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9月23日】 “历史是一个可以随意打扮的女孩”，有人说这是胡适先生的警句。后来有人出来澄清，胡适的原话是：“历史不是一个可以随意打扮的女孩”。一字之多，谬以千里。历史如果是女孩，打扮与否都不太重要，花环与脂粉总掩盖不住她的清纯和透彻，撩开那层薄薄的面纱，她的本来面目就会暴露无遗。然而在特定的地域和特定时期，历史往往是娼妇，她被老鸨精心妆饰，以圣女的形象推介给人们。这老鸨就是社会的特权阶级。
张学良放弃东北，通常的教科书者说是奉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而日本出版的《日中关系八十年之证言》一书披露，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的八月二十五日，日本关东军就截获了沈阳公安局的一个命令：“日本正在极力挑舋，应各容忍自重，力避发枪。如遇日方发枪，应即退入分局，以避冲突”。九月六日，身在北平的张学良发电给东北边防军及东三省政务委员会：“对于日人，我方务当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遵照注意。为要”。“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当晚，张学良正在北平看程艳秋的戏，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士毅向张电话通报，张学良说等回去后再商量，后来干脆电话也不接。当时北平有人以“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的诗句相讥。而时在江西南昌剿匪行营的蒋介石在十九日有如下日记：“倭寇侵略我东省矣，呜呼痛哉！余唯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拼以一身报我总理，报我先烈，报我民族！”二十二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南京党部大会上发表演说：“到忍耐无可忍耐，且不应忍耐之最后地步，则中央已有最后之决心与最后之准备，届时必须领导全体国民，宁为玉碎，以四万万人之力量，保卫我民族生存与国家人格”。可见当时从中央到地方都抱有通过外交和国联解决事变的意图，至于是谁下的不抵抗命令现在还是一个谜。张学良是谁的恩人，谁的罪人，谁最有可能替张学良隐晦，值得一思。
联合政府先前一直说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有《论联合政府》一文为证。而据前苏联的解密档案，毛泽东在一九四七年给斯大林的电报主张等到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后，一切民主党派都要退出历史舞台，实行一党专政。倒是斯大林主张中国要建立联合政府。解放战争时期，历史的说法是斯大林劝说中国划江而治，而毛泽东坚决反对，这也有“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一诗为证。而俄国人出的回忆录中说当时米高扬到西柏坡劝说毛泽东打过长江去，而毛泽东表示只想划江而治。历史结论似乎产生了动摇。除此外，一九二七年谁背叛了中国革命；抗战期间谁坚持抗日，谁在保持和发展实力；抗战胜利后谁积极推进民主，谁筹备一党独裁等等重大历史问题都还隐藏在迷雾之中。
历史真相永远只有一个。站在不同利益，不同立场，用不同资料和不同眼光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对待历史我们需要一种怀疑精神和分辨的眼光。如果一种结论、特别是涉及近现代史的结论只对某一特权阶级有利，那种结论就值得人们怀疑──特权阶级有着粉饰和掩盖历史的动机和手段。历史结论取信于人，途径只有一个，就是公开历史档案。倘若某个事件已过去数十年，其档案尚不能解密，或只能凭组织介绍信仅供少数官方的专家学者查阅，这专家学者作出的结论尤其值得推敲。中国的史书、传记、碑贴、墓志充满了隐恶溢美之辞，二十四史中的《隋书》是其中一例，原因是《隋书》修得较早，书中涉及的人物多是唐初权贵的父祖。但好在唐朝给后来留下了大量的稗官野史、私籍笔记，人们通过去伪存真，基本能还隋史以本色。近现代历史资料则丰富得多，除了上述种种，还有大量遗存的图片、摄影、档案及国外资料，史学家们的责任就是从扑朔迷离的史料中发现真相。我们不能被御制史书蒙上了双眼。
