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8月22日讯】父亲于1911年1月生于辽宁岫岩，原名林永泉（后改名为咏泉）。他上有一哥哥和四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1930年春，父亲考入中央军校，即“黄埔军校”第八期。此后，投入抗日战争的军旅生涯，最高军衔为上校。他业余时间亦笔耕于诗社文坛，小有名气，又热衷于体育运动，身手不俗。不过，在军职上似乎表现平平，或者可说是不称职，甚至是──叛徒。
1949年，他违背了带部队去台湾的命令，在湖南率部起义，向解放军投诚。结果被判七年徒刑。刑期中，患过伤寒症，1956年回家探亲一次。刑满后回家过了近一年，随即被送江西劳动教养。在劳教农场多次重伤病危，历尽苦难，九死一生。1986年获平反，1987年离开劳教农场，十足吃了三十七年官司。
1989年12月23日，母亲去世。去世前关照我：“让你爸爸回来住吧”。我托友人去苏州亲戚家接回父亲，赶上了母亲的追悼会，算是让他见了结婚四十六年、离婚二十年、共同生活不满五年、已有近三十年未碰头的亡妻最后一面。
1994年，我离家赴美。八年多未见父亲了，不免时常想念。他现住在离家很近的敬老院里。92高龄了，没什么要紧的病，只是头脑已不清楚。他常把幻觉当真事，据说他常在幻觉里见到我。
而我却从未梦见过他。我们父子一起过的日子加起来大约有七年。我对他越了解，便越感到陌生。按某种存在主义的标准，父亲的一生没什么错。他的志向无非是弃武从文，解甲归田，功成名就，衣锦还乡那一套。那也是人之常情。但我总觉得他缺少了某种很重要的东西，虽然我至今还没搞清楚那是什么。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父亲”只是一个美好的许诺；──母亲时常说：“爸爸就要回来了”。于是我便会设想，这从未见过的爸爸会给我带来什么礼物。我最终决定要一架小飞机，就像我的大朋友王维义自作的那种会飞的模型飞机。
那一年，爸爸终于回家了。他不如我想象中的那般高大英俊，而且并无亲切感；他很沉闷，很疲惫，像个长途跋涉中的旅客，好像只是经过这称为“家”的驿站小作停留。母亲和他去苏州无锡游玩了几天，给我带来的礼物是石膏做的飞机，机舱上居然冒出个娃娃飞行员！大失所望之余，我挥手“放飞”，暗自“庆幸”把它摔了个粉碎。
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年父亲是回家探亲──他在湖南劳改营服刑。又过了两年，他刑期已满，便回家准备长住。他没有工作，想以写作为生。写作了几部书稿，但都无缘发表，全退了回来。有几次见他在烧书稿，大概半是和母亲呕气，半是灰心。母亲只抢下了一部《颜真卿》，后来也在“文革”中连同父亲留下的所有文字被专政机关拿走了。
派出所民警多次找上门，母亲在师范学院又受到“反右”运动的波及，心情自然好不了。母亲性格刚烈直爽，父亲则孤傲固执，两人一吵架简直便形同敌国。我从母亲对父亲的责骂中知道了不少事：原来父亲曾是许多名流女性追求过的“男花瓶”，原来父亲在和母亲吵架时曾拔出手枪来威胁，──父亲在我心里是大大地掉价了。但我很喜欢父亲念小说给我听，还有他唱的家乡小曲：“太阳出来照呀么照满院，扫清了院子我洗净了锅碗，我先把那猪来喂呀，我再把那鸡来唤呀，吃罢了早饭我好做那针线”。他对“务农”有种天生的熟悉感。我们“开荒种地”，种些黄豆、扁豆、花生、茄子、辣椒、波菜、塌锅菜；也常去挖野菜：荠菜、马兰头、马齿苋、苦蒜──所有这些经外婆烹调一番，便成了绝顶的美味。父亲像所有品尝过外婆手艺的人一样老是赞不绝口，外婆当然很高兴。但对母亲来说，父亲此举无异“策反”；于是母女间的口角也烽火不断。
父母的“热战”很快就结束了。派出所找父亲去参加“修铁路”，结果一去不复返，变成长期的“劳动教养”。而我当时还以为父亲是去“工作”了。有一次，听小朋友争夸他们家里谁当了解放军，我不服气地说“我爸爸也是解放军，是骑兵！”还跑回家找出一张父亲骑马的军装照，拿给小朋友看。过了几天，小朋友都避开我了。原来是他们家长关照的：“他父亲是国民党，是坏人！”这一阵风吹得师院里的小家伙跃跃欲试地想联合起来教训我这个“国民党”。于是，发生了多次对我的“摩擦”。还有一次“阵地战”，我一人面对几十个拿着“长短兵器”的“敌阵”，气得发了狂，手挥“竹剑”横冲直撞，居然以少胜多。但从此以后，我便多与孤独长期为友了。
母亲老在寄邮包。主要有饼干、鱼肝油。父亲来信老是称病，母亲显然十分担心。终于，母亲决定带我去江西看望父亲。乘船，换车，住在油灯如豆的小旅店，跟着邮差走一整天的路，翻过好多大山，一条溪谷中几片竹棚便是劳教人员的住处。十多人一间屋，有几个患水肿躺倒在竹板床上；开饭时，每人拿个大脸盆去“打饭”。──从大木桶里分一盆灰黄色的稀汤，然后用竹勺打捞那点数得出的饭粒和几丝南瓜，最后留着那盆清汤寡水慢慢“享用”。他们主要的工作是伐竹，运竹。为避毒蛇，得用烟熏，这使不少人得了眼病。但还是常有人被毒蛇咬伤。有个以捕蛇为生的中年人常来聊天，讲起那年他被五步蛇咬后自断左臂的经历，真是惊心动魄。
