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月10日讯】衡量一个国家贫富差距的指数叫基尼系数，这个系数是二十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确定的。基尼根据洛伦茨曲线找出了判断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设实际收入分配曲线和收入分配绝对平等曲线之间的面积为A，实际收入分配曲线右下方的面积为B。并以A除以A+B的商表示不平等程度。这个数值被称为基尼系数或称洛伦茨系数，其范围是由0～1。如果A为零，基尼系数为零，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等；如果B为零则系数为1,收入分配绝对不平等。该系数可在零和1之间取任何值。收入分配越是趋向平等，洛伦茨曲线的弧度越小，基尼系数也越小，反之，收入分配越是趋向不平等，洛伦茨曲线的弧度越大，那么基尼系数也越大。如果个人所得税能使收入均等化，那么，基尼系数即会变小。

当基尼系数指标为1时，表示绝对不平等，意味着全国财富集中在一个人手里，其他人均无财富；基尼系数为0表示绝对的平均。世界银行规定：基尼系数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并且，世界银行还把0.40定为基尼系数的警戒线。

改革之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如不考虑城乡差别大约是0.22,如考虑城乡差别则为0.28,属于世界上比较低的。目前，世界多数国家基尼系数维持在0.30～0.40之间，西方发达国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平均基尼系数为0.34。相比之下，美国的基尼系数明显偏高，为0.40（1994年），瑞典的基尼系数明显偏低，为0.25（1992年）。一般而言，为了社会必要的稳定，基尼系数应该控制在0.40以内。然而改革之后，特别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的基尼系数一路攀昇，到1995年就达到0.41。而从1995年到现在，中国的贫富差距仍然在迅速扩大。虽然《世界银行年报2002年度》中只列举了中国在1995年的数据，但是根据本人搜集的资料，中国这些年基尼系数是一直上升的：1996年为0.44,2001年为0.46。下面一组数字，是我从《1999～200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摘抄的一些国家基尼系数的对比数字：

收入的分配或消费的分布

【注】在摘抄上表时，发现很多国家贫富差距状况存在基本类似的情形，为了节约篇幅，笔者按照几种不同类型进行摘抄。主要分为：美国类型、西欧类型、北欧类型、非洲类型、拉美类型、苏联东欧转型经济类型、南亚类型。

从上表可以看出：世界上多数发达国家的财富分配是比较合理的，瑞典、奥地利等国家财富分配更是大体平均，即便是我们以往认为“贫富悬殊很大”的印度，其贫富差距实际上比我国要小的多。基尼系数比较高的国家基本上都是尼日利亚、布基纳法索、哥伦比亚、巴西等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以及俄罗斯。可见，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的贫富分化不是在“借鉴发达国家经验”，而是在日益走向非洲和拉丁美洲道路。

由于财富愈来愈向一小部分掌握权力的人或和他们关系密切的人手里集中，中国迅速出现了一个亿万富翁阶层。这里面有一部分是自己靠勤奋创业起家的实业家，如左宗申、张朝阳等，对这些人我只能表示钦佩。除了这些人以外，还有一个人数比较多的高收入阶层，例如外资企业和国际机构的中方高级雇员；非金融机构和房地产开发机构的项目经理；一部分个体工商户；部分企业承包者和技术入股者；著名的影星、歌星、时装模特、作家和运动员；少数律师、经纪人、广告人和会计师。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对这些靠诚实劳动、双向选择致富的人我除了认为他们必须照章纳税以外，没有什么意见。但是，在中国目前的权力及财富分配体系下究竟有多少富翁是守法的实业家？中国富翁阶层对社会贡献大还是危害大？对此我是深表怀疑的。根据本人的了解，中国目前两极分化伴随着普遍而严重的不公正，最富的人中有相当大一部分财富来源可疑。那么，中国的富人阶层是怎样一种构成呢？

（1）权势阶层或者是他们的子女、亲属、朋友。中国官本位的社会传统决定了“当官”与“发财”从来都是一对孪生兄弟。虽然中国的官员表面上看薪水不高，但由于权力的全面垄断、资源的高度集中、决策的不透明、监督的缺位等原因，权势者通过贪污、受贿等手段发财致富简直是轻而易举的。近些年来，中国反腐败工作确实有一定成果，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因腐败而被关进监狱的前官员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多。但是，腐败却如星火燎原一样一发不可收拾，腐败分子“慷慨腐死、前腐后继”，堪称世界奇观。成克杰、胡长清、慕绥新、李嘉廷、程维高、王宝森、刘方仁……这一长串因腐败落马的高官后面，还隐藏着无数没有查出、没有倒台的腐败官员。“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不仅是这些高官，这些高官的子女、亲属、朋友往往会得到高官们的庇佑，土地、批文、贷款得到全不费功夫，也都成为“富人”中的一员。近年来，在加拿大、美国、澳门等地方频频爆出中国高官子女一掷千金的新闻，从侧面证明了中国权势阶层的富裕。

