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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自从今年3月以来,萨斯一直是我们观众最关心的问题之一,这场突如其来的传染病一开始有些令人措手不及,令人防不胜防,同时,它也暴露了中国大陆很多隐藏着的社会问题。现在,3个月过去了,在痛定思痛之后,回过头来,让我们冷静地观察一下那些存在的问题,看看能从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停顿一下) 中国大陆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速度今非昔比,许多中国人,尤其是海外的华人也引以自豪,中国政府在过去十几年以来一直也在标榜这一成绩,但是透过现象看表面,其中又有很多现象令人费解,在这次抗萨斯期间,许多这种现象浮上台面。
【东方】墨瑶,你过去谈过不少中国大陆经济领域存在的问题,这次萨斯病流行期间,哪些问题显得比较突出?
【墨瑶】对于这个问题我几乎不用思考就可以回答你:那就是贫富差距。中国大陆的贫富差距问题包含着很多层面,象人和人之间有贫富差距,地区和地区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也有差距,官方和民间,甚至对内对外都存在着贫富差距。举个例子说,在北京的萨斯新闻发布会上,记者如果问到预防萨斯费用的事,领导人一定会拍胸脯保证没有问题,所以你看小汤山医院8天就造好了。但是离北京不远的山西待遇就大不相同了,根据《财经》杂志报导,五月中,也就是山西疫情高峰的时期,山西的防治经费短缺至少有1亿五千万人民币。
【东方】1亿五千万人民币算不了什么吧?中国给世界卫生组织一出手就是1亿美元哪,算成人民币就是8亿呢。
【墨瑶】(笑)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贫富差距,对内和对外的不同。对外,中国政府一直都是出手大方、做足了面子;象是世界卫生组织经费短缺,送上一亿美元的经费使中国在世卫组织眼里成了财神爷,马上,香港和广东的旅游警告就被解除了。可是,中国政府对内,这笔钱就拿不出来了,在现在这个救命的时候都拿不出钱来,平时对经费的控制就更是可想而知了。同样根据《财经》杂志的报导,清徐县是山西萨斯病疫情非常严重的地方,但这个县的卫生防疫站,上一次得到国家的防疫经费,还是在一九八六年。
【东方】1986年,那可是17年前的事了,那时候我在中国,当时的中国大陆可比现在穷多了。
【墨瑶】是啊,但是你知道吗?在1999年的时候,清徐县防疫站连职工的工资也开不出了。防疫站职工一年的工资是21万元,可是县里的财政支出只有20万元;根据《财经》杂志报导的原文,职工们必须要‘通过卫生监督获得收入’,其实就是靠罚款来开工资,哪里还顾得上防疫呢?二十万人民币是什么概念呢?去年出了一条大新闻,和山西差不多穷的陕西,有几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一顿饭就吃掉了二十七万元。
【东方】有钱享受,没钱治病,这不就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么”?
【墨瑶】所以说这就是贫富差距啊,有钱享受的,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人们,而没钱治病的是工农大众,根据中国的宪法,工农大众是国家的主人。虽然,共产党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是,在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山西农民的生命好像不属于人民的根本利益。
【东方】咱们从好的一方面来看呢,经过萨斯这么一闹,中国政府岂不是要加大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了吗,贫富差距说不定也可以得到一些缓解。
【墨瑶】乐观来看,应该是这样;但是能够解决多少问题呢?首先,多少才算是加大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刚才我们提到的清徐县,现在总算得到了一笔防疫经费,但–你猜猜是多少?人民币二万元,这算不算加大投入呢?但是,又何止是山西呢?河南、内蒙、广西、河北,全国到处其实都是一样。这些地方的经费谁来投入?除了萨斯,还有爱滋病、煤矿安全这些黑洞怎么办?中央政府掏不掏这笔钱?事实上,许多地方已经开始在农民头上增加苛捐杂税了,用这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既然经济大好,政府的荷包满满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为什么公共卫生投资反而不如二十年前?如果是领导人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那么这就叫做渎职。萨斯来了,做些象征性的表示有什么用?
【东方】是啊,从一个人花钱的方式,可以看出这个人的许多秘密,同样,从一个政府花钱的方式,也能够看得出这个国家的政治精神。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曾经说过,一个政权存亡的关键,不在于公共政策,而在于政治的精神。谢谢墨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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