以前母亲还相信官方的宣传，没想到眼前的事实如此冷酷：猪狗不如的“生存”，渺无希望的“前程”。她终于明白：人是可以如此轻易地毁掉的，哪怕他再有才华，也不管他如何顺从。她已过不惑之年，知道愿望不能改变命运。她提出了离婚。但父亲不同意。他具有农民式的守旧自保趋利避害的天性，不会坑害别人，也不会为顾全别人而让自己受损。为离婚的事，父母又开始了长期的冷战。母亲要我忘掉父亲，但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别人会时常来“点穴”。
小学五年级，我得到校方的一次“警告”处分。起因是代课的陶老师在课堂上诬蔑我有抄袭行为。我推翻课桌以示抗议。他竟对我施暴。校长和我谈话时，根本不听我的抗辩，反而逼问我：“你讲过‘猪毛会师’，是不是你父亲教的？”我十分鄙视这位校长的浅薄卑劣。那次“警告”，对我只是一个讽刺小品。
中学里，我是班主席，三好学生，学雷锋标兵；但我入不了团。几位老师在宽慰我时，也让我明白了“家庭出身”这个词的分量。这也成了我决心不再升学的主因。
66年8月，我受政治形势影响，在工厂里反四清工作队，筹备组织红卫兵。工作队和厂党支部立即抛出档案材料，宣示我乃“黑五类”出身。之后二十几年，我在无数次“冲击”中，无数次地被“提醒”：尔乃国民党军官之后！连我改姓名的“企图”都不允许，即使到后来父母终于办完了离婚手续也无济于事。
1987年春，我去江西永桥劳教农场看望父亲。他刚获“平反”，与几个“县团级以上”的老难友住在一起。一个小煤油炉，一个小铝锅，几个搪瓷碗，一个搪瓷脸盆，一木箱书，一个破旧的军用皮箱，几件旧衣服，这些便是他活了76年的全部家当。
为了父亲最大的愿望，我陪伴他作了一次长途的回乡旅行。在南京、沈阳、岫岩、迎春、哈尔滨、大连、青岛等地，见到了他阔别几十年的一些老友、几个亲属和许多从未谋面的晚辈。见了这么多人，没有任何激动的瞬间，感觉不到生命的壮丽。大概父亲亦有同感。他很沉默。整个旅程都灰濛濛的，包括父子间的交谈。
从父亲口中我了解到，他一生都很清贫。从军，入党，对他都像出工种地般平淡，没有什么特权专利，没什么荣耀值得多讲。常与党政军首脑接触，也只是公务关系。军中唯一的好友是黄埔同班的郑为元；还有黄杰，曾把他当作得意门生。关于黄杰和郑为元先后出任过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国防部长，父亲毫无谈兴。他喜欢谈的一是文艺，二是体育。体坛名人徐亨是他的好友。在文艺界，他和演员如崔巍、兰萍等一度过从甚密。与孙望、常任侠、郑广玬、武俊达等文人，更是知交。甚至还差点和才女孙多慈结缘。父亲最爱京剧，最恨越剧和摇滚乐。有一次，他听着不远处播放的摇滚乐，气恼地说：“我真想把那个作曲家一枪给毙了！”他谈到兰萍时说：“没想到她后来变得那样；不过她也做了件好事，──提高了京剧，消灭了越剧”！我暗自苦笑：这老子比共产党还霸道！
我试探地问起当年为何不去台湾，他回答得极简单：“想家了。不想打仗了”。
是啊，──想家。无可辩驳的理由。这也许是当年国军溃败的原因之一。我不忍心问他那时是否想到过日后的几十年官司，是否想到过“家”的钜变以及“国”的钜变。
在出国前和父亲同处的几年里，我因参与民运活动而麻烦不断，风雨频仍。父亲虽然没有直接地反对我，但他的忧虑甚至恐惧时常溢于言表。而且，他表达了一种他认定当然的理念：不可与政府作对。他显然不欢迎常来我处的那许多民运人士，对我们毫无忌惮的高谈阔论，他会显出无法掩饰的惶恐与恼怒。我有时把他和去世的母亲相比较，觉得两人之间的反差实在太大。母亲生前热情地支持民运，赢得上海众多民运人士的敬仰。她的追悼会可称为一次规模不小的民运聚会。去世前，母亲曾在家中“发表”了许多“政见”。例如：“现在的社会风气比国民党时期差得太多了”；“那时真的是很自由，不像共产党这样搞得到处是克格勃”；“回想起蒋介石，他的确十分出众，不愧称为伟大人物”；“共产党里也有好人，可是太少了”；“齐奥塞斯库是罪有应得，现在要等着看这里共产党的下场了”──其实这些话都属于平民百姓基于直感的经验之谈，但就是有许多人不敢这么说，甚至不敢这么想。这种人包括我所认识的不少“资深”学者，也包括了我的父亲。
出国后，父亲有封信里盛赞中共使香港回归，热望台湾内附。我去信告诉他，很多香港台湾人并不愿意回归与内附于中共党国。他来信斥责：“这些人是丧心病狂！”我没话可说了。三十七年的官司，妻离子散的悲剧，红色恐怖的国家，世风日下的社会，都不能唤起他的愤怒。是“愤怒出诗人”这句话错了，还是他算不上诗人？他算不上，那么还有他的诗友艾青等人呢？他不是诗人，那么作为一个公民呢？或者，退到底，他连公民也不是，是个奴隶呢？奴隶还有反抗的勇气呢！还有陈胜吴广呢！
我该搁笔了。倒不是怕号称“爱国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们的攻击。对一个历尽人世沧桑的92岁高龄的老人，我不能说得再多了。何况，他是我的父亲。
──原载《黄花岗杂志》(//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