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听说南澳阿得雷德市有一位以音乐为‘妻’以教书为‘子’的当代“林和靖”（即被人称为“梅妻鹤子”的那位北宋杭州隐士），而且他也来自杭州。

冬末春初的一个下午，在当地好友王萍的指引下，于阿得雷德市Stirling小镇半山腰的丛林中，我敲开了他家的门。

他叫徐家祯，阿德莱德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任职20年半的中文讲师。记得当时徐先生正在捡树枝，浅灰色的高领毛衣，举手投足中有种说不出的随意，悠然，与山里的清凉浑然一体。我环顾他的院子，说这里的树长得真好。他说那是山上的气候比较好的缘故。

一踏进徐先生的家门，便听见整个房间回荡着古典音乐声。一直到现在每每想起徐先生，那音乐声还会不绝于耳，优雅平缓的背后蕴藏着波澜壮阔。

出国留学的“元老”

我问徐家祯为什么对教书情有独钟，在大陆教了近20年不够，到澳洲重抄旧业又是20年。
徐先生笑着说，这完全是命运的安排。

美国是79年开始对中国大陆签发自费留学签证的。据资料统计，那一年，美国大使馆一共批了520多个名额，他就是其中一个。当时，大陆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徐先生的一位在美国的舅舅就问包括他在内的上海和杭州的亲戚们，有没有人要去美国留学。由于那时国内非常闭塞，对国际情况根本不了解，没有人敢去。只有徐先生没结婚，英文也还可以，于是就萌发了“到国外去看一看”的愿望。

“我一向对音乐，对外国的文学、艺术、建筑等感兴趣。所以我想，有这样的机会有什么不好呢？”他说，“当时所有的亲戚都觉得到美国就象上月球一样，怎么可能？连我自己做梦也没想到可以到外国去。以前申请都不敢，因为可能有里通外国，叛国投敌之嫌。我虽然已算是很勇敢的了，但还是心有余悸，胆颤心惊的。”

徐先生讲他的一辈子好像是命运安排好的，一般人可能要花十倍的功夫才能得到的东西，而他可能只花三倍的力气就得到了，所以他很相信命运。

蜘蛛结网的故事

徐先生能这么顺利地走过这几十年，并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难道仅仅是因为运气好么？他就给我讲了蜘蛛结网的事。

他说，蜘蛛结网的时候，不知道苍蝇何时会飞过来。但蜘蛛总是不停地结。网越大，越牢，它捕到苍蝇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作为蜘蛛而言，唯一能做的就是结网。“我觉得，所谓命运，其实就是所谓的机缘。我相信机缘是跟人的努力有关的。蜘蛛结网就是人能作出的努力，而苍蝇则就是机缘。作为人，能做的就是将网结得更大一些，牢一些。至于苍蝇来不来，自有命运去决定。如果自己平时不努力结网，那么到时苍蝇在面前乱飞，你也抓不到。反之，如果网大了还是没有苍蝇飞来，那就是缺乏机缘，这也不是能够强求的。”徐先生说，“比如当年舅舅写信来，要我和我的亲戚自费去美国留学，这好比苍蝇飞过来了，为什么我的亲戚们抓不住呢？因为他们没有网，而我却结了网。在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我做梦也没想过有一天会出国。当时，我只是对语言对艺术对文学感兴趣，没有事情的时候，就看英语，搞翻译，翻诗歌，翻小说，常常翻译到半夜十二点。那时，我从来就没有想过学英语是为了出国。我只是在结网而已。但是，网结大了，当苍蝇一下子飞过来的时候，我就有能力抓住了。”

徐先生认为成功靠的是机缘和个人的努力。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要有耐心。就像蜘蛛，光结网还不行，还要睁大眼睛，注意观察周围有没有苍蝇在飞来，要耐心地、静静地等待。他说，他常见这样的人：做一件事不到一个月，见没有成效，便就想换别的事情去干。这样换来换去，忙忙碌碌，终究一事无成。徐先生说：“尽心尽意按你努力的方向去做，要有耐心，要有忍受能力才会成功有望。”

为自己的心而活

徐先生说：他对他的一生无怨无悔，因为他从来都是“为自己的心而活”。“我的工作，我的研究，我的兴趣爱好，基本是一致的。”他说他在大学里的研究领域是语言学和语言教学；发表的论文，都是与语言教学，语言研究有关系的；写的东西，也都是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因此尽管再忙再累，他也是乐在其中。他说：“有些人，总是一心希望成名成家，结果也并不一定见得能够如愿以偿。我比较主张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心。至于能不能成名或成家，那就听其自然、顺其命运罢了”他说就像他出的第一本书《南澳散记》，写的是他在美国、中国及南澳的一些感受，“那本书写的，全是我自己。我在写作过程中已经得到了自我满足，我并不在乎人家喜欢不喜欢。但结果发表以后，却好评如潮，这我就当作是意外收获了。”他称即使在大学里，他也绝不为求名利而委屈自己的心。

就一些政论方面的写作而言，他不喜欢受外界，特别是政治方面的影响。“我觉得哪方面对，我就表扬；哪方面不对，我就批评。我只是表示我个人的看法。我并不刻意想成名成家。”

