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6月12日讯】在毛政晚期，人民怀周、怀彭、也怀邓；而在所谓的“后邓”和“邓后”时期，人民则怀胡、怀赵，甚至怀毛。其实，对于中国老百姓这种咋一看来似乎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社会心理，稍加抽象化便不难看出，人民当年的怀邓也罢，今天的怀毛也罢，这一看似自相矛盾的心理，其思维逻辑的方向则完完全全是同一和恒定的。它就是：中国人民以自己素朴的直觉方式在殷殷渴望着对当今苛政有所制约。换言之，这种在中共执政期几乎是带有点周期性的社会现象，不过是通过对中共党内之非主流派寄托着希望这样一种社会心理形式，来曲折地表达历史必然性对中国政治多元化的不倦呼唤罢了。

资料显示，至少在中共62年七千人大会上，有鉴于缺少制约机制的惨痛教训，中共曾正式议论过党内派别公开化、合法化的问题，文革中也曾盛传过毛在该会上的一条至今尚未公开发表的话：“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至于后来中共为何终于没有允许党内反对派合法存在，这可以让党史专门家考察去。但这起码已可说明，开放党内多元化，允许党内不同派别合法存在，并非是什么“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

（一）

邓小平已经死了。现在可以盖棺论定了：他当年曾意气风发倡导过的“政治体制改革”，与毛泽东一样，最终都不过是叶公好龙一场而已。

江泽民好几年来是既盼着这一天的到来而又害怕这一天的到来，他这“阿斗”总书记总算是熬到头了。为着准备这一天的来临，江泽民近年来一直在为他那偷偷摸摸的“非邓化”而苦恼：既想要否定颇有邓小平特色的一些东西,如“发展是硬道理”、“不搞争论”、“不设主席”之类，又要坚称他的这些“非邓”举措是坚持了邓小平的理论。小心翼翼、瞻前顾后、煞费苦心、寝食难安，泱泱大国首脑当到这个份上，也实在是苦矣哉！

看今天的中国大陆，在前两年高速发展的热泡沫渐次消散后，一大堆乱象便接踵而至，让江泽民、李鹏、朱熔基等一大帮前台操作官员们应接不暇。其实，仅就经济发展速度而言，即使在当时经济的高热期，中共核心层内部也不是没有不同的意见的。当然，那些所谓不同意见，充其量也不过就是个发展的速度问题，即诸如究竟应将年增幅控制在7－8％还是12－13％之类。然而，即使是这一类纯粹得不能再纯粹的经济问题,在中共内部也是争论犯忌的。就太上皇邓小平一句“发展是硬道理”,便一锤定音，让一大帮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噤若寒蝉，整个官方舆论也随之转向。可以断言，即使当时，中共内部也一定有人或肚里打鼓或窃窃私语；可在正式场合,他们咀里讲出来的却是那么“舆论一律”,那么“高度一致”：什么“紧跟……”、什么“坚持……”、什么“不折不扣……”、什么“贯彻落实……”云云。其实，中共官员们也没几个相信他们自己在台面上说的那些陈词滥调，他们的言不由衷，不过是诚如江泽民最近所坦言的那样，为的是他那“九十多公斤肉”压着的那个“位子”而已。

然而，即使仍然是为了那个“位子”，去年以来江泽民似乎是早已等不及邓小平的咽气，而不得不蹑手蹑脚地开始他的“非邓化”了。君不见，他在引用了太上皇的“发展是硬道理”的“懿旨”之后，一大堆限制词，如什么“快是有条件的”，“快是有区别的”，“快必须是没有水分的”等等，又搬将出来，尽管是犹抱琵芭半遮面，但毕竟已将“硬”修正成“软”了。就更别谈朱熔基早就在“只干不说”地搞宏观调控了。不过，这实际上还是得助于自然规律不饶人，在邓小平作了南巡的最后一搏之后，不久他便发不出声了。倘邓小平还能发话，你江核心，你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谁敢？！因为谁也不能打保票：邓小平就一定不会象毛泽东当年对62年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作秋后算账那般去收拾他们。

