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接:韩战期间”美军使用细菌战”公案始末<上>,见”专栏作家”,”北明”条)
九,联合国、红十字会连续八次请求中国北韩配合调查未有反馈;苏联阵营调查团违反公认的独立调查程式,缺乏事实;中、朝持续指控;苏联幕后活动对付美国的积极反应:
3月中旬,联合国军总指挥马修.里奇韦[Matthew Ridgeway]将军再度否认关于细菌战的指控,他并补充说:“设计出这些指控,明明是为了掩盖共产主义者在对付一年一度普遍发生在中国和北朝鲜的传染病的无能和及时救助牺牲者工作方面的无能。”
这一年,关于美国使用细菌战的指责在联合国风起云涌,各国代表各执己见,议论纷纷。3月20日,联合国秘书长特吕格弗.利[Trygve Lie]把世界卫生组织将就美国在北韩散布细菌的指控提供调查的议案,以电报形式发往平壤,征询意见。
3月26日以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再度公开正式否认对美国的这项指控。
3月20日至27日,民主律师委员会在北京进行调查。
3月28日,国际红十字会就调查美国使用细菌武器一案,再度向中国、北韩发出请求合作的呼吁。
3月29日, 联合国秘书长 特吕格弗.利 再度将世界卫生组织就美国在北韩散播细菌提供调查的议案,以电报形式发往平壤政府,征询回答。
3月中旬至4月中旬,也许因为当年的4月28日将是举世瞩目的“美日和平条约”签字生效日,苏联新闻媒体以其四分之一的版面和内容,大力宣传“美国使用生物战”。
3月 下旬,平壤官方公布:美军在朝鲜北部散布细菌达八百多次,散布范围达四十多个郡。但对联合国和国际红十字会的调查要求置之不理。
3月29日, 联合国秘书长 特吕格弗.利 三度将世界卫生组织将对在北韩战场散播传染病一事提供调查的议案发往平壤。
3月31日 ,国际红十字会第三度 向中国、北韩发出请求合作调查的呼吁。
同日,民主律师国际协会委派的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在北京发表。报告大量篇幅文不对题,指责美国在1951年5月6日至1952年1月9日期间,使用化学武器。
4月2日,民主律师国际协会委派的委员会在北京发表第二份报告。报告指控美国军队在中国领土使用细菌武器,违反1925年日内瓦关于禁止使用细菌武器的公约和1948年种族灭绝公约[Genocide Convention of 1948]。 值得指出的是,这个委员会的调查工作中没有实地考察和独立分析的工作程式,对于指控一方所提供的证据也没有进行独立的验证,而直接接受了指控者所提供的证据及其结论。报告结论说:“我们认为上述事实构成了美国的侵略行径、美国的种族灭绝特别是反人类的罪行。它如同一个重大威胁胁迫着全世界,其限度和影响无法预知。”美国科学家,生化战争专家,马里兰州立大学国际安全学中心研究员米尔顿.莱滕贝格尔[Milton Leitenberg]据此评论说:这两份调查报告与其说是指控使用国际公约所限制的武器,不如说“更像是对正规战争罪行的控诉”。
4月6日, 联合国秘书长 特吕格弗.利第四次向北韩政府发出请求,要求允许并配合世界卫生组织进入朝鲜有关地区进行调查。
北韩官员为此立即向苏联驻北韩大使拉祖瓦耶夫[Razuvaev]征询意见,是否应当对此事继续置之不理。
4月7号,中国政府自己的调查委员会发表报告,报告指出:美国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野蛮的和卑劣侵略行经。不仅犯下了侵略罪行,而且犯下了反人类的罪行。
4月10日,国际红十字会第四次向中国政府、北韩政府发出呼吁,要求许红十字会调查团进入北朝鲜和中国有关地区进行调查。并表示,如果在4月20日以前,北京政府、平壤政府仍然不做出回应,红十字会将视为对这一请求的否决。
与此同时,为了避免这个国际医学专家调查团赴北韩进行调查,苏联驻北韩大使拉祖瓦耶夫为北韩政府起草了对联合国要求调查的议案的答复文件。维辛斯基[Vyshinsky]为此项回应征询史达林的意见。拉祖瓦耶夫就他的答复文件解释说,北韩认为做出回答是“失策的”,因而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他建议北韩政府做出回应,指出联合国秘书长特吕格弗.利的提案不能被接受,因为世界健康组织没有相应的国际权威,要求联合国秘书长改变此项提案。北韩政府在答复中还应当指出:美国始终拒绝讨论1925年日内瓦关于禁止使用细菌武器的公约。在呈报史达林同意之前, 拉祖瓦耶夫起草的这份文件获得苏联外交部同意,并抄送莫洛托夫[Molotov]、马林科夫[Malenkov] 、贝利雅[Beria]、米高扬[Mikoyan]、卡冈诺维奇
