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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5月3日讯】正当美军挺进巴格达、英美领导人于爱尔兰商讨伊拉克战后安置问题的同时，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发表公开演说，除指控布希正在为攻打北韩的军事行动做准备；更批评小布希政府鹰派作风，迷信武力解决外交危机的倾向，穷兵黩武、扩张势力，无疑是在强行要求自己满意的政权交替。消息一出， 南韩“中央日报”、“朝鲜日报”等主要媒体、纷纷加以引用报导。不过，克林顿批评布希总统的发言，立刻遭到共和党的反驳。
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参议员凯尔 (Jon Kyl) 认为，克林顿对布希总统的指控，根本就是无的放矢，因为白宫早就表明，控制平壤核扩散的最好途径是以外交折冲促成多边论坛。凯尔并且担心这种指控的潜在危险，因为以金正日多疑阴沉的个性，要是信以为真而采取先发制人的核武攻击，反倒会破坏美国与北韩消除紧张关系所做的一切努力。凯尔认为前总统批评国内时政是一回事，但如事涉外交而将国家推入立即明鲜的危险，那么就非单纯的“书生论政”所能含盖。
由于美军在伊拉克的快速军势优势，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急转直下，平壤松动一直坚持与华盛顿举行直接对话的立场。稍后，北韩外务省发言人表示，如果美国放弃对北韩的敌对政策，将不拘泥于形式，与美国对话，并表示有意愿就其核武项目举行多边会谈。
*不在其位，还谋其政? *
克林顿绝非第一位以懈任总统身份，强烈批评现任总统作为的白宫旧主人；而对照于中华民国前总统李登辉左批国民党、右打陈水扁，刺激中共、主张台湾独立；而中共“大家长”江泽民虽交了国家主席却仍占着军委主席宝座，江系统人马仍紧握国家机器发号司令，控制时局却又深藏不露，避免承担失败责任的事实，更证明这种“不在其位，还谋其政”的事例，是跨越国界、寻常可见的现象。
然而，问题的关键是：第一，大众对懈任元首行为举止要求的基本底线为何? 第二，民主国家是如何看待前总统的政治地位 ? 第三，特别在国家关键时刻，前总统的发言对现任总统的影响为何? 国家又是如何防止懈任元首对当下的政治运作，可能产生的负面效用? 第四，当前总统的议论，撕裂国内团结并将国家导入战争危险之林时，社会又将如何反应 ?
四个关键，决定懈任总统对当下政治所可能产生的影响。第一，懈任总统的个性、对权力的期许与当时的政治风气；第二，懈任总统对总统职位的体认；第三，国家民主巩固与民主运作的成熟程度；第四，人民对懈任总统的德行领导模范的持续认可。
*约翰 亚当斯: 好的开始，十分重要! *
身为老牌的总统制国家，美国几位对总统职位有深刻期许的总统，如肇基英雄德性领导的华盛顿、统一至上人道关怀的林肯、丛林冒险豪迈果决的老罗斯福、面对逆境乐观进取的小罗斯福、有效经营刚正不阿的艾森豪、修辞沟通敢于挑战的雷根等，都将自身的人格特质与政治期许带入总统的职位，而形成人们对总统人格 (presidential character)、总统职务 (the office of presidency) 与国家人格 (national character)表现的期望。
*华盛顿: 万岁的是制度，不是个人*
华盛顿的诚实与勇气，宁可放弃一切全心为国服务的情操，不仅被赞誉为“美国的辛辛那堤 (Lucius Titus Quinctius Cincinnatus)”，更被公认是开国后当然的最高领袖。而伟大政治人物最珍贵的地方，就在扮演“先知”的角色。身为建国第一位总统，华盛顿深知建立大开大阖、传世久远的总统制度毋宁更为重要。因此，他刻意营造总统职位所应有的简单 (simplicity) 但尊严 (formality) 的特质，不但着重总统德性领导 (virtuous leadership) 的典范，更EQ成熟、信心十足的举用汉密尔顿、杰弗逊、麦迪逊等干才，建立国家制度。
毕竟华盛顿 了解他之所以治国顺利，是因为个人的威信，这是美国建国初期历史的特殊情况所造成的，而一个国家不可能永远依靠个人的威信与魅力来维持和建设。华盛顿对权力的不恋栈，以发表“告全民公开信”于一七九六年挥别权力顶峯，功成身退，回归山林的真诚表现，更为美国建国初期真正“无党派分野、褥力从公”的美好时代，划下句点。
*亚力山大汉密尔顿: 懈任，就回欧洲老家吧! *
尽管建国世代对保存革命成果的目标一致，在保存的方法与新国家机器的运作上，却有截然不同的主张。以杰弗逊为首的民主-共和派主张有限权力的总统，搭配管事越少的政府，人民才能真正的享受革命所带来的自由；而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派则主张由具实权的总统，强力领导积极有作为的联邦政府，才是国家之福。主张大政府的汉密尔顿深刻的体认到强势的总统领导，是保障联邦存续的命脉，总统不单要有宪法赋予不可挑战的实权，更是政府动力的唯一来源。因此，也连带的造成汉密尔顿深恶痛绝任何足以挑战总统实力与权威的人物。对于懈任的总统，汉密尔顿更主张将他们送回欧洲旧大陆的壶底抽薪策略，眼不见心不烦，测底解决可能对总统权威的挑战。
