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5月28日讯】编者按：上个世纪末，历史学者、本刊主编辛灏年先生，继出版历史专著《谁是新中国》、并应邀在北美洲作巡回演讲之后，因在北美华侨、特别是中国留学生中获得巨大反响，遂又应邀在美国东西部几个大城市讲演“新十六字纲领探讨”，不但迭起震动，而且“新十六字纲领”亦开始广为流传，并出现了众多不同的“版本”。加之，《谁是新中国》颇为深入人心，特别是深入大陆读者之心，辛先生遂在各方要求之下，开始撰述“新十六字纲领”的讲演稿，并在黄花岗杂志连载刊登。
各位华侨，各位留学生朋友们：
我今天要讲的是“新十六字纲领”。当然，大家都知道，就是因为将近一百年前，孙中山先生为了发动中国的国民革命，推翻腐败的满清王朝，推倒已经延续了二千余年的君主帝制，志在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新中国──中华民国，所以，他便从中国同盟会的誓词里面，择出了四句话，十六个字，来做为发动国民革命的纲领，这就是：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这个“十六字纲领”，在他和他的时代，应该说是胜利地完成了。但是，民国创建之后，不仅出现了袁世凯复辟帝制，张勋复辟满清，和北洋军阀打着“共和”的旗号，顶着中华民国的“国号”，以企图重新实现“专制一统”，就是孙中山先生所指责的，“假共和之名义以行专制之实”；而且，由于苏俄帝国的长期阴谋颠覆，日本帝国的长期疯狂侵略，和中国共产党长期受俄命而造反夺权，因此，曾推倒了数次复辟、战胜了日本侵略的中华民国，又在一九四九年，于中国大陆遭遇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专制复辟”。只因这个复辟，既以革命为名义，又以马列的共产主义理想为号召，更在国际共产专制复辟势力的挟裹之下，实行残暴的专制统治，因而，才将辛亥以来，我们正在艰难推进着民主共和的中国，推进了一个万劫难复的痛苦境地。
我虽然在《谁是新中国》这本书里面，已经将中国国民革命惨遭共产专制复辟的历史，作了一个十分明确的证明和阐述，但是，那也毕竟只是揭开了历史的真相，揭露了中共“革命”意在实现、并已经实行了专制复辟的本相而已。但如何推倒这个复辟，重新开启中国的民主共和进程，还我国民的民权和民生，直至还我中华民族的本来面貌和应有精神，使一个已经被中共的专制复辟统治彻底败坏了的中国，“死而复生”。对此，虽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我依然认为，“要想拥有一个正确的未来，必须先有一个正确的史观”，诚如十九世纪俄国思想家赫尔岑所言：“向后看，就是为了向前进”。
自然，也正是因为“向后看”了，也才使我们看到了晚清洋务运动和中共改革开放，在形式、手段、性质和目标上的完全一致性；看到了中共专制复辟政权和历史上所有的专制政权一样，都不甘心将它们的专制制度改革成民主制度的历史一贯性；看到了要想真正地实行孙先生的三民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民权自由和民生幸福，就不得不推倒共产专制复辟制度的革命必要性；因此，我们认真地研究了孙先生在百年之前提出的“十六字纲领”，并以它为基础，结合当代中国的现实需要，然后才提出了当代中国国民革命的“新十六字纲领”，以期“广作革命宣传，普及革命知识，开启民智，凝聚民心”，或为推翻中共专制复辟统治，或为逼迫中共不得不推行真正的民主改革，而尽我们应尽的一点力量。
这便是“新十六字纲领”的由来，是我要在各地讲演“新十六字纲领”的初衷，也是我要将它写成讲稿、并要在《黄花岗》杂志上连载的目的。
我现在可以讲这个“新十六字纲领”了。
当然，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新十六字纲领”，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的形成，确实是经过了许多思考和磨砺的结果。因为，我第一次和朋友们谈到应有一个“新十六字纲领”，那时还在北京，是在一九九四年的初春，在我“自我流放海外”之前。而我第一次公开提出它，是在一九九九年《谁是新中国》一书的纽约发行讲演会上。当时，在中华公所大礼堂主席台两边的大圆柱上，贴着的，就是推倒专权，还我民权；继承民国、统一中国这十六个字。这大约便是最早出现的“新十六字纲领”了。嗣后，我又经过了多次的思考和改动，并多方地征求了意见，特别是国内读者的意见，才终于形成了下面的十六个字和四句话。它们是：
驱除马列──恢复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还我民国──凝聚中华中国的国家认同；
实行民权──确认中华立国的民主方向；
爱我中华──追求民主中国的自由统一。
倘若只摘取这四句话的前十六个字，那就是：
驱除马列，还我民国；实现民权，爱我中华
也就是今天我要和大家一起来探讨的“新十六字纲领”了。
而我今天要讲的就是它的“第一讲”：驱除马列，恢复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我认为，它才是当代中国民族民主的第一历史使命，更是一场必须的和深刻的思想革命。在“第一讲”里，我要讲两个大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不是中华要驱除马列，而是马列祸害了中华！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真正做到驱除马列和恢复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我现在就先讲第一个问题：不是中华要驱除马列，而是马列祸害了中华。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那是因为，我们的中华，向来就是一个礼仪之邦，向来就是一个雍容大度的民族。数千年来，我们不仅对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不采取抵制、排斥、消灭的态度，而且，总是虚心接纳，认真研究；甚至融汇发展，相得益彰。从而才愈来愈形成了我们自己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世界最古老的四大文明古国，于今只剩下中华这一国与世长存；断流了七百余年的印巴佛教，就是在中国因“汉传”才得到了再生、发展和回流；至于颠覆了宋、明两朝的蒙人和满人，却不仅为中华文明所征服，而且为中华文化所同化，就是因为中华民族具有这种“德性”所至……
风水轮流转。到了满清末年，我们的民族和国家落后了，我们一些有眼光的知识分子，非但主动地开始接纳外来的文化和文明，而且刻苦地学习起西方进步的文化和文明来了。晚清时代的“西学东渐”，各种西学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和发展，说到底，莫不是因为我们具有着这样博大的民族胸怀所至。而也正是在西学东渐的风潮中，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也才被挟裹在“西学”之中，“东渐”到了我们中国。那个时候我们虽然还没有能力辨识它在西学中的地位和性质，更不可能辨识它“不过是对西方民主进步潮流的一个反动”──也就是说，它虽然打着悲天悯人的共产主义旗号，鼓吹的却是一种主张专制倒退的复辟思潮。
但是，中华非但没有驱除它，而且在“欢迎”它，研究它，传播它和批评它。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叫做“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但是，事实上，毛泽东的这一句话，与他的许多话一样，不过都是一个个天大的谎言罢了。因为，马克思主义绝不是苏俄的所谓革命送来的，而是早就送来了。我在《谁是新中国》这本书里，就把这个事实挑明了。因为：