[Kaganovich]、 布林加宁[Bulganin]和赫鲁雪夫[Khrushchev]。
4月末 , 维辛斯基就对北韩的建议再度征询认可。 苏联驻北韩大使拉祖瓦耶夫提出,苏联政府应当建议北韩发表一个声明,表示他们将坚守1925年日内瓦关于禁止使用细菌武器的公约。但是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向维辛斯基报告说,他们不能接受这个建议。原因是:一,韩战已经打了两年了,北韩已经对美国使用细菌武器提出抗议了,北韩在此之发表这样的声明将给国际社会造成奇怪的印象,引起疑问;二,社会舆论指责美国而不是北朝鲜违反国际公约,所以无论北朝鲜是否发表声明坚守公约,北朝鲜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都将会保持强硬。
十,红十字会停止调查努力;
苏联阵营另一调查团前往,重复前一调查结论,仍然没有独立调查程式;
美国再度争取联合国公正调查未果:
4月30日,由于中国政府和北朝鲜政府都没有回答国际红十字会的多次请求,国际红十字会表示,停止有关这项调查的努力。
北京政府虽然对国际红十字会的请求置之不理,却用新闻媒体对国内老百姓大造舆论。新华社在三、四月间发表文章,言词间充斥对国际红十字会这个具有广泛国际信誉,一向救助世界一切处于灾难中国家人民的组织的恶意谩骂。文章说:国际红十字会的行为表明它对美帝国主义的邪恶的共谋和恬不知耻的阿腴。急切要求调查的背目的,明显地是为了了解美国侵略者无与伦比的兽行的实际效果,并试图以其毫无价值的报告洗刷这项罪行。
5月22日,联合国军指挥 马修.里奇韦将军在再度 声明否认这项指控。他说:“联合国军没有任何必要,在任何时间、以任何形式,使用细菌战和毒气战”。
6月23日至8月31日,在苏联的建议和组织下,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个组织,“东方共产主义世界和平会议[Communist-oriented World Peace Council]”组成的一个“国际科学委员会[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mmission]”,以 约瑟夫.尼达姆 [Joseph Needham]博士为首,先进入北朝鲜和中国,进行调查。
约瑟夫.尼达姆(又名李约瑟)是英国著名化学家,也是1942年至1946年英国在北京的科学使团的首领。在那一时期,他曾任国民党军队医学管理部门的顾问。此外,约瑟夫.尼达姆引人注目的另外两个身份是:一,他也曾经参与过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在华使用细菌武器的调查;二,他是一位在国际社会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
7月,美国为争取国际社会认可的公正调查,再度做出努力:向联合国安理会 正式提交决议草案,呼吁国际红十字会进行调查并向联合国做出报告:“要求国际红十字会在它所选择的具有国际信誉的科学家以及类似专家的协助下,对这项指控进行调查,并尽快向安理会就调查结果作出报告。呼吁所有政府和当局给予国际红十字会全力合作,包括进入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在其间执行调查公务的地区,和在这些地区自由行动的权力;要求秘书长为委员会提供所需的援助和设备。”安理会以十票同意,一票否决通过此项决议案。否决的一票是苏联。
在被中国、北韩变相否决的情况下,美国提交第二份决议草案。草案说:由于(中国和北韩)政府的拒绝和当局对允许公正调查的指控,“安理会将做出结论,谴责这种伪造和散播错误指控的行径。”安理会以九票同意,一票弃权通过此项决议。弃权的一票仍然是苏联。
