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9月18日】 德国思想家默茨说过：“一个民族、一个种族或者一个阶级形成主体的历史过程，在实践中总是首先冲破‘官方的’历史意识的禁锢，揭露其为当权者和统治者的宣传的本质。”中国的当代历史，就是一部用一个谎言装饰另一个谎言的历史。例如，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来修正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用“三个代表”来修正“阶级斗争”。总之，这个政权永远都是“伟大、光荣和正确”的。当越来越多的文学家放弃了捍卫记忆、揭示真相的神圣使命的时候，却有音乐家挺身而出——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唱出“一无所有”的摇滚先驱崔健到以“六四”烛光晚会为己任的音乐博士杨逢时，他们是其中的佼佼者。当代中国最优秀的交响乐作曲家王西麟也在用音乐来表达他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深邃思考和勇敢抗议。

王西麟的杰作《第三交响曲》创作于一九八九年。这首伟大的作品，既是当年天安门大屠杀的震动和创伤的产物，也是对一百年来中国苦难历程的史诗般的概括。这部作品由“跋涉”、“苦涩”和“懮伤”三个环环相扣而成，具有宏大的气势、丰富的色调以及基于作曲家内心深刻体验的哲理内涵。王西麟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了《第三交响曲》的创作经历：

《第三交响曲》的最初写作动机是在一九六八年十月的“文革”高潮中。那时正是“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并进驻上层建筑领域掀起斗、批、改的高潮时期。我当时在山西省东北部的气候恶劣而又十分贫瘠的雁北地区。我们被揪来并严加管押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共约二十人的一个行列一被专政的对象，被押解到乡下农村中接受批斗的途中，正是深秋十月，雁北地区已经很寒冷。我们连续徒步行军十数日，一路被吆喝、被斥骂；我们胸前写着黑标签，背后背着黑牌子，写着“现行反革命”，“漏网右派”等每人的罪名。我是这行列中最年青的一个。我们连续徒步行军多已是疲惫不堪，口干舌焦，步履蹒跚，正是“八月萧关道，处处荒芦草，黄沙日将暮，水寒风似刀。”

“在这次行军途中的一天，我突然悟到我是一名囚徒，一名政治犯，我甚至有几分悲壮的自豪感。我当时正是这一瞬间，萌生了以后要写出这一切来的念头。以后的一、二年中，我经历了各种酷刑，度过了一生中最险恶的年月。这个念头从那时起潜藏在我心头已廿多年，直到一九八九年才动手写作。”

“这些年来，由我自己的命运又看到、听到许多人的悲惨经历，有不少人已死去。这个囚徒的行列在我的观念中逐渐超越了自己，也超越了同代人或两代人的命运，而成为一个象征性的历史“造型”。这就是以后体现在创作中的第三交响曲的引子主题，它贯穿全曲出现四次，是我对历史观念的概括，成为一个悲剧历史命运的宿命。”