（2）与权势阶层联系紧密的商人或黑社会头目。近年来，随着中国一批“富翁”的落马，“富翁”们与权势阶层“剪不断、理还乱”的千丝万缕的关系浮出水面。无论是杨斌、周正毅、赖昌星，还是最近因被从死刑改判死缓而成为全国关注热点的沈阳黑社会老大刘涌，几乎每一个“富翁”后面都会牵扯出一大批政府官员。奸商和黑社会通过行贿把党政官员变为其非法活动的保护伞，轻而易举地获得各种优惠政策和资源，借助政府力量达到排除竞争者、压制民众抗议的目的，从而在短期内敛聚起大量财富。而党政官员则待价而沽，从奸商和黑社会那里获得分红。如果说以往黑金政治盛行的意大利已经通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净手运动”基本排除了权钱交易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权”与“钱”结合得如此天衣无缝、肆意妄为。

（3）国有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及高层管理人员。近些年来，中国国有企业纷纷陷入困境。当然，陷入困境的原因多种多样，这里不一一阐述。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国有企业这座“穷庙”，却坐满了“富方丈”。虽然很多国企工人发不出工资来，但企业领导层却腰缠万贯、纸醉金迷。这也难怪，自从“厂长负责制”推行以来，本来名义上归“全民所有”的国有企业成了厂长一人天下，什么事都是厂长说了算，要裁人就裁人、要卖资产就卖资产、要给自己涨工资就涨工资，什么职代会、工会都是摆设，工人没有任何权力参加企业管理和监督，国有资产的大规模流失也就是不足为怪了。问题是，弄垮了企业、肥了个人的企业贪官却没有什么责任可负，无论企业再困难，该升官的升官，该发财的发财，几乎个个都是“潇洒地走”，只是苦了赖企业谋生的工人。更有甚者，在目前“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大旗下，一些国有企业管理人员通过破产逃掉银行债务、以极低的价格解决掉职工，再以低价买回企业资产，瞬间就成为名副其实的“大老板”。这样的事例，笔者多次亲眼所见。

（4）通过有组织的违法犯罪行为攫取金钱。目前的中国，已经成“礼仪之邦”变为名副其实的“假冒之邦”，几乎所有的人都不讲最起码的诚信，市场上充斥了有毒有害低成本的假冒伪劣产品。近些年来，关于劣质产品的内幕屡屡曝光，广东的毒猪肉，河南的毒大米，四川的腐肉腌制品，湖南的“卫生筷”，广西的毒腐竹，湖北的毒酱油，还有房地产业的价格欺诈与劣质房屋，股市造假、非法集资、传销……个个骇人听闻、触目惊心，无数老百姓的血汗钱甚至性命被形形色色的骗子、罪犯所吞噬。然而，由于受到某些政府官员的暗中保护和玩忽职守，这些犯罪份子有很多至今仍然逍遥法外；有些地区制假售假甚至已经成为当地“支柱产业”，屡禁不止，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5）依附于权势阶层的“知识精英”。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知识份子一直给人以“独立人格、社会良心”的印象。然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精英阶层明显出现了异化倾向，相当一部分知识精英蜕变为政治娼妓和犬儒，寄生于权势阶层。部分知识精英的犬儒化和娼妓化导致这些人丧失了独立人格和最起码的良知，他们的一切“学术研究”都围绕着权势者的需要而进行，当权者需要什么理论，他们就能炮制出什么“理论”，无论从当年鼓吹“企业承包”、“兼并破产”、“股份制改造”，还是现在的“国企民营化”、“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一贯如此。实际上，这些“知识精英”提出的这些个高论，没有一个是能够经受得住历史检验的：国有企业的承包、兼并、股份制改造，造就了国有企业短期的虚假繁荣，随即跌入了深渊；“医疗产业化”给劳动人民造成了巨大的健康惨祸，“教育产业化”则剥夺了穷人受教育的权利。犬儒们所鼓吹的这化那化，归根结底造就了一小撮富厂长、富医生、富教授，以及黑压压水深火热的劳苦大众。当然，犬儒们出卖良知也收到了丰厚的回报，某个鼓吹经济学不讲良心、产业化万能的“著名经济学家”不是已经拥有显赫的名声以及数以千万计的家财吗？这个人不是仍然放言说“中国的贫富差距并不像数字反映的那么大，群众仍然可以承受”吗？这个人最近不是抛出了“北大教授没有别墅汽车，就意味着中国改革失败了”的新天方夜谈吗？

我无法断定，上述“五种人”究竟占中国富翁的百分之几，因为中国从来没有进行过这样的统计。唯一能断定的是：广大劳动人民生活日益贫困化，不仅是相对贫困，而且是绝对贫困。除了贫富分化日益拉丁美洲化以外，中国国情又有特殊性：中国的人均收入又远比拉丁美洲国家要低，导致中国人口中赤贫人口数量很大。中国每天生活费用不足2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57.8%，而相比之下巴西为43.5%，委内瑞拉为32.2%，哥伦比亚为21.7%。