9月,国际科学委员会在北京提交了调查报告。报告长达669页。美国科学家,生化战争专家,马里兰州立大学国际安全学中心研究员米尔顿.莱滕贝格尔介绍说:其中大部分内容是关于昆虫学,病原体,传染病学,代菌者等方面的背景知识介绍。报告所提供的有关调查的实质性内容少于前民主律师国际协会委派的委员会在5个月前所做的调查报告,而后者所提供的调查实质性内容则少于中国官方在媒体上发表的声明中的事实陈述。敏锐的分析家们注意到:这项报告没有提及有关美国使用化学武器的声称。然而更为重要的仍然是:这个委员会和几个月前民主律师国际协会的委员会一样,在没有经过公众认可有效的调查程式情况下,即,在没有独立的实地考察和分析,没有独立确证任何呈交给他们的样品材料的情况下,就将他们收到的证词(其中包括美国空军战俘的证词)直接列为事实。
关于这项调查极有意味的细节是,向这个调查团公开承认自己空运并投踯细菌弹的一位美国空军战俘,瓦尔克.马胡林(Walker Mahurin),在当时就利用和一位调查团中的奥地利人同时上厕所的机会,冒着危险悄悄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至关重要,他说:“我的话全是假的。”一年之,1954年,瓦尔克.马胡林被释放回到美国。他返回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开记者会,否认自己在战俘营期间,在高压下,在那个苏联控制的调查团面前所做的证词。
9月,这个调查委员会的一位名叫 汤普森[G.P.Thompson] 的瑞典代表 从中国返回后,在写给媒体的信中说:“这个委员会的工作建立在这样的事实上,就是代表们绝对相信中国和北朝鲜的指控以及他们所提供的证据。”这封信的内容,于一年多以,1953年12月5号,以“细菌战”为题,发表在《新政治家与国家》[New Statesman and Nation]上。
1953年
苏联结束指控前的喧嚣:
1953年3月3日,史达林逝世。这意味着 一系列 史达林政府的行为将开始转轨。但是在苏联最高当局开始追查并最终下令全面停止关于美国使用细菌武器这项指控的宣传、造假活动之前,在苏联官员们的熟练表演下,这项指控仍然再度在联合国掀起波澜。
3月14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Malik]转而将细菌战的指控矛头指向联合国裁军委员会。美国代表本杰明.科恩[Benjamin Cohen] 立即再度重申了美国的否认。
3月25日,苏联代表在 日内瓦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the UN General Assembly’s First Committee]上散发美国空军战俘的有关招供认罪记录。美国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拉德利[Omar Bradley]将军和美国海空部队[Marine Air Wings]指挥部官员再度出面予以坚决的否认。
4月2日,后来解密的美国档案记录:美国国防部安全会议在这一天通过了第147号
文件。这份文件在“目前,联合国行动受下列限制”的标题下, 再度一字不差地出现1950年国安会62号文件的有关句子:“除非用于报复还击目的,美国将不会使用化学、生物与放射线武器”。
巧的是,三天以的4月7日,苏联出人意料地突然撤回其在联合国关于美国在韩战中使用细菌战的申诉,并表示:这样做是为了“表明苏联为了和平而做出的真诚的努力”。
联合国众成员国有的心知肚明,有的莫名其妙,有的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但是无论如何地名不正言不顺,这项吵来吵去、没完没了的公案从此不再在联合国内随着季节传性染病的来去兴风作浪。
据尚未对公众正式公开的苏联档案显示:苏共高层内部在史达林逝世后,于这一年的4月秘密调查关于“美国在韩战中使用细菌武器”这一指控的真实来源和来龙去脉,并于5月得出这一指控是伪造的结论。遂通知中国和北韩立即停止这一伪造证据,诬陷指控的活动,同时以维护苏联国际形象的名义,在内部进行了一系列罢官、免职、行政处分、刑事惩罚的处理措施(详情请参见同期刊出的题为“‘韩战细菌战’公案的新证据—-12份来自苏联总统档案馆的文件译文”)。虽然至少在1953年,苏联最高当局就已经清楚指控美国在韩战中使用细菌武器是不实的,但是由于苏联政府至今没有对此做出声明,也由于无论中国还是朝鲜,档案都没有解密,也没有对自己的人民说明真相,所以下列这些关于这一重要历史公案的各种的事实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十一,没有结论,不是尾声:
