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9月22日讯】《晚年周恩来》公开了一些中共黑箱里的史料,破除了一些人为的神话,其中,周恩来与邓小平的亲密关系,就是这种神话之一。
尽管周、邓二人同为早年留法学生,1949年之后二人的治国理念也有相似之处,但二人的关系并非如外界通常认为的那样紧密和谐,周、邓之间既无紧密的工作关系,更谈不上私人情谊。事实上,周、邓的私人情谊和政治上的紧密合作,不过是黑箱制度造成的猜测加谣传而已。正如高文谦所言:“长期以来,人们有一种误解,认为周、邓之间的个人关系很好,邓小平的复出是周恩来起的作用。事实上并非如此。从政治上来说,邓小平与毛泽东有着更深的关系。邓一直是毛的人,可以说是毛一手扶植起来的。”(《晚年周恩来》P469─470)
由此,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在中共七大上还地位平平的邓小平,却在八大上超越许多中共元老而跃升到高层核心;为什么“刘邓路线”的一号人物刘少奇,在文革中被开除党籍且尸骨无存,而二号人物邓小平却保留党籍;为什么在林彪死后不久,毛就重新启用邓出掌国务院和军队的权力;为什么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在否定文革的问题上,压制胡耀邦等人公开批毛和民间思潮(西单民主墙)对毛的清算,使本来势头良好的非毛化运动戛然而止,以至于余毒至今不散:暴君加权谋大师毛泽东画像仍然挂在天安门上,他的幽灵仍然躺在天安门广场的正中,成为掩盖中共罪恶的巨大阴影。
在中共夺权的时代,邓还没有进入中共核心权力层,自然与周没有多深的关系;中共高层的历次权争之中,邓与周也并非同一战壕的战友,在30年代的苏区,邓作为铁杆毛派,与毛一起遭到党内排挤;在毛泽东时代,毛在中共八大上提拔邓出掌书记处要职,成为最高核心层的七常委之一。之后,周管政务,邓管党务,二人在工作上绝少合作。周更多是陷于具体事务之中,而邓更多是充当毛的打手,特别是在反右和中苏大论战中,邓都扮演了毛的前台打手和发言人的角色,五十万右派的人权大灾难,九评檄文对中国的外交内政的巨大负面作用,至今仍然未得到实事求是的清理。在文革中,邓之所以被打倒,就在于毛怀疑他有紧跟刘少奇的苗头,但毛还是舍不得彻底废掉邓,而是留有重新启用邓的回旋余地。所以,邓于70年代中期复出,也绝非周的提拔,而是毛的有意安排,意在制衡周的权力。何况,周又在最关键的文革前期,全力支持毛“打倒刘邓”,邓怎么可能信赖周的为官为人!
发动文革的毛泽东,已经处于病态的权力恐惧之中,对自己亲手选定的接班人从不放心,翻云覆雨的权力痉挛一再发作,一个个接班人也随之身败名裂。林彪死后,毛受到巨大精神打击,身体状态急遽下降,很有些力不从心之感。所以,毛曾一度明确表示想把权力交给周,但在尼克松访华之后,海外舆论把恢复中美关系的头功算在周的身上,国际社会对周的好评如潮,这必然使多疑的毛对周产生猜忌,怀疑周也有取而代之的野心。于是,毛便在此关键时刻再次启用邓小平,以便制衡周的权力扩张。因为,毛知道,以智慧、人脉和能力而言,他的私党“四人帮”中的任何一人,皆不如邓小平,无法对老练的周形成有效的钳制。只是由于邓复出后的咄咄逼人,与毛的私党江青等人水火不容,才有毛的再次批邓,但仍然是“批而不废”,为邓日后复出奠定了基础。
1973年,毛借中美外交问题敲打周,亲自安排了批周的中央会议,毛让邓小平以中央委员的身份列席会议。邓在会上的发言,没有批评周在中美外交上的错误,而是迎合毛的心意警告周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言外之意,无非是警告周不要学林彪。如此发言的份量和阴毒,远在对周的外交错误的批判之上,是典型的诛心之论和落井下石。而周恩来象以往一样,来个自我上纲上线的深刻检讨,再次涉险过关。
同时,毛召集各大军区的司令和政委开会,先强调:如果中国出修正主义,我还可以打一仗。一打仗就能分清敌友,辨认出“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继而向与会者宣布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参谋长吧。”(《晚年周恩来》P472-474)毛主观认定的“希望自己做皇帝”的人,显然是指周恩来。所以,毛抬出邓小平,先让邓在1974年率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等于制衡周在外交上的大权;接着又让邓出掌国务院和军队的实权,是为了在内政上架空周。
在如此微妙的毛、周、邓之间的关系中,遭遇坎坷而在文革后再次复出的邓小平,固然对毛的权术阴毒心知肚明,但他对周的无条件挺毛、周对文革应负的重大责任、以及周的奴颜和圆滑,也同样了然于心。他掌管最高权力之后,对周的评价,话虽不多,但一句“没有总理文革的结果可能更糟;没有总理文革也不可能拖那么长。”已经隐约地道出了邓对周并无多少好感。但这并不妨碍邓小平利用周恩来的身后哀荣,来实现自己的权力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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