报》，北京的《财经杂志》，《中国新闻周刊》，以及刚刚创办的《新京报》等一些报刊逐渐开始取代被调整和查封报纸的趋势，在某些方面的开放自由程度，甚至要超过《21世纪环球报导》和《南方周末》。

*敢谈内政外交大事*

刘晓波说，2003年媒体披露了并持续关注了一些在社会上引起比较大反响的个案，比如像孙志刚等案，黄静案，李思怡。此外，有些媒体在涉及到重大时事的时候报导也有改进。

刘晓波说：“比如说中国对日关系，对美关系等等国际大事上，在某种程度上敢于发表一些稍微不同于官方主旋律的自己的看法或评论。第三方面是中国媒体以前没有过的，从2002年底持续过来的，现在的媒体对国内重大的一些事件，特别是对中共高层的，比如说16大、两会都敢于做出一些自己不同的解读，有一些不同于官方主旋律的解读，从用词到观点，甚至于有一些涉及高层人事安排的问题。”

香港时事评论员何亮亮认为，2003年中国媒体出现了一些与往年不同的变化。他说，11月11号创刊的北京《新京报》，以其大胆泼辣的“广式”版面，敢于揭露北京社会和生活各个层面的弊端和腐败等问题，在北京报业市场引起相当的震动。另外上海的《东方早报》以其每日百版的气势，将触角深入整个长江三角洲。

*新闻频道不出色*

在电视媒体方面，何亮亮指出，受近几年来海外电视媒体的影响，尤其是伊拉克战争的直接推动和催发，中央电视台5月1号正式开播24小时滚动新闻。 但是，大陆主要电视台在新闻频道方面做的并不出色。

何亮亮说：“这个新闻频道本身，应该说观众对它的反应并不好。因为还是没有真正的发挥一个全日24小时播出新闻的新闻频道的作用，内容作的并不出色”

*整顿媒体有好有坏*

旅美的前中国《深圳青年报》副总编曹长青指出，虽然中央电视台这种效仿CNN电视新闻的广播模式，能及时、生动、权威地把正在发生的世界大事展现在媒体的受众面前，给中国媒体、新闻界带来一些希望。但是，曹长青指出，中国政府在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开放媒体的同时，也加紧了对媒体市场的整顿，所涉及被整顿媒体的数量，恐怕是中共执政以来最大的一次，总共有600多家报纸被关闭或被整顿。

曹长青说，取缔和关闭各级党政机构重叠办报，硬性摊派办报，对于净化报业市场，减轻基层额外负担，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这次媒体整顿也泱及了那些敢于发表和刊登敏感话题的报纸，把他们打入了冷宫。曹长青说：“在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利用整顿也把那些敢言的报纸，他们认为脱离了党的领导的，敢说真话的，敢扩大新闻空间的报纸也趁机都整顿掉了。每次都是即整顿了该整顿的报纸，也整顿了不该整顿的报纸。”

*进步与倒退并存*

曹长青说，过去一年整个来看，有进步的一方面，也有倒退的一方面。“进步的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媒体那些有良知的新闻记者，争取新闻自由空间，争取来的。而倒退的一方面，是中国政府利用手里的权力，砍杀报纸，压制这些不同的声音、自由的声音而导致的。”

*工具和商业的矛盾*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大众传播学系主任王毓莉教授从台湾学者的角度，对2003年中国大陆媒体状况进了分析说：“从整体来讲，大陆的领导或者官方其实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在政治的部分，基本上还是希望把媒体当成一个工具。可是从媒体的产业面来看。媒体在改革，有很多的媒体被放到第三产业，补助的措施被取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框架把它框得太死，必须要让媒体有一些发展的空间。”

王毓莉教授说，尽管当局在商业上给媒体更多的自由度，可是一旦媒体碰触到大的政治事件，影响国家整体形象时，当局第一个本能就是用隐瞒事实真相来保持国家良好的形象。

*对公开报导萨斯的分析*

2003年3、4月间萨斯病疫情在中国大爆发。中国的官方媒体在无法继续掩盖的情况下，一反常态，公开地报导萨斯疫情。对此，旅美自由撰稿人和评论员曹长青却认为，带来这一变化的背后推手，主要不在政府，而是那些有良知，追求新闻自由，专业化意识的记者努力争取的结果，另一方面也跟政府内部的权力斗争，胡温政府利用媒体来推动改革的势头不无关系。

北京的自由撰稿人和评论员刘晓波认为，萨斯疫情期间，从官方角度来讲，没有什么透明度可言，只不过是应付危机的权宜之计，是蒋彦勇医生从内部揭露事情真相，国际社会外界压力下不得不做出的媒体宣传策略的调整。 刘晓波说：“但是，从事实上，从官方政策的角度讲，没有怎么开放。改革这么多年都是这样，民间都是要充份利用官方宣示的一些政策，包括模糊的言论来寻找自己的合法性空间。官方的政策实际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是新闻还是宣传？*

今年8月18号，中宣部、中组部在全国宣传、理论、新闻工作电话内务会议上下达了不要对正在修订宪法部分搞公开争议，不要对政治体制改革进程、方向搞公开宣传，不要对已有结论的历史性事件决议搞争论的通知。

在中国某家新闻媒体工作的安先生说，中国整顿媒体，缩减党报，给媒体一定的自由程度和空间，看上去似乎是为了履行入世承诺和市场化的需要， 但当局的根本目的并非出于媒体本身的改革需要，而是为了更好地获得宣传的效果。中国媒体至今仍没有解决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新闻到底是当局宣传的一部分，还是新闻本身。

安先生说：“在新闻和宣传不能分开的情况下，去谈新闻自由是没有多大意义，当局只是一个管多管少的问题。我对目前中国媒体现状的一个总的评价还是处在一个体现党的意志处境和挣扎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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