一是早在一九零三年，满清还远没有垮台的时候，日本人福井准造的《近代社会主义》一书，就已经由赵必正先生翻译成汉文在中国出版了，它是随着西学东渐而进入中国的首批马克思主义读物之一。一九零六年，中国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第二号；一九零八年，中国《天义报》第十六号和十九号，就已经翻译和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也就是说，连腐败专制的满清王朝，都非但没有驱除马克思主义，而且还允许它“东渐”来到了中国。
二是辛亥之后，由于国民革命的成功和中华民国的建立，中国的大地上，更是出现了思想解放和舆论自由的空前局面，各种学术政治观点，不但可以自由并存，而且可以自由竞争。那个时候，非但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更大的传播，并且具有鲜明共产主义色彩的《中华民国工党》和“中国社会党”，也已经应运而生。胡汉民、戴季陶等人还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开始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梁启超的“共学社”已经开始出版《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如：《资本论解说》、《唯物史观解说》和《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等等。一九一九年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也已经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专号……。也就是说，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后，即使新中国正处在民主革命和种种专制复辟势力的反复和艰难较量之中，即便是中国正处在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倒退统治之下，中华也没有驱除马列，而是允许它在中国传播，甚至是结社，就不说一九二零年八月，苏俄就已经派人到中国来创建了“认马为宗、认苏俄为祖国”的共产国际中国支部──中国共产党了！
三是一九二七年之后，就是按照中共颠倒历史的说法，中国已经处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统治之下了。但是，在苏联大举侵略中国和妄图颠覆中华民国之时，当政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只是对“拿枪造反”、并且志在遵俄命“武装保卫苏联”的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完全正确的征讨，但却对中共及其文化人大肆宣扬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非但没有采取严厉禁止的态度，而且还本着舆论自由和文化自由的基本精神，予以了相当的新闻出版自由。那个时候，岂只是宣传无产阶级革命、号召要“杀光国民党”的小说，都能够出版“出名”（参见本文作者的“所谓左联五烈士”一文），甚至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包括前苏联一些阐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著作，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所谓文艺理论著作，竟都是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二年间，几乎得以全部出版。也就是说，被中共指骂为反动派的国民党，也没有“驱除马列”，虽然马列已经开始在可怕地祸害着我们的中华了！
四是在中国人民长时期的艰苦抗战中，为了团结抗战，中华民国政府又对那个惯用“阴阳两谋”的共产党，采取了“团结”的方针。因此，“国民党反动派”不仅不再征讨使它腹背受敌的武装共产党，而且还允许它在大后方办报、办刊、办出版，演戏、演剧、拍电影。就是打着宣传抗日的旗号，大肆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共产革命，从而使得不抗日的共产党，和“只有后方、没有前方”的中共军队，有了整整八年的时间，在全中国范围内宣传马克思主义，集结共产革命“地上和地下”的力量，积极准备内战打天下。也就是说，即便是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岁月，在中华民国政府领导人民进行长期的艰苦抗战之中，中华也没有驱除过马列。虽然它终于“遗祸无穷”……
至于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国大陆人民，不论是心甘情愿者，还是被迫无奈者，就更不可能敢于驱除马列了，换句话说，则是只能坐待马列来“收拾、祸害”他们了！
朋友们，上述这些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都只能说明，我们中华，从来就是“量大的君子”，“不毒的丈夫”。从来就是以善意待客，以宽容待人，以能够包容一切的胸襟，来对待人类各种不同的文化和文明。哪怕是对那些有害的文明和文化，我们都能够以“仁”为怀，亦以雍容大度为姿态，接纳、鉴别，绝不轻易“驱除”，更不会以“杀伐”相待。这就是我们中华数千年的文明。又有谁能说，我们中华如此文明的文明，竟还是一种不好的文明呢？
但是，尽管中华有如此地见识、文明和胸怀，马列又是怎样对待我们中华的呢？
第一、马列僭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族权。所谓族权，也就是一个民族的传承权和发展权。
我先说传承权。因为，一个民族之所以被称为民族而传承，除掉人种、地域、语言等等自然的因素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民族的文化，和由这个文化所凝聚的民族性了。中华民族在自己数千年的历史中，不论进退或胜败，天下大乱还是天下大治，哪怕是两度被亡了国，都没有遭遇民族覆灭的命运，相反，民族反而得到了发展，民族性反而得到了丰富，就是因为连我们的敌人也承认了我们民族的好文化。因为我们先进的民族文化，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民族文化中的先进成分，美好成分，既同化了我们的敌族，也吸收了我们敌族可取的文化。直到将我们的敌族熔进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里面。所以，中华民族的传承权不但没有被僭夺，相反，中华民族的发展权甚至得到了更大的历史空间。
但是，在中国的马列子孙们夺取了大陆的政权之后，他们竟然立即僭夺了中华民族的传承权。
它们是怎样僭夺的呢？
一是以反对封建文化为籍口，全盘否定已经存在和发展了数千年的中华文化，甚至以造反、抄家和“破四旧”为号召，疯狂毁灭我们的文化古籍，将我们历经数千年建设和流传下来的种种好文化破坏殆尽。直至任何一家宗教和宗教的文化，包括建筑文化，都不能幸免。毛泽东那一句名言，“秦始皇算什么！”实在将他对我们民族文化史无前例的“焚和坑”，总结得再生动不过了。