由于这几年两极分化的趋势非但没有得到任何控制，反而因“国企民营化”、“医疗产业化”、“教育产业化”等政策的实施，中下层群众用于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开支每年以20%以上速度猛增，导致穷者越穷、富者越富，财富加速向少数人手中集中。以2000年国家统计局的一份数据为例：5%的困难户收入比上年下降0.03%，10%的最低收入户收入增长1.3%；而10%最高收入户增长10.2%。故按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每年递增0.1%”的两极分化速度，我估计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48～0.50左右，甚至可能已突破0.50,即将进入“收入差距悬殊国家”的行列。下面是我搜集的另一份名为《中国城镇居民的贫富差距扩大趋势》的资料，从这份资料里可以比较直观地体现我国城镇居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贫富分化情况。值得强调的是，由于这份调查资料不能显现出隐性收入、灰色收入和非法收入这“三项收入”，故实际的贫富分化情况要比表中信息严重得多。

中国城镇居民的贫富差距扩大趋势

【注】表中1990年的原始数据来自“人的现代化”课题组在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的抽样调查；1993年的原始数据来自“社会变迁与社会意识”课题组在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的抽样调查；1998年的原始数据来自“社会形势预测”课题组在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的抽样调查。

资料来源：许欣欣、李培林：《1998～1999年：中国就业、收入和资讯产业的分析和预测》，戴汝信等主编（1999）：《1999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数字是枯燥无味的，下面我列举出一些我自己走访时所见所闻，来对这些枯燥的数字进行阐释。2000年9月底，我走访了一个位于中国中部某省的一家主要生产建筑振动机的特困国有企业。按理说这个地方属于平原地区，算不上最为贫困的地方；而这家企业陷入困境的原因倒不是因为企业领导的贪污腐化，而是他们实在没有力量进行产品的更新换代，找不到销路、进不了原料，最终被市场淘汰掉了。在参观这家企业的橡胶粉碎车间时，我发现那里异味扑鼻，空气中充满了有毒橡胶粉尘，别说待久了，就是在门口站一站就难受。工人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中作业，唯一的劳动保护就是一副口罩。当我问及企业领导工人收入时，企业领导告诉我一个令我无比惊讶的数字：年收入1700元，月均140元——这区区140元不过是我们这些普通职员在餐馆里小吃一餐的花销，竟然成了这个企业一名职工辛苦一月所得的全部收入。

2002年春天，我又走访了位于偏僻山区的××煤炭矿务局，这个资源枯竭的煤炭生产企业是典型的“企业办社会”模式，全局8000多名职工加上家属合计四万多人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小镇，有自己的学校、医院、派出所等等。由于资源已经基本枯竭，职工的生存成了大问题，整个矿区到处是破破烂烂、摇摇欲坠的棚户，到处是没有事情做的下岗、失业职工。为了维持职工的基本生存需要，上级每年对其进行财政补贴1500万元，但平均到每人每月也不过150元，实在是杯水车薪。由于地处偏远，当地职工甚至没有机会到城市去摆地摊谋生。

2003年6月，我曾经走访过的一家大中型国有企业××厂连续一个月内爆出两起因为生活困难导致的人命案件。由于经营困难，这个厂从二○○二年下半年至今连续九个月没有发过一分钱的工资。二○○三年六月三日，在几个歌舞厅赶场子拉琴挣钱的老工人胡××回到家里，其妻子告诉他，在武汉某大学读书的儿子在催交一万元学费。胡××出门借钱。可是全厂工人都八九个月没有见到一分钱了，自己家里尚揭不开锅，谁又有能力借出一万块钱呢？胡××出门一天，空手而归。回到家里，妻子见他一无所获就唠叨了几句，胡××本来就又气又恼又急，再加上妻子的辱骂使得他倍感绝望，于是他拿起洗澡毛巾狠命地勒住妻子的脖子，导致妻子气绝身亡。无独有偶，胡家出事后不到半个月，该企业又一名职工因为生活困难绝望之下自杀。两起接连发生的悲剧导致全厂职工群情激愤，他们走上了大街、阻断了铁路，并且与前来干涉的警察和政府官员发生冲突。

工人状况如此，那么占中国人口70%的农民又是怎样的呢？由于笔者生活在城市中，平时还要工作养家糊口，因此难以对农民真实的生活状况进行全面的调查，故我在这里就不列举事例了。但是，曾经在农村工作多年、担任过镇党委书记的李昌平所写《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大家却并不陌生。作者用令人信服的事实和数据，得出了“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结论（虽然这本书得以出版，但作者却因为敢于说真话而无法在官场立足，不得不远走他乡谋生去了）。从这本书所反映的内容来看，农民生活之艰难，所受盘剥之严重，甚至比工人还要厉害。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经过多年改革发展，中国下层人民的处境竟然是如此艰难，实在是令人痛心疾首！而今天，某些权势者和政治娼妓们竟然不顾人民之死活，不断鼓吹“拉开拉大收入分配差距”、“继续实行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甩掉包袱”；不断砍掉本来就少得可怜的福利，代之以价格奇高的“教育产业化”和“医疗产业化”；鼓吹杀贫济富、弱肉强食；甚至瞪眼胡说什么“中国贫富差距并不像想像的那么大，居民还可以承受”，怎么，非要等到遍地星火燎原、非要把中国弄成海地那样才算满足吗？这些人良心何在？天理何在？@(//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