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6月8日讯】王家新先生在2000年5月份写的《从听众席中站起来的女生》（以下我在本文中的一些未注明的引文均摘自王家新此文）这篇文章，我是最近于民刊《东北亚》上看到的。写得很好。这篇文章好就好在提出了“诗歌的纠正”问题。这个问题让我“感到”不是“和眼下这个时代没什么关系了”，而是关系太严重了。这是一个关系到21世纪中国先锋诗歌能否走出上一个世纪90年代的低谷并承接诗歌继续革命重任的关键问题。面对这样的问题，任何“渴望回到个人、回到一种不被人注意的词语的黑暗中”的想不“介入”之“规避”的投降主义想法，这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极为“谎谬”而且亦是行不通的。
那么，让我们随着王家新此文论点的展开而逐步进入王家新为我们精心设置的“问题”之中吧。
王家新在这篇文章的第一段的最后和第二段的开始这样说：“我仍感到还有着另一个人，生活在远山脚下，生活在一所清凉、昏暝的乡村房子里；他写，甚至没有觉察到镜子在变暗，雪花在飘落；他写，似乎就要化为寂静本身……//只有在这种时刻，生活似乎才重获意义。我深深感到像我这样的写作者，已在生活中背负了过多的东西。我们已被20世纪的全部历史所造就，既受恩惠，但也过于沉重。我们一再隐入同时代的复杂纠葛之中。我们仍被这样或那样的意识形态所左右。但是，如果我们不能从中超越，会不会成为它的牺牲品呢?……”王家新为了往下更好地迎头痛击“从听众席中站起来的女生”的“提问”做铺垫，不是先下手为强，也是先发制人地在这里首先自我发出一通如此懮虑、怀疑和质论，“甚至”想“回到”他“十年前”“在深夜里写作《瓦雷金诺叙事曲》时的那种心境的”“象牙之塔”中。这就是王家新的诗歌理想，也是他用极其美妙动听的哲诗语言向人们娓娓道来的他的“闪闪运转的星空”的小布尔乔亚的浪漫诗歌之梦，即他的“诗歌的纠正”。这就仿佛当年鲁迅先生批判的那种“拔着头发就想离开地球”的“纯文学”之梦一样！这可能吗？然而，他在这里却力求劝诫当代诗人们“背负了过多的东西”而怕是“成为”“牺牲品”。说穿了，这无非是规劝人们放弃沉重的历史和社会责任，由此与其说是“超越”，倒不如说是逃避现实、逃避社会、逃避良知、逃避政治、逃避人民、逃避时代和逃避历史，以其走入与他同样自我陶醉的极其遮蔽式的别人无法进入的《瓦雷金诺叙事曲》一样的“美好”的“个人化写作”中去，在其“精美如一件素洁绣品”中宗成正果，也好彻底走入这种犬儒主义或投降主义写作之路。这不是“揭树揭皮，揭人揭短”。因为，这种声音实际上是主张放弃对政治中心权力话语的抵抗与解构的声音；是向意识形态毫无条件地进行妥协的声音；是谴责与诋毁坚持懮患意识与批判精神的声音。目的也是为了在摆脱所谓的“同时代的复杂纠葛之中”或“被这样或那样的意识形态所左右”之后，从而走入他们的“个人”的“既受恩惠”，但又不“过于沉重”的“个人”“奋斗”之中去，从而再不当对抗“意识形态”和为之“左右”的“牺牲品”。这种似乎温和的、“中性”的和纯文学的绥靖主义写作路线，就是投降主义和犬儒主义。说点文本之外的话，投降主义和犬儒主义是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几乎走了十年以来至今仍在走的集体自杀性的“通病”之路。这在大陆诗人知识分子界已是“病入膏肓”，也许在顽固的“知识分子写作”者那里更是无法挽救了。可为什么说“绥靖”就是“投降”呢？因为，在毛后时代的官方现行文艺政策已从极权的“为政治服务”过渡为威权的“弘扬主旋律”了。这意味着文艺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已基本结束，而文艺作为“爱国主义”的工具却业已开始。“爱国”比之“阶级”是更宽泛的政治概念，前者是威泛意识形态化，后者是极端意识形态化。什么叫“弘扬主旋律”？其实就是不仅要求文艺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且要求文艺不能再干涉政治，特别是不能再干涉现行政治了。因为现行政治就是“国家”，而干涉“国家”当然就是违犯了“弘扬主旋律”的天条，如此就触犯了意识形态这根敏感的神经，严重点说就是触犯了“国家”，甚至可以定罪为“国家”的敌人而必遭打击之、内控以致无情迫害之。原来的“为政治服务”，是要求文艺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则就必须遭到“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打击与镇压。现在的“弘扬主旋律”，是限制文艺干预政治和国家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领域的事物。如果谁触犯了这个“天条”，谁就必然遭受“稳定压倒一切”的打压与法控。因此说，“弘扬主旋律”就是基本明确告诫你，只要你不反对也不干涉现行政治，或者脱离意识形态，或者不批判现实、不揭露社会的阴暗面和不影响“稳定”这个大局就行，就是“主旋律”，就是爱国的，就能让你生存、发展和繁荣。这实质上是鼓励你脱离政治和逃避现实，只许你说“是”不许你说“不”，只许你绥靖或者投降而不许你抵抗或者反对，只许你发展吹捧文学或者搞远离时代风潮的“纯文学”，而不许你发展为民请命的具有懮患意识和批判精神的真正文学。其实，这就是要求你绥靖或者妥协，亦即投降或者彻底招安。因此而说，这种“纯文学”的绥靖主义路线，就是投降主义和犬儒主义文学。我们不难体会到，新犬儒主义的特征是：新的主子对其狗的要求和受宠标准是：只要狗不咬主人和不揭主人自家的丑事，并能老老实实地听话，这就是好狗，就会倍受宠爱。这就是新犬儒主义嘴脸，也是宋江主义嘴脸，即投降主义。人们都不会不记忆犹新的是，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打完了方腊，宋江最后带领李奎等哥们在一片逃避对抗宫庭的悲惨气氛中，一个个饮毒酒而自杀死去的情形吧？其实，“逃避”并不一定有好下场。当然，“逃避”也未必不是苟延残喘的一种苟且偷生的机会主义和最窝囊的生存写作方式。现在，“知识分子写作”者在一片“逃避”的写作声浪中，正在打“民间写作”。打完了还干什么？我不得而知。但他们肯定比宋江们的结果好，因为他们现在已是在中心权力地带生存下来的中产阶级式的新贵族诗人了。
其实，受“意识形态所左右”(即服务政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毛主义之后的意识形态虽然仍是专制极权的意识形态，但绝对极权的大一统的铁板意识形态化已经解体了。现在的极权意识形态化是新型的威权主义意识形态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开放和多种经济成分的经济基础的改变，其必须适应这种经济基础的极权意识形态不得不变化自己的专制形式，即以权钱交易的新特征出现，亦即以实用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新的核心策略。其所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乃实则上就是以新的阶级斗争为纲的中心，从而使新的意识形态化就放弃了“政经”权力一元化的旧模式，而变为“政紧经松”的相对开化的“政左经右”的意识形态化，即仍是政治一元而经济基础可以多元发展的新模式。这就是：经济等日常生活领域完全放松，而意识形态等政治生活领域完全高压，即“政左经右”，亦即“稳定压倒一切”。在这种意识形态文化政策下，我们文学写作只要不涉及政治、不对抗现行意识形态和不批判现行政治体制问题，这就等于为政治服务，也就等于是“弘扬”爱国主义的“主旋律”写作，这实际上亦就完全等于投降主义或犬儒主义写作。当年的汪精卫之流为了曲线救国绥靖日本帝国主义的政策，实际上不就成了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汉奸行为吗?对于“知识分子写作”而言，“知识分子写作”应该是毫不妥协和绝不绥靖的、绝不投降和绝不犬儒的坚持为民请命的懮患意识与批判精神的写作，并且能够有效地运用知识分子自我具有的专业知识而掌握的知识分子话语权力去解构并批判政治中心权力话语。这才是知识分子写作的原则、立场和态度。可我们当代的自我标榜的这伙“知识分子写作”者们的这种逃避式写作，难道能够符合这一原则、立场和态度吗？对于“民间写作”而言，民间写作也应当是坚定不移地绝不招安地坚持边缘化的、不为官方主流和中心所左右的、始终站在平民立场上的、代表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的，并且能够为人民代言的抵抗政治与权力的、发出与国家中心主流不同的声音的写作。这才是民间写作的战略、战术和方针。可我们当下的自我宣称的那伙“民间写作”者们的那种“日常化写作”，莫非能够适应这一真正“民间写作”的战略、战术和方针吗？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这是作为现实的策略而言，而作为文学的本质而言，主张逃避政治的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人生在世，尤其作为一个自我标榜为“知识分子写作”者，你是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以及道德是非判断标准的。文学作为人学，就是作为人的语言表达自由的写作形式，就是以文学的这一人性艺术的表达形式，来表达人性自由和人的各种基本人权的写作形式。