二是以反对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文化为借口，将民国以来中国人民早已拥有的思想权、信仰权、舆论权和出版权剥夺殆尽，彻底废除了古今中外任何一家宗教和思想在中国的自由存在，更不用侈谈什么自由竞争了。从而将那个外来的“马列邪教”独尊为中华民族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也就是所谓“国教”。并从此“独尊马列，罢黜百家”，非但连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早就被他们斥为“过时”，而且凡是与三民主义有关的，不是废，就是抓，不是打，就是杀。过来人都知道，凡父母年轻时为抗战报国而参加过“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岂但他们的父母没有了好日子过，就连他们自己也再不要想过好日子。中华民族（大陆）终于为马列邪教所一统。
三是以马列的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理论链条”为依据，连续地发动形形色色的政治运动，实行疯狂屠杀和强迫改造。目的和手段呢？就是既要毁灭中华文化“源远流深”的下层社会基础，也就是要在镇反、肃反等各种连续的政治镇压中，以镇压“反动的道会门”为名义，全面取缔城乡一向自由存在的民间宗社团体，残酷夹杀民族文化在民间的形形色色传人；又要持续地和大面积地迫害知识分子，包括对民族和国家有着重要贡献的著名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并强迫他们进行永无休止的思想改造和劳动改造。必要时，甚至不惜策动单一的“批判电影武训传”、“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直至诱发全面的“反右派斗争”，以明火执仗地镇压和迫害知识分子文化人。从而不仅消灭了中华文化的下层社会基础，而且，从此窒息了代表了中华文化传承和发展成就的文化人，使他们从此成为一群不敢思想、不会思想的“脑死知识分子”，甚至成了专制复辟时代知识界和文化界的“木乃依”。中华民族民族文化的传承权利，终于为马列所彻底僭夺。
四是就像任何一个好人家，都会有垃圾，也都要倒垃圾，家族历史越是绵长的，一旦清扫起来，垃圾就越多。同样的是，任何一个民族的思想文化里面，也就一定会存在着不好的思想文化成分，也就是落后的部分，糟粕的部分，何况一个绵延了数千年之久的古老民族。但是，马列虽对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好思想、好文化，进行了真正史无前例地“既焚又坑”，并且让秦始皇也“望马兴叹”，但是，它却对我们民族文化中不好的成分，糟粕的部分，专制落后的部分，非但不检不弃，而且“欣赏备至”，甚至要“戮力发展”──也就是要用马列的思想，将它们理论化和现代化，说白了，就是马列化，就是要将它们“建设”成为马列文化的一个部分。而其中最为斯大林和中国马列子孙们所相中的，一个就是被中国数千年正宗思想所一再批判过的，“流民造反思想和流民造反文化”。特别是它们在经过毛泽东的“创造性发展”之后，也就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列思想文化了。这就是毛泽东的那一句名言──“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真正由来。另一个，就是由中国数千年封建专制制度、特别是两千年君主专制制度所积累起来的，专制统治的权术，说是纯专制统治的哲学也行。但是，正是这个与近代民主政治和自由思想相去甚远的专制权术文化，也为中国的头号马列子孙毛泽东进行了“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并为马列王朝层层级级的大小马列子孙所“心领神会”，甚至使得中国大陆的一般知识份子和民众，都能够深谙其中的奥妙，从而使专制的权术斗争，岂但是在理论上，特别是在实践上，均被他和他那个马列王朝发展到了极致，也就是“出神入化”的境地。半个世纪以来，在这个洋教王朝的每一级封建政权和每一个“封建单位”里面，所无时无刻不在表演着的，丰富而又精彩的权术斗争，实在要让我们未来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剧作者们“欣喜若狂”。再就是，中国极少数帝王所“兴”过的“文字狱”，竟然也为马列所“情有独钟”。就像我在《谁是新中国》一书中所说的那样，在从来没有实行过宗教专制统治的中国历史上，也就是在从来没有实行过教政合一式专制统治的中国专制历史上，实际上，“文字狱”只是很少出现过的一些“个案”，并且范围小，时间短。有的，只是为偶然出现的民族原因所导致，所谓由“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所引发的清代“文字狱”，便是如此。但是，中国的马列子孙们，却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将它发展成了马列专制极权统治下，“大规模的、一再发动的、和无限血腥的”文化镇压运动和民族镇压运动──说白了，便是它要借机利用马列这个洋教和邪教，来镇压我们的民族思想和民族文化。为此而家破人亡者，何止是千千万万！至于中国的梁武帝，因笃信佛教，而能够与不信佛教者开台辩论，并且就是辩输了，也不关人、杀人，像这种优秀的思想文化行为，马列倒是“不肖一顾”的了！所以，由中国的马列子孙们专门拣拾我们民族文化中的落后成分，而制造出来的种种“先进马列文化”，它们就不仅是一种文化上的倒退，而且具有相当的欺骗性。如今常常要津津乐道我们民族文化“孽根性”的所谓文化精英，由于他们只知马列文化，根本不知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所以，他们才要将马列文化之罪，硬说成是我们的民族文化之罪；更要将马列文化的孽根性，说成是中华文化的孽根性！这不过是一种“对马列有情、对祖宗无知”的颠倒而已。
五是马列子孙利用独霸的国家权力，以欧洲中世纪教权统治者建立宗教经院哲学为模式，自上而下、全方位地建立了马列经院哲学，在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等一切方面，创立了形形色色的马列研究机构，或挂钩式的马列指导机制，以将一切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都系统地纳入马列邪教的“指导”之下，更将一批又一批复辟时代的知识分子，一个个地都扭变成了只会呼喊马列口号的“邪教徒”，和只会在马列指导下“做学问”的“马教知识僧侣”，甚至是“根本没有知识”的马教僧侣──一边熬受非人的人间痛苦，一边却要千方百计、甚至是口不应心地证明“马氏邪教天堂”的虚幻存在。今天，我们只需翻阅数十年间任何一本由马列王朝所出版的思想文化著述，甚至是在所谓改革开放之后才出版的思想文化书籍，读一读那一句又一句、一篇又一篇和一本又一本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才能写作出版的政治、历史、经济和文化著作，除掉只能令人作呕之外，我们还能企图在他们里面得到什么呢？
但是，正因为如此──独尊马教，才变成了全方位的马教统治；罢黜百家，才名副其实地变成了杀尽百家。中华民族民族文化的传承权，岂止被褫夺一尽；中华民族的民族性，也已经迅速地为马列子孙的“奴才性”和马列文化的“劣根性”所玷污糟蹋。
一九四九年之后，似乎没有经过太长的岁月──
中华主体文化“以仁为本”的文化精髓，竟全然变成了马列的“以斗为纲”。岂止要公然宣布“以阶级斗争为纲”，并且还必须“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说白了，就是要“年年斗、月月斗、天天斗”。直到他们斗得“其乐无穷”，斗得黎民百姓“其苦无限”，斗得遍中国大陆“天昏地暗，血流成河”，直至斗死了数千万人民，竟然仍不甘心，还要号召“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还要“继续斗下去”，即便是斗到了马列子孙邓小平和江泽民的手里，也还是要“变着法儿”继续往下斗……直到连只要练功强身的“法轮功”，也要被他们斗得“七死八活”……
