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7月11日讯】就李慎之的评价问题我提出和大多数自由派知识份子不同的意见之后，引出了几篇争论，也引发了我的几点思考，这几点思考已经和对李慎之本人的评价没有多大关系，但牵扯到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今天共产党在中国的执政问题，所以觉得还有必要再写几句。

第一， 不能让感性压倒理性﹕

自由派知识份子对顾准、李慎之的热烈推崇，从一个角度是可以想像的，那就是年轻一代为老一辈共产党文化人的悲惨遭遇而悲愤；被他们在黑暗中不懈求索的精神而感动。尤其是顾准的经历更令人叹息﹕他在被打成右派最艰难的时期，妻子离婚，子女都不再认父亲，直到去世都没能和他一直思念的孩子们见上一面。没有谁读了顾准的故事会不被感动，但是，顾准的遭遇并不特别，那些比顾准级别更高的共产党人的经历甚至更加悲惨。

记得七十年代末读刘少奇、陶铸、彭德怀等中共高官的亲属写的追忆他们惨遭迫害的文章，每每读到泪流满面。他们都是有血有肉有亲情的人，都遭到惨不忍睹的迫害。共产党高官的命运一个比一个悲惨，甚至比普通老百姓更惨。邓小平本人照样几度遭整肃，儿子被迫跳楼自杀成瘫痪也够悲惨。但今天我早已不再感性地看待这些悲剧，而是用理性追究其根源；我们不能因为他们本人的悲惨遭遇就忘记了，正是这些共产党人亲手建造了那个后来置他们自己于死地的政权。他们每个人手上都有屠杀自己的血！而且，更严重的是，他们不仅残害、屠杀了自己，更残杀了千百万普通的中国人，毁掉了几亿人的青春、几十年的生命！共产党人是自己选择了那个政权，付出了代价；可别人并没选择，却也跟着付出巨大的代价。

虽然每个共产党人对建立那个残暴的政权所负的责任在程度上有很大不同，但常识是，在党内官位越高，责任越大。我更要强调的是，他们各自在中国的悲惨经历不能降低他们参与建造那个专制而应负的责任，同时更不能成为提高他们身价的一个原因。

同样，如果由于同情顾准李慎之等共产党人在铁幕环境下探索的艰难，而对他们作品的要求降低，仍是感性压倒理性的做法；因为无论艰难程度如何，都不能成为衡量思想、学术水准的标准。这就如同不能因为你出身贫苦、或者你是少数族裔，就往成绩单上加分数一样。中国人总是习惯自我纵向比较，从人的角度来说，能出顾准、李慎之就很了不起了，足以称之为大思想家；从国家的角度来说，今天远比二十年前好了，所以还得走渐进道路，还得靠李慎之等党内文化人。如此这般思维方式的话，怎么可能产生突破呢？那大家就一步一步往前挪吧。六四已经过去14年了，看我们大家还有多少个14年熬吧。

第二，不能用肯定自己的历史，来肯定共产党的历史﹕

今天，没有人去追究，也无法追究每一个具体共产党人对建立那个专制制度应负多少责任。但我之所以一再强调老一辈共产党文化人必须彻底否定自己早期参加共产党的历史，是因为他们以不否定自己早期历史的行为，肯定了共产党早期的历史。这既不符合共产党这个邪恶暴力政权的本质，也无视中共自成立初期就开始的整肃的残暴历史。

更为严重的是，在肯定当年左派知识份子追求民主自由的精神同时，就会认同共产党早期是好的，后来异化了，才变坏了的说法。这种观点今天的危害在于﹕既然曾经是好的，就有再变好的可能性。这就为今天的党内渐进改革说法，提供了潜在的心里暗示和呼应。而事实是，共产党从本质上就是一个一定要独裁的党，全世界没有一个共产党可以改革，东欧的共产政权全是被人民推翻的，凭什么中国共产党就可以改革？它的理论根据、实践经验都在哪里？

另外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据后来的几篇回忆文章，李慎之本人在私下已经否定了他自己追随共产党的历史，认为那是个错误。可不少自由派知识份子还在赞美老一辈文化人追随共产党的理想精神。人家自己都不引以为荣了，可你还在那歌颂。这种被理想精神感动而无视其带来的恶果，又是可怕的感性压倒理性，宽容大于是非。没有什么比感性压倒理性、宽容压倒是非的做法更给思想界和社会实践带来一团乱糟的了。

第三，公开讲话的意义﹕

从多篇回忆李慎之的文章来看，他的朋友们所热烈推崇的、他的比较有深度的想法，都是在私下和朋友交谈、或书信交流时表达的。虽然我丝毫不怀疑这些私下谈话的真实性，但对这种私下交流的意义和作用却大打折扣。有人说李慎之们留在党内的位置上，有在官方刊物上说话的可能，所以才起到特殊作用，因而人们需要更多的李慎之。这种说法是明显违背事实的﹕因为第一，李慎之（们）的自由主义言论都是在离开官位以后；第二，这些言论也都没有在官方刊物上发表，全是私下流传或网络发表。