人与动物的最基本区别就是，人有政治权利，而动物没有(这是我近一年来着文批评时反复强调的人权基本常识)。人与猪相比，人的生存发展权利无非是吃饱穿暖，而猪的生存发展权利也无非是吃胖发壮，但前者的应享有的政治自由与后者的生杀自由被剥夺，其是最基本的区别。可前者的人性自由权利和政治自由权力，乃是天赋和人赋的人权；而后者的猪性自由权利和政治自由权力，则是天赋与猪赋都没有赋予的权利。所以，人性的政治权利性，乃是决定文学作为人学的不可能不来表达的这一人性权利的基本权力性。当然，你在专制条件下，你怕因表达政治权利而丧失你生存的权利，你可以有不表达的自由，但你绝不可以因此就把这一人性表达的自由，说成是非文学甚至是非人性的，或者借此攻击和谴责表达人性政治自由的人和作品，若此，你就从根本上丧失了人性，你就与动物性没什么两样。真正的文学家和诗人，我们不能因为没有表达的自由，而自动丧失表达的自由；我们更不能因为失去表达的自由，而不去争取表达的自由。同理，我们不能因为没有发表的自由，而不要心灵写作的自由；也不能因为没有发表的自由，而不去争取发表的自由。我的写作信条是，首先为心灵的自由而写作，然后不遗余力地争取发表的自由。但宁可不要发表的相对自由，也要心灵写作的绝对自由！当然啦，如果你甘当犬儒主义者或投降派，你不妨就彻头彻尾，别又想当婊子还想立牌坊，这也是你的自由权利。事实上，你从主观上不反对专制意识形态或极力妥协之，你就等于投降意识形态或被左右之，或者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了意识形态的帮凶了。那些官方诗人，不正是一天到晚围着主人转的巴儿狗吗？那样你肯定既受“意识形态左右”，又将“既受恩宠”又不“过于沉重”的。但实际上：这将是牺牲你的根本自由性，而换取你的摇尾乞怜式的“依附自由性”；这既是奴性和典型的巴儿狗性，又是极为耻辱的民族劣根性！这样的写作，你或许成为意识形态的工具，或许成为在专制权力中心话语的夹缝中卑躬曲膝地活着的可怜虫，你累不累？这样的活着，我以为还不如像普通老百姓那样，只求温饱地活着会更潇洒和更舒坦的啊！即使你的作品全部是无病呻吟的、全部是《瓦雷金诺叙事曲》式的和全部是只有你懂而别人不懂的“纯艺术”，那样你也只能是在艺术世界里成功地“逃避”了专制政治生活和现实社会的酷烈而已，可你在具体生活实践中仍然“逃避”不了每天像空气一样的专制政治生活和现实意识形态的“左右”。如果是一个追求自由并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诗人，怎么可能不去追求意识形态的独立与自由呢，怎么可能对人世间并包括自我在内的疾苦、世态炎凉、人民的福祉、政治的自由、文化的进步、制度的创新与变革、意识形态的解放、时代的重大事件的“复杂纠葛”和社会的弊端以及黑暗不管不问呢？这且不说对于一个诗人、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如何，就是对于一个普通公民的道德与良知其何在？也是不难回答的！上面已言，什么叫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一个种族群落中的具有文化并能创造新文化的先进而开明的人士阶层，是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和争取者。他们不仅是能够关注和争取个人利益者，而且是能够把整体种族多数利益当作自己的最大利益来考虑，并有效为之争取的具有先见之明和远见卓识者；是能够为民请命的、以身试法的、同时也敢于不惜牺牲自己来捍卫自己人的类人的自由尊严的英勇斗士；是具有远大理想，并能从长远观点去考虑人类社会福祉和改造现实社会问题的人类先进力量的主力军或精英者；是超出普通群众的文化文明水平，并能以自己掌握的各种专业知识的话语权力来抵抗、解构和批判或平衡政治中心权力话语的独立思考者；是必须站在社会历史最前头的智能者。不能运用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的话语权力，即使他是一个大学者或博士甚至高级研究人员，他也不算真正的知识分子，只能算是一个有很高文化的文化人。那种只关注个人和自我，只想超越人民，而并不能为人民的苦难与福祉做出牺牲的所谓知识分子，只能是伪知识分子和伪学者。动物为了保护自己，还懂得必须首先保护与它自己同类的种群，否则也会自形消亡，更何况人类的知识分子?
是的，我们的写作当然是个人的写作或进行个人写作，写作本身是个人行为，但绝不能搞成“个人化”。我们写作的个人，实际上是写作作为非个人化的人民，或者是集人民的每个各人的个性者的精华的写作，是首先以自己的真实来反映或者代表了自己种群的真实，是通过个人的亲身经验来传达或体会到的代表了整体人类的个人独立思考的声音。如果不是这样，单纯的个人写作，将连同自己也没有写作。我们空房子主义写作提倡的是积极的虚无主义写作，即虚无自我和个人，进而通过自我无意识强化来作为非个人的整体人类的集体无意识和由个人代表的发自人民心底的那些不在场的意识形态心声。或者说，我们虚无的是人民群众被政治中心权力话语和意识形态专制奴化的奴隶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化是具体为个人的意识形态化，而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化，正是每个各人意识形态化的集合而已。我们批判的个人化，就是批判个人的意识形态化。非个性和非自我是潜意识和前意识的，而个性和自我就是意识和已意识的，那么个性化和自我化就是意识形态化和已意识形态化的，也就是被社会意识形态化的。因为每个人的个性都是社会意识性的，每个人先天不可能先验具有个性，每个人的先天只能带有潜（意识）个性和前（意识）个性，我们通常所说的“个性写作”，正是指这种本能的或者独立于和不同于社会意识的潜个性和前个性写作，或者称为独立个性的写作。而个性化就是社会意识形态化，其社会意识形态化最主要的资本，即来自于现行政治意识形态化，即政治中心权力话语化。我们通常所说的权力话语，就是指社会政治权力话语。除了政治文化，任何一种经济文化或学术文化等，都只能具有权威而不具有权力。政治文化的权力性形成，是因为握有权力才垄断文化话语的，因此称为中心权力话语；文学等科学学术文化的权威性形成，是因为握有话语才垄断文化权利的，因而称为文化话语权力。我们所主张的用知识分子的文化话语权力，去解构、批判以至反抗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政治中心权力话语，正是制衡社会、平衡权力、改造社会和创造文化以及推动历史前进的社会必需机制。在专制社会里，这种机制得不到正常的运作并往往失衡，以至于被彻底破坏掉或横遭践踏；在民主社会里，这种机制得到正常的合理运用并平衡发挥，以至于被超常创造或发展。因而，在于前者的个性写作，就容易导致奴化的非独立个性；在于后者的个性写作，就容易形成合理的真正独立个性。但无论在于前者还是在于后者，后现代的解构主义者认为，都不能提倡“个性化”，因为任何“个性化”写作都会强化政治中心权力话语，从而弱化文化话语权力，由此造成社会失衡，不利于文化的发展与创造及其社会的进步。因此我们说，“个性化”就是社会化的代名词，就会失去文学的独立性以及鲜明的个性，就会使社会失去文学的个性观照而造成文化退化和社会异化，并会导致历史的停滞。我们空房子主义坚持的“非个性化写作”，就是基于此理。我们的写作就是这样必须保持独立的个性，而警惕并坚决反对“个性化”；我们的写作就是这样必须具有不被社会意识奴化的能够独立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非意识形态化，进而以知识分子掌握的文化话语权力来坚决抵抗并解构政治中心权力话语。因此，我们写作的解构批判精神和关注平民疾苦的懮患意识，是最为重要的社会良知与自我责任。没有这种良知与责任支配起来的写作，无论写作形式的多么花稍和美妙，也是到头来注定不被接受的苍白无力的写作，并将以失败告结。那些犬儒主义和投降主义的伪知识分子写作与御用文人写作，他们只能称快于或依赖于某人豢养或倍受宠爱他们的时代。一旦这个时代宣告结束，他们将随着这个时代的消亡而消声匿迹，或有些巴儿狗也将会成为不耻于人类的碴子。
由此我们论定，艺术不是被当作工具，而是它本身就是目的；艺术不是作为批判的武器，而是它自身就是武器的批判；艺术之所以高于一切，就是因为它本身既是手段也是目的；艺术之所以根源于生活，就是因为它自身既是边缘也是终极。因此，王家新先生也不得不承认，“看来，多年前的困惑、压力、渴望和痛苦又在新一轮语境中出现了。再一次，我们被迫在个人与历史、自由与责任之间辩认作为一个中国诗人的隐晦命运。再一次，我们必须学会倾听并回答在我们耳边或从我们内心里响起的各种声音。”王家新在这里以十二分不情愿的“隐晦”心理和极其低调的十分不虚心的“我们必须学会倾听”的态度，却听到了“从听众席中站起来一位女生”的声音：“她首先例举了一首在80年代初颇有影响的写张志新的诗‘她把带血的头颅/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让所有苟活者/失去了重量’，然后问我们‘你们能不能这样用生命和鲜血写诗呢？’她的提问引起了反响，此后从听众席中提出来的，大都是与诗人的‘责任’、‘勇气’、‘理想’有关的问题。”“这样的诘问”，致使诗人王家新刚刚“失眠”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就差点暴跳如雷，但又是一反常态地狡黠而轻蔑地反倒反过来“诘问”“听众”“需要回答吗”？他又不等“听众”“回答”，就急不可待地以极其傲慢自大而又气急败坏的口吻说“不必”了。这是什么话，怎么“不必”呢？