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9月13日讯】在911两周年前四天，布什总统发表全国讲话，在承认伊拉克战后重建并非易事的同时，用毫不妥协的词句表达了美国要继续反恐，并一定要打赢这场战争的决心。布什此时讲话，除了在911纪念日到来之际，重申恐怖主义对美国的威胁之外，明显是要回击近日来西方左派越来越提高分贝的对军事倒萨，以及战后伊拉克不稳定的抨击。
我一直纳闷，左派们怎么有脸抨击布什政府在伊拉克表现不佳？正是由于他们一直在拖布什政府和美军的后腿，才导致这场以美国为首的反恐战争步履艰难。在阿富汗战争之前，左派们就喊，千万不能打，因为如果惹怒了恐怖份子们，一个拉登倒下了，就会有千百个拉登站起来。在塔利班被抹掉，千百个拉登的影子都不见的时候，左派们又开始转向反对伊拉克战争，在百般阻挠终于没有能够阻止70％以上美国民众支持的这场战争时候，左派又开始危言耸听，伊拉克将成为第二个越南；当美军开战顺利，迅速逼近巴格达之际，左派又开始渲染萨达姆的精锐共和国卫队，将使美军进入血肉模糊的巷战。
当事实一切都和他们的预言（对有些人来说，甚至是期盼）相反的情况下，他们又开始转向美国至今没有找到大众毁灭武器。可是他们为什么看不到已被发现的20个“万人坑”呢？（人权组织说这种万人坑约有90个，30万人在萨达姆统治时“失踪”）他们为什么看不到2,400万伊拉克人民获得自由这个事实呢？我一直刻意留心左派们对这两个事实的反应，果然不出意料，左派们对此的感觉就像没有发生一样。如果是在七、八年前的话，我会非常吃惊，因为左派们不是显得最关心第三世界的人权状况吗？他们不是好像最悲天悯人，成天为穷人、为弱者、为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人群呐喊吗？那么面对两千多万人民从萨达姆的暴政下被解放出来这个事实，他们怎么一点高兴的神态也不流露，一点也不为自由世界的又一个胜利而欢呼呢？
但今天我对这种现象一点也不吃惊，因为只要认真观察西方左派的各种表现，就会发现，他们的伪善是一目了然的。比如，北韩人民今天处于物质上极端贫乏、精神上全被洗脑成比中国的文革时期更可怕的植物人状态；但总是表现出最同情专制下被迫害的人民的左派们关心北韩吗？设想，如果美国由于北韩拥有核武器而想对它开战，美国敢打吗？谁进白宫都不敢，不是被邪恶的北韩政权和他们的核武器吓住了，而是被最义正辞严、占据道德高地的西方左派们捆住了手脚。
伊拉克战争开始后，我实在有些妒嫉﹕伊拉克人民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借美国反恐之光，摆脱暴政，将成为民主国家。如果把伊拉克作为根据地之一的恐怖主义不惹到美国头上，直接影响了美国的安全和利益，伊拉克人民再被奴役半个世纪，也不会有人采取真正的解救行动；就会像中国、北韩、古巴一样，上百万、上千万、上亿万的民众，就等一个独裁者（他的儿子或他指名的继承者）的死亡。一个多么令人悲愤的现实！如果北韩也能借美国的反恐之风，推翻金正日的暴政，成为民主国家，那对北韩人民来说，是多么大的幸运呵。但美国和欧洲的左派们能让美国对北韩独裁者动一指头吗？那些在暴政下挣扎的北韩人民怎么就不出现在他们的视线里面呢？
今天西方左派对反恐战争的阻挠，丝毫也不新奇，他们完全是在步越战的后尘。在越战的时候，左派知识份子就竭尽全力阻止美军行动，他们一直拖美国的后腿不让打，战后又迫不及待地喊﹕你打输了。一场不被允许打的仗怎么能赢？左派们对邪恶的姑息，从来都大于他们对那些被邪恶碾碎的生命的同情。