中华“以中庸为道”的理想行为方式，竟彻底改变成了马列永远要“实行专政”的极端专制行径。历史的事实是，中国的马列子孙们，不仅要用暴力专政的极端方式，来无休止地对付他们已经十分可怜的“敌人”和完全无辜的民众，而且要用无休止的暴力专政的极端方式，来对付自己邪教的“袍哥”们。他们从对高岗饶漱石专政，直到对马列王朝的主席刘少奇专政，直至把他自己那些邪教徒们，斗得哭的哭，叫的叫，想活的不得好活，要死的不得好死……
中华以“兼收并蓄”为模式的思想文化发展，则变成了外来马教只允许“独姓单传”的思想文化专制。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包括邪教王朝的所有臣民，不仅被逼迫得“言必称马列，书必证马列”，而且被逼迫得“事必奉马列”，连和尚也必须学马列，非马列邪教的“大袍哥”、共产党员赵朴初，便无人可以担当中国佛教协会的主席……而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向来具有的“著书立说”之权，如前所述，除掉只允许“在马列主义指导之下”以外，一概取消取缔，稍有离经叛道，或只是被怀疑为离经叛道，便动辄被批判斗争。中华自古以来就是“儒不独，三教并”的思想宗教自由，也就是“儒、释、道”均可以同存同兴的自由，竟从此变成只能够“为马教杀人的自由”。多少无辜的中华儿女，就是在马列子孙们所谓“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列宁主义、反对斯大林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之下，被邪教主和邪教徒们疯狂杀害……甚至就连“拍马屁”，都会因拍得大小邪教教主们不够舒服，而被整治得家破人亡。著名的马教教徒、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和一大批著名邪教徒的悲惨下场，便是明证。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和宗教信仰，实在是遭遇到了“灭绝性”的疯狂镇压……从此，中华文化的优秀传承和传承优秀的中华文化，似乎只能在那个小小的台湾岛上和漫漫海外，成了炎黄子孙们的一厢情愿了。
中华以“王道乐土”为追求的大同思想，居然就为马列“血腥霸道的共产主义”所玷污、所取代。否则，我们就不可能明白，为什么深讲孝悌之道的中国，竟然会在马列邪教统治的专制复辟时代，时时处处地都会出现“妻子揭发丈夫、儿女斗争父母”这样大规模“不孝不伦”的社会现像？为什么“礼、义、仁、智、信”这五种为人的美德，在中国数千年的民间，男女老幼皆可以耳熟能详，但到了马列复辟统治的时代，几代大小中国知识分子，虽然横竖不知，却又要将它们当作封建文化而大批特批？至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等中华文化的优秀内容，所体现的做人、治学和深怀理想的精神，就更是在马列邪教“大乱中华”的复辟岁月里，既为中华的马列子孙们弃之如弊屐，又为无数的中华儿女所不知和不解……
而中华以“制民之产”为代表的，有助于保护“私有制”和促进私有经济发展的民族文化，又为马列所谓的“公有制”文化所强行取代。从而不仅将中华民族数千年合法存在的私有财产制度破坏殆尽，而且对“有恒产者有恒心”的私有文化观念进行了“连根拔”式的彻底破坏。所以，毛泽东时代，全体中国大陆人民才不得不将自己的人身依附于中共一党，人人成了共奴；邓小平之后，中共又在权力私有、财产更要私有的所谓改革开放中，将整个中国大陆恶变成了一派“党治、党有、党享、党贪”的亡国景象……
孙中山先生曾直率地告诫说：“要想消灭一个民族，必然首先要消灭这个民族的思想文化”。如此看来，马列岂只是僭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而且是一心为了亡我中华啊！因为灭绝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我们中华民族，岂不是只成了一具被人夺走了魂灵的“行尸走肉”了吗？
然而，马列又岂止是“僭夺了中华民族民族文化的传承权，而且僭夺了中华民族民族生活方式的传承权。说得再具体一点，就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相对自由的生活方式，和民国元年之后三十八年间相当自由的生活方式，都几乎全部无法传承下来了。
具体地说，一是中国农民数千年“日出而作、日入而歇、帝力于我奈何”的自由生活方式，被马列在经济上的公有制所彻底消灭。如前所述，中国的数亿农民，从此成了“共产农奴”。也就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农家乐，从此竟在中国成了历史的绝响。
二是大家知道，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个体户，就允许做生意，特别是小生意。说得“专业”一点，就是：自秦以前，中国就有了自由的个体商人，和存在了数千年的市场经济初级形式──商品交换。到了中古，尤其是近代──宋、元、明、清时期自由经济发展的萌芽，晚清改革开放所奠定的市场经济的基础，特别是民国创建之后迅速建立起来的自由经济体制，及其成就，竟然就因为中共要用马列所谓的公有经济理论治国，而被破坏殆尽。所谓“小生产是资本主义汪洋大海”的马列教条，所谓要“割掉资本主义尾巴”的种种倒行逆施，连一个老婆婆卖几个鸡蛋也要被斗争、被批判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实在将中国人民推进了几千年所未遇的痛苦生存状态之中。
三是自秦以后，中国就开始废除封建贵族政治，逐渐确立了君主平民政治，并通过“毫无出身限制”的科举考试，以选拔人才、为政府“吐故纳新”。中国古代历史上，曾出过多少贫苦人家出身的“好宰相”！到了民国时代，根本不看出身的平等的公务员考试制度，也已经在三十年代之初，就得到了立法和推行。更早一些，连辛亥之后军阀混战的岁月，北洋政府都要敞开“官门”，绝对不查出身地考试选拔他们的“官员”。历朝历代的“反动统治阶级”们，至少没有剥夺普通民众读书、考官和做官、做事的权力。但到了马教专制复辟时代，马列子孙们却依据马列极其反动的“阶级论”、“血统论”和“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将中华民族上述进步的、或含有进步内容的政治生活方式，废除殆尽，而代之以“唯成分论”和所谓的“重在政治表现论”。中共的土贵族子弟们，甚至能够一边挥舞着浸血的皮鞭，一边将“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革命歌曲”唱彻云霄，从而将众多所谓“出身不好者”、和所谓的五类分子们参与政治生活的应有权利，参与其它种种社会生活的应有权利，甚至仅仅是谋生的起码权利，几乎剥夺得一干二净。
四是如前所述，中国知识分子数千年来所拥有的，相当自由的思想表达权、文化著述权和人身自由权，特别是他们对历代统治者所拥有的“不合作权”，“反改造权”，以及“自我标价”权、也就是“归隐山林”以求曲线做官的“权力”，统统剥夺一尽。以致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已经真正地出现了“普天之下、莫非党土；率土之滨，莫非党奴”这样一个“全方位专制复辟的现代极权气概”……