他不得不大言不惭地辩解说，“因为十年来诗人们在艰难环境中写出来的诗已摆在那里，他们对得起自己的良知”。这是典型的抢词夺理和居高临下的“卫道士”的霸道之言。“十年来”是什么样的诗“摆在那里”？如果是犬儒主义的如臭狗屎一样的诗“摆在那里”再多有什么用？那是连上“诗歌厕所”的人都不愿闻的狗东西，还拿来作香喷喷的白面馒头吃吗？！谁稀罕！其实，这也证明被提问者的心虚，或证明这里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我们不禁要接着“从听众席中站起来一位女生”的“提问”而提问：我们可爱的诗人们，你们果真“对得起自己的良知”吗？当屠刀血腥地杀向人民时，你们中究竟有几个希内用艺术为人民申张正义、为社会坦明良知、为未来人民的历史写下几笔艺术真理的“丰碑”？然而，我们的诗人在需要表达社会良知的关键时刻都哪儿去了，都干什么吃去了？王家新们的坚持“知识分子写作”的原则、立场和态度的“知识分子写作”者诗人们——究竟为人民和历史书写了什么，你们“用生命和鲜血”写下了怎样负有“‘责任’、‘勇气’、‘理想’”的诗篇？有么？没有吧！王家新在这种蛮横不理的自设自问的先是“不必”后是“对得起自己的良知”的肯定之后，又无可奈何地自见形拙地狡辩说，“然而，这一切又无法回避，因为它毕竟代表了社会对诗歌的某种要求和期望，甚至体现了历史的潜在的未被表达的痛苦。”他联想到“去年以来”的山头主义的“诗歌争论”中的在他看来是“许多恶意攻讦不值一理的话”，现在他却不得不理“从听众席中站起来的这些真诚而善意的提问”了。这样，他也就再一次不得不被推上“形成了一个需要诗人们认真对待的‘审判席’”，从而他和他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写作”者们就被“听众”的原告们起诉为第一被告和第二、第三被告了。从此，诗歌的庄严而正义的历史审判开始了。这里，我以“旁观者清”的旁听者的身份认为，原告的第一和第二被告都告的是“知识分子写作”者们。王家新也明白这个原告的所指被告，所以他怕他们的老对手“民间写作”者们也来起哄并群起而攻之，他于是便采取了敲梆震虎的策略，先是旁敲侧击了一下“民间写作”者们的一个“不值一理”的边棒，然后重磅回击“从听众席中站起来的……提问……”。这是不明智也得明智的选择。这对于“知识分子写作”者们来说，真是很难直面回答的“站在和尚面前说贼秃”的大难题，因为“知识分子写作”正是主张放弃“责任”、“勇气”、“理想”的所谓“中性”或“中年”的“暮气”写作。既然是这样的老大难问题，聪明的王家新为着更好地有利于为他们“知识分子写作”的辩护而回答“从听众席中站起来的”小小的诗爱者的“女生”的“提问”，他开始绞尽脑汁地绕着国际的大圈子，又一次把他自己“错置在大师之间”，并于国外找出西穆斯希内作为回击的矢的，也好借“他山之石”为他们自己的写作辩护，进而有利地躲开“从听众席中站起来的”诉告与审问。而且，他往下“牵着”“大师”希内满世界兜圈子，还采取了避实就虚的“蘑菇战术”，即避开提问者的写什么的写作锋芒之实，而就希内诗歌的怎么写的写作皮毛之虚，如此棉里藏针地一面为他们自己的写作千方百计辩护，一面又难辞其咎地假装承认提问者的“提问”的必要性：“是的，当代诗歌不得不在这里为自己做出辩护。”
很显然，王家新大笔挥就此文，目的不是为了支持而是声讨“从听众席中站起来的女生”的“提问”，是为了“知识分子写作”者开脱被审判的罪责而已。当然，我也绝不耽心王家新写作此文的任何做秀之嫌。但是，做难比之做秀更难了。
王家新具体回击“从听众席中”的“提问”并为自己辩护，首先是从分析希内的《1969年夏天》的结构开始的。王家新把“从听众席中站起来的女生”“例举”的“一首”“写张志新的诗”的中国诗歌搁置不论，却“隔锅台上炕”或声东击西地大谈外国诗人希内的《1969年夏天》这首外国诗歌。事情也许是这样的：当那个“女生”“例举”了“一首”“写张志新的诗”后，他“失眠”一夜，却“起身找到”了希内的诗《1969年夏天》“来读”，使他“一下子感到和一个远在爱尔兰的诗人挨得是这样近”了。于是，他好像捞到了一棵救命稻草似的，又怕别人瞧不起他，而却自我解释闲疑地说，“对不起，我再一次把自己‘错置在大师中间’”了，并声称他“这里没有‘大师’，只有”他“所认同的诗人”。王家新并由此东拉西扯，语无伦次地从希内的诗谈到叶芝的诗，再从“中国九十年代诗歌”的追忆到“令”人“怀念”的80年代的朦胧诗，再“由当代社会对艺术的要求”，扯到“一个诗人对此压力所做出的回应”等等。他说他“在不无艰难地清理着一种写作的历史脉胳”，他“在世界的嘈杂声中去倾听那种被掩盖的几乎已听不到的声音。”他“想”，他“也许可以借此来回答听众席中的那些问题了。”果真如此吗？为此，他煞费苦心地摘录了希内的《1969年夏天》一诗。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也在此转引如下：
当平息暴乱的警察一路开火
进入浮斯，我只是在马德里
暴毒的太阳下受苦。
每天下午，在蒸锅般酷热的
寓所里，当我冒着大汗翻阅
《乔依斯的生活》，鱼市的腥气
蒸腾，如亚麻坑的恶臭。
而在夜间的阳台上，当酒色泛红，
可以感到孩子们缩在他们黑暗的角落里，
披黑巾的老妇侧身子打开的窗户，
空气在西班牙像在峡谷中迂回涌动。
我们谈论著回家，而在星垂平野的
尽头，民防队的漆皮制服闪烁
如亚麻弄污的水中的鱼腹。
“回去”，一个说，“试试去接触人民”。
另一个从山中招来洛尔迦的魂灵。
我们一直坐着看电视上的死亡数目
和斗牛报道，名星们出现
来自那真实的事件仍在发生的地方。
我退回到普拉多美术馆的阴凉里。
戈雅的《五月三日的枪杀》
占据了一面墙——这些扬起的手臂
和反叛者的痉挛，这些戴头盔
背背包的军队，这种
连续扫射的命中率。而在隔壁的展示
他的恶梦，移接到宫墙上——
黑暗的旋流，聚合、崩散；农神
以他自己的孩子的血来装饰，
巨大的混乱把他怪兽的臂部
转向世界。还有，那决斗
两个狂怒者为了名誉各自用棒
把对方往死里打，陷入泥沼，下沉。
他用拳头和肘部来画，挥舞
他心中的染色披风，一如历史所要求。
对于这首诗，王家新是这样进行结构分析的：“首先，这首诗不断在指向一个主题：暴力。诗人自己国家目前正在发生的暴力冲突，与诗人在度假地西班牙所感受到的大自然中的暴力。两者本来互不相干，但在希内这里有了联系，为的是达到一种对人类的普遍存在的境况的洞察（这正是诗歌高出于一般事件报导的地方）。诗人身处异国，焦虑地关注着自己国家，正是在这种心境下，他强烈而敏感地感受到一种无处不在的暴力，尤其是在西班牙这样一个曾是暴力的王国的国家。……街头上的暴力人人都能看到，看不见的暴力只有诗人才能揭示。因此，诗中的具体描述会使我们震动，会使我们被迫去思考暴力对人类生活各个领域的渗透。……的确，暴力已渗透在我们所艰难呼吸的空气之中去了。”王家新的这种分析论断是多么生动精彩呀。可惜，“知识分子写作”者们往往会把这种理论束之高阁，而在自己的具体创作实践中并不实行之。他们也往往好把别人的桂冠、特别是西方大师的桂冠“错置”过来，戴在自己的头上加以眩耀，可一旦被摘下帽子来却一脑袋的实秕糠。在这里，为什么不拿出“知识分子写作”自己的作品来，以其对应“从听众席中站起来的女生”“例举”的那“一首”“写张志新的诗”呢，并由此有力回答以致回击“提问”者的“提问”呢？我想他们不是恐惧什么，就是根本没有这方面的创作。他们拿什么比照和反击？！他们只好借王家新一手费尽心机找出希内的这首诗，而作为挡矛排弹的盾。不信，我们可以质问他们：当你们面对中国的刽子手和屠刀时，是否你们也写出了希内这样的作品呢，是否你们“身处异国”也能这样“焦虑地关注着自己国家”的“血腥”呢？我至少在王家新出国镀金那一阵子，或在他这前后十年来的作品中没有读到一首如希内的诗。即使在整个中国“知识分子写作”者群落里，也还没有读到类似希内这样的反暴力作品。当我们国内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暴力事件之中和之后，历史没有发现我们“知识分子写作”者写出一件如希内那样的反暴力作品，我也真的不理解这伙自命不凡的坚持“知识分子写作”立场、原则和态度的所谓知识分子诗人都干什么去了，为什么都成了一堆软骨头，而又个个面面相嘘地哆哆嗦嗦哑言了呢，是恐惧病犯了吗，为什么没有一点感冒发烧的反应呢？可能是好说而不好做的吧？！希内有他的1969年，我们不是也有我们的年祭吗？而且一晃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知识分子写作”者们又有几人对此进行反思的呢，或者用作品来为之纪念的呢？恐怕没有谁敢于像天空上的飞鸟一样，勇敢地在天空上屙一泡鸟屎的吧！？我们连“看到”的“暴力”都不能写，那“看不见的暴力”又谁能写得好、写得深刻呢？也许我们的“知识分子写作”者们所主张的“对周围的事物愚钝，对迭起的风潮置若罔闻”这一论调，就是这样一副“丧家的”“乏走狗”的真正嘴脸吧。也许如王家新文章开头所主张的那样，他出心就不想“陷入同时代的复杂纠葛之中”，他是怕“被这样或那样的意识形态所左右。”如果我们不想“隐入同时代的复杂纠葛之中”，那么我们写作干什么？写作本身就是为了“隐入”与自我人生、与社会人生、与时代和与历史的各种深表层文化的“复杂纠葛之中”。不想“复杂纠葛”的，那你只能放下手中之笔，立地成百姓，那你还不如回家抱孩子种红薯，即把无限的“复杂”的脑力劳动之“纠葛”，变为或投入到有限的简单体力劳动的“纠葛”之中去，但这也只是把“复杂的纠葛”变为了简单的“纠葛”而已，你仍逃不脱“纠葛”啊！假如我们不想“被这样或那样的意识形态所左右”，那么我们写作真空吗？写作者本身不是有这样就是有那样的意识形态，想“掏空脑袋”（诗人狂虻语），也是要用这样的意识形态去掏空那样的意识形态才行，即是除错即错式的用现有的新的意识形态除却旧的意识形态的过程。所谓不“被……意识形态所左右”，是指不被旧的“意识形态所左右”，不当落后或反动的意识形态的“牺牲品”而已。如此而已。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天天都生活在意识形态里，如果不能批判和创造意识形态、不能识别和运用意识形态、不能掌握和分析意识形态，当然就会“被这样或那样的意识形态所左右”。这就是说，企图逃避意识形态，反倒被意识形态所左右，力图远离意识形态，实则等于投降意识形态；只有积极地投入、批判并能创造意识形态，才能不被“这样或那样的意识形态所左右”，才能不被意识形态奴役，并将成其为主人。那种采取逃避意识形态的写作策略，怎么可能不被“意识形态所左右”呢，怎么可能在“诗中的具体描述会使我们震动，会使我们被迫去思考暴力对人类生活各个领域的渗透”？也许“震动”和“渗透”的只是你个人，这也叫“个人化写作”吧？！
