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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能不能进行政改？

这是评论中国政治的长青话题；现在因为胡朝新政引起人们盼青天的幻想，所以又兴起一阵讨论潮。本文着重讨论，中共能不能进行政改。

先界定“政改”。

政改的实质是指专制统治者还权于民。

政改成功的标志是民主取代专制。

有最低限度的民主目标，并且已经激活，才算是进行政改（这个激活可以是朝野互动也可以是民众革命）。一些例如废除收容条例、公布沙士实情等等，个别事件，不是政改；它只是增加政改有利条件，或者说，添增了政改因素。

从“唯性”角度作横向分析事理，结论是中国专制统治者不能进行政改。

若能的话，则世界上存在权力者自愿放弃权力的事与理；民主恩赐论也成立。但是，世界上并没有这样的历史和事实，也推论不出这样的道理。

从“唯性”角度作纵向观察历史，答案是中国专制者本性丝毫没有改变。不论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三个代表，都万变不离其宗，其核心一样是维护现掌权者的权力。

由这种观点推出的结论是：现今当权者不会也不能进行政改。

事实上这个结论经得起逻辑的质疑和事实、阶段性历史的考验。在一定范围内这个
结论原则和理论都无错。

绝对不能期待统治者改良的唯革命论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

不论是横向或纵向，从“量”的角度看，不管是几千年人类史或是五十年中国史（或现实），自由民主人权之量增加了，独裁专制之量减少了。

这个量变的事实为两种绝然相反的观点提供基础。

一种是反革命的唯体制内改良论。他们把这些增民主减专制的量变作为专制恶行的遮羞布、作为合法性的理据、作为统治者主动政改的证明。民主恩赐论等等属于此类东西。他们的结论当然是中共可以进行政改，而且能独立于体制外进行自动自觉的政改。

一种是体制外压力论。他们的理论是：所有量变成果都是体制外民众施压，逼使党让步的结果。他们的结论是体制外压力决定会不会产生体制内改良；有多大体制外的压力就有相应的体制内改良。

几千年的人类专制历史给“唯性”观点论者提出坚实基础；它在阶段性观察中，可以得出专制统治者不能改良的结论。

不论人类史的长河还是其中的近现代史都给体制外压力论提供无可辩驳的理据，压力论经得起所有方面的质疑和考验。

唯体制内改良则是全无理据的御用理论。

专制统治者虽则本性决定其不能政改，但统治者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怪物。统治者一直在民众包围之中，其统治只有在人群体中才有意义，才能生存。既然存在于民众中，就必然受到民众压力。

争取生存、自由、发展、自主、幸福是人的本性；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的。在有自由民主人权等现代化人类文观念指引下，人性在政治上的表现是“维权”。这权是指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理念所包含的权利、理和事。所以在今天的专制制度下，人们“维权”的行为是“绝对”阻止不了的。可以说，在专制社会下，有人在就有维权的斗争在。

维权不言而喻是体制外的，也不言而喻是与专制统治者保权相对立的。上面所说的量变，就是指统治者在人民维权的压力下从保权上作出让步的表现。虽则这还没有达到体制外压力迫使统治者激活政改进程的地步，但人们的自在行为己经取得了不少非正式的成果，也占领了一些非正式的阵地。

中国的现专制统治者能不能进行政改？

现在可以给出答案了：统治者本性决定其不能进行政改，但它同时又在体制外压力下不能“不能政改”。

换一句话说就是：中国统治者能不能进行政改决定于体制外压力的势态。

当体制外压力迫到统治者必须在“亡党失权”和“放权保党”两害之间作出选择，而且遇上比较理智的统治者选择了后者时，政治内政改（改良）就出现了。

但这只是一个原则性、方向性的答案。中国的政改要多少年后才能发生？这个答案是不可求的。过去有人估测Ｘ年后中共必垮台，现在又有人说2008年是中共崩溃年；当然有人说，现政权起码可维持一百年，甚至说中国的专制制度是足为人类法，将取代现有的所有制度。我不相信这些推测。我认不存在能测准社会进程日期这这么高智能的人，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人有精确算出“政改完成年”的能力。

好象我们确认，暴雨之下水必然沿山坑下流、苹果熟了就必然掉下来的道理一样，我们坚信：中国的前途，只有一个境地，这就是民主！

一百年前，有谁想到屡起义屡失败的事，竟在武昌一个意外暴炸就成功了？有谁会想到一个布加勒斯特的被迫集会者意外地喊了一句：“我们才是人民”的口号，就把齐氏王朝喊掉了。在这些专制王朝被推翻前，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个无可替代的庞然巨物；但这些王朝消失后，人们觉得本来就该如此，自然得很呢。

所以，如果有人问我，还要多少年多少月多少天我们才能过自由民主的日子。也许我会回答：我这个老头没有分了；也许我又会回答：明年今天，我们可以举行杯相祝拥抱自由民主进入国门。

两个说法，我都信。

你呢？

──转自《议报》(//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