我显然应该说清楚的是；直到不得不与晚清一样，为“自救”而推行“改革开放”之时，中共才在马学为体、中学为用的前提下，也就是在“以马教极权统治为体、而不是以中华专制统治为体”的前提下，仍然为保护这家洋教专制复辟统治，而将我们在晚清和民国早已存在和发展过的一切，开始了远没有“到位”、也没有可能“到位”的恢复。它在改革开放中──所“改”的，不过是马列统治的枝叶，而不是马列专制的朝纲；所“放”的，不过是近半个世纪以来，被马列强行禁锢、横加破坏的“中华民族的民族生活方式与民族发展内容”罢了。这就是我所说的“马学为体、中学为用”的意思所在。虽然，它那个以马体为体的改革开放，却正在将整个中国社会推向真正史无前例的腐败和腐烂之中，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生活方式，也正在遭遇着马列又一轮恶毒的精神污染和毁灭性的破坏。
如果说中华民族的传承权遭遇了马列无情的僭夺，那末，中华民族的发展权，也就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更加可怕的僭夺了。而这种可怕的僭夺，一个就是僭夺了中华民族在近现代推动民主变革和捍卫民主变革成果的权利，另一个则是僭夺了中华民族在近现代借鉴和学习西方进步思想和文化的权利。
大家都知道，中华民族从近代开始，由于漫长的君主专制制度，已经走向了它的消亡期；腐朽的满清王朝，也已经面临着它的覆亡；近代西方的政治文明、经济进步和新式文化，不仅给已经落后了的中国，带来了新鲜的历史进步气息，和“非变法不能强国”的迫切感；而且，世界列强的欺侮和凌辱，也已经威胁到了中华民族的存亡和兴废。因此，“欧风美雨”才会吸引了中国的先进人士，“变革图强”也才会成为爱国志士的一心追求。如果说晚清政权的改革开放，既因此而催生；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更因此而发动；那末，由满清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结果──近代自由经济在中国的产生；和由孙中山的革命所带来的政治成果──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的创建；便是中华民族为保存自身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而获得的重大历史进步。
虽然这个进步因外族的颠覆和入侵，而步履艰难；更因专制势力反扑的必然性，而一再地出现过进程中的混乱，但是，新中国──中华民国，还是对外战胜了侵略，对内战胜了袁世凯的公然复辟帝制，张勋的公然复辟满清，和北洋军阀“假共和之名义以行专制之实”，从而在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等各个方面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然而，中华民族的这个发展，却因为遭遇了那一场“革命名义”下的共产专制复辟，而前功尽弃。从此，中华民族的中国，竟然为中国马列子孙所窃夺，中国的民主进步更为中共的全方位专制复辟所阻断，中国人民历经了近百年的艰难奋斗才看到的光明和希望，竟只因为“错把复辟当成了革命”，而将自身民族的发展权，葬送在马列和马列子孙的手中。之后，就像我在“假如孙中山活在今天”这篇文章中所说的那样，中国的马列子孙们，竟是“以夺命来夺志”的方法，又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捍卫自己民族和国家追求进步发展的权利，淹没在一片又一片的血泊之中了……
然而，夺取了权利、实现了全面专制复辟的中国马列子孙们，由于它们将马列邪教──这个在近代西方反对自由进步、鼓吹专制倒退的所谓革命哲学，顶礼膜拜为中华的绝对统治思想，甚至以长时期的“闭关锁国”为手段，来断绝所有中国人对近现代西方的了解，因而，又将中华民族借鉴和学习近现代西方真正进步文明的权利，僭夺殆尽。这就使得身处复辟时代的中国大陆人民，在漫长的黑暗岁月里面，只知马列洋教，而不知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西方进步思想了。这就不仅造成了人民重新觉醒的推迟，而且造成了民族重新发展的艰难。
中共在为自救而推行改革开放之后，固然因为门窗不得不开，而使得复辟时代的人民，突然感受到了当代真正西方文明的刺激，也使他们感受到了大大落后于世界的真正恐慌。但也正因为中共立国的思想基础就是马列，所以，本身就是全盘西化之怪胎的中共，就还是要不断地反“西化”，就是反对真正的西方文明，反西方进步思想文化的“污染”，直至只准许“挂狗头，卖羊肉”，而绝不准许“挂羊头，卖羊肉”；明明是要“维持一个由马列统治的中国”，却非要声称，要建设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是的，在马列子孙们心里，说到底，中国不过是一个“特色”而已，它们所要的，还是“马列的社会主义”，还是马列！此一言实在是道破了马列子孙们的“天机”！因为，哪怕它说的是“有马列特色”或“有社会主义特色”的中国，那也毕竟是先要中国，然后再要“马列特色”或再要“社会主义”，也就不算是“本末倒置”了！当然，中共的一厢情愿，最后也只能是“流水落花春去也”，但是，在当代这个迅疾发展的世界之上，马列对中华民族学习西方真正现代文明、特别是进步思想文化权利的僭夺，实在将中华民族太长地推陷在它那个全方位专制复辟的死港之中了。
我刚才已经讲了马列是如何僭夺了我们的族权的，我现在就要接着讲，马列又是怎样地篡夺了我们中华中国的国权的。
为什么说马列篡夺了中华中国的国权？而且，什么才是中华中国、和中华中国的国权呢？
明白地说，所谓中华中国，就是中华民族的中国。而中华民族建立自己汉民族国家或多民族国家的权利，就是中华中国的国权。可以说，自有中国以来，一直到满清、民国，它们都是中国，并且都是中华民族的中国。因为他们不仅“形是中国”，而且“神是中国”，也就是说，不论中国在形体上、规模上、民族的多寡和民族的熔合上，有了怎样的变化，只因这个中国的立国思想是中华民族的，这个中国的建国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这个中国所要传承、发展和捍卫的，全是中华民族的，即便是要学习借鉴别人的，也一定要将它熔化成中华民族自己的，那它必定无疑就是中华民族的中国了。这也是灭了南宋的元朝，竟然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朝代；灭了明朝的满清，就更是中华民族之一个朝代的原因。因为他们都接受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并被中华民族所吸收、所同化。慈禧太后张口便是“中华”，而从来就没有自称过“满华”。如我在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她那一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族之欢心’的话，虽然浸透了她无可奈何的卖国情绪，但是在她的深心之中，早就将满族当成了中华民族的统治者了……”。孙中山先生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虽然是要借民族革命为一助，但是，他还是对“驱除鞑虏”作出过极为明确的解释──这个解释就是，他要驱除的，不是满人和满族，而是满族贵族的君主专制统治。并且他还更明确地说过﹕“即便是汉人做君主，也要革命。”因为，他所从事的革命，就是“政治革命”，而“要其一贯之精神，就是自由、平等、博爱”。
但是，中国的马列子孙们，不论他们在打江山之前，还是在占江山之后，他们所要建立的，所要维护的，都不是中华的中国，不是中华民族的中国。为什么？
这是因为：