自朦胧诗已降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的第三代后诗歌运动以来，即主要是“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为代表的“90年代”“个人化写作”以来，诗歌的主导指向只关注“个人”，而放弃了对社会的关照以及历史责任的承担，抛开了第三代倾向的平民意识，进而也脱离了人民。诗歌的这种“个人化”，使中国诗歌发生了严重的异化，使中国诗歌再一次走进了现代化的死胡同。“个人化写作”，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是对暴力视而不见、对暴力的危害莫不关心，或者旨在逃避暴力、逃避专制政治体制与之这一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并这种所谓的“中性写作”与“日常写作”却已蔚然成风，而且都以逃避现实政治和所谓关怀式的不抵抗写作为荣，其写作倾向无不传达着要么是贵族淫乱腐败之风的心理、要么就是小市民和小生产的颓废无聊之气的情绪等叙事滥觞的糜糜之音。这种写作琐碎无聊和无病呻吟，极端“个人化”。这种写作丢掉甚至主动放弃了黄翔的批判精神、北岛的懮患意识、周伦佑的红色写作精神、李亚伟的莽汉主义酒神精神、于坚的平民写作的实质、廖亦武的勇敢反叛意识、海子的太阳神精神、我们空房子主义的彻底的反文化态度、我的解构政治中心权力话语的写作路线和伊沙的反讽干预社会文化的写作倾向，同时，也掩盖并泯灭了这一写作中的带有参与社会现实生活、并能干预意识形态领域的新诗人如大帝、狂虻、墓草、郑贻春、宋晓贤和朵渔等人的写作倾向。我们说关怀个人生活是应当的，但不参与社会生活等于首先丧失了关怀个人生活的权力；因为任何个人都是社会的个人，尤其在专制社会里，个人不被重视，个人的权利完全依赖于社会的基础，如果不是首先争取社会的权力并打破这一限制个人自由的体制，所谓个人自由是不存在的。我们说拥抱自我内在现实是可以的，但不干预自我外在现实是无异于自我束缚于封闭的消极狭隘的自我意识中而难以自拔的；因为自我意识都受限于体制意识，特别在极权体制下，自我不被尊重，自我意识完全受限于体制的意识形态，若不是首先冲破体制的意识形态并破除这一压抑自我意识的上层建筑，所谓自我意识是不真实的。我们说关怀生活是常态的，但在非常态的既受专制生活的压迫而又不能对抗生活的惨无人道之下，这就是懦弱人生。如果说关怀是必须的，而对抗就绝对是必要的；因为任何个人都毫无疑义地会关怀自己和自己亲在的他人关系，但在这个恶的习惯势力还占统治地位并握有中心权力话语的社会里，善的关怀往往绝对弱小于腐败的顽固恶势力的压迫，这样善的关怀就不得不转化为以善的正义之战来对抗以恶的非正义之统治。所以，与其说关怀生活，不如说在关怀的基础上采取必要的对抗姿态，并可能是在专制统治不彻底结束情况下，还要长期对抗下去，这样才能更有效地有利于在善的原则前提下的关怀生活。我们说拥抱现实，但也要批判现实，假如说拥抱必须是自然的，而批判就绝对是必然的；因为任何自我都毫无疑问地会拥抱着自在和与自在同类的他在群体，但在这个非人道的顽固势力还在实行着独裁并已经实行了权钱交易化的威权统治的体制下，人道的拥抱往往绝对软化于非人道的非人权的主权高于一切的上层建筑的压迫，如此人道的拥抱就不得不转变为以人道的人文主义批判来反对以非人道的专制主义之意识形态统治。因而，与其说是拥抱现实，毋宁说是在拥抱的前提下，运用有效的批判态度，并将是即使是在专制意识形态彻底开放条件下也要永远坚持批判下去的执著精神，这样才能更好地有助于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基础上去拥抱现实。这才是我们21世纪诗歌写作倾向所必须慎重对待的严肃而重大的实质课题。而我们21世纪初叶伊始的诗歌严重稗类现实是什么呢？是对暴力的投降和严酷现实的逃避，或者转用王家新的话说就是“被这样或那样的意识形态所左右”。事实正是如此，中国发生了震撼全世界的暴力事件，并且从始之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就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人的各种自由权利的暴力打压与干涉，包括对文化自由权的打压日甚一日。不是吗？上层建筑决策意识在其经济领域更加市场开放的同时，而对其思想文化等意识形态领域更加政策收紧了。言论自由程度在非媒体和非网上的私下里确实开放了，但在媒体和网上以及政治上的受限程度确已经与文革时的“水平”毫无二致。非媒体层面的言论自由的宽松，这一是由于它不影响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稳定”；这二是由于资讯时代已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若想像文革时那样全部堵上或封闭任何一个“出气口”，已是再专制的机器也是不可能办到的了，因为中国文化专制虽然不是过去时，但是正在进行时。尤其国体已开放了如此程度，若是继续实行或倒退为文革的那种闭关锁国程度，就会使专制机器本身停止运转，所以就仅能在影响并决定着政治基础的媒体等上层意识形态主导上加以严控而外，其余则只好有限地放开。其实这已经是新的世界格局下的最专制独裁体制的现行意识形态文化政策了，其再无以复加。我们正生活在这样的意识形态文化政策下和专制体制里，可我们的许多文人和知识分子却乐此不彼，极度满足于此，并还为之极力辩护、拥护、拥抱、固守、关怀和既定于此，其不是竭力能成为御用文人，就是竭力想成为卫道士或犬儒主义者、投降派或假洋鬼子，并不以为耻反而为荣，甚至有的还充当帮凶或走狗，与其主子一起出来打压、围剿异类的叛逆文人和异义自由知识分子，而且来自历次运动的文化围剿都是利用“文人相轻”的文人“窝里斗”的方式进行的，这真是中国文化的稗（败）类和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悲哀。对此，我们的“知识分子写作”一族和“民间写作”一伙的领袖们是怎样反思的?至少，我至今只看到他们的那种山头之争，而没有看到他们的这种主义之论吧。至少，我现在没有看出“知识分子写作”者们的“个人化写作”与之同样更习惯地“一直坐着看电视上的死亡数目/和斗牛报道”而无动于衷、而麻木不仁甚至还为之欢呼贺彩的情形有什么不同，或与之同样甚至更极乐于此地如鲁迅当年描绘的那帮专门“围观杀人现场”的“看客”有什么不同？！以上我已言及，当年我们的“知识分子写作”者中能有几个并不一定是直接参与的而却能义愤地站起来为人民和历史写出反暴的诗篇的呢，还不是如是麻木不仁、无动于衷，甚至有的还为“坐着看电视上的死亡数目”而为之称快的呢？！记得在那场暴力事件平息不久，就有的“知识分子写作”的创始者便竭力主张进行“减速”的、“中性”的、带有更年期性质的“中年写作”，即把巴尔特的旨在解构中心权力话语的“零度写作”，片面单边地翻译并解释成“结束青春期的”、一种躲进“阴凉”中的、与“叠起的时代风潮毫无关系”或“拉开距离”的、“必须减速”的、“一种已近幕年黄昏”的“秋天状态”的“秋天写作”，即臭名昭著的“知识分子写作”就由此发轫。可是今天，王家新面对“从听众席中站起来的女生”提出的“诘问”，似乎极为惭愧难当而又自见形拙地不得不慌不择手且处心积虑地找出希内和希内的这首诗，为之自己和同党辩护与贴金。这让我们不能不承认其老谋深算的本领了。可是显明的破绽也由此而出，其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不仅是“知识分子写作”者们的“穷图匕首现”，而且也是他们的“黔驴技穷”。不难想见，他们面对“从听众席中站起来的女生”提出的“诘问”（应该是“提问”或“质问”，而王家新用“诘问”代称，也可见他极近贬意之能事），若是但有一分能力为何不拿出他们自己的代表力作来回答或者反驳，而却搜肠刮肚地不得已找出别人的并且是外国诗人的诗作为例证呢？这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再说，希内是希内，你们必竟是你们，也绝不因为你们的不得已部分地肯定了希内并借此回击了那位“女生”的“诘问”，而你们就是希内。你们想错了。你们不仅是那位“女生”的“诘问”的相形见拙和有的放矢者，你们也是在诗的本质与希内毫无共通之处和无法相提并论者。希内能把令世界震惊的政治暴力事件与引起观众阵阵喝彩的斗牛式并置在一起来写作，从而揭示暴力对世界和人性恶的“掌握”力量，以此发出了警示人性内在恶势力无限澎胀的呐喊和反对人的内在与外在暴力事件重演的“现代启示录”，可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写作”者们却极力逃避暴力，对暴力事件采取了“拉开距离”或躲进“清凉”与“阴凉”之中去的“中性写作”策略，并鼓吹“已近幕年黄昏”的“秋天写作”状态，这不是十足的投降主义和犬儒主义是什么？