因为国内的话语环境，王西麟对“一九八九”在《第三交响曲》中的意义语焉不详。但是，只要听过这部作品的人都能发现，其中有鲜血的气味、有子弹的呼啸，也有年轻生命的呐喊和年迈母亲的眼泪。这部作品是献给天安门的死难者的，是献给倒在柏林墙下的死难者的，也是献给古拉格群岛和奥斯威辛集中营中的死难者的。它以“中国特色”回应了“人类苦难”。它展示了苦难以及人类战胜苦难的勇气，它显露了耻辱以及人类克服耻辱的信念，它以自身的优秀证明了：交响乐不仅属于西方。一九九四年，在访问美国之行中，王西麟介绍了他的“第三交响曲”并引发强烈反响。在耶鲁音乐学院，听众在听完第一乐章后突然爆发出的热烈鼓掌，之后每听完一个乐章都如此。直到听完全曲后，他们全体站立并拥向前来向作曲家表示祝贺。一九九五年五月，彼得格勒交响乐团首席指挥雷洛夫听完录音后说：“如果百年前有外星人来到地球用一小时了解人类历史，请他们听“贝九”；如果现在又有外星人来到地球要了解人类历史，请他们听你的《第三交响曲》。”2002年四月十三日，德国科隆首演了王西麟的作品，科隆乐团团长奥利弗致函王西麟说：“你的音乐对这场音乐会十分重要，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的控诉，它的哀悼，它的悲伤，它的充满希望和爱：开始是恶魔之舞而最后却是和平的结尾。不仅如此！你的音乐还表达了：看！在悲伤和痛苦后面还有一个更好的世界——人要强有力地信任自己的人格，相信能击败邪恶，并最终将感到和平、自由和神圣、纯净的爱！”莫斯科音乐学院教授、萧斯塔科维奇的好友瓦尼赫洛波娃，听到这首悲壮的交响曲后激动地说：“这位中国作曲家继承了不屈不挠的‘战鼓似的’萧斯塔科维奇的路线，音乐如此辉煌，我想，萧斯塔科维奇会因之而欣喜不已。”她描述说，这首曲子仿佛让她看到柴科夫斯基以来的俄罗斯悠长的、如歌的、优美的旋律流过中国的山脉，两个伟大民族悲剧的命运联结在一起。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杰出音乐家，却遭到了中国官方多年的迫害和封杀。这种命运对于王西麟来说，似乎是“理所当然”和“不言自明”的。正像他们不准崔健在北京举办大型摇滚音乐会一样，正像他们不给留学美国的杨逢时归国签证一样，他们害怕一切优秀的艺术、一切优秀的音乐。因为优秀的音乐总是在说真话，总是在启示人们孜孜不倦、锲而不舍地去追求自由和独立。而这正是让那些邪恶势力最为惊恐不安的地方。奴隶是怎样制造出来的呢？奴性是怎样根深蒂固的呢？如默茨所说：“迫使奴隶失去根基、放逐他们，这都有有助于破坏他们的记忆，而且正是以卓有成效地使他们固守其奴隶生存，从体制上使他们处于无权状态，从而完全征服他们。”先知与国王永远是对立的两级，他们不可能和解。王西麟这样的音乐家就好像是率领犹太奴隶们出埃及的摩西一样，他们告诉奴隶们说：“成为你自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艺术就是“非暴力不合作”。统治者当然对他们恨之入骨。“文革”结束之后，王西麟获得了“解放”，但在八九十年代他继续受到压制和骚扰。他曾经因为打了不学无术只会“讲政治”的乐团团长一耳光而被拘留。直到今天，他的音乐在国内也难得有上演的机会，他完全不为他的同胞所知——中宣部臭名昭著的“五个一工程”，只会投入重金奖赏类似于《走进新时代》之类的“莺歌燕舞”。这些钱来自于纳税人的口袋，却不能资助真正的“先进文化”。两年前，经过艰苦的努力，王西麟终于获得批准，在北京举办两场大型交响乐音乐会。瑞士著名小提琴家史瑞夫应邀飞抵北京，专程前来参加王西麟的音乐会。谁知风云突变，就在音乐会即将举办的前一个星期，北京市文化部门在突然下令，粗暴地取消了这两场音乐会。

取消音乐会的原因，据说是“有关方面”要惩罚王西麟的“口无遮拦”。王西麟一贯说话直率，在音乐会正式开幕前数天的一次小型音乐讲座中，他激动地说了这样一段话：“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是迄今人类发展史上最严峻酷烈、最激烈动荡而最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个世纪，值得深深反思。这个世纪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伟大的科技进步，但我认为，这个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乃是共产主义的被人类苦苦追求和最终抛弃。我的音乐也是这一进程的记载。”