人们对李慎之的尊敬，主要是来自他亲身经历、切身说法的认识，而并不是因为他在官方刊物上发表了什么别人没法说出的话。既然同样不能在官方刊物发表，李慎之为什么不把自己最深刻的想法公开出来，而只是私下交流，这太令人遗憾了。我们今天推崇国内自由派知识份子，当然是首先是推崇他们敢于公开挑战那个制度的勇气和精神。今天在私下骂共产党、评论共产体制有多大意义呢？中国13亿老百姓中还有谁没骂过共产党呢（除了哑巴和儿童之外）？就连胡锦涛在家里都得跟他太太骂江泽民的不放权吧。

第四，“皇帝穿着裤衩”的误导﹕

中国知识界多年来一直有过高地抬举党内改革派的本能倾向。当年就过高吹捧开明皇帝胡耀邦、赵紫阳。89年以胡耀邦去世为引子，发起大规模民运当然可以理解，但由于知识界的盲目吹捧，胡、赵就几乎真的成了有希望发动政治改革的领袖。而稍微对他们两人的历史做些了解，就可以看出，胡耀邦镇压新闻自由，赵紫阳排斥异己等都并不手软；而且他们也没有任何否定共产党的言行。

这种对开明皇帝的过于好感（感激），又外延到对党内有些反叛思想的文化人的过高评价，似乎他们就代表了中国知识界、思想界最高水准。我当然不是要一概否认开明皇帝和反叛的共产党文化人，他们对社会变化自然起到独特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用肯定这些党内高官、知名文化人来肯定民主诉求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应该的。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对开明皇帝和党内高官文化人的过分吹捧，都在潜移默化地传递着、强化着只有靠党内改革才能行得通的信号。今天这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已经使文化人们又开始寄希望于胡锦涛，于是再度陷入共产党那个只有靠它才能推动社会进步的圈套。

中国文化人对改革共产党的一厢情愿的幻想真是固执而坚定。而前苏联和东欧那些异议人士中有谁还再提什么“共产党前期是有理想主义精神的，只是后来异化了”、“早年共产主义的追随者是值得肯定的”之类？他们所致力的，是彻底地否定共产党，极尽全力地向人们传递共产党从根本上就是一个邪恶的政权，是完全不可改革的；追求自由的第一步是必须结束共产党的统治。只有把“共产党必须退出历史舞台”这种丝毫不妥协的、丝毫不怀疑的资讯深入民心、深入党心、深入军队、深入到中共高层的每个人心里，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们才可能迫于压力，在大势所趋下、在完全无可奈何之际交出权力，才可能有中国的雅鲁泽尔斯基放下武器，才可能有中国的叶尔钦振臂一挥，挥掉几十年的共产专制。人们必须清楚，只要外部没有泰山压顶般的气势，洪水决堤般的不可阻挡，独裁者（尤其是共产独裁者）绝对不会主动放弃权力。

相比之下，那些普通老百姓们来自“常识”的认识，往往比大知识份子们还深刻。比如，许多往美国之音打电话的普通人，对共产党必须下台的信念是远比文化人们坚定的。再比如，当海外的“中国问题专家们”一致认为江泽民会全面退休、全面放权的时候，连小学都没毕业、自己都承认没有多少文化、涉嫌巨额走私的赖昌星却非常清楚，公开指出，任何了解共产党体制的人都明白，江泽民绝不会放权，共产党人绝不会自动放弃权力。

而当李慎之等中国自由派知识份子的要角们还在惆怅万分、优柔寡断、左顾右盼地疑惑共产党体制的刚性、弹性，认为这个体制“是否可改变”是“天问”，讨论共产体制垮台会出现什么“暴力革命”和“天下打乱”这类耸人听闻的说法时，那唯一的可行的路就只能是共产党继续统治，稳定压倒一切，慢慢地渐行渐进吧。且不说在中国这样一个基本没有宗教的世俗社会、文化程度普遍很高、经济经过二十年发展达到相当水平、全民上下一致关注发财致富的现状下，根本不存在出现大规模暴民动乱的可能（至于什么太平天国式起义、伊朗霍梅尼式革命等说法更近乎梦呓），即使出现革命，也只能是一场推翻共产党政权的革命，而这样一场革命无论如何都比共产党正在进行的暴力革命要好。

对那些还在梦想共产党能进行政治改革的中国文化人们，中共社科院现任副院长李慎明最近的讲话给了一个漂亮的棒喝﹕“中国决不搞西方的多党制，决不搞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在中国，如果放弃共产党的领导，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必然是人民政权垮台、社会全面倒退；就必然是山河破碎，生灵涂炭。”

请比较另一位前社科院副院长李慎之的话：“这个体制究竟是刚性的，不可改变的？还是有弹性，可以渐进改变？倘若是前者，就只能看着一场革命来推翻，玉石俱焚，生灵涂炭，我们束手无策；倘若是后者，我们责无旁贷，还有苦心呼吁，争取渐进改革的余地。”

真是党的社科院呵，一个是共产党的支持者，一个是共产党的挑战者，其观点，其用语竟如此相似。

我当然完全相信李慎之们希望共产党早日垮台的愿望，但如果中国最先锋的自由派人物还模模糊糊﹕皇帝或许还穿着一个裤衩吧？我们或许还可以给他套上件背心？再往后他就有套上全部西装革履的可能性了。这样一来，岂不是把那些本来已经看出皇帝光屁股的普通老百姓的视线都搅迷糊了吗——看人家自由主义大师都说皇帝穿着裤衩呢，这皇帝还真是有希望的，那不知深浅的孩子才是该挨打屁股的。

2003年7月9日于纽约

（转自《观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