希内当时“身处异国”，但他还是十分“焦虑地关注着自己国家”的人民的命运及其暴力事件，“他强烈而又敏感地感受到一种无处不在的暴力，尤其是在西班牙这样一个曾是暴力的王国的国家”……而你们“知识分子写作”呢？你们一开始从结成这种旨在第三代诗歌的“后确立写作”集团以来，你们就主张对“时代的风潮”“置若罔闻”、“对周围的事物愚钝”，也就是尽可能地不去触碰严酷的现实、不去干涉敏感的政治事物和这一意识形态领域。一直到了今天，你们通过你们的代表人物王家新在这里的表达，仍然顽固而坚执地认为“已和眼下这个时代没什么关系了”，甚说“我从没这样渴望回到个人、回到一种不被注意的词语的黑暗中”的强烈感觉了，甚至还说“我仍感到还有着另一个人，生活在远山脚下，生活在一所清凉、昏暝的乡村房子里；他写，甚至没有觉察到镜子在变暗，雪花在飘落；他写，似乎就要化为寂静本身……”等等陈词滥调。如此这样的一种“知识分子的写作立场、原则和态度”，怎么可能与希内的本质同日而语，也无怪你们拿不出类似希内的作品来。希内“身处异国”还能那样“焦虑地关注着自己国家”，并像戈雅那样“用拳头和肘部”写出了这样震聋发聩的反暴力作品来，而我们的以“知识分子写作”者们为代表的国内诗人们，却天天生活在专制暴力下，并至少从“电视”等媒体上都知道了暴力发生的事实，有的还亲眼目睹了恐怖的杀人现场，却也没有这样“强烈而又敏感地感受到一种无处不在的暴力”，更何况“尤其……”呢？！原来，我们的诗人们不是没有“感受”，而是不愿“感受”；不是没有“敏感”，而是恐惧“敏感”的“敏感”的意识形态神经，怕是这种意义上的“被这样或那样的意识形态所左右”而“成为牺牲品”。所以，我们的诗人们所主张的“后确立”，就是为了“后确立”远离“时代风潮”的、“对周围事物愚钝”的脱离现实、逃避政治的、以“关怀”和“拥抱”为主的绝不抵抗主义的一种有“安全感”的“纯文学”写作。这种写作当然是最好回避“从听众席站起来的女生”的“诘问”，并彻底“回到个人、回到一种不被注意的词语的黑暗中”，也好“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如此完善并宗成正果他们（或者说我们）的“知识分子写作”。可是，我们的可爱的“知识分子写作”者的“大诗人”们，他们实际上也没有几个真正宗成正果为这种“纯文学”的“零度”梦想者的。他们实际上都想方设法往大城市里住、往小康和贵族生活里钻，没有哪一个是“生活在远山脚下”的，他们的“镜子”也没有因“中性写作”“变暗”，而反倒因此却是日益出人头地地特别圆滑与事故起来了；他们的“雪花”也没有“化为”他们逃避现实的“寂静本身”，而反倒因而不仅没有被“饿死”，却是一个个被撑得肥头大耳、大腹便便和饱食终日而又有所作为于以文谋私赢利之道了，成为了中产阶级新贵和到处招遥过闹市的新权威的狗了。这样的诗人，只有对如此诗坛现状的满足与既得，或者大肆眩耀并千方百计地照此发展与顽强地固守之，除此他们如何能听得不同的声音、如何能够反思自己的既得利益，又如何容忍来自“诗爱者”中的“从听众席中站起来的女生”的直揭要害的如此大有不敬的犯上权威的“诘问”呢，而又如何听得惯笔者我这样的批判呢？所以，王家新们一面不得不承认那个“女生”的“提问引起了反响”，并“大都是与诗人的‘责任’，‘勇气’、‘理想’有关的问题”，一面又非常无知地把诗学同社会发展学的不同类项强扯到一起来嘲讽“女生”提出的问题是“大概属于媒体上经常宣传的那种‘新人类’吧”，同时，一面又故作色情地夸赞“女生”“年轻、潇洒”，还一面又以他老大学者的风范自居，进而挖苦“女生”的“问题”是使他万“没想到的是，她提的问题却‘老’得超乎了她的年龄。”但这种大而化之的“霸气”而又无理的警告与反驳，并不能压住“女生”因“首先例举了一首在80年代初颇有影响的写张志新的诗”之“提问引起”的“反响”，也到底无法说服与“女生”相同意见的“听众”的“诘问”。于是，王家新便不得不找来经他精心预谋打造的能够符合他的所谓解释的希内和希内的诗，以此对“女生”的“诘问”使用了极近冷潮热讽的百般不露刀痕的挖苦之能事，并且狡黠阴险地动用了以“他山之石攻取此山之玉”的“拿来主义”之攻势，即企图用外来诗人的诗攻击“女生”“例举”的本土诗人的“颇有影响的写志新的诗”，从而再一次展开了对“女生”“诘问”的一面自我辩护又一面迂回反击的可作实质性的强大围攻之攻势。王家新在一面不得不承认希内的诗反暴力倾向的同时，一面又为他们自己的非希内的妥协暴力的投降主义和犬儒主义的写作倾向做辩护。这样，他满以为绕着国际的大弯子，就能隐喻地回驳了那个“女生”“诘问”的毫无必要性，或者说狡猾抵赖地等于宣布了那个“女生”的“诘问”是非常“不必”的。其言下之意无不是说是那个“女生”只是一个“诗爱者”、一个“听众”而已，他们“不必”理会之。当然，不可否认，王家新是“应邀”到北大演讲的“当代诗歌”的“老师”，那个“女生”只不过是一个“听众”或者就是“诗爱者”而已……但这不能证明那个“女生”可能就不懂诗歌，而且可能不会比王家新们懂得少。难道“女生”不懂得艺术吗？事实胜于雄辩，事实上她不是可能而是她更懂得真正的艺术！对此，我想王家新先生自己心里是最清楚的，不然她的“提问”怎么会正中王家新们的要害呢，并还能劳驾王家新先生如此兴师动众专撰此文布答呢？其实我以为，那个“女生”比我们任何一位诗人都懂艺术、都懂诗歌。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她的良知远远高于我们卑鄙无耻的诗人们了，她的人格远远高于我们荒唐无聊的诗人们了，她已用她“带血的头颅”的质问的“砝码”“放在”了我们的诗人们的“生命的天平上”，使我们的诗人们中的那些“所有苟活者/失去了重量”！在此，我们以尊敬而又自我反思的心情，重温一下“在80年代初颇有影响的写张志新的诗”，这是十分必要的。
反英雄却以英雄自居；恐惧暴力却要伪装成反暴力；主张投降却以反投降的假像实施实际上的投降路线；连听到的声音都听不到，还想“在世界的嘈杂声中去”听到“那种被掩盖的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连“街头上的”“人人都能看到”的“暴力”都看不到，还想“看到”与“揭示”“看不见的暴力”；连“外在的暴力”都不能“防御”，还想“防御”“内在的暴力”；连“以善抗恶”的艺术方式都不会，还奢谈什么“以恶抗恶”的艺术“方式”去“对付世界”；连一篇反暴力的代表作品都拿不出来，还大谈什么希内的反暴力作品的意义与作用？这些，就是我们犬儒主义诗人们的自我辩护辞吗，或者就是我们投降主义诗人们的“个人化写作”的无耻宣言吗？！
固然，我们中国诗人（包括中国人在内）没有为斗牛士的那种屠杀刺激场面而贺彩的习惯，可我们难道没有“围观杀人”和“坐着看电视上的死亡数目”而为刽子手称快的习惯吗？！也许“知识分子写作”者们听此话会觉得太严重了吧？其实不然，你们可能是“忍受不了活着的平庸”吧，但你们“对当代的思潮置若罔闻”的主张和王家新的不“再陷入同时代的复杂纠葛之中”的理想，又是什么货色？这种容忍“平庸”和逃避反抗暴力的想法与做法，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等于变相的贺彩，或者等于直接的纵容或支持暴力杀人呢？！对杀人“置若罔闻”或逃避“纠葛”，我以为这比看斗牛式为之贺彩更残忍、更酷卑、更恶劣的劣根性和无耻的惨无人道性。如果我们诗人能够“思考人类为之付出的代价”，或者设身处地都把被杀的人当作自己，那么你还能躲进“清凉”里冷静地“化为寂静本身”吗？自古道：“愤怒出诗人”。可今天，愤怒也不出诗人了。原来这是压根就没有愤怒的诗人，或是这种诗人因缺乏良知而没有愤怒？这个答案最好留给王家新为之辩护的“知识分子写作”者们和那些主张“不必”肩负“责任”、“勇气”、“理想”的诗人们去回答才会更好的吧！
是的，谁都应该知道，“如果血腥的暴力事件仅仅迫使诗人关注时局和外部世界，而不促使诗人思考自身的责任和角色的话”诗人也不是诗人。可我们的诗人连“关注时局和外部世界”能力都没有，或者就是有这种能力也要故意置之度外、“置若罔闻”、“拉开距离”，或者有良知之心而没有良知之胆，乃闻风丧胆也就逃之夭夭了，或者更明确地“拒政治永不沾”，这样还妄谈什么“诗人思考自身的责任和角色”呢？我想这样还是老老实实装孙子的好，免得内心惭愧或害臊却连脸都不红的！王家新在分析了希内的“文本中还有文本”时，讲了这样一段精彩绝伦的话：“具体讲，他不仅试图揭示暴力对世界的掌握，还必须通过这首诗回答在这种时刻历史对一个诗人的要求，回答缠绕在他自身脑际的那些声音。‘回去’，一个说，‘试试去接触人民’，这声音多么正当！尤其在这样的苦难时刻，它几乎就是某种道德律令，直接作用于一个诗人的良知。艺术难道不是为了人民吗？诗人难道不应忠实于整个民族吗？我想，一个中国诗人对此也再熟悉不过，因为这种‘回去’的声音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在他们耳边响起，‘关怀’与‘懮国懮民’已成为对他们的首要的要求。当然，这没什么不好，因为无论如何，这在历史上不是曾造就了像杜甫这样的伟大诗人吗？”在这里，但请各位看官特别注意的是，王家新在这里的确在明里是肯定了“为了人民”与“懮国懮民”的写作“要求”，而在暗里却是怀疑并否定之。王家新显然不敢明目张胆地直接否定，但却是暗示了即也并不能因为出了一个“懮国懮民”的“伟大诗人”“杜甫”，就一定要“回去”“接触人民”、去“懮国懮民”，因为他一开始就认为类似“回去”“懮国懮民”的“要求”太“老”了，完全“不必”了。他对“回去”的“要求”，虽然也说了“这没什么不好”的极为免强的话，但还是暴露了他的如此就有被差强人意的苦衷。这也无异于说明“回去”的写作毫无必要，只有加强远离人民、脱离现实和逃避政治的“个人化写作”才是十分必要的。