在现代地球村的民主国家中，要实行汉密尔顿处置懈任总统的方法，不但不实际，更违反自由人权、民主制衡的精神。然而汉密尔顿维护总统领导权威的考量与理由，却是值得思考玩味。
* 政治责任，谁来负责? *
在《联邦论》第七十卷中，汉密尔顿认为行政机关最致命的罩门，就是总统 (或行政长官) 的决策权力被分散或受制于幕后黑手操作。这理由非常明显，因为这种组织性的分权、干预，不单造成山头林立多头领导的混乱，更剥夺人民的两种安全信赖 — 对领导人的信赖与对行政机关的组织信赖。当错误发生时，要不是错失有效的第一时间，加以纠正补强，再不就是因为发声管事的“太上皇”或“后座司机”太多，根本无法揪出真正应该负责的人。
懈任总统顶着“总统的光环”站在道德的至高点，如果本身又抱着宗教家舍我其谁的个性，偏执的使命感驱始，或眷恋权力到死方休，或执意为自身的前朝政策辩护，更有甚者决心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开创“老莫的第二春天”拉私结党， 加上现代媒体无所不在的“普及”、“聚效”与“选择性加强”功能的推波助澜下，也就解释了为何前总统柯林顿会借“六十分钟”电视节目与前共和党参议员杜尔捉对舌战，或辩护他的北韩与伊拉克政策，或对现任布希政府发言呛声，以保有自身的政治舞台与余温；在台湾的前总统李登辉更由主张“中华民国在台湾”转变到干脆独立建国，“认同台湾国，制定新宪法”，稳座“台联教主”挟天子以令诸侯，变成媒体口中陈水扁二零零四年竞选连任的重要障碍，而其本身在多起弊案中启人疑窦的关连，更加深民众对政治的不信任；而中共“大家长”江泽民不惜耗费庞大国家资源迫害法轮功，而江系人马视SARS疫情为最高的机密隐瞒拖延，直到社会重创、疫情全球化，才迫于庞大的国际压力，不得不承认问题严峻，曝露了旧国家领导者在管理国家能力上的窘境与吝于改变的本质，也给新国家领导人危机处理的大挑战。
*民主进程上的点、线、面*
江泽民、李登辉、柯林顿三位懈任总统代表着三种不同的政治体制对懈任元首的态度，也反映出该体制内的公民社会对懈任元首的反应与无奈。
美国是政治学者道尔（Robert A. Dahl）所描诉“多元式民主”的国家，也就是公民普选、代议民主，意味着此种制度是由许多人透过多管道共同参与的政治。道尔认为多元式民主有六项必要条件那就是，选举产生的代表；自由、公正经常的选举；言论自由；讯息的多样；社团的自律自主；包容性的公民身份。
也正因为美国是多元式的民主，那么懈任总统柯林顿的发言属于行使言论自由的范畴，只要不犯内乱或外患，不同政党的人士、政治评论家当然可以赞成或反驳，没啥大不了。毕竟，宪法对总统任期有清楚的规定，最多两任，当过就不能回锅。任何大抱负、大智慧，在任期中只要国会通得过，欢迎尽力发挥；任期一到，谢谢走人。总统懈任就成懈任总统，顶多盖个总统图书馆，整理过往伟业，民间演讲募款，发挥公民道德。人民不会把总统当成天纵圣明，更遑论懈任总统，因为民主制度内没有人是不能被取代的，只要百分之五十加一的选民头家支持。正如华盛顿总统说的: 万岁的是制度，不是个人。
*台湾需要理性多元相互尊重的公民社会*
在近四分之一个世纪，台湾从威权转型到民主巩固一路发展出很多具特色的“台式民主”。第一，国家认同的分歧未随国家成形与政治转型而消失，因此民主化的过程与代表民主的选举机制，被迫必需承担“认同政治”所衍生的非理性与不稳定。第二，“台式民主”朝上层知识菁英与下层贩夫走卒的两极化迅速发展，而具理性、能把理念实际化的中产阶级相对疲弱，理性的中产阶级公民社会有待强化。
“台式民主”的二项特色交相影响下，清楚的说明了为何李登辉在懈任之后仍产生影响。因为体现民主的“选举”在台湾背负了太沉重的意识形态，特别是认同政治；仿佛一沾上统独光环，对立的双方不是挺到底，就是反到底；个人的能力、品格、操守、道德、专业，通通不重要，民不民主，合不合程序正义，皆可放一边。一句简单的“爱不爱台湾、是不是台湾人”，化约一切。
而这种以“爱不爱台湾”的图腾化约，源自李登辉在“政治层面”上以“新台湾人”的说法，来“注解”族群、省籍与国家认同冲突。但问题的关键是，这种在政治层面上的“自我解套”，是人为的，缺乏多元社会融合支撑的基础，造成政治人物能任凭喜好的为“新台湾人”下定义，而民粹的操作结果，“选举”不一定选出适任之民意代表，而组成的执政团队也未必就有能力执政，民主的加深扩大与再巩固，也就遥遥无期。
追根究柢，台湾需要朝多元相互尊重的公民社会努力，回归理性，以民主制度化做为国家经营社会改造的标的。唯有如此，代表体现人民力量的“新台湾人”概念，才能真正落实在社会文化中，“新台湾人”的样貌才会真正浮现，而“新台湾人”的诠释权也才能回归到人民的手中，不再为政治人物的禁癵。
至于前总统李登辉，先说我的结论吧，一个以知识贵族的傲慢、“自任天命 (the chosen one)”当成风格的老人，尽管您有再大的远见、高深的愿景，如果在您任上十二年都无法实践，下了任就回家去吧。诚如老布希在《写给前总统的十条规则》一文中所说的，如果现任的人要参考你的意见，他们会向你请益，如果根本就没问你，表示他们不想要听你的意见。回家去吧，就别再捏着我们的脖子，让我们这些台湾子孙们用自己的方法，巩固我们的民主，好吗 ?
