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6月10日报导】（中央社记者张谦香港特稿）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已逐渐远离香港。疫症传染高峰时，曾引起港人极度恐慌和忧虑，不少人需要心理辅导。但香港一些学者认为，不少民众并未正确认知SARS，以致高估其风险。为此，研究SARS如何影响社会心理和民众信心的学者，提出了建立风险评估参考机制的新概念。

为了解香港及大陆民众对SARS的风险认知（RiskPerception）及反应，中文大学市场学系教授贾建民于四月底至五月中在香港、北京、广州、上海和成都访问了八百三十七名大学生，比较各城市的大学生对SARS的风险认知和反应的差异，以探讨公众对SARS高风险意识的构成因素和各种误解，从而对危机管理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

调查结果显示，谈到 SARS 时，大陆的大学生首先联想到的是死亡，然后是隔离、传染和口罩；香港的大学生则首先联想到口罩，然后是医护人员、受 SARS 严重冲击的淘大花园和死亡。

其他具体调查结果包括：

─五个城市的受访者（75-93%）都把 SARS 看成是未来一年威胁本地人民生命安全的头号大敌，担心它会卷土重来。

─各地受访者普遍高估自己感染 SARS 的可能性以及感染后死亡的可能性。在香港、广州和成都，大约有百分之四十的受访者曾经怀疑自己感染了 SARS。这些恐惧心理的体验，使他们对感知的发病率产生巨大的放大效应。

─女性比男性感知的风险和威胁要大。例如，五月中旬，香港的女性（2.9%）对自己感染 SARS 可能性的估计比男性（1.3%）高出两倍多。因此女性会受到更大的心理冲击，使她们做出更多的过度反应，例如洗手更频繁、更多的人使用药物等。

─悲观的人感受到的风险度比乐观的人平均高百分之三十，因此他们感受到的威胁也更大，采取的应对措施也更多。

─在政府公布的疫情数据中，新增个案数、新增死亡人数和新增治愈人数对公众风险评价的影响最大。另外，公众最关注那些与自己关联性强的资讯，例如周围认识的人和所在学习和生活环境有无患者。

─令公众对 SARS 产生恐惧心理的来源有三类：一是 SARS 病毒的快速致命性及强传染性；二是对 SARS的不确定性感受，包括 SARS 病毒的潜伏期、致病原因不清楚、治疗效果的不明确以及是否有后遗症等；三是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包括传媒的报导、带口罩人数等。

─这场 SARS 灾难给大学生的学习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香港（67%）和北京（57%）。对于大陆的四个城市，有少部分人（10.3-16.3%）对未来生活和工作的信心降低了，而相当一部分人（32.6-48.4%）认为自己应对和处理风险的能力加强了。

─香港的大学生对未来生活和工作的信心降低的人数比例最多（51.2%)，应对和处理风险能力提高的人数比例最少（28.3%），对本地未来社会经济发展前景抱乐观态度的人数比例最小（37.8%）。

─香港的大学生戴口罩的比例最高（96%），成都的大学生有最多人喝中药抗炎（72%）。大陆的大学生在过去一段时间都在刻意减少与其他人的接触，例如互访、聚会等（74-80%），尽量避免使用公共交通工具（73-95%），减少购物及外出用餐次数（81-92%）。

─广州的大学生对当地政府公布的疫情资料的信任度最低（27.9%）。绝大部分的受访者都表示对政府采取一定的强制性措施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香港（93.7%）和北京（82%）的大学生。上海有最高比例的受访者认为当地政府对 SARS 的控制措施是有效的（71.5%）。

对于上述调查结果，贾建民向中央社记者指出，它基本上显示出民众未能理性对待类似 SARS 等不确定性病毒的爆发，高估了病毒的影响，以致反应过度。

他表示，过去的风险研究显示，公众往往高估小概率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而当市民感到恐慌、威胁和无助时，这种效应尤其显着。

据分析，在风险评估中，公众心中往往缺少一个合理的参考机制，以至于对 SARS 这种新的风险的评估失去理性。例如，香港每年因（一般）肺炎而死亡的人数就超过三千人，是目前香港因 SARS 死亡人数的十倍；而肺炎早已是香港的第四号杀手。

此外，公众对负面数据（如感染率、死亡率）的敏感度要比对正面数据（如治愈率）的敏感度高，因而负面的资讯也更多地影响着公众对风险的评估。

为此，他认为，有必要建立风险评估参考机制，让市民今后遇上类似情况时，可以理性面对，避免误解，做出合理评估。所谓的风险评估参考机制，核心重点是政府加强与民众沟通，透过宣传或媒体向民众公布更多客观的参考数据。

他高度赞扬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这次公布 SARS 数据的做法，譬如每天公布感染和死亡人数，极具透明度。此外，特区政府宣传戴口罩、勤洗手等预防措施也非常成功。调查显示，香港的大学生有百分之八十四点二的受访者相信政府的宣传：“只要及时治疗，大多数SARS 患者都是可以康复的”，比大陆的大学生对这一问题的比例（45.7-68.6%）高出许多，这证明特区政府的宣传是有效的，也正面地影响民众的意见。

他指出，处理危机贵在神速，如果资讯报告不准确，传递管道不畅通，就会失去与危机进行抗争的最佳时机，让社会付出惨重代价。

但他认为，特区政府能够做的地方还有。

他指出，公众对 SARS 的高风险意识和威胁感主要来自于 SARS 的各种不确定性和不可控制因素。根据调查，受访者对 SARS 患者康复后是否有后遗症和传染性的问题就存在极大疑虑，社会上也有人歧视 SARS 康复者。

要减少或消除公众的疑虑，特区政府可以公布SARS 病人康复后的情况以及相关的医学研究成果；强化治愈率和新增治愈人数的宣传是很有必要。

据称，在 SARS 肆虐香港期间，贾建民就曾根据风险评估参考机制的概念，建议有关方面介绍 SARS 病人康复后的正面情况，而他很高兴看到电视上已开始播放类似宣传短片。

他也建议政府应该公布 SARS 与一般肺炎数据，让公众做出对比，了解实况。

对于有人指出，如果政府过分发放正面讯息，可能会降低民众的危机意识，贾建民表示，这种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他解释，一个合理的风险评估参考机制并非要政府过分降低或夸大问题的风险，而是列举多一些数据作对比，以便民众做出合理评估。

他强调，当局疫情得到控制后，政府传达的正面讯息对恢复社会信心、消除误解尤为重要。

他说：“我们有必要向公众指出这些风险认知的误解，帮助市民回归理性，特别是在疫情得到控制之后。政府和有关机构应该建立起风险沟通的各种有效机制，帮助市民正确地评价 SARS 对人类的威胁性。对 SARS不必恐慌，也不要大意。”有人认为，SARS 对香港经济固然带来巨大创伤，但一些学者更感关注的是它对社会心理和民众信心的冲击，并提出如何重建港人信心的建议。假如政府能够加以吸收，不但有助于恢复港人的信心，也可以令政府在下次危机中如何处理好与民众之间的沟通关系，为管治带来新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