首先，马列篡夺了中华民族独立建国的权利。因为不论它们曾处在“革命造反”时代，还是已经处在夺权掌权之后，它们都是在“思想上认马为祖，关系上以俄为宗，行为上，则是以分裂、出卖、搞乱和祸害中华民族，推翻和消灭中华中国为目标”。特别是他们为了定马列为“独尊”、更为了将马列邪教来作为统治中华民族的思想，而敢于连续地“为这家洋教屠杀中华儿女”的残酷统治行径，实实在在地证明了：他们虽然也是“黑发黄皮”，但却是地地道道的“马列子孙”，是道地的洋教徒和邪教徒。所以，由这群背宗忘祖的马列子孙、邪教徒所建立的中国，就只能是一个马列的中国，一个由外来邪教统治的中国。而这个马列中国，既曾是国际共产主义邪教教廷的一个宗属国，又是我们那个世仇大敌──新沙皇俄国的附庸国。如此，我们指斥马列篡夺了中华民族在现代独立建国的权力，也就言之不过。
其次，马列篡夺了我们民主建国的权力。因为众所周知的是，中国自辛亥之前，君主立宪的追求者们就已经在谋求“君主王冠下的宪政”了。辛亥之后，中华民国的创建，就将建成一个民主宪政的国家，当成了中国人民的根本追求目标。连袁世凯在掌权之初所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都明确地指出过：“中华民国为永远统一之民主国家。”并且称此条原则，“永远不得予以修正。”
然而，马列又是怎样地篡夺了我们民主建国的权力的呢？
我认为，马列是以在中国制造“四大历史混乱”的方式，来篡夺中华民族民主建国的权力的。
一是制造了中国国民革命的混乱。因为，正是这个马列，和由这个马列在中国煽起的共产主义革命，也就是毛泽东所谓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仅在理论上将孙中山先生发动和坚持的中国国民革命，指斥为“旧民主主义革命”，而亟欲取代之；而且，更因他指骂孙中山的革命是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而一定要推翻之。因此，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当中国国民革命正在担负着反对形形色色专制复辟的重大历史使命之时，由苏俄建立的第三共产国际教廷所命令、所指挥的中国共产革命，也就是中共的武装造反，它们不是受俄命阴谋加入中国的国民革命，而制造两种不同性质革命的混乱；就是公然背叛国民革命，立即反扑国民革命，而造成了两个革命的混战。从而将辛亥之后志在捍卫新中国──中华民国，和志在推进中国民主宪政的中国国民革命，反而给推到了一个“被革命”的荒唐地位之上。中国的国民革命因此而遭遇了巨大阻碍，中国的民主宪政建设亦因此遭遇到了被阻断的不幸命运。
二是制造了中国国家分裂的混乱。我们不能想像的是，一个正在被分裂的国家，竟可以自由自在地建设着它们的民主宪政；我们更不能想像的是，一个正在外敌的命令之下，企图以分裂祖国为手段，来颠覆自己国家的武装造反党，却是一个正在为自己国家建设民主宪政的党。如果我所说的上面这两条理由能够成立，那末，我们只需要稍稍地检索一下中共在苏联命令下，持续武装颠覆中华民国的历史，我们就能够证明，正是中共，才制造了国家分裂的混乱，从而成为破坏中华民族一心进行民主建国时代的“家贼”。并且这个家贼还在数十年间，不仅里通外国，而且始终为外贼所命，更为外贼所用。如我在《谁是新中国》这本书中所揭穿了的那样，一九二九年，它在前苏联大举武装侵略我们的祖国时，就曾受斯大林之命，以“武装保卫苏联”为口号，在全中国发动武装暴动，以“里应外合”。一九三一年，当“九一八”事变发生，全中国都在沸腾着抗日御侮的爱国情绪时，这群马列子孙，又在斯大林的命令之下，篡立了认俄为父的“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甚至在它的“宪法”里，公然地号召要分裂祖国，不仅为日本在中国东北篡立“伪满洲国”作了榜样，而且，从此将中国分裂至今。至于中共与台湾分裂势力亲密的历史关系，至于中共在当今海外与台独势力的一唱一和，及其相互依存和互相利用，真不知已经制造了多少要求台独的分裂主义者，和多少正在“假爱国、真拥共”的“和平统一论者”了！
三是制造了中华民族伟大卫国战争的混乱。因为，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本发动局部侵华战争始，中共在其后整整四年的时间里面，非但无一言一行以抗战，相反，却是利用中国遭遇侵略的大好时机，在新沙皇斯大林的三项命令下，发动农民暴动，实行武装割据，在中国篡立俄国人所需要的所谓“苏维埃政权”，直至干脆建立了第二国中国──认俄为宗的“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率先分裂了中国。这就不仅将正在被迫抗战和积极准备抗战的中华民国政府，逼迫到了腹背受敌、外患加内懮的痛苦境地，而且使得国民政府不得不在实际上进行两面作战，既削弱了自身的对外抵抗力量，又增强了外敌的侵略野心。这是其一。
其二，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虽然坚持抗战的中华民国政府，竟能够在战火之下，勉力推行民主宪政的建设，可以说是举世没有第二国，但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马列子孙们，却又认定：中国人民长期的反侵略战争，不过是他们“要在长期民族革命战争的历史条件下，发动革命以夺取政权”的大好历史机遇，从而决策了日蒋火并的“伟大抗日策略”，走“专打友军，不打日军；专图扩张，不图抗日”的所谓抗日路线，直到干脆“要与日寇夹击（参见毛秘书李锐新著）正在坚持抗日的国民党军队”。并且，谁要是揭穿了他们假抗日、真扩张的行径，他们马上就大打出手，利用国民政府给了他们的新闻、出版自由，利用国际间对他们不抗日真相的难以了解，高喊“要击退反共高潮”，“要打倒国民党顽固派”，“要对外宣传我们共产党才是抗日的，国民党才是不抗日的”。这不仅使得正在艰苦领导抗战的国民党及其政府，打它不是，不打它又不是，只能“徒唤奈何”！而且，中国人民的长期艰苦抗战，就因为有了这一群马列子孙的破坏捣乱，因为有了这一群马列子孙的卖国扩张，便在她极为艰苦血腥的抗战岁月，将一个本已在全民族一致对外的伟大卫国战争中，团结奋发起来的中国，活生生地又被他们分裂成了两个。就像当年左倾的民办报纸《大公报》所说的那样，“不少友邦人士到了延安，看着到处飘扬着的镰刀斧头旗，听着共产党的国际歌，真不知道，眼前到底是一个中国、还是两个中国了……”
这伙马列子孙所制造的我们伟大卫国战争的混乱，岂只是“痛苦’二字便可以包括得了的，由这一混乱所造成的祸患，竟然直到今天，都还在祸害着我们的中华。
四是制造了“错把复辟当革命”的混乱。众所周知的是，马克思主义是被他的徒子徒孙们称做“革命的哲学”的，而这一家所谓的革命哲学，它的锋芒所向，竟全都是那些刚刚推翻了封建专制、和刚刚开始建设民主共和的新国家和新政权。在西欧，它的革命对像，就是高举英、法民主革命的旗帜，正在摆脱封建压迫、追求政治民主和经济自由的新国家和新政权。只因为西欧自由民主力量的日渐胜利，才使它在整个西方彻底败下阵来，并永无翻身之日了。
但是，马克思主义的被迫东渡，却使它在农奴制解体不久的专制俄国，将其旨在复辟倒退的革命目标，指向了刚刚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所创建的“俄罗斯共和国”。从而“在革命的名义之下”（列宁名言），彻底地、全面地复辟了专制制度，并将俄国的专制统治推向了马教专制复辟统治的极端。
而由俄国共产专制复辟政权直接向中国输入的马教革命，自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毫不犹豫地将它的革命茅头，指向了刚刚推翻了满清王朝、结束了二千年帝制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并且在俄国新沙皇斯大林的直接命令和指挥下，非推倒这个民主共和的新中国──中华民国，便绝不罢休。
