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8月16日讯】季羡林先生把中国的历史分为三个时代：绝对讲理的时代、讲一点理的时代、绝对不讲理的时代。因而也就有了绝对讲理、讲一点理、绝对不讲理三种不同的政府。季先生把凡是以文字获罪的时代算作绝对不讲理的时代，这时的政府当然就是绝对不讲理的政府了。

绝对讲理的政府在中国是没有过的，讲一点理的政府是有一些的，绝对不讲理的政府是有的。孔子周游列国，扼于陈蔡，不为世所用。但自创儒家学说，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说明那时的政府对于自由结社和独立思想持宽容态度。儒、墨、法、道、名诸家相继而出，虽然诸家相互攻讦，但政府听之任之，从未独尊一派、取缔一方，中国历史上迎来了第一个哲学高峰。这是讲一点道理的时代。

司马迁以李陵案被祸，乃发其郁结之意，着孤愤之书，是有着怀私挟愤的嫌疑的。他指斥“今上“穷兵黩武、迷信方士、封禅求仙；直书李陵、李广利及钩弋夫人冤案；甚至构撰“今上”“金屋藏娇”的花边新闻，这是蓄意攻击伟大光荣正确的朝廷，给继往开来的皇帝抹黑呢。然而朝迁不以加诛、著书不以焚毁，这是太史公不幸之大幸。倘若换个时代，不单下面不保，就连上面也有不保之虞呢。这也是讲一点道理的时代。

绝对不讲理的时代特征是“不是不让受教育，而是只让受一种教育”（鲁迅语），“把中国弄成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吴虞《说孝》）。不讲理的政府意味着只用一种意识形态控制人民的思想，全国人民要同唱一首歌，以他们掌握的金喇叭代替民之喉舌，驱使全民迈出步调一致的脚步。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有着不媚公卿的习性和舞文弄墨、评论时政的癖好，他们负意使气以天下自任，最怕生活在绝对不讲理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他们总是受防范、排斥和打击的群体。士农工商的区别，说明他们自来就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为了提高他们的地位，而被恩赐为工人阶级（即领导阶级）的一部分。连自己的社会阶级都被取消了，这是讲理时代的不讲理还是不讲理时代的讲理，人们不得而知。

绝对不讲理的时代总是先拿知识分子开刀，罪名是攻击、横议甚至腹诽。秦的“焚书坑儒”是一个先例。降及明清，“文字狱”肆虐一时。“和尚”、“作则”、“猪”等词汇有攻讦朱明的嫌疑，“夷狄”、“索虏”等字眼又有排斥满清的迹象。于是就有了“满门斩”、“瓜蔓抄”等名目。这颇像阿Q头上的瘌痢，是容不得别人说“灯”和“亮起来了”的不敬词语的。

最不讲理的时代就是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防范、压制、排斥和打击不是被动查处，而是主动出击。“文革”时的“引蛇出洞”使知识分子受到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打击。马寅初、老舍、邓拓、张志新、遇罗克等是以言获罪、以文获罪的几个代表，他们的遭遇是中国历史上最丑陋、无耻的一幕。后来的统治者则要聪明得多，他首先可以给你正名为间谍和颠覆政权，然后师出有名。方励之、吴弘达等人和最近的“不锈钢老鼠”就头戴这样的名衔。苏联的“肃反运动”中，知识分子受到重创。

从索尔仁尼琴的《古格拉群岛》中我们看到苏联的数百万工程师、大学教授、经济学家、艺术家被罗织罪名流放、枪杀；一位诗人写下“你可以祈祷，但只能让上帝知道”的诗句而被流放；一位在报纸的斯大林画像上写字的小贩被流放。就这样一个民族最优秀的部分被无情地清除，那个民族的脊梁被独裁者打折了。

对异已力量的清除是绝对不讲理时代的必然结果。他们制定了法律法规，在法律法规的背后是众多上不得台面的条文，他们在条文之外支配着社会生活的运行。超越条文的事情一律叫停，不太悦耳的声音一律封杀，于是意志统一，步调一致，千篇一律，万人同貌，在气势高昂的颂歌声中，时代的进步从何谈起，历史出现了停滞或倒退。我们并不奢望生活在一个绝对讲理的时代，也不愿生活在一个绝对不讲理的时代，我们期望生活在一个讲一点道理的时代里。那首先要尊重“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尊重并保障人民自由思想并自由表达思想的权利。

──转自《新世纪》(//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