*大陆需要“有勇气、撩落去”的改革者*
在威权专制的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受到严重的挤压与诅咒，行政上的中央集权、立法上的统一集中、与司法上的缺乏落实，弄得权大于法，人治大于法治；而崇拜“掌军权，才最有权”的赢者逻辑，不但造成强人欲去还留、威权鬽影幢幢，更使得晋升民主的威权转型工程，迟迟无法开展，一遇困难，冲突百出，公众信心下降， 政府的合法性就要受到质疑。
很明显的，现阶段领导层冲突的根源，在于江泽民等旧官僚系统在十六大权力换班时预留一手，权力交接不通畅。如果国家无事，这种先天不良的机制或许还能维持一段恐怖平衡 ; 一旦有事，新领导班子一来遭受旧官僚们的处处制肘，二来缺乏足够的行政资源应付空前灾难。中共新领导体系的“首航搁浅”这才初现端倪。
在大陆进行开放改革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现在，说不了解威权中国需要进行诸如政体层次或宪法层次的改革、改变官僚体制和旧的意识形态、确立常任文官制度、追求权责相符的任期制与更透明政府、实行多党制追求代议民主、建立公民社会等的制度调整，那可真是自欺欺人。因为，问题的关键，不在知不知，而是有没有具勇气、有远见的政治改革者，掌握民意时机，能在人民反应这个体制运行不下去的时候，不畏威胁持续落实改革。
*SARS疫情挑战国家制度性的基础行政能力*
对中国第四代领导人而言，SARS疫情像是无预警的大考，如果处理的好，将为行政制度化与危机处理现代化，立下改革标的；如果处理失当，将造成集体恐慌、社会全面失序，影响重大。
中国半世纪的权大于法，人治大于法治的威权特征，造成国家拥有唯一的独断性权力，但缺乏制度性的基础行政能力。以往当国家遇上重大问题，如九零年代中期卖血而造成的爱滋病大传染、下岗工人抗议、对贪污腐败无效率与社会失序的抗议、对法轮功的镇压、洪涝灾害，操控国家独断性权力的领导人都可以透过封锁、冷处理、大量救急、或讯息控制等方式，暂时解决燃眉之急，进而加以漠视拖延。
然而这些国家独断性权力在SARS的防疫上却派不上用场，因为SARS病毒的传染，是不分社会阶级，无所不在的。特别在缺乏基础行政能力与医疗通报应变系统的中国境内，SARS病毒的传染力就更行可怕。
再来，SARS危机凸显了当今中国国家能力的不平衡。领导菁英拥有很大的自主行动空间，国家对社会有很强的支配关系。但国家缺乏制度化的能力，特别是国家领导人无法整合协调其官僚机构和公民社会，造成政策的无法制度化与有效的执行。应付SARS所需具备的要件都与现代国家的制度化能力，环环相扣。而当第四代领导菁英层无法指挥旧官僚机构或破碎的旧制度时，人民因而产生集体恐慌，社会大规模不安，SARS病毒的政治传染泥沼，不仅影响新一代领导人的治国威信，也考验中共政权能否脱胎换骨，应付全球化新局面。
民主国家的媒体与人民对新上任的领导人有所谓的“蜜月期”，也就是“礼遇包涵”上任新官所犯的轻度暇疵。毕竟“新手上路”总要有一段合理的摸索时间。然而对面临SARS风暴的第四代领导菁英而言，这段“新手蜜月期”会是“出奇的短”，却更是“出奇的珍贵”。因为“民气高涨”，象征人民渴望领导人临难而有所作为；“可用的民气”赋予第四代领导人改革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特别是面对懈任江总统的旧权威。要不要大刀阔斧、持续的推动全面制度改革，机会在此全凭诸君一念。
──转自《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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