然而，一是它在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里，因高喊革命，而混淆了视听，模糊了真假革命的界限，制造了不同性质革命的混乱；二是它在民主革命和专制复辟必有的较量历程中，既以革命的名义来发动专制复辟，又以革命的炽情来推动专制倒退，从而制造了革命与复辟在口号、形式和手段上的糊涂不清；三是它既然能够利用“俄国农民身上的共产主义本能”，实现了俄国民主革命后的倒退和复辟，那它就完全可能在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并在中国历代农民造反起义都是意在“建立新王朝、复辟旧制度”的历史经验中，将马克思主义这个旨在鼓吹复辟倒退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历代农民造反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发动农民造反打江山的陈旧历史方式，在辛亥之后的中国，更在中华民国反对形形色色专制复辟势力一再反扑的艰难民主进程中，来发动他们旨在“利用新名号复辟旧制度”的革命了。这既是斯大林早在一九二六年就教导中共说，“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成功，就看它掌握农民武装的多少”的由来；更是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艰苦抗战的岁月中，曾一再地要教导他的党人和军队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就是农民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战争就是农民战争”的原因。
若再加上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儒家大同思想，既被马克思霸道血腥的共产主义所侵染、所玷污；辛亥之后外敌内乱的交相煎迫，也就是外患无止和内乱无休；和国际战争所带来的非常历史条件；于是，一场错把复辟当革命的历史性混乱，也就敷演出一场太大的历史荒诞剧。在这出历史荒诞剧里，真正的民主革命，竟然变成了“反动的革命”；复辟的专制势力，倒成了必须讴歌的“民主对象”；真正的民主共和国，非但被颠覆、被推翻，虚假的人民共和国，却在“中国人民从此跪下去了”的尖利嘶叫声中，成立了马列的专制王朝，而非中华的民主中国；而那个复辟了封建统治和专制统治的北京洋教政权领袖，非但无需加冕，便成了中国历史上所有帝王都自叹不如的“超级帝王”，他甚至能够史无前例地昂然挺立在象征着中国数千年封建和帝制的天安门城楼上，逼迫全中国都要对他“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辛亥革命三十八年之后，终于得逞的全面专制复辟，甚至是全面的封建复辟，终于用无数人民的鲜血，凝结并照耀出了一片“复辟的辉煌景象”……而中华民族在近现代独立建国、特别是民主建国的国权，就是这样地被马列及其在中国的子孙们篡夺罊尽！
然而，马列岂止是篡夺了我们独立建国和民主建国的权力，而且，破坏了我们恢复民族自治的权力，阻挡了我们反对专制一统、追求民主统一的权力。这自然也是马列对我们国权的篡夺。但这一部分的内容我将在“新十六字纲领”的第四讲──“爱我中华，追求民主中国的自由统一”里面，再作系统的解说。
朋友们，如果说马列只是僭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族权和国权，这还远远不够。因为，马列还残酷地、彻底地、和长时期的地剥夺了我们中国人民的民权。
如我前面所讲，他们一是以进行思想迫害的方式，剥夺了中国人民的思想权，甚至是思考权。也就是说，马列子孙们用他们已经夺取的统治权力，规定了中国人民只能信仰马列邪教，并且必须“言必称马列，书必证马列，事必奉马列”。而本民族和全世界的其他任何思想宗教和文化，均被列在被否定、被批判和被扫荡之列。一旦稍有异议，或者仅仅是被怀疑“有异议”，便因“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之思想罪，而列为反革命罪，并且是重罪，甚至是极刑之罪。这自然是中世纪欧洲宗教思想统治的翻版，是中世纪教政合一统治的复辟，更是对前苏联现代教政合一专制统治的全面照搬。在毛泽东时代，为“三反”罪而被虐杀的，真不知有几万几百万之多。所以，人民因长期失去了思想的权力，而终于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在毛泽东之后，直至今天，被当作异端邪说而身陷囹圄或被迫逃亡者，亦不知还有几千几万。因此，在回首自身民族思想和追寻我们民族自身发展新思想的道路上，仍然是荆棘丛生，仍然是苦恨绵绵。今天，就不说那些要民族、要自由、要富强的中华儿女们了。仅仅是那些法轮功的信徒们，竟只因为相信了“法轮大法”，竟只因为要练功以强身，便被中共视作大逆不道，中共便一定要将他们斩尽杀绝而后快。这就实在地证明了，在从来就拥有宗教自由的中国历史上，这种绝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今日，就发生在北京那个洋教统治的淫威之下。
他们二是以残酷的政治迫害的方式，剥夺了中国人民的政治权。一九四九年之后，马列既剥夺了我们人民参与感兴趣政治的权力，又剥夺了我们人民对不感兴趣的政治的不参与权。也就是说，只有一种政治权力，即由马列所操盘的专制政治，它需要你参与，你就必须参与，它若不许你参与，则你便不能参与。除此以外，任何政治及其形式，任何人都不准感兴趣，就不说是参与了。反革命罪，对一切企图从事非马列政治的人都是适用的重罪，甚至是死罪。至于它又用马列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要害政治理论，将无数与政治有关的，或与政治无关的人民，岂止是逼迫得走投无路，甚至是打进了十九层地域，连同祖宗三代都不能翻身。即便是到了为自救而改革开放的年头，中国的马列子孙们，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所敢于赐予人民的政治权力，倘若一定要拿来和我们祖宗的时代相比较，也是根本不能相比。就不说，一九四六年，在中华民国国民大会上“三读”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其白纸黑字写着的，“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各党派平等合法（化），和各级考试、监察官员必须超党派（化）”的“四化”，对今日的北京洋教政权来说，竟只能叫它心惊肉跳。它岂止是不敢干，甚至连想也不敢想。至于“选举”一词在马列邪教政权那里，所富有的“公然欺骗和存心玩弄”的马教特色，虽然能叫海外几个“中共”不要的“体制内”和不明真相者沾沾自喜，但在中国大陆人民的心中，也只能赢来“满嘴嘲笑和无穷苦恨”罢了。马列在中国以残酷迫害为手段，来剥夺人民所有政治权力的超历史罪行，无疑将永远地被保留在足令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永世蒙羞的痛苦历史上。