邓小平当年也作过前台领导人，他与刘少奇、周恩来，还有陈云这些在第一线作具体工作的中共领导人，也饱尝过当“小媳妇”的苦恼。一切关于经济建设的不同意见，哪怕是单纯得不能再单纯的技术问题，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产量问题，都统统会被“上纲上线”到什么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度，甚至引出残酷无比的宫廷清洗来。当年周恩来不就是因为一句“离右派只有50米远”的“钦此”，就吓得他后半生不敢越雷池一步了么？彭德怀这位当年“横刀立马”、陕北“护驾”的大功臣，不也仅仅是对当时的“发展速度”提了点不同意见，就被毛泽东一巴掌打翻在地，而且整个中央政治局，整个中央委员会，就都跟着“主席”圣上瞎起哄么？直到“三面红旗”实在举不下去了，毛才悻悻退出一线，才来个七千人大会，来个“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让刘少奇、邓小平一班人去收拾残局。

刘、周、陈、邓一大帮一线领导人当年的不幸恰在于毛泽东虽退居二线，但还能说话，于是，只需一顶“走资派”的帽子，就让他们辛苦弄了两三年且业已初见成效的经济发展势头毁于一旦。刘少奇至死也未及为他的较为实际一点的发展政策辩护。周恩来因身处第一线，文革再乱，再瘫，但偌大个国家还得运转，于是任何微小的对毛的无法无天的校正，就都还得打着贯彻毛路线的旗号，直到弥留时还“我不是叛徒”的谵语不断，真是极尽战战兢兢、诚惶诚恐之能事。邓小平则在“永不翻案”的信誓旦旦中忙不迭地与刘少奇划清界限,骗得复出后,又以毛的“三项指示为纲”作大旗而小心翼翼地“非毛化”。这倒有点象前一向江泽民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虎皮而小心翼翼地“非邓化”一般。只是毛在他咽最后一口气之前，还来得及将邓小平又一次打翻在地。

（二）

其实，什么“非毛化”、“非邓化”？多半不过是有一星半点不同意见罢了。然而，倘若中共当初没有“毛化”、“邓化”的一言堂、家长制，外界又何苦要对那些既难免又正常的不同意见冠之以“非毛”、“非邓”一类特称呢？有谁听说过美国曾有过什么“非华盛顿化”、“非林肯化”？

自延安整风以降，毛一直稳坐了近四十年中共、中国最高统治者的交椅。直到他去世，又过了两年，由邓小平所主导的中共的“非毛化”才正式登场。当今中共术语中还多少带有点积极意义的语汇，如：“改革开放”、“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加强民主与法制”、“政治体制改革”、“应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共产党应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等等，等等，都统统是那个时期的产物。若说中共现在非毛还非得不彻底，那是由于再彻底下去，就不是非毛而是非共，就要非到自己头上了。其实，中共党内这些积极的东西叶并不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才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在此前之所以难以面世，实在是因为党内根本没有让不同声音存在的机制。于是，在中共的执政史上，就出现一种十分奇特的现象：它只有时间上的、纵向的“多元化”而无空间上的、横向的多元化；它只有历史性的教训总结，且还是在付出天价的惨重“学费”之后，却绝无对最高权力的现实性制衡。这就是说，党内的不同意见，尤其是一些与最高领导人相左的意见，在其党的体制上，是压根儿就没有一个有制度保障的、可公开表达且平等探讨的渠道和机制。于是乎，这多元的不同声音，就只有等到那独尊于党内的旧的领袖发不出声来，即已死或将死时，才有可能出现。

然而最为可悲的是，一旦这个曾经横遭压制的党内异端有缘上升为党内主流，他又会以新的霸道面目在党内出现，从而又开始新一轮的一元化体制的循环：他所犯下的所有错误,也就只有留待其后人以“非X化”的方式去纠正了。

在毛时代，刘、邓的建国抱负总是得不到充分的实施和展现，中国的经济一有起色，就被毛的好大喜功所中断。毛斥他们为“小脚女人”，他们颇觉委屈，心理不服，咀里却不敢吭一声。折腾来折腾去，直到毛死方休。这帮所谓党内务实派，在他们受压时，人民十分同情他们，满以为他们那套方子真灵验。他们刚上台时，人民那个拥护劲，与50年代共产党刚进城时人民所倾注的热情几无两样。正是基于这股热望，甚至让人民象当年轻忽了毛泽东的大杀戮一样轻忽了邓小平重新上台后的大逮捕。若问，倘若当年人民知道若干年后老百姓将会被成批成批地活活饿死；或者不久将遭到坦克血洗长安街以及蝗虫般猖獗的贪官污吏的盘剥，那么，他们又会不会发自内心地呼喊“毛主席万岁！”或“小平，您好！”呢？对此，我无从回答。不过，我却实实在在地亲眼目睹：在毛政晚期，人民怀周、怀彭、也怀邓；而在所谓的“后邓”和“邓后”时期，人民则怀胡、怀赵，甚至怀毛。

