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月15日讯】回首2003年，就北京政权的统治方式而言，有一点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关切，就是纯粹因言入罪的案例大大增加了。著名的有：

网路作家杜导斌2003年10月28日遭中国湖北省公安部门拘捕，11月12日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正式逮捕。如所周知，他是纯粹因为网路上的言论而入狱的。

因为何德普多互联网发表《就二月访华之行致布希总统的公开信》等文章，北京中级人民法院2003年11月6号判处他八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桑坚城2002年曾经在西安散发[致16大的公开信]等文章。2004年1月6号法庭据此判定[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遂将桑坚城判刑3年。

此前还有刘荻、欧阳懿、罗永忠、郑恩宠，….名字有一长串，在在皆是因言获罪，锒铛入狱。

这些事件意味着什么？北京究竟要走向何方？如果发表上述言论就要下狱，中国大陆知识人在国内外发表的类似言论文字多如过江之鲫，有些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北京当局是否要把他们统统”收归国有”呢？他们是否准备了一个大搜捕网准备一网打尽呢？在此全球朗朗乾坤之下，他们是否有此”气魄”呢？鉴于目前中国的政局诡谲多变，虽然不乏一些正面的发展，然而残酷荒诞黑暗之事，也所在多是。因此，上述倒行逆施，令人不得不怀疑，在这些试探性的搜捕迫害的背后，是否存在一个总体部署，一个逐步逼近的阴森森的战略行动计划？

十二年前，笔者曾经提出过中国从左派极权（leftist totalitarianism）向右翼专制（或称右翼威权主义rightist authoritarianism）转变的问题。后来的情势发展也大体印证了这一预言[感谢胡平先生一年多前撰文提醒并支援笔者早先这一预估，并加以扩展。（注1）]。虽然大家也不喜欢右翼专制，但暗中有一种不言而喻的假设，就是，中国的演化，很可能像台湾、南韩等社会一样，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政治上逐步从右翼专制演变成宪政民主制度。

不过，历史往往要给人开玩笑。北京又似乎喜欢”超额完成任务”。于是我们看到了上述的严酷图景。从江时代后期以及目前镇压思想言论的程度看，他们岂止是右翼专制，简直就在滑向新纳粹极权体制了!

难怪有论者指出，北京当局已经成为”成熟的法西斯政权”（注2）。

的确，邓小平和江泽民的统治已经抛弃了共产主义经济模式，但却坚决抗拒自由民主。的确，国有制已日益崩塌经，私人财产将获得宪法保障，商人被吸收入党。整个国家都成了一个商业公司：军队整个或者部分拥有企业、公司大股东同时是政府官员，但是，这离宪政民主国家的市场经济岂止十万八千里！然而，这究竟是个什么怪胎？

熟悉历史的人，总觉得似曾相识。对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就有过这种”制度创新”：所谓”第三条道路”，即”公司国家”（corporate state）。而所谓”公司国家”，其核心是墨索里尼创造并实施的”工团主义（syndicalism）制度”，使各行业选举代表直接参与国政（很像中共在香港推行的行业比例代表的形式）。这是在意大利法西斯文化改革试验中引起了全世界注意的一项制度创新，这就是国家社团组织。为了缓和同工人日益增长的矛盾，为了欺骗和笼络工人，将职业工会改为法西斯工团，并提倡劳资合作，发展生产，效忠国家。

最近，中共官方报道说：我们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以国家的力量推动重商主义”。按照这一思想的创始人何新的解释，这种”以国家的力量推动的重商主义”，就是”民族社会主义”。而所谓”民族社会主义”，如假包换，就是希特勒德国的纳粹主义（德文的民族社会主义就是Nationalsozialistische，它的德文缩写为”Nazi”，中文译为”纳粹”。）

实际上，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比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工团制度更疯狂，具有宗教狂热。

何新认为：”‘重商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截然不同。重商主义则具有条约明确的政治目标 －－ 致本国于富强。它不是为个人服务，而是为国家服务。””重商主义的政策取向，实际上就是经济的民族主义，或者说是民族主义的国家经济方针。”

这就是纳粹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共用的一个触目惊心的特征：极端的民族主义。希特勒在一九二二年一次演讲中论到什么是他说的”民族社会主义”即”纳粹”时，下过如下的论断：”任何人只要准备以民族事业为己任，再没有高出民族利益之理想；任何人只要了解我国伟大的国歌’德意志高于一切’的意思是，在自己心目中世界上再没有东西高于德国、德国人民和德国土地，这样的人就是社会主义者。” 如果把他这段话中的”德国”换成”中国”，人们听起来就会有无比熟悉和”亲切”的感受。虽然中国极端民族主义者与之相隔八十年，但仍然”心有灵犀一点通”。这段讲词简直就可以原封不动地放在中国的一些御用学者如何新、阎学通、李希光、王晓东等人的文章和演讲中。