他们三是采取残酷经济迫害的方式，剥夺了中国人民的经济权。因为，马列的专制复辟统治，之所以不同于其他专制统治的地方，就是，它还是一家全方位的专制统治。也就是说，全部国计民生，都在它的一统之下。特别是马列用“革命暴力”、“革命专政”和连续发动政治运动的方式，铲除经济私有制，逼行经济“公有制”──就是在中共“政治私有制”的前提下，强迫实行“全方位的专制计划经济”，实在将城乡所有的人民，包括大小知识分子的活路，完全控制在他们一党的手中，使得人皆为“邪教之奴”。在毛泽东时代，中国马列王朝光是饿死黎民百姓就达数千万之多。人民生活的穷苦和悲惨，就不用细说了。林彪在“571工程纪要”里面所讲的，所谓“国富民穷”的话，实际上不过是“国穷民穷”而已。相反的是，在任何一个马教国家，由马列邪教所厉行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恰恰又是一批又一批邪教掌权者们完美无缺的“私有制”。这个层层权力集团“予取予求皆自得”的腐烂生活方式，特别是毛泽东的荒淫无耻生活，亦早已为它提供了铁证。即便是毛死之后，中共邪教政权虽为自救而要推行改革开放，但他们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结果，就仍然使它在马列教权统治的这张底牌上，将经济改革推向了仍然要由邪教专制权力操控发展的邪路﹕因为要让一些人先富起来的结果，就是让当朝掌权的马列子孙们，立即暴发式的、并且是疯狂地富裕了起来；要让沿海一带先富起来的结果，却是制造了广大内地民众的持续贫穷和无限怨恨，从而为“乱世”的到来，积累了无穷的恶性造反力量；要学满清西太后和俄国斯托雷平式的“一手厉行政治镇压、一手放纵经济改革”的结果，就是官场腐败和社会腐烂的迅速扩张，直至将世道人心推向了几要永劫不复的境地……中国大陆无数民谣里面所唱的，实在都是这家洋教政权在覆亡前的绝唱；中共官员们个个都要疯狂贪污留后路、谋出国的“崩溃前大逃亡”景象，确实已经能够证明这家洋教朝廷的“来日无多”了……
他们四是采取文化迫害的手段，无情地剥夺了中国人民的文化权。就像我在前面所讲的那样，他们首先是剥夺了我们中华民族传承自身民族文化的权力，同时又剥夺了我们中华民族在求发展的历程中，要求借鉴和学习西方现代进步文化的权力。然而，这还不够，由于他们担心“本民族的封建文化和外来的资产阶级文化”，既会像大海那样，终究会淹没他们的马列文化；又会像所谓的“资本主义小生产”那样，会海潮般地、自发地形成发展，来冲击他们的邪教文化；所以，他们就在独尊邪教、杀尽百家的前提下，利用他们已经夺取的全部国家权力，来强行地培植马列邪教文化。非但将“歌颂邪教思想”，强行规定为一切文化艺术所必须表现的内容，而且为马列制造出一套又一套的“文艺理论”，用来限制文化发展，特别是指导文艺创作。最典型的，就是由中共按照马列思想，规定创作主题，划定创作内容，制定创作方法，配合政治运动。逼迫文艺家们写他们所需要的，却是读者不需要的；强迫文艺家们写假的和不熟悉的，却不准他们写真的和自己所熟悉的。根据列宁所制定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这样一个专制文艺模式，在将全中国的出版事业都迅速一统到中共的绝对统治之下以后，并且在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最高指示”下，他们岂但剥夺了人民的全部出版权力，而且动辄批判文艺作品，斗争文艺家，不断地在文学艺术界发动连续的和神经质的政治整肃运动，把一批又一批的文艺家斗得七颠八倒，死去活来。于是，制造文字狱成了家常便饭，害死文艺家成了理所当然，利用文艺界发起政治斗争尤为驾轻就熟。只需了解一下中共文坛皇帝周扬临死前的忏悔，听一听他那一句“鲁迅若是死他日，天安门前等杀头”的无限感慨，便可以因其一言而了然于胸了。如此，一大批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就曾创造出传世之作的大文艺家，从此心神枯竭，只能靠讲假话、写假作品来遮挡政治风雨，以求活命──矛盾、曹愚、巴金等等，个个如此；而一批又一批在一九四九年以后才成名成家的文艺家，就更只能先做成“专说假话并善于欺骗”的当世坏人，才有可能成为马列王朝的文艺大师。这就是在毛泽东时代，既产生不了真作品、又产生不了真作家的原由；又是中共改革开放之后，既不可能产生真正大作品和大作家的原因；更是马列王朝五十余年，岂止是文化文学成就绝然不能与民元之后三十八年稍稍一比的历史来由，又是在中共洋务运动时代，竟然产生不了满清洋务运动时代，那些真正敢于揭露官场社会腐败之真作品和好作品的历史由来。
他们五是以非道德的道德迫害，剥夺了中国人民的道德权。而所谓道德权，就是讲道德和守道德的权力，就是中国人民信守基本民族道德和普遍做人道德的权力。但是，自从马列邪教入侵中国、占领中国之后，马列子孙们就强行地用阶级观和斗争观，压迫和取代了我们固有的道德观，更用常规的学马列、用马列、特别是频繁的政治运动，不仅将中华民族的民族道德，和标识了近现代文明发展的人文道德破坏殆尽，而且使用无处不在的专制权力，将其不讲道德的马列邪教，及其独家的阶级文化、斗争文化和专政文化，一步一步地灌输进了中华一代又一代的人心。什么“什么藤子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什么“亲不亲线上分”，实在是将几代中华儿女，变成了不得不“嗜斗如命”的马列子孙。王若望先生那一句“我们人人心里都有一个小毛泽东”的名言，确实将一个被马列邪教施行过“血腥洗礼”的古老文明民族，变成了宵小遍地，贼鼠满屋的“斗争天地”；连大学、研究院和作家协会也处处可见嗜斗如命的“流氓无产者”。毛泽东那一句“向来被认为是流氓、地痞和恶棍者，才是最坚定、最彻底和最勇敢的革命者”的马列流氓革命哲学，居然就在他亲自移植的马列王朝里，成了马列革命的道德经典。否则，我们便不能理解，“以斗为纲”竟然就能在毛泽东统治的近三十年间，使无数的家庭变成了父子妻儿进行阶级斗争的战场；否则，我们也就不能理解，在中国大陆每一个有着党委书记的单位里面，为何直到今日，都还在“年年斗、月月斗和天天斗”；否则，我们同样不能理解，为何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竟然不是“衣食足而礼仪兴”，而是“道德的全面沦丧和社会的极端腐败”？犹如国人所痛言的──“道德底线的全面崩溃”？有人总爱将这一切归结为中华民族的劣根性，和我们民族文化的劣根性所致，就像大陆历史电视剧在表现宫廷斗争时的那些“无比精彩情节”，不过是将马列王朝的无休止恶斗及其恶斗的“残酷技巧”，强加给了我们的中华古人罢了。其实，我们的祖宗实在是没有这么坏！其实，这一切都实实在在地由马列邪教的劣根性和马列文化的劣根性所造成、所光大！我们的先人和祖先，何曾发明过这样一些“以斗为命”的极端、而又无时无处不在的残酷文化啊！
朋友们，正是因为马列将我们中国人民的思想权、政治权、经济权、文化权和道德权剥夺殆尽，所以，岂但民国创建之后三十八年间，大陆人民所曾享有的思想、信仰、文化、新闻、出版的自由，被全部剥夺，而且，民国之前数千年间，我们历朝历代人民、特别是历朝历代知识份子所曾享有的，相当自由的思想、信仰、文化权，亦同样被剥夺殆尽。不必从现代的民主思想出发，退一万步说，就是从中国上古时代就有的，意在维护君权的民本思想来说，中华古人提倡的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马列子孙们做的，却是“马为贵，中华次之，民为贱”，甚至是“洋教贵，中华为贱，民可杀”──只因马列及其子孙在中国的反动，确实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中国人民所遭遇的，就实在是万古一劫了！
但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所遭遇的这个“万古一劫”，究竟使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人民，遭遇了那些最为可怕的危害呢？因为，我们也只有将马列对中华所造成的最可怕的危害，有了真正明确深刻的认识，才能使当代中国曾为马列所毒害、毒化的最广大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们，对不是中华要驱除马列，而是马列祸害了中华这个铁一般的事实，产生最为痛切的认同，更因为“冤有头、债有主”，才能对马列真正地同仇敌忾起来，才能够凝聚起“非驱除它不可”的民族决心和民族气概。
辛灏年纽约讲演会标语﹕做中华儿女，不做马列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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