这段讲话被安插在听众中的特务汇报上去了，为了惩罚王西麟“公开宣传反动观点”，他的音乐会被取消了。事后，王西麟毫不后悔，只是自我解嘲地对深感遗憾的朋友们说：“唉，我当时就少说了半句话，要是我在‘共产主义最终被抛弃’之后添上半句‘中国除外’，也许就能蒙混过去”音乐家被黑手扼住了歌唱的喉咙。正因为王西麟的音乐像镜子一样照出了小丑们大腹便便的丑态，小丑们感到了恐慌，便开始酝酿阴谋；正因为王西麟的音乐像档案一样记载着血迹斑斑的历史，伪造者们感到了害怕，便开始了疯狂的反扑。王西麟认为：“在正义、崇高、伟大、光明的背后往往掩藏着卑劣、欺诈、谎言、掠夺；在大善的背后有大恶；在正义、公理的后面有大不公正大和非正义。人类常常在苦难中经受着熬煎。大失落、大悲哀、大屈辱、大憎恨、大丑恶、大凶残，也在推动着历史，因为它们又逼迫着、挤压着它们的对立面用更大的动力更强烈地爆发出来而最后战胜它们因而推动历史，如希特勒的下场。也许善良不能战胜邪恶而被压抑成地下的活火、冰下的活水，毕竟其痛苦何其深广而厚重，那么这个地狱之活火、死地之活水也在推动着历史。”他被邪恶、黑暗和懦弱组成的“无物之阵”包裹着，却矢志不渝地用音乐和生命来呼唤善良、真诚和希望。他是我们时代幸存的夜莺，却没有休憩的枝头，所有的枝头都被喜鹊占领了。他只能将排练时候的录音刻录成少量的光盘，送给亲近的朋友们。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有歌唱权力的，往往并非夜莺，而是喜鹊。有写作权力的，往往并非大师，而是御用文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喜鹊也就成了我们心中的夜莺。”这一悲剧式的宿命，再次在王西麟的身上得到了印证。

王西麟的作品体现了一位有良知的艺术家对谎言的抗争和对真相的追求。他用音乐来打破麻木和冷漠，他用音乐来批判专制和奴性。一九六四年，因为批评官方的文艺政策，二十七岁的王西麟被开除公职下放山西，此后是长达十四年的流放生涯。他以一个“贱民”的身份，接触到中国最底层的民众，进而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进行的冷峻的思考。王西麟的命运和音乐都与萧斯塔科维奇惊人的相似性。只是，他面对的政权比萧氏面对的政权更加愚蠢和狂妄，土匪头子毛泽东俨然以蔑视和摧残人类文明为己任；他的经历也比萧氏更加苦涩和悲惨，正是最宝贵的青春年华，他那本该谱写五线谱的双手却握着牧羊的鞭子。王西麟曾被送进精神病院，这是极权主义国家对待不服从的艺术家和思想家的惯用方式。王西麟多次在死亡的边缘挣扎，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这位身材高大的老人，脸上聚集着一道道刀刻般的皱纹，凝重得像一尊罗丹的雕塑。

在概括自己的艺术观念的时候，王西麟特别强调个人与历史的纠葛。他说：“艺术家往往是由个人的经历而认识历史的。个人的经历是美丽的就认识到美丽的历史；个人的经历是残酷的就认识到残酷的历史。而经历了美丽之后又经历残酷才更会看到在美丽掩藏之下的残酷。我经历了虚假的美丽和真实的残酷。也有的艺术家本人没有直接经历残酷，但艺术家的深刻的洞察力使他透彻地看到残酷。因此，艺术家必是超越个人的，如罗丹和他的‘欧米哀耳’。”苦难和坎坷大概是许多中国艺术家共同的经历，但这种经历让大部分人琢磨出了“生存的智慧”和明哲保身的方法，他们不再说真话，也不再挑战独裁制度，反倒心甘情愿或者半推半就地成为统治者的帮闲。而像王西麟这样经历了残酷人生并决心用艺术来表现残酷人生的艺术家，在中国却寥寥无几。在某些“春风得意”的人物看来，他太不“聪明”了。但在我看来，他才具备了大智慧、大勇敢。当历史和文学都缺席的时候，王西麟便用音乐来叙述历史。他的音乐既是个人人生历程的结晶，也是人类发展进程中黑暗与光明战斗的定格，王西麟指出：“交响曲不适宜于表现情节和事件，但是人类历史上演出了如此众多的事件，而这些事件和情节只是作曲家认识历史的‘入口’和提供了对历史的思考。众多的事件和情节被作曲家积累成对：历史的总体观念，在交响乐中被浓缩、被升华、被概括、被凝聚成音乐的感情，进而被概括成音乐的结构和布局。我想，最重要和最根本的是站在人类历史长河的发展史的高度和广度认识我们经历的事件和情节，也认识我们的历史而不局限于中国和我们自身的历史。”他的音乐当之无愧的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历史的“教科书”，同时其中所揭示的真理也能引发世界其他民族的警醒与思考。