无求而自得

他相信“无求而自得”的道理，因为他认为人都是平等的。“我觉得比我聪明的穷人多的是，只是他们没有我这样的机遇，我有什么好骄傲的？我从来没有看不起别人，我从来不认为我应该有这样的生活，而别人应该只有那样的生活。我认为如果命运安排让我吃苦，那我就吃苦，我可以忍受，如果有人认为我成功了，那么，无求而自得，可能就是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徐先生认为：成功不是靠强求而得到的，“有时候，你不想成名成家，却反而成名成家了；而要强求，有时却可能永远也达不到。我觉得，这是很哲理性的。”他说，“我并不想扮成清高，不要名利。如果有人无条件给我名和利，我也要；但是如果因此而要我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那么这样的名和利我还是不要的好。我只想干自己想干的事。”

徐先生最大的乐趣是听音乐。他说：“我对音乐的态度是比较严肃的。我觉得音乐是比较崇高的艺术。他不但给你感官上的享受，而且给你心灵上的触动和启发。有些音乐，你听了会想哭、想笑；会痛苦、快乐、感动、难过。音乐也常常给我很多灵感，我进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把收音机打开，拨到ABC FM，再做其他的事。我对音乐十分敏感。虽然收音机里的音乐只是背景音乐，好象我做事时根本没在听，但是一旦播放好的音乐，音乐会自己钻到我的耳朵里去，引起我的注意。所以，我经常会在电台里发现非常好的作品或演奏。”徐先生每个月都在家里举办音乐欣赏会，叫“音乐沙龙”，和那些有共同爱好的人一起分享、交流对音乐的体会，这个活动已经了持续十五年之久了。

对海外中文传媒的看法

徐先生是教中文的，平时喜欢写东西，并留意本地中文刊物。最初，徐先生是从给墨尔本的某杂志写文章开始写作散文的。后来，他又为悉尼、南澳，甚至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台湾的报刊杂志写稿。他曾对墨尔本的一本杂志主编讲过，海外传媒，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可以不用因为政治压力而偏向任何一种政治势力。可是，有的杂志却为了私利，胆小如鼠，昧着良心讲瞎话，竟然在澳洲这块土地上，连文化大革命都不敢提。那就太窝囊了。“作为一个海外的媒体，最大的好处是可以脱离政治，但脱离政治并不是不讲政治，而是要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讲话。不管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好的就要赞扬，错的就要批评，只要事实就事、有根有据，都可以登。只要文章有价值，就能吸引读者。我觉得这是在海外办中文报最有利的一个条件。”

另类婚姻观

我问徐先生，这么多年在海外，一直都没有结婚，是不是结了网而没有‘苍蝇’飞进来？他笑了笑，有些尴尬地说：那是主要因为没有好好去结网，‘苍蝇’也没有飞过来，可能阿德雷德的‘苍蝇’太少吧。

他还说，将来社会，可能理想的伴侣不一定要生活在一起吧。像在欧洲，已经有的伴侣，各有各的家，“感到需要的时候就生活在一起，不需要的时候就各自回家。各人保持各人的生活方式，有分有合。我觉得很可能这是未来社会的模式。”

我问这是不是一种不愿意承担婚姻责任的表现？徐先生说，这要看每个人对这个问题如何看待了。“确实，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责任感，比如，对工作的承诺、对父母的承诺、对子女的承诺、对配偶的承诺、对友人的承诺，等等。但另一方面，我认为每一个人也必须对自己有所承诺。每个人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不能因为要对别人作出承诺就把自己变成为了别人而生活。怎么既对别人有所承诺，又能成为自己一个完整独立的整体，那就是一种生活的艺术了。”他还说：“我自认是一个责任心非常强的人，做什么事，一定要把它做好，否则宁愿不做。所以，有时，觉得既然有些事不能尽力做好，那么就还是不做为妙。”我想，说不定这就是徐先生不结婚的原因吧。

徐先生说，长期一个人的生活，使他养成了一种独立的性格，并总是尽量为自己创造一个舒适满意的居住环境。他说：“因为居住的环境很重要。没有一个使自己赏心悦目的居住环境，就不可能好好工作或学习。所以，无论住在哪里，我都要先使那里的居住环境变得令自己满意、高兴。我喜欢干净、整齐、美观、舒适。我的家，24小时都可以进来参观而不用事先整理。客人走了，就是到夜里12点、1点，我也要把碗洗好、房间整理好，才睡。有人说，我有洁癖，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每个人都应当有这样一种好习惯。”

我问他，是否准备当一辈子以音乐为‘妻’以教书为‘子’的现代“林和靖”？他说他自己从来没有刻意地想要当什么，一切随缘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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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徐家祯简介

徐家祯，语言学家，散文作家，1942年生于上海，祖籍杭州。60年代初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在上海任教十八年。1980年2月赴美国留学，先后在纽约市立大学及夏威夷大学学习，并在夏威夷大学东亚语言系执教中文，1983年获该大学东亚语言系硕士学位。同年2月，徐家祯应聘来澳洲阿德莱德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教授汉语，并定居于澳洲。1990年，澳洲华文作家协会成立，他被推举为首届理事会理事，历任该会副秘书长等职。1986年起担任世界汉语教学学会理事。主要作品有，语言学专著：《上海话的语言研究》（英文，硕士论文），《语言和情景》（译著；语文出版社，北京，1988年9月），《语言的演变》（译著，语文出版社，北京，1997年6月），杂文、散文、随笔：《南澳散记》、《东城随笔》、《西窗漫话》及《山居杂忆》（与母亲高诵芬合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