其实，对于中国老百姓这种咋一看来似乎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社会心理，稍加抽象化便不难看出，人民当年的怀邓也罢，今天的怀毛也罢，这一看似自相矛盾的心理，其思维逻辑的方向则完完全全是同一和恒定的。它就是：中国人民以自己素朴的直觉方式在殷殷渴望着对当今苛政有所制约。换言之，这种在中共执政期几乎是带有点周期性的社会现象，不过是通过对中共党内之非主流派寄托着希望这样一种社会心理形式，来曲折地表达历史必然性对中国政治多元化的不倦呼唤罢了。

本来，问题的实质就并不在于譬如说发展的快慢、产量的高低孰对孰错。现在不就已有人在谈论中国大陆今天的经济起飞实得益于当年毛所奠定的基础工业家底么？也许，过一段时间回过头来看，邓的“硬发展”主张恐会更有道理。问题的关键也不在于意见的多元应局限于经济范围还是应扩展到政治领域。全部问题的要害实际在于：一元化家长体制，是自然经济、小农经济的产物和守护神，而商品大生产，尤其是已信息化、全球化了的当代商品大生产，必然会要求多元化的现代政治文明与之适应和给予保护。在这个历史必然性面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无论其手中握有多大权力的君王都是渺小的，此其一。其二，任何权力、任何政策，有比较才有鉴别，有制衡才有谨慎；在当代，权力只有在多元体制下才不至于因无限膨胀而腐化，从而铸下不可挽回的弥天大错，即使犯了错误也易于纠正。这一条铁一般的政治学定律，对毛适用，对邓适用，对无论哪一代的中共领导核心均无不适用。

（三）

中国今天的一党独裁体制的危机，是导源于中共党内的领袖独裁体制的。中国的国家体制中的无民主、缺法制状况，不过是中共党内一言堂、家长制的外化而已。因此，中共若还不想退出历史舞台，若欲将自己由一个立足于农业社会的行帮似的党，改造成一个适应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现代新型政党，首先在党内开放多元化，恐怕是一个捷径。

江泽民今天以所谓“稳定压倒一切”来封杀一切不同的声音，同时他又机关算尽地欲冲破邓小平的压制而发出他自己的声音，如什么“改革姓社姓资”、“反和平演变”、“讲政治”等等。不错，邓小平的“不搞争论”主要是为了封邓力群们的嘴，但是，让党内左、中、右各派，甚至毛派、凡是派，都议论纷纷，公开辩论，唇枪舌箭，生动活泼，未尝不是好事。历史已经证明并还将继续证明：不是思想解放、多元争鸣导致社会不稳定，恰是一言堂、一元化体制是中国动乱之源。是的，邓力群们会引经据典地批评今天的改革开放就是复辟资本主义。其实这有什么要紧，我相信中共党内也会有其它人出来旁征博引地论证：走历史必由之路，先在中国发展起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才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

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领导和参加的德国社会党内就合法地存有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并各自办有自己的机关报。这种传统一直为当代各国社会党所沿用。俄国社会党内也是多数派（俄语：布尔什维克）与少数派（俄语：孟什维克）长期合法共存。而俄共后来的所谓“使党彻底布尔什维克化”亦即在党内清洗异端，则是与它的那以执政党领袖独裁似的“无产阶级专政”同步发生的。中共党内虽然因受共产国际的影响而从无党内合法派别生存的空间，但至少在它的“七大”以前，党内还是有较为认真的票决制的。不仅在此前的历届党代会，中共主要领导人的更替基本上都还是循政策检讨、辩论后的票决途径，而且即使在象“四、一二事变”后的“八七会议”和“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这类危急关头，也没有因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严峻而“不搞争论”、而“稳定压倒一切”。相反，会上仍然是不同的思想、政策激辩交锋后依票决行事。在延安，作为一线领导人的毛泽东，为了抵制莫斯科的瞎指挥和驳斥党内居主流的国际派，也为了赢得党内的多数，他写过大量以理服人、平等探讨的漂亮文章和作了许多精彩的演讲。尽管此刻也发生了围剿“野百合花”，镇压王实味这一类开中共党内日后压制公开批评之滥觞的严重事件，但总起来说，党内当时还未形成一言堂、家长制。这从当时中共政治局竟然通过决议“干涉”毛、江婚姻，以及48年东北战场上的林彪与西柏坡的毛泽东开展“军事学术”电报大论战（至于将此事定义为林反毛的军事路线，那是在25年之后）等事例中似可窥见一斑。