1956年
美国解密档案记录:
朝鲜战争已经结束三年。 只是到了这一年,在纷纷扬扬的“美国使用细菌武器”国际公案已经基本上不了了之,黑帽子摘不摘已经无所谓的时候, 美国改变了其不首先使用生化武器的决定。 美国国防部安全会议3月15号 通过的第5062/1号文件规定:“在武装力量加强其军事能力方面,美国将准备在常规战争中使用化学与细菌武器。使用决定将由总统做出”。
美国的档案到期解密;美国的决议执行严格;美国没有用档案证明自己清白的习惯;美国档案解密的时候,它在国际上蒙受的不实指控已经成为昨天的历史。
1967年
苏联军事出版社[Soviet Military Publishing House]印刷发行了关于“细菌武器及对它的
防御”的技术手册,用于训练其武装力量。在回顾历史上的细菌战时,这部手册依次提及二战期间日本对华使用的细菌战和美国在越战中使用的脱叶剂(Defoliants一种化学药品,
用以除去草木森林之叶–作者),但是完全没有涉及所谓美国在韩战中细菌武器的应用。对于尚不明真相的国际社会而言,这说明苏联不信任(从而也不参照)当年自己阵营调查团的报告中陈述的关于美国使用细菌战的事实。
1969年
联合国发表的一份关于“化学、细菌武器的影响及其可能用途”的报告中指出:“第二次世
界大战以来……军队没有将细菌学(细菌)载体用于战争武器的经验。”这项报告获包括苏联、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澜在内的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签字认可。对于韩战期间苏联中、朝、苏等社会主义阵营对美国的指控而言,这份报告清晰暗示,指控是没有事实依据的。
然而不属实的历史也是历史,也可以成为过去。韩战结束17年的时候,只有少数专家注意到了这份报告中这部分文字的暗示,而国际社会已经不再关注这一指控。
1975年
美国在这一年认可禁止使用细菌武器的日内瓦国际公约。
1979年
那位曾经率领苏联阵营的国际科学家代表团调查细菌战的英国老头,国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化学家 约瑟夫.尼达姆 写信给《细菌战与伪善的否认》一书的作者斯蒂芬.恩迪科特[Stephen Endicott]重申他关于美国在韩战中使用细菌武器的结论。
1982、1983年
苏联重翻历史旧案假账,多次指责美国曾经在韩战中使用细菌武器。事实上直到1986年以前,一有风吹草动,苏联就利用中、苏、朝制造出来的美国在韩战中使用细菌武器的“事实”,指责美国准备或正在使用细菌武器,它成了苏联对美外交棋盘上一枚随时待用、每每灵光的棋子。
1984年
在一个记者会上,一位元日本学者问那位大名鼎鼎的 约瑟夫.尼达姆 :“是否有证据证明他展示的瘟疫的样本一如中国所声称的,是来自一个不常见的野鼠群?”这位还挺诚实的英国老头回答说:“没有。我们相信中国科学家的说法。有可能认为所有这一切是出于一种爱国的同谋。但是我宁肯相信中国人不是参与行动的一方……”。他还说,“当然,毫无疑问,委员会的成员事实上从未见过任何实例。我们看到的只是容器中的样品,带菌者也是发病后的死者。我必须说,我对这个方法(空投细菌的方法–本文作者注)的成功使用,没有获得深刻的印象。我的判断从来不是基于美国被击落的飞行员的任何口供,而是所有随附的证明”。约瑟夫.尼达姆的这番话,当时被《每日先驱》报刊登发表。
1984年
当中国考虑签署“细菌与毒素(Toxin,尤指细菌在动植物中所形成而引起某种疾病者) 武器公约”时,政府发言人声明说,“中国曾一度成为细菌与毒素 战的受害者。”从历史逻辑上推断,这个“曾一度”(英译转中译–作者)应当是指二战期间日军在华使用细菌武器。
1985年
在二战结束40年之际,莫斯科诺沃茨蒂[Novosti]出版公司出版的一部二战历史回忆录,提及日本在华使用细菌战,但完全没有提及朝鲜那段公案。
1986年
