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6月22日讯】为了生存和活命，确切地讲，为了让我的这具为国因公双残的躯体的健康，得到应有的人道关怀和法律的正当保护，在历经几年的上访申诉依然无果后，我不得不又抱病扶伤、冒着被肆虐于北京的“非典”侵袭的危险，于2003年4月20日从徐州启程，再次到北京的中共中央机关上访。两天的旅行，虽然毫无收获，但是，在此期间的所见所闻却令我耳目一新，感慨颇多，而且也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的哥”调侃

看到北京人们谈“典”色变的表情，我也不想做无谓的牺牲，让自己的冤案石沈大海。于是，我准备将原订一周的上访改为2日。

出了火车站已是上午10点多钟。凭经验，此时无论到哪个部门去上访，一定都排不上队、挂不上号了。因此，我决定将上午的时间用来去看朋友。我找“的哥”问路。“的哥”说：“你要去的地方，附近没有公交车，打的，十多元钱也就到了”。尽管“打的”是一件超奢侈，我还是狠狠心、破天荒地坐上了一辆每公里1元2角的夏利车。

司机40岁左右，很是健谈。一上车，他就问我从哪里来、要干啥？我说是从江苏徐州来上访的。他吃惊地说我不像上访，像干部。我说：“过去曾是，但现在我冤深似海，比窦娥还冤，在本省本市找不到衙门口和清官，只好来北京。”他笑了笑说：“你还以为北京中央的官都管事。和下面一个熊样！你没看北京的‘非典’，比他妈的伊拉克战争还厉害，可那个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还吹牛皮、说没事！这和那个伊拉克的新闻部长萨哈夫有何区别！都他妈兵临城下快要命了，还吹牛呢！老百姓都说，现在和明朝末年差不多了：当官的眼里只认钱和权，下面发生什么他们也不知道。你说这多危险呀。”

我说：“我还以为仅是下面的官坏呢，没想到京官也是官僚，难怪我上访几年都没有解决问题。”

“的哥”说：“我这开出租的，挣钱不多，可哪里人都见过，你只管问，只要他是中国人，讲良心话，没有几个说他们那里的官是好的。你说我们这些老百姓的纳税钱都养活他们干什么了？”说着说着，车子驶到了朋友家附近了。

吃闭门羹

从朋友处出来已是下午2点，我急忙找公交车到公安部去上访。几经转车，我来到了位于米市大街的东堂子胡同的公安部信访处。下了车，我忍受着伤腿的疼痛，一瘸一拐地走到信访处门口，还没走到大门口，就看到门前围着一群背包提兜的上访者。走近一看，大门已经紧闭。我问那群人：“现在几点了，就关门？”一个男人抬手腕看看表说：“3点40，3点钟就关门了。”我说：“怎么会关这么早？”“他们怕死，怕‘非典传染’。”有人回答。还有人说：“他们告诉我们2个月后再来北京。这2个月不接待了。”听了这些话，再望了望紧闭的铁门，我只好拖着疲惫的身体往回走了。

排不上队

次日上午，我从北京三环路的住处向市内赶，准备到国务院的信访办去上访。几经换车，来到了位于永定门游泳池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此时是上午10点，我在长长的上访队伍中排队等待拿表。可还不到11点钟，窗口就关上了。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喊道：“下班了，上午不接待了，下午学习。”人群顿时一片哗然，有的叹息，有的责骂，有的面无表情，纷纷向后转。我只得随着人群往回走。这时，我突然想到朋友因为“非典”让我尽快离京的劝告，便急忙到火车站，买到了当日返回的车票。

盲人集访

买到车票吃完午饭，正为此次上访无果而不甘心，突然想到中残联信访处距离北京火车站很近，于是，我便徒步来到位于长安大戏院后面的中残联信访处。刚到门口，我就见一群男女盲人，手拄枴杖，相互照顾着簇拥在大门旁。凭着过去自己当警察作信访工作时的职业病，我主动上前问他们：“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人群中有的说：“是从河南开封来的。”有的说：“是从中牟市来的。”

我问他们为什么来京上访。来自开封市的一对盲人夫妇说：“我们都是丧失劳动能力的盲人。本地政府不但不给救济，还给我们要农业税。我们实在没钱交税。乡村干部就威胁我们，要扒我们的房子。我们到开封残联去找。他们不管。我们只好集体到北京上访。”我说：“你们开封不是出包公的地方吗？你们为什么不去找现代包公？”他们说：“哎呀，现在哪还有包公，到处都是见利忘义的陈士美。”有一位来自中牟县的女盲人说：“我被人打了，花了1千多元钱，因为打人的有关系，认识干部，一分钱都不赔，还说告到哪都没有用。”

听了他们的控诉，我不禁十分恼怒，竟忘了自己也是个同他们一样丧失工作能力的残疾人、也是一个应受到社会关助的弱者，便向人群讲：“虽然我也是告状的，可你们比我还苦。来，我告诉你们《中央焦点》访谈的电话。你们向他们求助。”盲人一听，纷纷靠过来。我告诉他们：“区号是010，号码是62986298。”盲人们便争相用盲文记了下来。

这时已近2点，我上去打门。一个人开门说：“今天下午学习，不接待。”我喊道：“你们看看这20多个盲人千里迢迢，冒着‘非典’危险到这来上访容易吗？告诉你们领导，算你们行好积德，出来接待一下吧。”那个人看我态度坚决，语言恳切，便说：“等一会再说吧。”不一会，接待室的门果然打开了，一个年轻的工作人员手中拿着几张表说：“你们先把表填上。”盲人们面面相觑，说：“我们不会填。”我说：“我帮你们填。”我接过登记表，分别把他们的姓名、案情填好交给工作人员，又要了一张表简单写上：“本人因公双残，急须治疗，而无人过问。”也交给了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说：“你们都先回去吧。我们给你们当地领导联系。”我对盲人们说：“我先走了。请你们给我留个电话，日后我再问问你们的情况。”盲人们告诉了我以下几个电话：0371-2116532找刘庆杰；0378-6557221找王三民；0378-6698184找李双印，并异口同声地说：“你真是个好人。”我起身与盲人们告别，向火车站走去。

胜利逃亡

当晚，我乘坐北京至徐州的2565次列车返回。候车室内人声鼎沸。有几个北京小青年喊着：“谁想先进站交10元钱跟我走。”其中有一个戴口罩当兵的和几个人跟他们离开了候车室。上车后，看到大多数乘客都戴着口罩，我想到临行前在和鲍彤先生电话告别时，曾经提醒我：“在火车上要注意，因为人群密集，空气流通不好。”我很后悔没买个口罩戴上。一夜无话，次日早上顺利回到徐州。可万万没想到，我一出站口竟然没见到检票的。原来从车上下来的乘客像洪水猛兽似地把检票员吓跑了。同我一起下车的二位乘客说：“早知如此，就不买票了。”

回到家里，总算松了口气，真有点劫后余生之感。次日，我跟南京朋友樊百华通话时讲了以上经历。当我讲到徐州火车站没遇到检票员时，百华竟然不相信，说：“怎么可能呢？省委书记李源潮不正在徐州市检查防范‘非典’的工作吗？他说，徐州是江苏的北大门，一定要把好关。”我说：“我看到的是关口大开，可能是在唱空城计吧！”……（2003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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