现实生活中的事件真相都能被刻意隐瞒，历史自然就成了花枝招展的娼妇。先看准了她为谁谋利──谁就是幕后的老鸨。透过老鸨们的虚伪和脸上厚厚的脂粉，我们终究可以辨明娼妇的真容。毕竟圣女的外衣掩盖不了骨子里的淫荡和邪恶。
大师们的选择
有着大师的时代是伟大的时代。历朝历代的文化艺术大师们的杰作构成了我们民族灿烂文化的美丽画卷。近代文化艺术大师更是灿若星斗，一个个载入史册的名字为后世所景仰，这些文化艺术的专门家创造的文化艺术高峰很多至今仍代表着我们民族的最高成就，这是我们民的族瑰宝。然而大师们一旦生活在国家动乱和割据的年代，就必须用自己敏锐的眼光辨析正义、邪恶。他们不是盲从者，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判断做出选择，他们的选择决定了自己的未来命运，同时也以自己的方式──报刊、作品和言论影响着社会，也引导着社会大众的倾向。
章太炎是当之无愧的大师级人物，他对事物的认识往往预见于萌芽之前，而非既成之后。他在一九二四年就领衔撰写《护党救国宣言》，反对国共合作。一九二五年在上海国民大学演讲《我们最后的责任》，申明：“我们现在要反对的，就是要反对共产党。共产是否适合我们的国情，还在其次；现在的共产党，我们可以直接称他俄党，他们不过是借着共产主义的名目，做他们活动的旗帜，什么共产不共产，那简直是笑话。借着俄人的势力，压迫我们中华民族，这是一件很可耻辱的事。我们应当反对借俄人势力压迫中华民族的共产党”。他是最早辨别正义与邪恶的大师之一。当时的孙中山、蒋介石还没有这样犀利的眼光。一九二六年章太炎为首成立“反赤救国大联合”、“国民外交协会”，反对“赤化”，并致电苏俄驻北京大使加拉罕，抗议加拉罕在中国宣传赤化，“煽惑无知之青年，啖以金钱，授以利器，为虎作伥”。他在一系列文章、演讲中宣传其“反赤”主张，直到逝世的一九三六年仍骂共为“贼”。他骂共产党、骂国民党、骂北洋军阀甚至骂孙中山，他的观点一以贯之。幸亏死得早，逃脱了后来的反攻倒算。
与章太炎相仿，鲁迅也以骂着称。他骂麻木不仁的国民，骂国民党，骂政府，骂一切权贵。他对一切与国民党为敌的人都有本能的好感，并与瞿秋白、冯雪峰、成仿吾等共产党人保持联系。他没有加入共产党，保持着距离和戒心。甚至在他应共产党人的要求而写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中国文坛上的鬼魅》中也只根据自己的看法发表意见，并无一句支持共产党的文字。他是有着自己的思考的。以他的禀性，谁能保证他后来不会骂共产党？也幸亏死得早，逃脱了后来的噩运，至今仍年年被纪念着。
而胡适、林语堂、钱穆、张大千、胡秋原等人性情要平和得多。他们对时局不满，也有批评、鞭挞、讽刺、幽默，但一律反共。他们成为“反动政权”的座上宾，没有批判批斗，没有检讨反省，没有牛棚专政，他们的后期作品珍如拱璧，唯一的平生缺陷可能就是添了数十年的故国乔木之思，这源于他们的选择。
有着“完美”归宿的要算郭沫若了，他最早写了《试看今日之蒋介石》，对蒋进行文字讨伐。抗战时期左右于国共两党之间。建国后更是做到了副总理。他的诀窍就是改弦更张，再也不骂独裁专政了，极尽阿谀之能事，“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是他对毛泽东的颂词。他得了个善终。但他后期的作品几乎不堪卒读，尊定他大师地位的作品全部写于“反动统治”时期，这不能说不是他的人生之玷。巴金在解放后的作品几乎完全是“违心之作”。“文革”期间，他整人或被整，以至“文革”结束后直到今天仍在“忏悔”着，现在成了当局手中的香饽饽，看来是会得个善终的。