20年代来自前苏联的最坚定反对共产主义、最热烈推崇资本主义的美国伟大的哲学家（客观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小说家安．蓝德（Ayn Rand）曾写道，“从道德意义上说，邪恶和对邪恶的姑息，到底哪个更糟糕？我倾向认为对邪恶的姑息更糟糕；因为那种胆怯的回避，使人们没法指出邪恶、回应邪恶、挑战邪恶。对邪恶的姑息才使邪恶成为可能。”她甚至斥左派知识份子是“为虎作伥的爪牙”（这个词很难听，原文是jackals，《新英汉词典》译为﹕走狗、爪牙、狗腿子）。
蓝德的痛斥过重了吗？一点都没有。正像今天左派对美国尚没有在伊拉克找到大众毁灭武器、对伊拉克战后重建不顺利等颇为得意的劲头一样，当年左派们对美国越战的失败则到了幸灾乐祸的程度。蓝德写道﹕“按照常理，战后都有一个并不可人的阶段﹕赢者洋洋得意；输者则痛苦或推卸责任。但我不知道，战后美国知识份子所表现出的景观是否有历史先例﹕对美国‘战败’、美国‘软弱’的洋洋得意，对美国‘罪责’的追究，对敌人的赞美，对美国的侮辱和谴责等等的大爆发——就像一场往美国脸上吐唾沫的狂欢。”
左派们为什么会为美国的失败而高兴？因为美国失败了，才证明了他们反战的正确；才维护了他们心中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理想。所以，越了解越战期间美国和欧洲左派合演的闹剧，越能理解今天这一气势低了很多却永不会剧终的“续集”。在伊拉克战后并不顺利的现状下，这些“续集们”自然会加大美国在一个穆斯林国家建立民主制度的难度。
旅美意大利记者、作家法拉奇在她的《愤怒、自豪和怀疑》长文中就曾对战后伊拉克的走向，表现出深深的怀疑，她以自己在中东实地生活、采访的亲身经历，强烈感觉到，在伊斯兰原教旨意识形态严重的中东地区，建立起一个民主国家会遇到多么大的阻力；在伊拉克尤其要面对曾被萨达姆镇压，却受伊朗支持的什叶派，他们一直期待着建立政教合一的、原教旨穆斯林政权。这的确是一个严酷的事实。
但即使没有什叶派，美国在伊拉克建立民主体制也不无艰难；且不说穆斯林的中东国家，和基督教的美国之间的巨大鸿沟，即使同样在基督教的西方国家，二战后美国也是花费了巨大代价来建立和维持民主体制。在德国和意大利的残余纳粹分子、在日本不甘失败的军国主义份子，都曾经以武力攻击占领当地的美军。美国花了四、五年的时间，才平稳了局势，建立起初具规模的民主政府。
法拉奇在上述文章中也指出，当年意大利人民对美军热烈欢迎并充满感激。但她只说对了一部分事实。没错，普通百姓是欢迎美国的，但知识份子不是。据美国两位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的代表人物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和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的回忆，战后的欧洲知识界一片反美浪潮。他们两位都在战后的五十年代初期去了欧洲，并分别学习、工作多年，目睹了欧洲知识界的反美景观。以常识判断，美国在二战中以巨大的牺牲从纳粹铁蹄下解救了欧洲，并一直在欧洲驻军，保住了西欧没进入另一个残酷的共产主义红色魔掌，欧洲一定是十分感激美国的。而事实恰恰相反。连对解放了自己的美国，欧洲左派都要反，对解放别人，就更注定要反个没完了。
越战美国由于左派而输给了越南。今天的反恐战争是一场比越战更艰难的战争，但不同的是，越战不直接影响美国的利益，而这场战争不仅和美国的直接利益有关，甚至关系到美国人民的生死存亡。所以，无论国内和欧洲的左派们这次怎样阻挠，美国都会把这场仗打到底，而且胜利必须是唯一的结局！
2003年9月9日于纽约
（多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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