资料显示，至少在中共62年七千人大会上，有鉴于缺少制约机制的惨痛教训，中共曾正式议论过党内派别公开化、合法化的问题，文革中也曾盛传过毛在该会上的一条至今尚未公开发表的话：“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至于后来中共为何终于没有允许党内反对派合法存在，这可以让党史专门家考察去。但这起码已可说明，开放党内多元化，允许党内不同派别合法存在，并非是什么“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

诚然，开放党内多元化，让反对派合法存在,党的领袖就不可能靠权势吃饭,靠“钦定”吃饭了。这么一来，党内不同思想的交锋、不同派别的竞争，就不得不遵循一套公开的游戏规则，党内民主才不至于是一句空话。既然党的领袖只有靠多数拥护才能坐稳“位子”，那么党的政策若有重大失误，他也就只好下台承担责任了。其实，下台就一定是坏事？毛泽东当年要真有机会被选下台，说不定是他的大幸。实际上，毛泽东思想中真正有点价值的军事思想部分，难道不都产生于当年他倍受打击、屡遭罢官后的逆境深思？同样，邓小平80年代初以“共产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为标志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谁能说不是萌动于他在江西拖拉机厂的钳工台旁？同时我还相信，赵紫阳“六、四”后的被迫赋闲、软禁，也应会使他更深沉地去品味和思索这架他也曾参与建构过的一元化机器的种种弊端的。

其实，从50年代建政初期，中共党内就有过“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即发展资本主义的声音，但转瞬，这个声音便被压制得销声匿迹了。邓小平70年代末兴起的改革开放，在一定意义上未尝不可以说它就是当年那被阻断了的中共自己的新民主主义的继续呢？但是，三十年后，一个庞大的官僚特权阶级早已形成，中国人已不可能再走进同一条河流了。不过，我们并不是不可设想一下：假设当年是由主张“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刘少奇来主导中共的建设；假设当年刘少奇、周恩来、邓子灰的反冒进不致中途夭折；或者，即使其建国方略被否定，但他们还可以为之辩护、为之宣传；假设当年彭得怀的“万言书”可以见报，对“大跃进”的不同意见可以展开辩论；假设中共党内可以自由地表达有异于毛泽东的意见，……等等，等等，那么日后的中共和中国会是一种什么样的面貌和景象呢？我看，要是中共党内当年真的认可了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等对毛泽东的制约，毛至少就不可能那样无法无天；而如果中共曾有一套让胡耀邦、赵紫阳、陆定一这些政治改革派直抒胸臆的多元机制，邓小平在“六、四”也不敢那么肆无忌惮；同理，倘若今天的中共党内有譬如毛泽东反对派在一旁虎视眈眈，那中共大约也不至于象眼下这样通体腐败得一发不可收拾。

（四）

诚然，中国并非中共一党的私有物，中国的民主化也并非中共一己的家务事。因此如象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之类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事宜，除了应在执政党内讨论外，还应让专家们去论证，并最终在国会定案。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共党内的多元化并不直接就等同于国家政体的多元化。但是，谁又能否认，中共自身的多元化、民主化将会大有助于中国政体的多元化呢？譬如说，中共党内有了多元制约机制，党内一言堂、家长制就自然失去存活的土壤，党内斗争也就自然地失去其残酷血腥的性质。这么一来，那本就应属国家政权的东西，诸如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等，就统统应归还给国家而不属于一党一派之私也就顺理成章了。然而，国家行政的中立，不正是民主大厦的一块重要基石么？