其它人则没有这样的好运气。老舍、茅盾，胡风、梁漱溟、曹禺、马寅初、常书鸿等一批旧文人谁没有受斗挨整？从肉体到精神的折磨使得他们再也写不出划时代的伟大作品。他们成了“牛鬼蛇神”，作品成了大毒草，结局不是投湖就是跳楼，不是服毒就是悬梁，少数幸存者平反后也是风烛残年，身心憔悴。他们选择了一个阵营，这个阵营决定了他们的命运。而从共产党摇篮里出来的红色文人结局也大致相同。周扬、吴含、邓拓、周立波、绿藜等红色文人同样成了恐怖时代的牺牲品，他们的遭遇让人落泪。共产党的支持者章乃器、王造时、章伯均等以骂国民党、蒋介石而得名，在共产党领导下却不得不低头认罪。最可笑的是鲁迅以后的杂文圣手聂绀驽，他骂同样的对象，文辞之犀利比鲁迅有过之而无不及。建国后他在香港继续骂蒋介石、蒋经国、骂白崇禧、陈立夫和国民党，写了大量歌颂共产党的颂歌，然而回国后郁郁不得意，再也看不到那些锋芒毕露的文字和讨伐声。倒是沈从文有着一身傲骨，解放后就搁笔，他没有留下“违心之作”。从旧社会过来的文化人几乎没有不受冲击、改造和挨整挨批的，这是那个黑暗年代的事实。按照共产党的阶级分析，知识分子属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是专政的对象。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一分钟也不忽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能够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他们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后立即将斗争方向转向了有小资产阶级倾向的知识分子。毛泽东说：“资产阶级和曾经为旧社会服务过的知识分子的许多人总是要顽强地表现自己，总是要留恋他们的旧世界，对于新世界总有些格格不入”。于是“引蛇出洞”，围而歼之。他们的出路有两条，“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事情正在起变化》）。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恶毒地骂着梁漱溟：“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羞恶之心，人皆有这，人不害羞，事情就难办了”，“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士可杀不可辱，毛泽东对梁漱溟百般侮辱，可见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厌恶、反感到了何等地步。如果说内战时期站在不同阵营是这些大师、准大师和伪大师们自己的选择，那么在共产党执政后，接受被改造、清洗和斗争的命运则是他们命运注定的了，他们早就为自己掘下了坟墓。
一个将外来理论凌驾于民族文化之上，主张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主张一个阶级可以凌驾于其它阶级之上，主张消灭国家、民族、民主和道德，主张实行公妻制（见《共产党宣言》）的组织怎么可能尊重民族文化和文化大师？怎么可能去实施民主和保障人权？怎么可能实行一种文明政治？如果说大师和知识阶层曾经选择了一个阵营和制度，这个阵营和制度的恐慌车轮却事与愿违地向着专制的道路狂奔，大师和知识阶层成了车轮下瑟瑟发抖的肉兔。
站在历史的紧要关口，需要人们作出正确的抉择。顾炎武或钱谦益，区别只在一念之间。近代大师们出于对时政的不满，希望社会变革。以他们的学识智慧不可能不知道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意味着什么？而他们听信了有关建立联合政府和实施民主政治的谎言。他们选择了死亡和悲惨之路，陪同他们的是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从苏联、东欧到亚洲，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无一例外对知识分子有着天然的敌视，因为知识分子是进行愚民统治的最大障碍。虽然现在“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专政阶级对知识分子的隔膜、排斥和防范永远不能消除。一旦陷入了专制牢笼，冲出围城可能要付出几代人的努力。大师们的痛苦是整个知识阶层的痛苦，大师们的命运也就是整个知识阶层的命运，这已为历史所证明，并将继续为历史所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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