英国老头在给另一位叫做珍妮.麦德姆蒂[Jeanne McDermott]的私人信件中,坚持他从前的美国在韩战中使用细菌武器的结论。他说:“前几年出版的所有东西动摇了我过去仅仅百分之三的怀疑并废除了这种怀疑。所以现在我百分之百的肯定。”这位英国老头在各种不同场合的类似重申被两位元英国记者彼得.威廉斯[Peter Williams]和戴维.华莱士[David Wallace]引入1989年在英国出版《713部队:日本军队的密中之密》[Unit 713: The Jaoanese Army’s Secret of Secrets]一书再度引用。
1988年
多年直接参与苏联细菌武器专案的 前苏联卫生部长斯米尔诺夫[E.I.Smirnov]出版《战争与传染病》一书,书中有关韩战部分,除了讨论联合国军人在韩战期间所染的“朝鲜出血热”,没有涉及任何韩战细菌战的话题。
1990年
中国官方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友人,英国老头儿约瑟夫在北京举行欢庆他90十寿辰的仪式。老头令在座欣慰地再度谴责美国的细菌战罪行。老头儿今已作古,至死没有改口。对于苏共中央部长会议主席团内部调查此项骗局,并委派苏联驻中国大使和朝鲜事物负责人通知毛泽东和金日成中止这项指控的新闻宣传活动一事,他已经没有机会知晓了。
1998年
尾声,来自自由媒体的报道:
1月,日本《产经新闻》刊登来自苏联政府总统档案馆的12份文件(摘录)。 这些文件的送交者是“产经新闻”驻莫斯科的记者靖夫内藤[Yasuo Naito]。文件内容是关于苏共中央内部1953年4月期间,对“美国在韩战中使用细菌武器”这一指控的调查、结论和处理。
这些文件展示了当年苏联内务部、安全部、外交部、驻北朝鲜大使馆、军事医学院等各级部门参与这项指控及其协助“调查”的有关人员的回忆供词;这些证词证明,为了指控美国在韩战中使用细菌武器欺骗世界舆论,苏联驻北朝鲜的顾问们协助伪造细菌感染地区,对犯人宣判死刑并利用死刑犯感染病菌,制造细菌战证据。为此,文件认为,“ 苏联在国际舞上
蒙受严重的政治损害”,所以“鉴于欺骗党和政府,粗暴践踏苏联法规、国家纪律以及不诚实的行为,清除伊格纳季耶夫(苏联家安全部长)出党”,“撤销拉祖瓦耶夫的驻朝鲜人民共和国大使和首席军事顾问的职务,剥夺其将军军衔(军阶)并予以起诉。”
1998年
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oodrow Wi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olars]出版的冷战研究权威杂志《冷战国际历史研究》,获得日本“产经新闻”同意,翻译出版了全部12份档案文件摘录,向英文世界首先披露了这一重大历史公案的苏联内部秘密。
不久之的11月18日,美国《华盛顿时报》刊登美联社消息,题为“共产主义阴谋细节的证据”。文章概要这项指控的由来和12份文件的内容,采访了12份文件的英译者,美国韩战女专家和大量有关文献翻译者凯思琳.苇瑟比[Kathryn Weathersby],从而再度向英文世界及西方冷战研究学术界打开了这一始终无从定论的历史公案研究大门。
1999年
1月,美国“自由亚洲电台”中文部“华盛顿手记”专题的20集“韩战”大型系列节目,在第11集中引用《华盛顿时报》的报导内容及其他资料,首次简要向中国大陆听众报导了“美国在韩战期间使用细菌武器”这一指控的真相。
2000年
韩战爆发50周年之际的8月,美国中文媒体《北京之春》杂志刊登此文,首次向中文世界详尽披露这一历史公案的来龙去脉,并全文刊载来自特殊渠道的苏联总统档案中的12份秘密文件中文译本,从而为中文世界的韩战历史研究者首次披露了这项隐埋多年的细菌战内幕。
(全文完)
作者注:
1,本文主要依据美国科学家,生化战争专家,马里兰州立大学国际安全学中心研究员米尔顿.莱滕贝格尔[Milton Leitenberg]在“韩战细菌战之宣称的新证据:背景与分析” (《冷战国际历史研究》1998年冬季号, “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一文中提供的资料整理。
2,文章篇幅所限,其他所有资料来源删去。
(原载”北京之春”2000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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