王西麟最热爱的音乐家是萧斯塔科维奇，最欣赏的文学家是鲁迅。在完成《第三交响曲》之后，王西麟为鲁迅小说《铸剑》写了题为《黑衣人歌》和《祭鹰之舞》的两首乐曲。这是我迄今为止听到的最深刻地阐释和发挥鲁迅思想的音乐作品。与用一辈子的时间和精力、用绘画的方式来表现鲁迅作品的画家裘沙和王伟君夫妇一样，王西麟用流动的音符将鲁迅转化到另外一个崭新的时空之中。鲁迅在王西麟的音乐中“复活”了。这是应当被中国当代思想史所铭记的重要事件。可是，《黑衣人歌》和《祭鹰之舞》不仅处于音乐评论界的视野之外，也受到文学评论界的漠视。也许，无论史音乐评论界还是文学评论界，都没有足够的思想储备和精神资源来评说王西麟的这些作品。还是用王西麟自己的话来阐释吧：“交响曲大约自贝多芬《第三交响曲》以来才具有了深刻的历史的、社会的、人文的宏大的容量；在此以前作为音乐的交响性思维即矛盾冲突、和深刻的悲剧性，这在巴赫的音乐中，在莫扎特的《魔笛》中，早已有了。但只是在贝多芬‘第三’中，交响曲才如此地具有了深刻的社会的历史意义。这个伟大传统和伟大美学观念，以后在布拉姆斯、西贝柳斯、柴柯夫斯基，马勒尤其在萧斯塔科维奇的交响曲中有了重大的发展。正是萧氏的交响曲把深刻的历史批判精神溶入到交响曲这一艺术形式中来。以后在二十世纪后叶，又在潘德列斯基的六七十年代的音乐中做了发展。他的《波兰安魂曲》、《路加灾难曲》都有着上述精神的延续。我的音乐观念也受到这些很深影响，这也正是我自己追求的艺术倾向。”王西麟的音乐是当代中国罕见的“有思想”的音乐，他的存在使中国当代的交响乐在国际上赢得了尊重。显然，《黄河大合唱》和《茉莉花》不是当代中国音乐的“无法承受之重”。“中国”需要更加优秀的音乐来“穿透”和“代表”，王西麟的作品当之无愧地是其中之一。在倾听了他的作品之后，我们才确信，可以使用“重量”这个词语来形容中国的交响乐。王西麟的多部宏大的交响曲，呼应着世界交响曲的伟大传统，昭示着艺术家用音乐、美、爱和信仰来拯救人类的雄心。

一个寒冬的深夜，急促的电话铃声将我从睡梦中惊醒。原来是王西麟打来的电话。话筒的那一端，他的嗓音还是那样的浑厚：“你要听萧斯塔科维奇，你要听萧斯塔科维奇！”在漫长的劳改生涯中，他多次受到狠毒的殴打，听力受到了严重的伤害。所以，他平常生怕别人听不见他说的话，把嗓门升高到了仿佛是在吵架的地步。为什么许多优秀的音乐家都在听力上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呢？比如贝多芬，比如王西麟。这是上帝奇妙的安排。我听得出来，王西麟喝醉了酒，我知道他心里很难受——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国度，一个稍稍有点良心的中国人，心里难道会“好受”吗？

然而，我坚信，王西麟被迫忍受的“无声”的状态是暂时的，正如鲁迅所说：“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死亡，就在沉默中爆发。”十二年之前，列宁和斯大林不可一世的帝国就灰飞烟灭了，而萧斯塔科维奇的音乐依然响彻俄罗斯辽阔的大地。音乐家终将战胜独裁者，这是一个无需疑问的答案。伟大的音乐，背后是高尚的灵魂。正是那一点灵魂的光，帮助千万双聆听的耳朵以打开心灵的窗户。

——2003年9月8日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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