在反自由主义方面，民族社会主义与中南海诸公也有相当共识：都认为自由主义是为富人所操纵的一种体制，自私并且缺乏爱国心。民族社会主义轻视自由、平等和幸福，提倡服务、忠诚和纪律。它视国际主义为懦弱，国会制度为无能。它特别强调意志和直觉。为了使个人放弃其个别的利益以追求集体利益，其最有效的办法是从事战争。

此外，在功利主义地利用传统文化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有高度共鸣。目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者们，悄悄地抛弃了毛泽东毁灭中国文化的文革狂热，相反，用中国传统把他们自己的统治合法化，这就正如在二、三十年代，墨索里尼重建了罗马，提供了一个用视觉回忆古代辉煌的机会；希特勒用他最欣赏的传统式建筑布满第三帝国一样，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前，北京的某些人由于中国经济开始起飞，而有恃无恐，汲汲于整兵黩武，企图在台海开启战端。应当严肃指出，这是一条毁灭中国，扰乱世界的绝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收场，当是前车之鉴。

中共最近对言论自由的非理性空前残酷镇压，极端民族主义在中国大陆的兴起，都显示了北京统治集团从左翼极权向右翼威权统治的转向，而其极端状况，则是本文所忧虑的：当局从共产主义向法西斯主义的转向。

历史和现实都清楚表明，民族主义不可能对中国的未来走向提供内容丰富的方向性的贡献，不可能阻挡民主发展的世界性潮流，它将被全球化的潮流所弱化。同时，北京未曾预料到的是，民族主义是一头很难伺候的非理性怪兽，是一把双面刃，一旦放出牢笼，它可能给中共带来难以估量的政治后果。

中南海诸公，能不慎之又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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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胡平：《左派独裁、右翼专制、极权与后极权》谈到：十一月九日《纽约时报》就中共十六大发表文章，其中讲到，中共如今已从全世界最后一个左派独裁政权，转变成全世界最后一个右翼专制。其实，早在十年前，我的好朋友陈奎德博士就发表过一篇文章，明确提出”中国向右翼专制转变的可能性”(“从全能主义统治的转化讨论会”，普林斯顿，1992年1月18日–19日)。在这篇文章中，陈奎德归纳了所谓右翼专制的六个特点。它们分别是： 1、脱离以意识形态治国的政教合一的窠臼； 2、以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权力垄断和保持社会稳定为基本政治目标； 3、仍然拒绝分权制衡与民主参与，不过对司法的控制比以前要弱一些； 4、仍然否定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虽然其控制力会比以前小一些，但控制仍是无所不在； 5、私有财产有了根本的合法性，并且经济起飞也具备了现实可能性； 6、在外交上，这种右翼专制政权将奉行传统的地缘政治和强权主义，对外则宣传某种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以国家利益而不是以意识形态的原则来确立外交亲疏的基础，并以此姿态加入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陈奎德还进一步分析了中共转变为右翼专制的客观现实性。他指出： 1、在国际上，西方国家比较能容忍右翼专制政权，对共产左翼政权更不能容忍。陈奎德这一分析，可从十年来中美关系的相对稳定得到印证。 2、如果俄国和东欧各国在民主转型后的数年间，其总体经济状况未能摆脱困境，则中共右翼政权可以侥幸保住其独占的政治权力。这十年来，中共一直大肆渲染俄国和东欧国家的”乱象”，也确有不少人因此而降低了对政治改革的热情。 3、经济起飞的成就可为中共重建所谓政绩合法性； 4、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以及由此孪生出来的所谓”国情特殊论”在短期内可作为右翼专制政权的政治资源； 5、由于右翼专制的无原则的机会主义性格，它可能创造某种出其不意的政治联盟，开辟新的政治组合空间，并从而巩固其统治。关于这一点，只消想一想中共允许资本家入党就行了。 应该说，陈奎德对右翼专制的预测和当今中国大陆的现实是大致吻合的。其先见之明，令人叹服。这里我再作几点补充说明。…… （见本站11/14/2002， 观察家）

注2：《华尔街日报》”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研究员、”中美安全评估委员会”（U.S.-China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成员乐登（Michael A. Ledeen）的文章”从共产主义走向法西斯主义？”（From Communism to Fascism?）指中国正走向法西斯主义。（中文摘要见本站12/15/2003，理论探索）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