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9月22日讯】宗璞《东藏记》取“东躲西藏”之意，以抗战期间西南联合大学的生活为背景，生动地刻画了在民族危难时刻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和情感世界。他们对亲人朋友的大善、对祖国人民的大爱、对日本侵略者的大恨、对亡国之祸的大痛，在这部小说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宗璞有着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的修养，文字淡雅，笔墨委婉，如同一支“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腊梅，含情脉脉而芳香袭人。她的文字有点像刚刚去世的台湾女作家林海音，古雅而不失灵动，婉约而不失自然，清新而不失深厚。这样的文字在青年一代作家中已经很难看到了。
西南联合大学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奇迹，它在九年间培养的杰出人才甚至超过了此后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半个世纪所培养的杰出人才的总和。为什么在警报和烽火中、在饥饿和寒冷中，西南联大能够创造一个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宗璞写的是自己少女时代的一段亲身经历，她的父亲冯友兰那时正在联大任教。小说中诸多人物多可以找到生活中的原型，几乎都是学界名满天下的大师。《东藏记》以其特有的方式揭开了这个谜底：西南联大其实是抗战的第二战场，每一个教授、每一个学生都是战场上的战士。他们保存、传播和发扬着我们民族的文化和精神的命脉。只要这一命脉不断，中华就不会消亡。
宗璞的文字里饱含了那个遥远时代的温热，然而在某些特别的片断里却暗藏着闪闪的机锋。总体风格的温婉与某些片断的锐利，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对立，让人感觉到某种“不协调”的味道。小说中有一对留洋归来的青年教授尤甲仁、姚秋尔夫妇，家住“刻薄巷”，以刻薄冷漠、造谣生事著称。他们刚刚登场的时候，“说话都有些口音，细听是天津味，两三句话便加一个英文字，发音特别清楚，似有些咬牙切齿，不时互相说几句英文”。有教授想试他们一试，询问《诗品》中“清奇”一章，话还没有说完，尤甲仁便将原文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问到一处疑难，尤甲仁马上举出几家不同的看法，讲述得很清楚。这时，其妻姚秋尔面有得色。对方又问：“这几家的见解听说过，尤先生怎样看法？”尤甲仁微怔，说出来仍是清朝一位学者的看法。写到这里，宗璞忍不住借书中另一个人物之口发表议论说：“读书太多，脑子就不是自己的了。这好像是叔本华的话，有些道理。”
小说中好几处提及这对年轻的教授夫妇。本来是“春江花月夜”，突然转成了“高祖还乡”，缺乏必要的“起承转合”，总是有点突兀。杂文的笔法隐约可见——“他们以刻薄人取乐，他们这样做时，只觉得自己异常聪明，凌驾于凡人之上，不免飘飘然，而毫不考虑对别人的伤害。若对方没有得到信息，还要设法传递过去。射猎必须打中活物才算痛快，只是闭门说说会令趣味大减。”作者对这对夫妇的讽刺意味非常明显。小说中还写到，中文系安排尤甲仁演讲，他讲“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大段背诵莎剧和《牡丹亭》的片断。虽然内容丰富生动，却没有说出比较的是什么、思想上有什么同异、艺术上有什么差别。同学们听了，有人赞叹，有人茫然。
对中国现代学术史略有了解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两个人物是在影射钱钟书、杨绛夫妇。我一向不喜欢钱钟书夫妇。虽然他们学识渊博，但他们何尝对现实中的苦难和罪恶发过言？《东藏记》中说：尤甲仁素来不发表带有政治色彩的言论，有人说他清高，有人说他自私。他却攻击一位批评国民政府压制舆论自由的教授说：“现在民主人权很时髦了，无怪乎以前有人说某某教授善于投机。这可不是我说的。”这段话模仿钱钟书的口吻，真是惟妙惟肖。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真的能够超越黑暗的现实政治吗？真的能够躲避暴虐的专制权力吗？