关怀人民性，“懮国懮民”，就是重视个人性和个人的自由权力性，但如果过分强调个人性并不惜失掉人民性，实际上将会丢弃个人性，最终失去人性。因为人性是指类人人性，而个人性是人类性的分子。如果不注意整体人类性，只顾个人性，就会使“人”善恶不分、极端自私自利，并且人就会人吃人，人类就将失去人性的关怀类人的个人性，从而在根本上丧失人与人为善的这一人类共享认知的人性。“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才是人类共识的人性标准。所以，人的个人性如果一旦脱离了类人性，那么这个个人性就是极端“个人化”的非人性，就是人性之恶与人性之劣。当然，如果片面强调大而空的非具体的人民性，而不考虑个人性和个人在群体中的独立存在的自由性，这也是伪个人性和伪人民性的。意识形态化的人民性就是工具化的人民性，同理，意识形态化的个人性就是奴化的个别性，我们应皆反对之。积极的人民性是人民不断争取自由并充分享有的人权的人性，同时具有体现和保障这一关系的制度化了的公平公正的意识形态结构；同样，积极的个性是作为每个个体都能充分享有的人的基本权利如政治权利和言论自由权利等天赋人权和人赋人权的人性，同时具有体现和保障这一关系的民主化了的公平公正的意识形态领域。如果反之，片面的只是被意识形态驯服了的工具化的所谓人民性和不顾整体人民利益的极端化个人性，就是伪人民性和反动的个人性。果然，王家新千方百计企图绕开的并旁敲侧击否定的就是“从听众席中站起来的女生”的“提问”的“为了人民”、“懮国懮民”的“责任”性，同时为之他的“个人写作”做声嘶力竭地辩护和宣嚷，其实就是反对积极的人民性而坚持他的反动的个人性。王家新总是规避当代诗学“写什么”的问题，或总是在“写什么”的问题上越扯越远，扯来扯去还是借着分析希内诗的结构扯回到他是“怎么写”的，或者由此分析解释希内这一首诗“怎么写”才能符合他们自己需要的“写什么”的内容，从而却是规避了那个“女生”提出的“大都是与诗人的”去“写什么”的“‘责任’、‘勇气’、‘理想’有关的”大的诗歌走向的“写什么”的“问题”。这不单单是他们避重就轻的问题，这是他们极其狡猾地更好地为自我辩护的问题。应当承认，“知识分子写作”者们，差不多经过十多年的诗歌写作形式的外来冲击和自我打造，已经基本解决了“怎么写”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在形式写作上，其大都采取了西方式的叙事性语言形式的写作，而基本上废弃了中国传统式的抒情性语言形式的写作，并且写作越来越圆滑；尤其“后确立”以来，他们越来越西化，也越来越模式化；可他们自我提倡“本土化”，却一点本土的味道也没有，众多的作品基本都是仿写西方某某大师的作品发展再创而来的，有的从题目到形式一眼可见其来龙去脉，许多作品又互为模仿……你看见张曙光的，也就能看见王家新的。作为一个写作派伙，大致相似和相对整齐化一则也是应该的，可视为派伙成熟的一个标志。但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怎么写”解决了，也应当同样去解决“写什么”，因为一般的写作规律是“怎么写”决定着“写什么”。他们实际上也没有逃脱这个规律，只不过他们相对成熟化的是由这种单面西化的“怎么写”来决定的他们绝对成熟化的一元西化的“写什么”，即他们“个性化”写作反复雷同抒发的只是个人小布尔乔亚和贵族气颐的自我意识萎糜而又酸腐的那一类，而往往多元的个性及人民性很少体现，所以他们拚命反对写作的“责任”性、“为了人民”和“懮国懮民”性也即在于此。不仅“知识分子写作”者是这样，对于整体先锋诗界的诗人们也是这样。经过十多年的从西方引进来的“怎么写”的诗歌形式革命已基本上就序并与世界接轨，但“写什么”的诗歌内容革命还远未在决定因素“怎么写”确立之后来加以完成。这就是说，当代诗学问题最关键的当务之亟不再是“怎么写”的问题了，而是在一面继续巩固和完善“怎么写”的诗歌形式革命的同时，更主要地是去努力完成“写什么”的诗歌内容革命，以此才能把中国诗歌革命坚持进行到底。“从听众席中站起来的女生”给我们提出的质问，就是诗学革命应将如何去完成“写什么”的问题。这可是极其尖锐的、关键而又及时的问题。不重视这个问题，甚至玩弄这个问题，肯定是拙劣而又危险的！
开放的写作和真正的写作是多元的形式也是多元化的内容写作。假如就是作为王家新的个人写作和作为“知识分子写作”派伙的写作，这种写作的单元的形式决定选择的单元化的内容未尝不可，也未尝不是单独存在的一种写作风格和派系，可是非要把这种写作强调是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正确写作方向，这就会遗害无穷了，并且还要以这种写作风格和派系的自我辩护来攻击“从听众席中站起来的女生”的有关整个诗坛的诗歌写作实质问题的质问，这就不仅霸道无知也极其陕隘而且会自食其苦果的，这也就不能不遭到坚持诗歌多元发展方向的、和必须进行诗歌写作内容革命的真正的诗歌写作者们的批判以至唾弃。所以，诗坛在基本解决了“怎么写”之后，面临的诗歌革命目前最关键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写什么”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如何解决好“从听众席中站起来的女生”提出来的“大都是与诗人的‘责任’、‘勇气’、‘理想’有关的问题”，否则，“怎么写”的革命就将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最终也是不能巩固、不能走向逐步地完善的。因此必须指出的是，“从听众席中站起来的女生”对当代诗学发展方向的质问，其对如何发展提高新世纪诗歌的质量尤为重要。解决不好这个问题，十年来所进行实验的“怎么写”就将落空。所以，不得须臾以玩事不恭或高高在上的霸气对待之。我不反对“个人化写作”和“日常主义写作”以及“中性写作”是可作为“怎么写”与“写什么”的“百花齐放”中的一种，或者作为个案处理的写作，但我反对这种写作的本身形式单调而又内容苍白的琐碎无聊化和过于无病呻吟化，并且自己这样倒不要紧、倒是可尊为各种写作中的一种的存在，问题的严重性，则是他们还要把这种写作定为一尊，并要形成主流来“左右”一代诗人。这种垃圾的泛滥怎能不让人“懮诗”忡忡呢？
王家新在这里还蓄意歪曲希内的要“回去”的问题。作为一般的接受者读完希内的这首诗不会不明了希内的所谓要“回去”指的是什么，其实很简单，无非就是传达并表明他一个诗人必须“回去”“介入”现实、参与社会、反抗暴力和参加战斗的写作态度、立场与责任，而并不一定是社会活动意义上的从西班牙“回去”爱尔兰参加群众运动的匪夷所思的那种。作为一个诗人的“回去”，并不一定去参加群众运动或直接参与反抗暴力的战斗，而是最好的“回去”，就是以这种自己掌握的话语权力即手中的文本投入到“介入”现实、参与社会和反抗暴力的战斗中去。只有这样的知识分子文人，才是人民的战士、真理的斗士和文化的精英。尤其是诗人在暴力事件发生时并不在现场、也没有可能及时而必要地非得回去投入现场，其此间更能显示出文人“回去”参与战斗的必要武器就是使用文本的“武器的批判”。而在这种条件下妄谈非文本上的“回去”，这既是纸上谈兵又是愚不可及的，或者就是有意混淆希内所谓的文学意义上的“回去”与他王家新所指的社会意义上的“回去”之间的明显界限，从而逃避那个“女生”和希内所言的如何“回去”的质问。毋庸违言，真正的文学写作的“回去”，就是用自己的文本发出反暴力的为民请命的真正历史的正义声音，其正如“从听众席中站起来的女生”所推崇的那首“写张志新的诗”的为人民“代言”的声音。那首诗的作者并不一定要亲身参加平反张志新的社会工作，也并不一定直接参与过反四人帮专制的社会实际斗争，但他的诗却表达了他的这一立场和原则，而且这一艺术的魅力和文学上的政治参与则比之直接参与社会斗争的作用还要伟大的。以这种角度来评估希内诗中所表达的“回去”还是不“回去”的实质尺度，就能彻底看出王家新为“知识分子写作”一伙辩护的目的由来，其实就是为他们的逃避现实、逃避社会、逃避历史、逃避时代、逃避政治、逃避反专制、逃避良知和逃避人民的“中性写作”鸣锣开道，并仿佛这样就能让我们相信或认同他们的那种所谓“不在”的写作是比希内、比写张志新的那首诗的“回去”更高明、更深刻和更内在的“反暴力”写作了。我们也绝不否认在“知识分子写作”者们的作品中，也有非平面化的、宏观介入现实、干预时政和间接反抗暴力的作品，如欧阳江河的《手枪》对暴力的拆解性象征等等即是。但即使是这样的作品也在他们整个伙派中是很极少而又被埋葬的，并且不仅不被提倡，还要要求必须是间离的、不在的和潜意识化的表达方式的，说到底就是必须是“个人化”的，而且把不在场形而上学也消极虚无化了，如此就不具有对事件的针对性。像希内的这种以在场的形而下学针对性地表现出来的介入现实和干预政治的作品，在他们那里也就几乎少而又微不足道了，且如希内如此鲜明地直接介入并反抗暴力的反映重大政治事件的作品就更是绝无仅有了。最起码我们在他们的权威选本《岁月的遗照》中还未见到。如果有，可能是他们在民刊或他们自己的同仁刊物上都不敢发表的吧？包括王家新的这篇文章在内，他只能找出希内的作品作为他所歪曲了的反暴力代表作品的凭证，而却拿不出同伙的和自己的。这也难怪“民间写作”者们常常攻击他们总是借西方的艺术环境来张冠李戴地去说明他们自己的艺术主张。这样怎能服众、怎能把西方诗歌本土化？