关于共产党内的多元化与国家政体多元化的关系，回顾一下当年斯大林镇压党内反对派时说的一段话倒是很有意思的，他说，托洛茨基主义“宣布党内有组织政治派别的自由。这就是说，既然党内有组织政治集团的自由，那么国内也就应当有组织各种政党的自由，即应当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可见这是要用‘党内民主’、党内‘制度的改进’的词句做掩护来承认党内有组织派别集团的自由，直至容许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组织各种政党的自由。”（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09页）六十多年过去了，斯大林当年竭尽全力、甚至不惜从肉体上成批成批地消灭反对派而欲阻止的多元化，如今已经在反对派们热血浇灌的大地上成了生机勃勃的现实。今天当我们站在世纪之交回顾这段历史，用“螳臂挡车”这个词来比喻斯大林的愚蠢、颟顸，是一点不为过的。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这段话，出自斯大林1930年6月在苏共十六大上的政治报告。二十六年后，即1956年，在苏共的二十大上，苏共终于开始了清算党内的家长制、一言堂和个人崇拜的艰难历程。但我相信，在今天这个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历史决不会等到中共的二十大之后才看到中国真正的多元化进程的。

当年在延安，面对黄炎培先生关于共产党怎样才能避免那“百代兴旺朝覆暮”般的历史轮回的询问，当毛泽东掷地有声地道“我们只有一个法宝，那就是民主”时，其不可谓不豪迈；而邓小平80年代初的一系列关于“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的谈话，也不可谓不自信。但是，让历史学家们颇感困惑的是：为何就这同样一个人，转瞬间前者便一巴掌打下几十万右派；而后者则竟敢用坦克血洗长安街呢？

是的，当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窑洞里确实作过许许多多有关未来中国的民主梦，历史似乎也很难说他们当年起劲地反对国民党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时不真诚。但是以为江山是共产党打出来的，因而它就自然有权利坐江山万万年，这不又回到历代帝王、绿林草莽的心态上去了么？这不又回到黄炎培先生所提的那个老而又老的问题上去了么？这哪里又有一丁点马克思主义的气味呢？这就难怪，中共才脱下延安的土布棉袄没几年，它就几乎又完全转到自己当年曾豪气干云地反对过的那“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对立面上去了。何况再往深一层看，即使是在延安时代，在中共的心目中似乎根本就没有资本主义制度文明的概念，根本就没有多元化的概念。在中国共产党人脑袋瓜子里从苏共布尔什维克那里搬来的所谓“社会主义”，几乎是一种与资本主义文明毫无干系的东西。因此，他们压根儿就不是从多元化、多党制的角度去理解现代民主、压根儿就从无共产党可以下野的概念。并且还自以为是地将他们的那一套山大王学说冠之为“马克思主义”。这就难怪乎他们在57年一听到本属于现代民主题中应有之意的“轮流坐庄”时，会那么心惊肉跳，会那么暴跳如雷，会那么反应失态了。其实,任何政党、任何个人，以当然执政者自居，将政权视为一党一派一己的囊中私物，不容他人觊觎，不管是打着什么漂亮的旗号，不管是出于“神授”还是“马克思主义授”，这种制度的惯性在当代都必然要推动其掌权者从拒绝听反对、甚至不同的声音而走向与人民大众为敌，甚至一步一步地走到他们自己当年也曾拼力反对过的血腥镇压人民的绝路上去。更何况，中国共产党大约至今还未醒悟：世界上除了那种坚信社会主义文明必须以资本主义文明为历史前提的马克思主义以外，实际并无第二种马克思主义。

如果说，苏联、东欧的巨变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发生、发展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的话；如果说，历史经过“十月革命”这一企图省略、跨越该历史必然阶段的近一个世纪的曲折又螺旋式地回到其原点的话；如果说，邓小平的经济改革不过是重新续上当年被毛泽东所阻断了的中共自己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即资本主义经济的话，那么，历史在今天就还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上也回到它自己当年的新民主主义的起点：反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一党独裁体制。并且积半个多世纪之惨痛教训，不承认任何政党具有天然的“领导”特权，一切依公民的票决行事。诚然，在真正的多党竞争中，中共也许将成为在野党。但是唯其如此，你们才或许有可能如东欧的一些共产党那样重新获得新生，才或许有可能重续并深化你们当年在延安窑洞里的那朦胧的素朴的民主理想。

是的，有人也许会说邓小平在89年的开枪保住了中共政权，但你们却无法否认，就象毛泽东在57年彻底葬送掉中共的民主理想一样，邓小平在89年也彻底葬送掉了中共政权的民意基础。表面的辉煌胜利下面掩盖着的竟然会是如此无法挽回的深重的失败，这不正是一元化体制在当代的巨大悲哀吗？

1997.5.写于布达佩斯
2003.6.改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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