钱钟书自以为聪明、自以为超凡脱俗，但在“文革”时代，他还不是拼命讨好清华同学胡乔木，靠着这个以“理论权威”自居的文化弄臣的关系，讨得了一个翻译红宝书的差使，这才得以躲过浩劫。正如论者所云：“钱的淡泊名利是做给社会看的，同时又是一种生存策略，既对苦难和社会不公正保持沉默，又能把自己塑造成似神的人格。在中国，面对那么多苦难与无耻，沉默似乎成了一种美德，一种良知。其实，沉默非但不是美德，反而是一种巧妙的无耻——一种生存策略。无论多大的学问家，一旦珍惜自己的羽毛，就将丧失自己的良知。”在各种学者之中，我最不喜欢的就是这种冷血的人物。我认为，再大的学问也提升不了他们的人格魅力。
小说中还有一处写夫妇两人的互相吹捧，有些晚清小说的风味。姚秋尔说：“甲仁在英国说英文，英国人听不出是外国人。有一次演讲，人山人海，窗子都挤破了。”而尤甲仁说：“内人的文章刊登在《泰晤士报》上，火车上都有人拿着看。”钱钟书可曾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自己在《围城》里刻薄地嘲讽别人，也有人在小说中以同样的刻薄来对待他？真可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对夫妻看上去好像神仙眷属，夫唱妇和，好不让人羡慕。但是，我却感到疑惑：两个刻薄的人生活在一起，能够真的相爱吗？我不相信钱钟书夫妇那矫揉造作的“爱情”。刻薄是人类最恶劣的品质之一，刻薄的人不知道什么是爱情，不去爱他人，也得不到爱。后来，在“文革”之中，钱钟书夫妇与林非一家为着邻里纠纷大打出手，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此次争斗，后来双方均写文章大肆攻击对方，而在我看来，他们并无好坏是非之分。人必自辱，然后他人辱之。与其他许许多多深陷于苦难之中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们都值得怜悯和同情。而于广大“钱迷”来说，听到这个事件，简直就如同经历了一个神话破灭的过程。其实，知识的渊博与人品的崇高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不必迷信那些学问家的神话了。
钱钟书去世之后，媒体广为报道，若干位高权重的人物还亲自打电话给杨绛表示慰问。由此可见，钱氏在当政者心目中乃是“国师”的地位。联想起最近李慎之先生的逝世，却是另外一番情景。李慎之先生是一位终身关怀民族前途命运、毕生追求自由理想的思想家，他从来不忌讳对现实进行尖锐的批判。李老去世之后将近一个月，新华社才发表了一个廖廖几行、不冷不热的消息。正像我的朋友徐晋如所说的那样：“李先生逝世后，当然不会有人给他夫人打电话嘱其保重身体，就像当年钱钟书逝世时有人给杨绛打电话那样。然而，我却以为，李先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一定在钱钟书之上。”李慎之对风雨苍黄的五十年有切肤之痛并在晚年全盘推倒自我，因此我尊重他；而钱钟书一直以《蜀山剑侠传》中“凡人打仗，事不关己”的姿态冷眼看人，因此我不会尊重他。李慎之对中国的专制主义政治传统的不遗余力的批判，对作为“先进文化”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本土化”的努力，无不烛照后人且薪火相传；而钱钟书一味刻薄人间的小说《围城》和一味炫耀博学的专著《管锥篇》，并不能构成当代文化的有机资源进而促进中国人生存状态的“自由化”。我一向对所谓的“钱学”不敢苟同，而杨绛则在为《钱钟书集》所写的序言《钱钟书对<钱钟书集>的态度》一文中写道：“钱钟书绝对不敢以大师自居。他从不厕身大师之列。他不开宗立派，不传授弟子。他绝不号召对他的作品进行研究，也不喜欢旁人为他号召，严肃认真的研究是不用号召的。”前面几句话看上去无比谦虚，其实都是为最后半句打伏笔。最后半句显然是皮里春秋、微言大义——虽然钱钟书不主张、不号召别人对自己的作品进行研究，但依然有那么多人自愿将研究“钱学”作为毕生的“志业”；既然“严肃认真的研究是不用号召的”，那么如今蔚为大观的“钱学”显然就是“严肃认真的研究”。这种吹捧方法当然又比小说中的人物更高明，简直就快达到“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地步了。
什么时候我们不再盲目崇拜钱钟书之类的“知道分子”了，什么时候我们完成了对李慎之、吴祖光这样的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普及工作”了，我们文化启蒙就有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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