这里，我们矫枉并不过正地也不无重复地再一次申明，我们认为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写作立场、原则和态度，应是毫不妥协的、绝不投降的文化批判精神和懮国懮民的懮患意识。知识分子不能仅是指具有高层文化文凭的政治工具主义者和个人技术主义者，而是应指能够运用自己所掌握的高层文化和专业知识的技术职能以及这一学有所长的话语权力，敢于并有效地以此为民请命和以身试法，并能站在一切历史与时代的前头去独立考虑人类（包括自己在内）的根本命运和利益的自由文化精英者，即为人民的每个时代肩负起历史责任的代言人。没有对人民、对历史和对社会的责任感及良知的任何文化人，都称不上是知识分子；没有批判精神、懮患意识和解构政治中心权力话语能力与勇气的诗人，都不能称为知识分子诗人。对于知识分子诗人来说，“回去”与不“回去”，当然是“回去”，这就是实质结论。王家新对希内“回去”的理解原本是这样的：“然而，希内在烈日的烤打，在是否‘回去’的声音中做出的选择却是：‘我退回到普拉多美术馆的阴凉里’。诗人在这里使用了‘retreat’，它含有后退、撤退之意。与萨特所曾倡导的‘介入’相比，这是否就是一种逃避、一种懦弱呢？情形正相反。我们看到，只有来到这种艺术的‘阴凉’里，才能和‘火热的现实’拉开一种从事艺术观照所必需的距离，才能看清这个疯狂、非理性的世界，才能唤起一种超越的心智。‘普拉多美术馆的阴凉’，这是一种酷夏中的肉体感受，但恰是一种对艺术本身的肯定，它显然可以从隐喻的意义上来读：在此狂热的时代，只有通过艺术才能达到一种炎热中的阴凉，一种风暴眼中的安宁，才能找到我们最终的立足之地。//的确，这不是逃避，而是为了从一个更可靠的角度看世界，以‘不在’的方式进行艺术本身的‘介入’。”王家新如此论断，似乎天衣无缝、无可厚非，因为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猾头”！以上已言，首先，希内是以诗的文本介入“火热的现实”的，这里就根本不存在希内“逃避”不“逃避”的问题了，也不存在是不是与“‘火热的现实’拉开一种从事艺术观照所必需的距离”，更谈不上“懦弱”不“懦弱”的问题了。其次，既然希内“以‘不在’的方式进入艺术本身的‘介入’”，这就等于诗人以社会角色的“在”的方式进入了艺术本身“不在”形式的对于社会活动本身的“介入”，根本不存在这是什么躲进“一种风暴眼中的安宁”的说法。再其次，希内的“我退回到‘普拉多美术馆的阴凉里’”的说法，是说明希内如同戈雅一样的方式，即用艺术和用绘画这个“拳头和肘部来画”、来参加“战斗”的参与形式，这与王家新所主张的“回到个人、回到一种不被人注意的词语的黑暗中”的“清凉”，则是风马牛不相及、山羊和野牛各处绝不一样的“阴凉”。如果硬要把那种躲清净的“清凉”，同这种沉默中暴发的“阴凉”相比或同流合污，那简直是对希内的亵渎、对真正艺术生活的陷害与玷污。对于一个真正艺术家来说，希内的这种“回去”，就是对“火热现实”的近距离直截“介入”和投入。这种“介入”和投入与之人民群众用生命鲜血直接参加反暴力的战斗不仅没有两样，可能威力更大。所以，我在这里再次重申，绝对不存在王家新蓄意制造的“拉开一种从事艺术观照所必需的距离”的说法。本来没有“距离”，其何谈非要“拉开”“距离”之理？即使是从单纯的艺术观照现实这个角度讲，“拉开一种从事艺术观照所必需的距离”也没必要特此强调，因为艺术家如何写作现实这个角度，是任由艺术家自我掌握的，这与之“萨特所曾倡导的‘介入’”本题毫不相干，等于脱裤子放屁不找地方。还其次，如果说希内使用“rereat”一词“含有后退、撤退之意”，这是希内用来表明把他的心境与艺术锋芒后退、撤退到他的艺术视角更客观和更犀利的冷静观照并真实写照“火热的现实”中去的办法，而且这种“后退、撤退”，实质是等于退两步则更进三步的战略要求，完全不是指逃避“火热的现实”，或者可能他当时若在国内，说不定会在关键时刻勇敢挺身投入这场“火势的现实”“斗争”。古今中外的那些真正的知识分子精英和文化斗士，都是会在历史转折的严峻关头不惜牺牲性命而暂时放下文本或带着文本以身试法地直接参加战斗的。最起码希内以他的文本在异国他乡正是这样做了。他虽然没能亲身赶上那场反暴力的“战斗”，但他用心“焦虑地关注着自己国家”发生的那一切，并马上以自己一个知识分子诗人所握有的话语权力向暴力宣战，用他武器的批判代替批判的武器，完成了他艺术人生问心无愧地“介入”“火热现实”的真实写照。也由此而言，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希内这样“才能看清这个疯狂、非理性的世界，才能唤起一种起码的心智，……才能找到我们最终的立足之地。”看一个诗人是不是逃避现实，最主要的是看他的作品的写作形式反映的（一般是不在场性的）写作内容是不是反映现实、介入现实和干预现实。由此定义可见，希内的诗绝非“逃避”之作，也绝非是“不在”现实的作品。那么，什么叫逃避现实呢？逃避现实就是逃避现实的客观事实和这一事实存在的真理锋芒，甚至逃避良知而保守于无知或投降于罪恶，并在客观、本质和锋芒之处避而不谈或说假话，或者有违事实的本质而说一些卫道士的和昧良心的话，或者对极权统治的现实不仅不作任何抗争反而却歌功颂德，甘当巴儿狗，充当政治中心权力话语的驯服工具与应声奴隶。如此便是投降意识形态化的御用文人即犬儒主义者嘴脸。这种写作如果说有个性，只能说奴化个性的阴盛，即真正人性个性的阳萎，是社会责任的缺席与人格良知的背叛，是只能甘愿充当当权者的太监与文化之狗。正如贺敬之在1960年所写的《桂林山水歌》，那时我们祖国饿殍遍野，血肉同胞因七分人祸而并非三分天灾地竟饿死三千万，可贺敬之先生却能那番好意思地歌颂祖国到处“莺歌燕舞”、“盛世平安”的“一片形势大好”？！这是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根本写都写不出来的“捧屁蛋之歌”！我们不是也有当代诗人在屠杀之后为刽子手大唱赞歌的吗？这与在人家刚哭完的坟上撒尿有什么不同、与兴灾乐祸有什么两样？！这使我不禁对照最近在美国发生的“9.11”恐怖袭击事件，成千上万的无辜美国平民（而且还包括华人在内）遇难了，可我们许多中国人却为恐怖分子拍手叫好，更有甚者的是有些所谓先锋诗人还为此大抒“解恨”之诗情，这与长期以来的片面仇美教育所引发的中国国民的民族人性劣根性绝对大有关系。我为我的同胞这一丧失基本人性的举动感到耻辱。
我们还是跟随王家新回到希内的《1969年夏天》这首诗上来。在这首诗上，我们看到的希内，则是借助移用了戈雅的反暴力大型油画如《1808年5月2日的起义》、《法国士兵抢杀西班牙起义者》等画面来错位互文写作了他的反对正在自己祖国发生的暴力事件的诗的希内。这正如王家新所指出的那样，“至此，希内所描述的一切已移到这个焦点上，因为这和他对自身处境的思考深刻相关。”换言之，“戈雅奋笔作证的血的历史，与希内祖国正在发生的一切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也就是说，“血腥历史与政治恐怖已深刻影响了”希内（同样也就错位互文写作了戈雅），所以希内才有了这首诗。这“是一种内在的暴力，为我们防御外在的暴力”提供了一幅警示人心的大型“启示录”“绘画”。这是“以善抗恶”的“审恶”的反暴写作。在这一点上，对此的怀疑或轻蔑的本身若不是愚昧无知就是毫无人性。王家新先生对此不无怀疑地发问道：“而这是否意味着艺术家可以用一种‘以恶抗恶‘的方式对付世界呢？”这种设问本身就是对文学的缺识。文学创作所表达的任何意愿包括“以暴易暴”在内，它都是作为观念形态的属于言论自由范畴的和平非暴力手段，其表达的反暴思想是作为“以善抗恶”，绝不同于社会行为的“以恶抗恶”。社会行为的以暴力反抗暴力，可叫做“以暴易暴”，或称为“以恶抗恶”，但若以和平请愿的方式就叫做“以善抗恶”，而作为文学的写作是永远属于观念形态的和平非暴力行为的，是“以善抗恶”的手段，不存在“以暴易暴”或“以恶抗恶”之说。希内的诗正是典型的“以善抗恶”文本。在社会行为范畴内，如果别人杀你时，你必须以正当防卫自己，这是必需的“以暴易暴”和“以恶抗恶”，这仍不失为正义之举，即以善之暴抵抗并反击以恶之暴，这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必要的正义的“以恶抗恶”，如人类的正义战争对非正义战争。但即使这样，也必须尽量减少这种非必要的而不是常需的“以恶抗恶”手段，因为他总会以牺牲人类生命并不可必免地伤及无辜为代价的。所以，除了非常的“以恶抗恶”之外，常规的“以恶抗恶”和“以暴易暴”是必须尽可能避免和千方百计消除的。所以，以文本的非暴力方式抗击恶势力和反暴力，就是人类文明和人类进步的常规化的武器的批判，是人类审丑识恶的最好的永恒表达方式。是的，“历史中最可怕的是什么？不正是复仇，不正是一代代永无了结的血债，不正是这种恶性循环吗？”王家新的这一观点在理论上无疑是令人欣赏的。但这一观点是对主观主张并实行暴力政策而言的，而对客观上的被动反暴力之义举，则应另当别论。非暴力和平抗争方式应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当然必须从主观上根绝暴力统治和暴力抗争唯一论的思想与行为；第二方面，在必要的不得已的情况下，客观上必须坚定地反暴力。这种反暴力包括：一是尽可能以最大的克制力用和平方式反暴力；二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以暴抗暴”，总之是不能容忍暴力的合法存在并受役于暴力，甚至充当暴力的奴隶和帮凶，以至于“助纣为虐”。适合这种反暴力观念的最好也是最永恒的非暴力抗争方式，就是以文本抗暴。这种手段和方式有效地避免了“以暴易暴”和“冤冤相报何时了”的恶性循环结果，从而使人类走向良性循环的社会发展之路。王家新先生为我们找出例证的希内的这首诗，就是这种以非暴力抗击暴力的最好文本，而绝不能把它歪曲为“以恶抗恶”的形式。第一，希内祖国的专制集团已用刀枪屠杀手无寸铁的以和平方式请愿的人民，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的被迫的“以暴抗暴”或“以恶抗恶”，这是不得已的，难道让人民一个个束手被杀吗？这正如一个歹徒拿刀追杀你时，你不躲，或你躲不过也不反抗而甘心被杀吗？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作为第三者，你束手不管倒也罢了，可你不去相救被杀的人，还反倒阻止被杀者反抗杀人者吗？以上已言，在通常情况下，我们知识分子所提倡的理性的非暴力抗争原则，是指支持我们的人民在一般情态下最好的反暴力方式就是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而不能指望“以暴易暴”，但当理性的和平非暴力的抗暴活动突遭血洗时，被迫的“以暴抗暴”则另当别论了。这种“以恶抗恶”，是以正义之“恶”的手段抗击非正义之恶的罪行，公正地说仍是“以善抗暴”。再重复地说明，这同用正义的反侵略战争抗击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是一样的“以善抗恶”，而不能把它简单地称为“以恶抗恶”，不然就没有公正公理可言了。第二，希内所主张的“内在的暴力”，即是以上所指出的即以艺术方式反抗暴力的文学抵抗形式，即以文本的“内在的暴力”反抗政治的“外在的暴力”。这也就是以上所说的“以善抗暴”。按希内的文本本意就是以“内在的暴力”抗击或“防御外在的暴力”，由此在这个意义上的可简称的“以暴抗暴”是与通常意义上的“以暴抗暴”或“以恶抗恶”之根本是不相同的。通常意义上的“以暴抗暴”或“以恶抗恶”是不可取的，是应当尽量根绝的。中国几千年来的农民起义史就是这样的“以暴易暴”史。每次农民起义都是反对皇权暴政为目的的，但每次起义成功的起义领导者又成为了新的皇权暴政者。如此恶性循环至今。希内的诗就是清醒反思的这样的声音的表达。王家新牛头不对马嘴地把希内的诗用“以恶抗恶”加以质疑，这是严重混淆了以文本的“内在的暴力”反抗非文本的“外在的暴力”与通常所说的“以恶抗恶”的本质区别，即前者的以和平方式的抗暴和后者的以暴力方式的抗暴的本质不同，也混淆了人们阅读“内在的暴力”与反抗“外在的暴力”的分析认识视线，从而削弱了人们对以文本抗暴的写作认同性和写作意义。这无非是想非议诗歌写作者对社会暴力事件的反映与批判或抗击的意义，亦无非是想警示诗人们应在愤怒中退回到冷静之中来，甚至是最好退回到与现实社会“拉开……距离”的“阴凉”中去，最终不是麻木不仁而是一干二净地退回与“时代”毫无“纠葛”之中去。难道这是为了避免“恶性循环”吗？诗人一旦放弃了审丑识恶和批判社会的话语权力，恶性就更会肆无忌惮地“恶性循环”起来。原来，王家新绞尽脑汁编造或蓄意篡改希内，就是为了让希内是符合他们的希内，但这是枉费心机的妄想。希内必定被我们还原！至于希内受没受到同胞的指责，我没有考证，也用不着考证。文本能考证一切！希内的这首诗同那个“女生”例举的写张志新的那首诗一样，是一首替人民发出呐喊、替人民“代言”请愿的鼓舞人民反抗暴力的伟大诗章。这样的诗章是不可歪曲和指责的！王家新在以下这样一段评述中，似乎说得更加冠冕唐皇，也不无道理。他说：“的确，即使到今天，诗人依然是一个种族的良知。而他作为民族的良知，恰在于他能够超越民族的狂热。他的民族意识，如同历史中那些伟大作家的，乃是一种批判性的自我意识而非其他。在一个充满各式各样意识形态煽情世界，在一个民族冲突日炽、非宗教狂热往往以宗教面目出现的今天，一个诗人应是种族的良知、洞察者、提醒者而非煽动者。希内的高度清醒与不妥协精神都体现在这一点。通过《1969年夏天》的写作，他对历史的各种要求进行了一次如他所说的‘诗歌的纠正’。他的艺术力量正来自这种纠正。”不错，如果不把王家新先生这段针对希内诗写作的评述与希内诗写作的具体事件相对照，应该是没有任何挑剔的。可是，希内诗中描绘的那场国内正在发生的枪杀人民的事件，难道能说成是“民族的狂热”吗？即便难免有一些过激的运动情绪，难道就可以面对手无寸铁的人民痛下杀手吗？难道在这种情况下不去谴责刽子手，而反倒要“超越”这种暴力之上来谴责人民的属于言论自由范畴之内的“狂热”吗？难道知识分子的起码“良知”可以是不去声讨杀人者而却声讨被杀者吗？即使人民再“狂热”，只要人民没有首先使用暴力，那么人民的一切以和平方式表达的激烈甚至偏激情愿也是可以理解、可以在民主与法制轨道上加以正确解决的，而绝不能把这一切善的力量当成恶的势力加以血腥屠杀的。作为以人道主义的“良知”关怀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文人，其更不能支持这一屠杀的，一切责任也应归咎于握有枪杆子的统治者和对自己的人民诉诸暴力的镇压者身上的。作为文学艺术家，首先要严肃思考的对象，则是应质问使用暴力和制造“狂热”的统治者的恶性之根上（是什么），从而以“内在”的文本“暴力”反抗“外在”的非文本“暴力”，如此冷静地“洞察”并“提醒”反思人民内部的“狂热”情绪和不利于反暴力胜利的一些过激因素，进而把“狂热”的不利因素转移提高到以利理性与和平方式反抗暴力的战略上来。即使当着暴力引起暴力时，罪责也一定在武装镇压一边，而不在被迫反抗一边。这是一；第二，如果是人类的正义之举，为什么诗人不能为之“煽情”呢？诗人往往是人民意愿情绪的晴雨表和体温剂，是人民意愿的“代言人”和急先锋，是人民和民族的灵魂的精英分子。即：及人民之所及，需人民之所需；想人民之所想，抒人民之所抒。诗人到什么时候都是人民的“代言人”，都是人民利益的忠实守护神，都是人民话语权力的掌握者。没有人民，就没有诗人；没有诗人，就没有人民的灵魂。尤其是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诗人更不能例外。如果真的像中国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群众“狂热”，诗人倒是可以充当“洞察者”和“提醒者”的身份，甚或为了保存自己去当“消遥派”的，这也未尝不是诗人的策略性的正义与良知所为。因为那场所谓的人民运动，实际上是由统治者亲手发动和领导并“煽动”起来的，根本不属于人民自发或自为运动，其人民的“狂热”，皆来自于对一个人的愚昧崇拜和被这个统治者“煽情”起来的“狂热”。这个时候的诗人做出的“超越民族的狂热”的冷静所为，才是诗人的最为明智之举和非凡的理性所致了。希内正是这样，他面对国内统治者枪杀人民的事件，他悲愤难忍再也坐不住了，表达了他的正义和毫不妥协的战斗姿态。在同样的条件下，我们的诗人还要充当旁观者、“洞察者”、“提醒者”乃至消遥派吗？我认为王家新的如此主张，是绝不能代表真正的“知识分子写作”者的“良知”的。我毫不怀疑他不是来耍猾头的，就是搞投降主义和犬儒主义的。也的确，王家新在以下的又一段文字中恰好为他自己的“诗歌的纠正”找到了一种悖论的立论，即“因为我们并非处在一个与意识形态、道德、时代的精神向度、使命以及各种立场、倾向、知识无关的真空状态中写作，实情正相反。一个诗人从他提笔那天就处在这一切之中，就被置入一个充满各种蛊惑和要求的历史话语场中。因此，离开了这种‘诗歌的纠正’，一个诗人不仅很难获得自己，相反，他可能早已成为什么意识形态或道德的牺牲品了。”因此，仅凭王家新的这个定言，就可以这样说，单纯的即与意识形态没有任何关系的“超越”是不可能的了，企图“不在”或逃避意识形态更是不可能的了，躲进“清凉”的象牙之塔中的想法也只能是乌托邦的幻想而已了。如果想“超越”腐朽的意识形态和逃避残酷的意识形态，或者不当反动的意识形态的“牺牲品”，其最好的办法也只能是参与或介入和干预了，不然就得与意识形态妥协甚至投降了。中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高行健先生就是逃避意识形态的典例，但他逃避了中国的意识形态，却投入了法国的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所以“超越”与“逃避”永远是不可能的。你逃开了这种意识形态，你必然又投入了那种意识形态，因为人是社会的人，正像王家新自己所说的那样，人并不能生活在“真空”，空心人是没有的。你不争取或选择做这样的意识形态主人，你就会自然成为那样的意识形态的“牺牲品”。消极的“逃避”很可能就等于积极的“投入”，或者弄不好就会成为你不愿成为的“牺牲品”。真正的知识分子写作，绝不是逃避现实政治的写作，而是积极“介入”并干预现实政治的写作。真正的“知识分子写作”，也一定是具有积极的革命精神的写作。它是不仅能够超越腐朽意识形态的束缚的，它还能在这种积极的超越之上破坏陈旧并创造新生进步的意识形态；它是不仅能够有效地逃避了专制意识形态的政治奴化和文化围剿与封杀的，它还能在这种积极的防御策略之上坚定“介入”并干预现实政治意识形态，从而推动和改革意识形态的进一步民主化与自由化；它是不仅能够坚决不当任何反动意识形态的“牺牲品”的，它还能在这种前提下不仅不被“左右”还能勇于批判和改造一切陈旧的不符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这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写作的立场、原则和态度。真正的“知识分子写作”者，就是在与意识形态领域的不断抗衡与制衡中创造生活的特殊专业阶层和代表先进意识形态的专门人才，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被意识形态“所左右”的能够干预并创新意识形态的开明前卫人士与精英者。如果说我们永不会被反动落后的意识形态“所左右”，或者我们绝不能与专制残暴的统治时代所“纠葛”，这才是明白无误正确的。“诗歌的纠正”也正在于此。（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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